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的名牌节目--《中国报道》开播两年多以来，以其对国内外重大事件报道的及时、深入、权威、客观著称。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其国际报道部分。从中国外交到国际关系、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国际报道节目向观众展示了“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的全景式的视野，及时、深入地提供了对有关国际问题中国专家学者们权威而客观的观点与评析。如海外中心专题部的一位负责人所说的“如果没有国际选题，《中国报道》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分量、这样的档次、这样的收视群和影响力”[1]。以下试对国际报道版块的特色作一具体评说。

由“向世界报道中国”到“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

    据说，最初海外中心设立《中国报道》的初衷即“向世界报道中国”，无疑这是由整个海外中心的整体节目安排的宗旨、走向所决定的。目前，四频道（对海外节目）节目频率已经实现了98%的全球覆盖率，是中国对海外宣传、报道的最有力、最权威的途径之一。《中国报道》的栏目定位自然也是以这一根本目的为旨归。但是，这一定位主要是把预期观众认定为海外广大受众群体，所谓“世界”，而把国内受众的需求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上。而与众多的类似电视节目相比，比如《新闻联播》“国内部分”以及《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重头新闻节目，《中国报道》如果只有“向世界报道中国”一个内容，分量就显得轻了一些，特色也相对不那么明显，收视率自然也很难令人满意。同时，国内外观众特别关注的有关中国专家、权威人士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分析这一方面的电视节目却极为缺乏。面对这种状况，即一方面是特色不足、另一方面又是迫切的受众需求，分管海外中心的台领导、中心主任们感到必须抓住这种难得的空白把文章作足，因为职业的敏感以及对电视节目的经营意识使得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在电视节目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空白就意味着重大的机遇、潜在的受众和潜在的效益。

    今天，重新审视国际选题范围的确立与策划，还会因其业务实绩再次体会其中的战略眼光。众所周知，对国际问题的报道一向是世界各国媒介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国际媒介报道的角度、观点由于各国的利益差异可说是千差万别的。正如一些传播学者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是存在着一种以政治、经济力量为依托的媒介霸权的，这种霸权力量通过大众传播影响着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CNN、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五大通讯社控制着全球绝大部分的信息，大众传播学的理论家韦尔伯·施拉姆早就指出，“新闻是从高度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流动的”[2]，国际新闻传播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平衡现象。通过媒介的全球化传播带来了世界各个地区人们的观念的日益趋同性的发展走向。然而这种全球化的趋势并不能因此掩盖由于民族利益、意识形态、宗教立场等内在差别造成的巨大差异性，每一个民族国家必然要在这种普遍的同一性趋势中努力坚持自身的立场。这种全球化与差异性的存在恰恰是当今这个多元共生的国际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审视“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这一宗旨，就更显示出其新意与重要性了。在媒体霸权面前，我们必须向世界发言，以打破西方“妖魔化”中国以及其它弱小国家的一切不真实、不客观的报道。因为，“妖魔化”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种媒介行为，而是隐藏着各种政治、经济、价值观、宗教等等观念与利益的冲突与交织。通过对国际问题的深度报道，就可以发挥我们的媒介力量，最大限度地影响和争取国内外的舆论支持。

    从1997年5月开始，《中国报道》国际选题节目组的制片人、主持人杨东、王跃华、王世林等人带领着一支年轻的队伍摸索着着手改版。改版的重大举措就是在《中国报道》中加入“国际报道”版块，定位在“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这样不仅满足了广大国内观众关注并渴望了解国际局势变化的愿望，同时对海外观众来说，也改变了过去局限于主要集中报道国内情况的外宣式的节目结构。应该说，这不仅仅只是一种节目范围、节目比例的调整，而是一种电视经营理念与节目制作思路的根本转变。编导们常说定位是节目的灵魂.。的确，准确的定位，直接决定了节目的受众面、节目的基本形式，也奠定了节目成功的基础。

通过理性、知性建立权威性

    一个节目的成功运作往往需要宏观、中观、微观等多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定位再准，缺少能够正确体现宏观思路的中观方略、微观操作，都可能使宏观设想流于纸上谈兵。《中国报道》的国际报道版块的定位一旦确立，接下来就是组织节目的形式问题。而电视节目的形式从来都是与内容无法割裂的，很多时候恰恰是节目的形式决定了节目的精确定位、节目的品位以及受众面的宽窄。“国际报道”最终选择了深度报道的专家访谈形式，应该说既有其必然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制片人、编导们的匠心。毕竟，“以中国人的视角看世界”，不可能是众说纷纭的杂音，而必定是某种权威的传达--它既是对世界讲述我们的看法，也是对国内观众的一种引导。同时对广大知识结构、文化层次各异的受众来说，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新闻背景也不是每个普通个体耳熟能详的，所谓“术业有专攻”，在这个领域里，专家、学者、权威人士必定更具有他们独到的见解，也更能够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制片人、编导们如果满足于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国际新闻展示，节目也可以做得十分轻松，将平面媒体的国际版内容适当转换形式即可实现这一目的。但是，这样就很难达到足够的深度，更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些没有时事考试压力的观众们也不会愿意多花时间温习其它节目的翻版。因此，要把节目办出特色，制片人、编导、主持人们就不可能有捷径可走。通过国际选题的节目不仅要让观众了解“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事”的新闻本身，还要把更多的注意力和主要的篇幅放在“为什么”、“怎么了”、“会发生什么影响”等新闻深层次的要素上。正如这一节目的一位制片人所指出的，“《中国报道》国际节目要挖掘新闻事件的深层次信息，要把新闻事件放在世界格局这个大坐标中进行审视”[3]。应该说，这样的目标只有通过深度访谈的形式才可能比较好地实现。而深度的建立、深度访谈的实现只有借助社会的力量，根据所谈问题的需要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权威人士，用他们的学识、功力和视野搭建起一个厚重的论坛，向观众揭示当今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及其背景情况，从而提供一些观点参考、一种宣传导向，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更为有效、科学的分析、研究问题的方法。

    同时节目所涉及的问题结论的权威性、导向性不是通过自我标榜，或是依靠大台的威慑力量实现的，也不仅仅是借助专家的名气与威望，而是通过选题的确定、访谈问题的确立、对知识资料的占有和分析以及对事件理性逻辑的判断和推理产生的。它没有《焦点访谈》暗含的权力分量，也就不具有警戒的作用。同时，它也不是单纯的宣传、说教、灌输，因为其中提供的任何一种观点、理念、判断都包含了对新闻背景的分析、对新闻事件的具体探讨，因此也更加客观、公正，也更令观众信服。以98年二月国际报道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的讨论为例。当时，美国立场十分强硬，准备以武力解决伊拉克的武器核查问题，局势异常紧张。国际舆论不赞同美国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呼吁避免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结合此事件，国际报道版块前后推出了八期访谈节目。如《海湾上空战云密布》、《专访美国总统特使和伊拉克驻华大使》、《专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帮造》、《伊拉克武器核查：美伊各执一词》、《安南海湾斡旋 世人屏息以待》、《伊拉克局势前途未卜 军事专家谈海湾军情》、《虽海湾上空仍未云消雾散，终难挡和平意愿众望所归》等。可说对这一危机从发生、衍变到可能的结局整个过程及时、深入地进行了描绘、探讨、评析，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问题专家马为公先生所评价的这组节目的“密度之大，反应之快、角度之新、内容之深，都是令人称道的”[4]。即使是在一年多之后，重温那组改编为文字材料结集出书的报道，仍然经得起推敲、重读，不失其权威性与借鉴意义。

主持人的提问与角色定位

    随着传播学理论与电视媒介实践的发展，主持人的主体意识与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与新闻报道、评论、谈话类节目相比，《中国报道》这类访谈节目中主持人的角色定位是有其独特性的。节目内容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像《实话实说》这类谈话节目那样，较为强调主持人的个性魅力、语言控制能力等主体意识。这类谈话类节目关注的重心不是说理、不是哪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而是通过现场的参与，自由、个性的表达而实现的一种沟通与交流。而国际报道的主角是嘉宾，主持人发言的净时间长度相对较短。但是，他也不是像一些文艺节目那样仅仅起一个串场的作用。另外，《中国报道》也不同于《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新闻类节目--“让过程说话”即通过对某一事件的曝光、最终实现社会舆论的监督甚至是法制监督的目的。国际报道节目的宗旨也不仅仅是为寻求问题的解决--许多国际争端往往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在短时期内的努力就能得到解决的。应该说，这一节目更多的还是为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通过参与对国际问题的了解与评价，受众在分享信息的同时，实现了个体与周围乃至整个世界发生联系的愿望。这是信息化社会发展、个体需要更加丰富、趋于多样化的一种具体体现。因此，对节目主持人的要求虽然不如在某些谈话类节目中那样强调主持人的语言技巧、交流手段，但对主持人的知识储备、知识结构、提问能力、控制水平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专家、权威人士的“谈”必须建立在恰当的“访”上才能有的放矢。否则在有限的时间里，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