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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改编:从“英雄崇拜”到“消费怀旧” 《当代电影》2004年6期 戴清 宋永琴
2008-09-30 12:48

摘要本文从原著与电视剧改编文本的叙事差异入手进行分析,认为电视剧《林海雪原》赋予了经典文本以新的叙事形态,显示了不同艺术媒介相应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规律。其中,有创新和变异,也有不足和局限。并进一步指出,从十七年文艺的“英雄崇拜”到新世纪的“消费革命”,呈现出中国“一元政治意识形态”到“大众文化”消费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多元文化格局的重大变迁,“红色改编”正是多种话语交织、对话、博弈的重要领地。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的多元价值诉求。


关键词改编 叙事差异 多元话语 媒介 博弈

红色经典改编堪称2004年电视剧荧屏的一大气象,《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小兵张嘎》等一系列经典名作名片被接连改编为长篇电视剧作品。这股改编热潮随着电视剧《林海雪原》的播出,更引发了来自官方、媒体、民间、学界等多方如火如荼的批评与讨论。时代精神/文化语境的变迁、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大众文化消费逻辑的渗透在这一文化实践中都有着突出的体现。其中的争议更表现出不同文化身份的群体/个体的各自关切:意识形态的、艺术创新的、审美接受的以及经济冲动等多维视角。

在此,首先需要检视电视剧文本的具体改编情况,并进而分析在与原著的对比中,叙事差异如何体现了特殊媒介艺术规律及其内在要求,又呈现出怎样的时代精神内涵与文化神经震颤?

一、新瓶旧酒:不同媒介的叙述

《林海雪原》的改编是电视剧编导们打碎、散化原作文字媒介的故事形态,通过电子媒介呈现方式重新组合、铸造故事的过程。艺术传播媒介的变化,内在地决定了电视剧改编必然采用不同的艺术手段重塑故事的结构形态、叙事节奏并呈现不同的风格样态。小说叙事和电视剧的影像叙事存在诸多差异,从根本上说,媒介的变化不仅仅改变叙述方式,更内在地决定了与形式无法分割的内涵呈现以及与媒介变化相伴生的接受方式差异。改编中“忠实于原著”的提法虽是老生常谈,但却包含着太多学理空隙与内在悖论,可以让人继续追问:如何处理不同媒介间的叙事转换才算作忠实?如何处理当下时代精神与原著时代精神彼此间的冲突?

当下电视剧的改编理念并不囿于忠实原著,而更致力于出新。这“出新”中,既包含着深化提升原著的思想文化意义的旨趣,还兼顾了对受众群体审美心理的号脉,对观赏性、娱乐性的考虑必不可少。正如原著作者曲波所说:“我的小说是1957年写的,已经是上一个世纪了,今天改编电视剧,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用现代人的视角和审美观念出发进行再创作,不必拘泥于原小说的内容。”⑴依照现代阐释学的观念,改编是当代人对过去作品一种新的阐释,是改编主体带着“自身存在的历史”、“前理解”视域(包括当下的文化语境)与呈现着“过去视域”的艺术客体的一次对话和交流,它必然带有改编者“合法的偏见”与自然的“误读”。但这并不意味着改编者拥有了对原著进行随意阐释的权力,较为成功的阐释是一种融会了过去视域与现在视域、沟通个体体验与群体共鸣的艺术尝试。《林海雪原》的改编做到了吗?显然需要对这一出新的“手术”加以细致检视。

小说《林海雪原》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以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东北剿匪小分队的斗争为主线展开叙事,描绘了四大战役的经过: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重现了那段革命斗争经历,更讴歌了战斗中的英雄人物。整部作品带有纪实文学的原生态特征,叙事结构基本上是线性的、单线索的。电视剧叙事保留了原著的情节线索,对小分队的成立以及我方逐个打击各山头土匪的故事进行了生动精彩的表现。与原作相比,电视剧明显借鉴了样板戏、电影的改编经验,以大众熟悉的智取威虎山情节作为叙事核心,并由此联结其他各大战役的故事,打乱时间顺序、人物活动地点等,将其重新纳入电视剧的主体叙事构架中,使得叙事冲突更为集中,情节发展更为流畅。比如电视剧中我军消灭九彪和马希山的匪帮都被安排在了智取威虎山这一叙事重心之前,为作品表现我方最终消灭座山雕进行了艺术铺垫。与原著相比,电视剧的情节点少而集中,只展开了原著的一半内容。原著在叙事上采用了“截然分明的‘两军对阵’思维模式”来结构布局,“聚焦内核”是联络图,联络图成为组织情节的主要动力。电视剧虽然沿用了原著中两军对垒的表现模式,但进一步把秘密联络图(土匪的军事实力)的作用放大,吸取武侠作品叙事特征,将联络图分为子、母图,只有双图合一,才能真正掌握牡丹江地区的敌特分布情况。此外电视剧还加入了烟土(土匪的经济命脉)争夺这一线索,把各路土匪的利益和冲突扭结在一起,使得土匪与民主联军间、匪徒彼此间的矛盾纠葛更加复杂化,大大丰富了剧情,增强了戏剧冲突和张力,避免了“写事”可能出现的单调感。电视剧的叙事结构也就从原著单一、简洁的线性展示发展为全新的、立体的、呈放射形的网状结构。

电视剧叙事结构的复杂化,还表现在人物设置上。剧中添加了一个新人物槐花,槐花的出现,使英雄的战斗经历之外又多了一条情感线索,丰富了杨子荣这位英雄的情感世界,并由她带出了另一个新人物“老北风”。老北风是民主联军寻找和缴获烟土,截断土匪经济命脉的关键人物,其行动也关联着杨子荣日后在威虎山的性命。老北风和槐花的出现,挽联起小分队和土匪间的较量,更联结着主人公间的情感纠葛,这些新叙事元素的添加丰富了长篇电视剧的情节线索,是长篇电视剧情节点要求较多、局部/片段戏剧冲突丰富性的本体特征所内在决定的。

从小说到电视剧,媒介的置换也直接带来了叙述视角的变化:人物塑造从英雄视角转向了平民视角,从仰视转向了平视。原著的主题是通过小分队的骁勇善战来弘扬革命的理想和豪迈的激情、展现英雄集体的群像。叙述者是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其“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但“经典化”的过程,使得“这种讲述,将会在真实性上受到严格的指摘”。⑶于是,在具有主观性的话语讲述中,英雄的形象被放大了,崇高、伟大、英勇无敌,无往而不胜。神话般的传奇经历,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引导,呈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与鲜明的时代特征。作家自己也说过,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万代。”⑷ “在小说里杨子荣是智勇双全的英雄,是理想人物。按当时文学创作标准,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不能有任何缺点或不符合‘理想’的私人癖好,所以杨子荣不能在战斗中误中敌人的无声手枪子弹而死,更不能写他在乔装土匪时本身具有的草莽习气。”。⑸时代的束缚给今天电视剧改编留下了再度创作的空间。电视剧影像叙事的优势在于以镜头和画面塑造人物,展现人物的真情实感。在影像呈现中人物行动、性格、心理的发展更要求符合生活真实的逻辑。电视剧中,对人物的表现重心从具有儒将风范的少剑波转移到了浑身江湖气的杨子荣。杨子荣一出场并无惊人之处,其貌不扬,地位低微,作风散漫,只是民主联军队伍里的一个“火头军”,作品通过一系列革命行动,树立起一位智勇双全的传奇英雄。从普通平凡的伙夫到传奇英雄的成长过程,编导并没有将之“神化”,而是以真实的原则,平民化的叙事策略将英雄带到我们身边。嘴里哼着小调、泯着烧酒;不受纪律约束,意气用事;搞“恶作剧”,使绊子,寻求报复的快感。这些带有市民趣味的促狭、幼稚行为和人们心目中胆识过人的侦察英雄联系到一起,其英雄崇高、毫无瑕疵的神圣性被大大削弱。这也是引人诟病的原因之一。但由此确实让人物的行动有了更坚实的生活基础,而不再是曾经那位一出场就带着神性光辉的传奇人物。

风格是一部作品的独特性标志,从构思、酝酿到成品,风格的不断明晰化最终实现着创作者的意图。“1958年在讨论《林海雪原》等小说时,有批评家指出,‘这样一种类型的小说’,‘它比普通的英雄传奇故事要有更多的现实性’,‘又比一般的反映革命斗争的小说更富有传奇性’。因而可以将它们称之为‘革命英雄传奇’。”陈思和先生曾谈到《林海雪原》中隐含的的传统民间文化因子,认为小说具有奇特的想象力和浪漫的审美趣味。对历史的纪实性再现和富有民间特色的传奇性共同构成了小说的风格:信而恣纵 ,奇而不诞。电视剧试图重现革命历史“宏大叙事”,导演李文岐在《黑龙江日报》上宣称电视剧追求的是气势宏大的史诗风格。然而,剧中却呈现出某种对宏大叙事的颠覆,与原著相比,其史诗性中“史”的力度明显削减,坚定的目标感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色彩被极大冲淡;相应的,诗的意味、民间传奇的色彩倒变得浓厚了。原著中的传奇性如“人物活动的环境(深山密林、莽莽雪原)的特征,故事情节上的奇特,以及人物性格上的‘浪漫’色彩。”以上因素在电视剧的声画语言里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达:东北莽莽林海,皑皑雪原上,一支出没天险的奇兵勇将,一次次曲折惊险的生死较量;一位游侠气度的神奇勇士,一位指挥若定、如幽燕沉雄的青年帅才,一位聪明可爱的伶俐“小白鸽”共同编织着一段浪漫的岁月。剧中对杨子荣江湖气的渲染也并非空穴来风,是对原著人物传奇性的一种新解和发挥。编导充分利用民间传奇因素的同时,在艺术虚构中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填充,在传奇性的夸张中求“信”,把艺术的真实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如“打虎”一场戏,明显留有水浒英雄的影子,电影版舍弃打虎情节,意图是集中突现杨子荣在威虎山的使命。电视剧则将杨子荣打死的虎,表现为座山雕养的守山虎,打虎这段故事就成为英雄进入敌人心脏的重要细节。传奇性更浓,情节关联也更密切了。但电视剧试图重现的英雄激情更多地衍化为一种奇观化的视听造型,无法真正实现其史诗风格的艺术追求,当杨子荣和槐花他乡相遇、少剑波和白茹的爱情面纱揭开时,红色革命的激情业已蜕化成旖旎的儿女情态。

电视剧《林海雪原》对原著叙事的突破、创新和影像转换也存在诸多局限之处。比如在叙事的强度和节奏安排上,其叙述节奏比小说的叙述节奏明显缓慢。一段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原小说一章的内容在电视剧中被拉拉杂杂拖了四、五集,戏分不足,节奏拖沓,维持观众兴趣的戏剧张力不够。另外,不少情节设置上很难达到“惊奇”效果,悬念、延宕等叙事技巧运用不够,对形成观赏者的审美惊奇感不利。另外,电视剧在改编中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审美程式,如对蝴蝶迷戏分的增加,是十七年不少影像(如《英雄虎胆》、《羊城暗哨》等)中女特务形象兼具色情/邪恶表意符号的当代延伸,她在威虎山以姿色来引诱杨子荣的情节陈旧不堪,与“宏大叙事”的主观追求相去甚远,显现出大众文化类型剧的人物情节配方特色。另外,《林海雪原》从小说、电影到样板戏,土匪一直都是和正义之师截然对立的存在,土匪们大都是鹰钩鼻子秃鹫眼,脸谱化特征明显。到了电视剧中,却出现了咏涵经书、举止儒雅的座山雕,有了字字蝉联的《百家姓》黑话,剧中原本无恶不作的座山雕还多了一个收养的儿子,且是杨子荣旧情人之子,老奸巨滑的土匪于是有了人性萌动的机会。这一变化和近来影视界盛行所谓创作“人性化”、“泛情化”之风密切相关,作为对过去政治钳制文艺,用阶级性抹煞人性的一种反拨,“人性化”有其历史合理性,但一味为提倡人性而创造人性,忽视人物的阶级/时代局限,用现代视角重新定位历史,往往也有偏颇之处。正是现代阐释学所反对的,是在用孤立的现在视域去评价衡定过去历史中的艺术现象,而无法达到真正的“视界融合”,沟通过去与现在。

电视剧《林海雪原》融入影像特点及消费心理等当代因素,赋予了这一经典文本以新的叙事形态,显示了不同艺术媒介相应的艺术思维与审美规律。其中,有创新和变异,也有不足和局限。但总的来说,不失为一次创新的表达。

二、沧海桑田:不同时代的审美诉求与文化神经

电视剧《林海雪原》引发的红色经典改编批评热潮声势巨大,其成因显然不是不同艺术媒介形式的叙事差异所能单纯概括得了的,也无法解释不同批评观点间争议的深层根源,在此还须考察“红色改编”身后潜藏的审美文化基因。

未完……


类别:影视评论与学术论文||添加到搜藏 |分享到i贴吧|浏览(213)|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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