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的扯淡

（我不是很清楚今天应该和谁一起讲，于是我只好一个人讲。我也不太清楚应该讲什么，所以我决定胡说八道。既然这门课叫“毛、邓、三”，我就从“毛、邓、三”说起。说什么呢？就说说我们“与时俱进”之后失去了什么。）我认为，从“毛”到“邓”，我看到了宏大叙事的消失；而从“邓”到“三”，公共空间也不复存在了。这样说也许有些对不起“邓”和“三”。因为那些“实践论”啊、“认识论”啊之类的大问题，人家“毛”早就写过了，既然写过，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那就不能随便推翻，所以就避开不写了。而改革开放规划什么的，人家“邓”也都设计好了，这也不能乱改，于是江泽民就只好整出一个“三个代表”。当然，这都只是就理论谈理论扯出来的，我当然不能只就理论谈理论。实际上，我真正关心的不在于此，而在于理论所影射的社会现实。

所谓的“宏达叙事已经消失”这话不是我说得出来的，是利奥塔说的。这是一种后现代视角。罗蒂他们也信这套。就是说在哲学研究中，那些关于主客体关系啊、经验与理性怎么作用啊或者物质和精神谁支配谁啊之类的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没必要讨论了；而要讨论的就只剩下了那些现实层面的问题。《周易》里说“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按照这一观点，我们以后不必再讨论“道”了，都考虑“器”的问题就可以了。我现在在想啊，在我们的祖国，上一次关于“宏达叙事”的讨论是什么时候？好像是一九七八年。讨论了怎么检验真理这种大问题，这种关乎“道”的问题。然后呢？然后我们就把“宏大叙事”束之高阁，甚至连学术界都对它提不起兴趣了。现在的学界好像更关心之前的那些哲学家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倒是不大关心自己怎么看。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从“毛”到“邓”，宏达叙事消失，我们都变成了“器”。

至于“公共领域已经不复存在”这话也不是我能说得出来的。是阿伦特说的。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指出，在黑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公共领域会消失。以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政治和社会，而且主要是指政治。而在阿伦特的理论架构里，“公共领域”也可以表述为“世界”，由此足见其重要性。在这样的时代里，个人无法参与政治，也无法通过政治这一公共领域来帮助他人或实现自我。失去了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相互诉求的就是一种相互接触的、无距离的温情。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种温情比政治更亲切，更有意义。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种温情所能触及的他人是有限的，所能产生的效力亦是有限的。阿伦特将它譬喻成黑暗中微弱的光源，只是阳光的替代品而已。可是这正是被我们的社会舆论大肆渲染的东西。每一次我看到《读者》这类杂志、“感动中国”这类评选，其实我都是很怀疑的。是不是恰恰我们失去了什么才必须要诉求于这种眼泪与悲悯的温情呢？当然，我并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我这个也许比在座的很多人更富于眼泪和悲悯也说不定呢。但是我知道这绝不是全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次大批民众试图通过公共空间改变政治蓝图、改变更多的人的生活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四月到六月。那些参与运动的年轻人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权益与幸福。这样的爱比你们那些捐捐款、参加参加青志部活动不知要广博多少倍！可是他们失败了，也必然会失败。于是公共空间也随之消失了。这就是从“邓”到“三”的蜕变。

说道这里肯定会有很多人要反驳我。他们会说：我们没有漠视政治啊。我知道。但是事实是政治漠视了你们。你们以为自己发几句牢骚、在网上腹诽腹诽就能改变什么吗？那不过是宣泄罢了，马上就会被信息之海吞没。你们每天关心时事，以为这样就能跟紧时代，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时代有没有你们的位置？你们进到大学里，学习，要为社会添砖加瓦，但是又没有考虑过这座建筑物的根基是否稳定？有没有考虑过其蓝图是否合理？我们的时代日渐接受了一种“义务”的伦理，以此代替了一种“责任”的伦理。你们也许会认为义务与责任没什么不同，那就大错特错了。义务是别人讲强加的，责任是自己发自内心想要履行的，是一种“责任感”。而且义务是尽完就可以了，就像所谓的添砖加瓦；而责任是需要负责的，就是说必须在意结果，必须在意楼会不会倒掉！

我对大家说这些并不是想煽动什么。我没那个野心，也暂时没有发动什么运动的本事。我只是想寄托一点自己的希望罢了。当然，我也没有这种资格。不过既然现在我站在这里，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我们现在却是没有机会投身政治，也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但是机会也许就在未来的某一天潜藏着。而我们都不应该拒绝为那一天做好准备。去引领或参与一场思潮，去为一个制度的完善斗争，去将自己的体系注入主流意识形态，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可能性。总之，我的希望仅仅是这样而已，那就是——不论怎样，永远不要舍弃那份在公共领域中燃烧自己的热情！哪怕这一天遥遥无期，哪怕你的人生充满幻灭，都不要忘记，不要忘记这种比同情更广博也更高贵的爱！

最后我想引用马克斯·韦伯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