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态度改变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态度改变的最有影响力的一种理论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1919-1989）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费斯汀格创立这一理论的灵感来源于1934年印度发生的一场大地震。地震后，调查者发现灾区之外谣言盛行，说还会有更大的灾难。为什么谣言发生在灾区外而不是灾区内呢？印度心理学家杰蒙纳·普拉萨德研究后认为：谣言不是用来增加恐惧，而是用来为恐惧辩护的。灾区外的人无法解释自己没有受灾却也恐惧，为了给自己的恐惧找个理由，所以产生了谣言。另一位心理学家达甘南纳·辛哈则对灾区内的谣言进行研究，发现这些谣言都是报喜不报忧，如预告短期内会修复水源等。因为他们的恐惧已经有理由了，无需再另找理由。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认知失调的假设。

一个偶然的机会，费斯汀格读到一篇报道，说某地的一个“邪教组织”向其信徒们宣布了上帝的旨意：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关于这个“邪教组织”，有人说是UFO末日教派，有人说是一个叫“追求者”的宗教小团体，但不管怎样，他们相信外星人、飞碟之类的东西是存在的。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行为。结果发现，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一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如辞了工作、变卖家产等）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对上帝的信仰，反而更加坚定和虔诚，因为他们认为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的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

1956年，费斯汀格与他人合著出版了《当预言失败时》，提出了认知失调的理论。他认为当领导者的预言失败后，预期落空使信徒们产生了认知失调——“我为某种信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发生了矛盾。因为先前的行动已经无法收回，为了缓解这种失调感，信徒们只好为自己的信念辩解，接受新的预言——上帝被感动而改变了计划。

费斯汀格认为，要使人们接受一个虚假的预言，有几个条件：首先，预言要符合人们原来的信念；其次，需要接受预言者卷入预言的相关活动（个人卷入的程度越高，为这项活动牺牲得越多，就越相信预言的真实性）；第三，要维持信仰，还必须有社会的支持，或团体内部成员的相互支持，以相互强化无法证实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预言社会心理学”。

（二）

1957年，费斯汀格出版了《认知失调理论》，系统地提出了认知失调的理论假设。人的心理包含各种认知元素，它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这些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能有3种：协调、失调或不相关。“我吸烟”和“我经常看球赛”是两个不相关的认知；“我喜欢足球”和“我经常看球赛”是两个协调的认知；“我大量吸烟”和“吸烟有害健康”是两个失调的认知。

费斯汀格认为，人们为了内心的平和，需要一种认知上的一致性。认知失调会让人内心产生紧张和不愉快的体验。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将推动人们去努力减少失调，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并且人们会积极地避开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这就是费斯汀格提出的两大基本假设。

一个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又抵制不住烟瘾诱惑的人，如果不采取一些办法解决或减少认知失调，他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费斯汀格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三种：改变行为，如戒烟；改变态度，“我喜欢吸烟，我不想真正戒掉”；引进新的认知元素，“吸烟可以提神”，等等。“戒烟是很不容易的。设想一个人戒烟失败了，他会怎样去减少不协调呢？十之八九，他（或她）会试图在‘吸烟导致癌症’这个认知上另作文章。”

费斯汀格还认为，认知失调在强度上是有区别的，失调的认知越多、越重要，失调程度就越大。

（三）

认知失调研究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在1959年展开。为了检测自己的理论，费斯汀格和其助手詹姆斯·卡尔史密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被称为“不充分合理化实验”,又叫“被迫依从”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些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实验分成三个组，每组20人，他们被要求做一些枯燥无聊的活动：据说是把一些卷轴装进一个盘子，然后再一个个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都顺时针转动90度，再转动90度……又做了半个小时。

为了避免心理暗示影响实验结果，“实验中充满了巧妙的骗术”。研究者告诉每个被试，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一个人对某事的预期，是否会影响到他完成此事的效率。并对他说，他是在“无预期组”里，而其他被试会被告知说这“活动”很有趣。但不幸的是，本该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个被试的助手因故不能工作，研究者表示愿意付一定的报酬，请求该被试出来帮忙。于是该被试对下一个“被试”（其实是研究者的同伙）声称他刚才参加的活动是很有趣的。

研究者给被试不同的报酬：其中一组是每人1美元，另一组是每人20美元。还有一组是对照组——对照组没有撒谎。最后，研究者让他们填一张问卷，写下自己对活动的有趣程度的评价，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评价高于对照组（-0.45），而且1美元报酬组的评价显著高于20美元报酬组——分别为+0.35 和-0.05——即得到1美元的大学生们认为活动是有趣的，而得到20美元的大学生们依然认为活动是枯燥无聊的。得到1美元的被试的态度改变最大。

这是为什么呢？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在当年的《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被迫依从的认知结果》认为，被试做了一个无聊的活动，却对他人撒谎称活动是有趣的。得到20美元的被试有很好的外在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得到1美元的被试却找不到这样的理由——为了1美元而撒谎，这是说不过去的。为了缓解内心的失调感，被试改变了自己的认知——活动确实是很有趣的，我没有撒谎。

这就是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的一个重要预测——反态度行为(attitude-discrepant behavior)，又叫“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做了与自己的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如果他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有利可图或被迫无奈），就不会体验到太大的认知失调，因此态度改变较小；反之如果理由不充足，就会体验到较大的认知失调，从而态度改变较大。

虽然费斯汀格把实验名字叫做“被迫依从”，但他其实是认为个体的这种依从不能是被迫的，而是自由选择的，只能称为诱导性依从。他说：“如果某个人被诱惑去做或去说某件同他自己观点相矛盾的事，则个体会产生一种改变自己原来观点的倾向，以便于达到自己言行的一致......用于引发个体的这种行为的压力越小，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大；压力越大，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后来的研究果然证实了“有选择自由”是引发认知失调的一个条件。

这一实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据说，费斯汀格预料到这个新观点将挑战许多早期理论，因而可能会受到那些理论的支持者的批评。为了反击这些批评，费斯汀格对实验组被试撒谎的片段进行录音，由两个并不知情的人各自单独进行评定。统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撒谎的内容或说服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实验结果唯一剩下的解释就是认知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