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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1/25 22:56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 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by 郭沫若
(呃,不是我要诋毁他,纯粹是尊重版权,大家不觉得真的很有文采么)
 
2007/05/29 22:14
发信人: oooooooo (PTL=PartTimeLove·PTL党驻88办公室副主任), 板面: History       ?
标 题: 思想史的另一种叙事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Mon May 28 13:00:21 2007), 转信

赵柏田



自明代中叶以下,经晚明、清初、至清代中叶的两百年(16世纪初——十八世纪末)
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段引人注目、异彩纷呈而又波谲云诡的时期,一个个曾经鲜活
的面容,他们有的在世时就已受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抨击,有的则在将来被视作异
端而受到排斥,更多的,则在近代社会以降的历史潮流中被迅速推远,化简为方志或
词典里的一个人名或一处遗迹。但无可置疑的是,他们曾经那么诚挚地生活过,在他
们的时代。他们互相依赖,互为生活和思想的证明,并与传统中国的某些方面相关联
。长达十年的潜玩与体察,我既着迷于一代代学人思想的传承,更感动于逝水落花间
生命的情意。现在,我以这样一种编年的方式写下他们,是对开创“史事日志”这一
体裁的郭廷以先生的致敬,更是想通过我握笔的手和血流的节奏,让这些消逝的面孔
重新回到生者之中。



逝水落花间的生命情意——思想史的另一种叙事






明·正德四年(1509年)






这年十一月,王阳明(1472-1529)在贵州修文县龙场驿埋葬三个来自中原的流放人
员。在这之前年,王阳明也是作为一个犯臣流放到此地。相同的生活际遇与身世飘零
之感使王阳明不免死狐悲,写下一篇入选古文观止的祭文《瘗旅文》。随后一年的龙
场悟场,他的思想从朱熹转向陆九渊,按儒家的圣贤观念去改造外在环境,追求“内
圣外王”之道,以“致良知”为核心逐渐自成体系。这使他找回了一个思想家的自信
,并以一种顽强的信念支持起了下半生的事功与学术。此后讲学二十余年,他致力于
思想传播。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是儒学内部的一次改良,
或者说修正,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跳出“理”的大前题独立建构一种新哲学,他在
其中所起的作用,就像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义。把“天理”移入人心,这是王阳明
一大发明,这一发明突出了人的主体精神,把道德他律转变为道德自律,这在明代中
叶称之为“人的解放”怕也不为过。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他“
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王阳明与传统的冲突既开,经后代思想家承续
推进,方有晚清民主思潮的狂飚出现,并进而影响到近世中国。王阳明在理学内部的
这一变革,也印证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






明·正德七年(1512年)






年底,王阳明从北京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在返乡途中与由祁州知府任上调南京工部
员外郎的弟子徐爱(1487-1517)论学于舟中。不久王阳明由滁州也到了南京,任鸿
胪寺卿。此后的三年间,这个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的年轻人成了王阳明讲学最得
力的助手,一些入门的基本学说都是他代为传授。徐爱是王阳明妹婿,也是他最早的
几个学生之一。在徐爱身上有一种悉心传道的使徒精神。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
》中把王阳明的弟子按地域分为七派: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
。众多的学生中,王阳明对徐爱等三人(另两人是蔡宗兖、朱节)情有独钟,认为他
们最得自己学说的真传。1517年,王阳明因兵部尚书王琼的荐举任都察院佥都御史,
前往赣南平息民众暴动,徐爱因健康原因辞去了他在政府的职务,准备过一种半耕半
读的生活。徐爱在三十二岁那年英年早逝,他的死让王阳明痛感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学
生与朋友,以致在军中几次昏厥,悲叹“安得起曰仁于地下”。考量王阳明的弟子,
徐爱“温恭”,蔡宗兖“深潜”,朱节“明敏”,和徐爱一同列入门墙的钱德洪,“
只于事物上实心磨炼”,悟性却有不及。对王阳明学说真正起到开创作用的是王艮和
王畿。两人都非师说所能束缚,甚至凌驾于师说之上,因此黄宗羲这样评说:“阳明
先生之学,有泰州(王艮)、龙溪(王畿)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真传
。”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






冬天,王艮(1483-1541)在淮南去世。这个出生于扬子岸北岸泰州的盐工,生前在
一个莫须有的梦的激励下,决心去实现真正的自己。他的第一步是拜当时名动天下的
王阳明为为师,第二步是自制了一辆蒲轮车,一路招摇着走到京师去代师讲学。虽然
结果给他的老师带来了麻烦,使得阳明“心学”遭受京中大佬“痛加裁抑”,他自己
却大大地露了一把脸。王阳明去世后,王艮正式开门授徒,在淮南乡村主持讲会,对
“格物致知”作出了新的解释,并用一句“百姓日用即道”撑起了他全部学说的基本
框架。王艮所采取的民间立场,使他有可能对儒学在底层的价值作出新的探索,同时
世俗化了的儒学也为他这个底层圣人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王阳明的学说,经王艮
和王畿(1498-1583)分为两派,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走的是激进一途,扩大了王
阳明学说中的个性解放和激进主义成份,日后经颜山家、罗近溪、何心隐、李贽等推
陈出新,至万历年间已蔚为大观。但因其过分凌空蹈虚,亦被后人讥为“狂禅”。






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这年三月十七日,37岁的袁小修(1575-1630)从湖北出发开始吴越之行。五月至南
京,七月过镇江。两个月后旅程半途而止,袁小修北上京师,找了一处安静的寺院精
心准备制艺,用他的话说是“为入试资粮”,准备参加明年春天的会试。几乎是在意
料之中,这次考试他又落第了。他还得再等上六、七个年头,在万历四十四年才能够
正式步入仕途。考虑到袁小修多年来在出仕与隐居之间的摇摆不定,他这一可笑的未
竟之旅呈现出了明中叶被考试怪兽驱赶下的士人一种病态的人格,呈现出了这一代江
南文人更为完整的内心图景,即一边在世俗生活的经营中耽于世俗的享乐,一边又时
刻等待着来自权力中心的召唤。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






南京的一部分书生发起驱驱逐阮大铖(约1587-1646)的活动,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所
谓《留都防乱公揭》的出笼。在这篇檄文中,东林党人的遗孤们对阮大铖的行贿受贿
、敲诈勒索、寻花问柳、操纵官府等行径进行了猛烈抨击。以《燕子笺》闻名于世的
阮大铖是安徽怀宁一个官僚世家的后裔,1624年经左光斗提名任吏科给事中,但这遭
到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东林党人的反对。他们显然是出于鄙薄此人为人轻浮而
阻其升迁。阮不甘被拒于吏科大门之外,于是向权势日盛的魏忠贤等宦官寻求庇护,
并如愿以偿得以擢授礼部侍郎。1629年阮因列入逆案革职还乡,后因家乡响马横行逃
至南京。到了南京的阮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希望以边才得到起用。一面又通过筹建
文社等形式极力挽回他在士人中的声誉。许多游学南京的青年士子都接受了这个阔绰
的戏剧家的邀请,并得到了他的款待。阮在南京的成功引起了复社名士的警觉,尤觉
不能容忍的是陈贞惠、顾杲、黄宗羲等东林被难遗孤。138人集体签名并送至皇帝面
前的这份公揭,使阮的隐私广为天下人所知,也让他极为恼火。在欲出钱买下南京街
头所有的“公揭”而不得之后,阮满为怨恨地离开了南京(也正是这一年的最后几个
月间,清军突破长城,直入中原,并洗劫了天津、山东的许多城镇)。而六年后(1644
年)阮大铖在南明政权中出任要职,将对他的政敌们展开疯狂的报复和打击,特别是
在“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和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如
是描绘那个时期的白色恐怖:“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
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道德主义者习惯于把
这一事件看作善与恶的较量,其实质却是17 世纪20、30年代朝廷党争向着知识界的
渗透与蔓延,并显示出官场角逐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一种新的政治格局的发展,这一
斗争种下的恶果及留下的血腥,使整个时代弥漫着冲天的戾气。从后来的事实我们会
看到,他们的党争从万历到崇祯闹了五六十年还不够,一直到北都沦陷,偏安一地的
弘光和永历朝,还在不知轻重地闹个不休,直至一部分顽固分子把这一积习带进了新
朝。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






这一年的南京乡试,冒襄(1611-1693)与后来成为其爱妾的董小宛(1624-1652)初
次相遇。董小宛是秦淮河畔最具才艺的名妓之一,七岁便随其母学习音乐戏曲、女红
烹饪和诗词书法,也是当时公认的绝代佳人之一。很有可能是方以智把冒襄介绍给了
董小宛,而小宛也厌倦了风月场渴望委身于一位名士。这次会面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
,因为冒襄迷上了另一位绝色美人陈圆圆。三年后(1642年)在苏州虎丘举行的一次
复社年会上,刚失去美人陈圆圆的冒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重逢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
身于他的董小宛。但此时的董小宛因父丧债台高筑,冒襄惟一的希望是能在这年的乡
试中举。但令人沮丧的是冒襄在这一年的南京乡试中再次落第。这一对在债主的包围
中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人,把他们的窘况告知了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1582-1664
)。钱谦益喜欢冒襄的才华也同样喜爱董小宛的聪慧,更让他觉得气味相投的是他们
的爱情有着强烈的浪漫色彩。因为不久前他自己也陷入了与名妓柳如是的情网。钱谦
益伸出了援助之手,他赶到苏州帮助董小宛还清了债务,并雇船把他送往冒襄的老家
如皋。自此以后,冒襄日日厮守着被他称作“最温谨”的董小宛,一同抄写诗文、赏
玩字画、焚香品茗,和钱、柳那对神仙伉侣一样,他们都成了那个日薄西山的时代的
文艺明星,成了被王士祯称作“神韵”的那种时代精神的体现。直至顺治八年董小宛
因过劳瘁死。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了他们的闺中之乐,其中以怅惘的笔调记
述的感官享乐,更显出了士人生活在颓败时代中的沉郁与痛切。






清·顺治二年(1645年)






在南京和杭州相继失守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1578-1645)于6月7日绝食而死。关
于他的傲岸不屈的故事,被那些希望找到一些南京沦亡后知识分子气节证明的历史学
家仔细地保存了下来。从年谱、正史及刘的弟子有关刘宗周之死的记述来看,其自戕
过程之长、之艰难,别有一番残忍意味,几让人不能卒读。照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的
说法,在那样一个历史的隘口,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考量,简约成了生与死的选择,即
便是死,还有先死后死、主动死与被动死之区别,“同一死也,差之毫厘,相去若天
渊矣”。刘宗周是这个行将没落的国家的富有激情的浪漫主义者,当个人名节与政治
妥协发生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他认为,自己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
精英,面对着诱惑理应对更高的道德要求负起义务,并以死捍卫自古以来的崇高的道
德和文化准则。刘宗周的死被公认为最为典型的明儒态度和方式,即以死维持一种精
神于不坠,体现了以死“凤仪天下”的道德自觉。他的自杀也因此成了一个学者最后
的修炼,最后的“传道”与“传学”。一个世纪后,全祖望出任刘宗周开创的蕺山书
院的山长,对这位故国忠义十分敬仰,在他看来,刘宗周正是他理想中的“经师”与
“人师”的楷模。






清·顺治三年(1646年)






三月,被官方传记称作“为文博赡,谙悉朝典”的钱谦益(1582-1664)应召赴京,
出任新职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前一年,南京陷落时,时任弘光政权礼部尚书
的钱谦益和赵之龙等率148名南明官员在城门外列队迎接豫王多铎入城的部队。从那
时起他在知识界中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据说其妾柳如是(1618-1664)强烈反
对他为新政权效力,建议他以自杀保全名节。但钱拒绝听取她的意见。或许在钱谦益
看来,只有自己这样的大臣不顾名节之累与敌人合作,他那些被怀疑具有危险倾向的
文友们的性命才能确保无虞,江南的文化才能保全下来。他也似乎确实这样做过,譬
如应黄宗羲之请,开释了在四明山地区展开抵抗斗争时被俘的王翊将军。还在顾炎武
(1613-1682)因杀仆一事被判苦役后积极为之奔走。尽管他受到了同时代不少以节
操自诩的忠明分子的道德非难和公开诽谤,他仍然这样安慰自己:正因为自己的忍辱
负重,江南地区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和冲突。一种耻辱与骄傲混杂着的矛盾心态
,使他在1646年底就以疾病为由辞官南归。






清·顺治五年(1648年)






自称像蜉蝣一般卑微的“乱世民”李渔(1611-1680),剃发不久后在老家浙江兰溪
建起了伊山别业。这是李渔自己设计的居宅,地处夏李村东北。别业内有燕又堂、停
舸、宛转桥、宛在亭、踏响廊、打果轩、迂径、蟾影口、来泉灶等景观。造亭一座,
名“且停亭”,撰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
。从中可见这个商人之子的长于生活经营。别业既成,李渔告诸友人:“南轩向暖北
轩凉,宜夏宜冬此一方。栽遍竹梅风冷淡,浇肥蔬蕨饭家常。窗临水曲琴书润,人读
花间字句香。诗债十年酬未始,拟从今日备奚囊。”两年后,李渔出售别业,移家杭
州,开始其卖赋糊口生涯。此时的空气并不适合写作,清廷颁布《书坊禁例》禁刻琐
语淫词:“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
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 有人问李渔,古人著书都以经史传当世,
子何屑屑此事为?他微笑不答。朋友读了他的几种传奇,为他对世道人情的描摹和对
人性复杂性的探索所折服,叹道:李笠翁真是当世有心人啊。多年后,钱谦益为他的
传奇全集作序,称他“大有远见,不独以文辞见好”。






清·顺治六年(1649年)






这年秋天,黄宗羲(1610-1695)从舟山鲁王行在回到余姚老家。他这么做显然是出
于对鲁王政权内部党争和军人执政的厌烦与愤懑,出于对越来前途越来越渺茫的复国
运动的失望。当然作为一个儒家传统下长大的青年官员,他请辞职的理由是合乎道德
标准的奉母尽孝。事态的发展证明黄宗羲的判断是正确的。事隔一年,清军攻陷舟山
,脆弱的鲁王政权覆亡。几年后,云南的永历政权也在清军的围追下彻底覆灭。当潮
息烟沉的消息传来,黄宗羲已决意以学术为性命寄寓之所在。1649年因此成为黄宗羲
一生中由烈士遗孤、游侠、复仇者、抵抗运动战士向着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转变的一道
分水岭。也就是说,选择了学术,使他比同时代的南方文人更早地找到了摆脱因明朝
灭亡而造成的进退维谷处境的途径。出于对晚明江南风行一时的享乐主义风气和士人
徘徊聚讼、蹈空谈玄倾向的警惕,他的学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朴实、健朗、有体有用
的风格。自此直至他去世的1695年,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著述、讲学,以经世、致
用为精神的浙东学术,终得以与顾炎武开创的重在考据的浙西之学并重天下。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






这年夏天,郑成功(1624-1662)会同张苍水的浙东武装,自海入江,下镇江,直抵
南京城下,这一为恢复明朝的最后一次努力,因战略战术的错误,以致功败垂成。此
为顺治朝的一件大事,清人笔记中多称之为“江上之役”。而与闻此役者,多以“通
海”的罪名被当局逮捕和杀害。诗人吴伟业在《七夕感事》一诗中,隐晦地借用三国
时赤壁之战的历史纪实讥评抒感。当时郑成功的水师加上张苍水所部,与清军的兵力
为十七比一,与曹操征吴相似,结果却大败出海。起句“南飞乌鹊夜”至结句“眼见
孙曹事,他年著异闻”,以孙曹的故事为比照,写出了郑成功失败的真相,复又写出
了亟盼光复中原失地的江南士子欲哭无泪的心情。






清·康熙二年(1663年)






《明夷待访录》完稿。是年黄宗羲53岁,却在书中自署“梨洲老人识”,这不能不说
是某种消极思想的流露。这部有着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学专著,历时两年完稿
,问世之后就以手本形式传抄海内,“梨洲先生”之称也因此驰名于当世。






清·康熙三年(1664年)






这年9月7日,张苍水(1620-1664)在杭州赴难。这个已经成为忠贞、不屈服的符号
的人物的死去传达出一个信号,那就是历时20年以江南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抵抗运动的
最终失败。张的好友、历史学家万斯同,是年22岁,在杭州亲眼目睹了张苍水之死,
日后他在一篇“阙名”假托的关于张苍水的传记文章中如此断语:张煌言死,明朝始
亡。当满洲铁骑如同一场洪水席卷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时,在各地遭到了大大小小的
抵抗,大致来说,北方的抵抗主体是响马、盗贼和各地的军阀,一群群为各自利益而
争夺的乌合之众,所以平息较快;而江南的抵抗运动,因为大量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参
与,有信念的支撑,固能历时20年并以不死之信念获得敌手之尊敬。中国的知识分子
,向以临难不苟免为人格考量的基本要求,张苍水的赴死,即真正实现了“慷慨成仁
易,从容就义难”的儒家精英的道德标准,他在西湖的坟冢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了正义
和无畏的象征。尽管事后梳理当事人的见证和有关史料,当局者和民间为了树立这一
道德上的完美形像,都不无穿凿、夸张甚至捕风捉影的杜撰。






清·康熙七年(1668年)






应同门兼好友万泰的邀请,黄宗羲到宁波讲学。这是黄宗羲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
重要的一次讲学活动。其意义不仅在于扶掖了一批青年学者,更在于促进了越文化向
着这个海边小城的东传。自此直到1675年,八年中他在甬上白云山庄“证人书院”的
学生共计66人,其中佼佼者18人,人称“十八高足”。这些学生在史学、文章、经术
、名理等多个方面继承并光大了他的学说,其中尤以万斯同在史学上的成就最为卓著
。讲学期间,黄宗羲在范钦后人的陪同下破例(因为外人不得入阁)登上了这个城市
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并作《天一阁藏书记》以记其事。这也可以看作是这座城
市对一个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表达的由衷敬仰。






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






“江左三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吴伟业(1609-1672)于这年十二月在江苏太仓家中
去世。这个前复社名士以此生不能归隐、保全名节为莫大恨事,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一直在愧疚中受着良心的煎熬。1644年,官居詹事府左庶子的吴伟业在江苏太仓家中
得知甲申之变的消息时,悬梁自尽,却被家人发现救了下来。顺治十年,吴伟业被征
北上,受职国子监祭酒,一年后,以母丧丁忧回籍。但这世人眼里这已经是白壁有瑕
了。吴伟业伤时感世俯仰身世,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自顺
治十四年起,吴伟业把全副精力投入到了梅村别墅的营置中,“莳花药,治亭圃,营
垂老里巷之娱”,读书、著述、游山、赏花、写诗、逃禅成了他那个时期生活的主要
内容。后又因受“奏销”、“通海”两案的株累濒于破产的边缘。据同时代顾湄的传
记记载,吴伟业病中弥留之际遗言,称自己“实为天下大苦人”,胸中当有无尽的沉
痛与悲哀。在那则可视作一个变节士人的忏悔录的遗嘱中,他嘱咐家人葬他时为他穿
上僧衣,死后不建祠堂,不乞铭于人,惟一的要求,是在墓前立一圆石,上书“诗人
吴梅村之墓”。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






历史学家万斯同(1638-1702)离开老家前往北京参与《明史》的修撰。他能得到这
一机会显然是出于老师黄宗羲的推荐。在这之前,黄宗羲已数次拒绝了北京方面要他
北上参与《明史》纂修的邀请,但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他又不可能对此事置
之不理。磋商的结果是他同意以通信的方式提供帮助,而他最心爱的学生万斯同则以
个人身份接受邀请。临行前他对学生的告诫是避免与新政府更深一步的合作,即不要
出任新朝的任何官职。这一事件传达出的一个信号是南方士人与北京政府谨慎合作的
开始。此后黄宗羲的的著述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圣天子”、“今天子”、“王师”
、“岛贼”、“兴王之师”等合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表述方式,这一随着政治和社
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语境的位移,显示出遗民们正逐渐走出狭隘的道德氛围和时间
焦虑。他终于说明了自己——因为一个人必得先说服了自己,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尽
管出于遗民社会的舆论环境,黄宗羲和顾炎武、李隅、孙奇逢等人一样不可能腆颜事
新朝,但自视续承大统的清朝政府已经默许了他们以遗民的身份隐居乡野而名满天下
,且在死后备极哀荣。






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张苍水的女儿张孺人(其夫是全美樟之子)从避居地黄岩回到鄞县,是年十六岁的全
祖望(1705-1755)出于对传说中的故臣忠烈张苍水的敬仰,前去拜访了这位族母,
向她询问张苍水当年的抗清事迹,并将从万九沙(万斯同之子)处访得的张苍水遗像
请族母鉴定真伪,张孺人“是年八十矣,牙齿俱脱,悬像于旁,喃喃然且泣且语,每
语又於邑。闻者皆泣下,而督师之须眉亦浮动纸上”(《鲒奇亭集外编·张督师画像
记》)。全祖望持续了一生的搜求乡邦文献和有关“故国遗事”的著述工作,当是从
这个时候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后来全祖望根据张苍水的遗稿并族母的追忆,写出了完
整的张苍水传记。1720年对全祖望来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是到杭州参加浙江乡试,
中未中式,却结识了著名诗人查慎行和对他日后的为人和治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李绂(
1673-1750)。是年李绂任浙江乡试正考官。






清·雍正七年(1729年)






一个叫曾静的湖南人因受吕留良(1629-1683)著作的影响,派遣他的学生张熙诡名
投书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策动他起兵反抗清廷。岳把曾静、张熙解京审问。雍正
皇帝知道他们是受了吕留良的学说影响,以帝王之尊与一个乡村学究作学术上的的辩
论,辩证正华夷之说,并颁刊《大义觉迷录》发布天下。曾静、张熙免罪开释(后于
乾隆朝被杀),而已于康熙22年去世的吕留良,则惨遭开棺戮尸,并祸及家人和学生
。吕留良在世时就是一个坚定、顽固的民族主义者,曾散尽家财资助地方支清武装。
在他看来,“华夷之辨”乃是历史的第一主题,他甚至不承认元朝承接了中国历史。
对清政府的多次征荐,他干脆以扮作和尚来拒绝。极端的民族思想使他在同时代人中
显得落落寡合,他则用一句“此曹岂复堪为人”,骂尽了一切降臣和投入新政府效力
的文人士子。






清·雍正八年(1730年)






春天,全祖望在母亲“有得又有闻”的期望下离家北上。途经扬州时,经好友厉鹗(
1692-1752)的介绍,结识了雅好文史、又广有钱财的大盐商马嶰谷、马半槎兄弟,
并在日后的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在他仕途失意后,马氏兄弟一次次地在经济上慷慨
相助,使他的大部分著作得以在扬州完成。同年十二月,汪辉祖在浙江省绍兴府萧山
县大义村出生。






清·乾隆三年(1738年)






因与李绂(1675-1750)等人的交往导致其政敌张廷玉的忌恨,也因个性上的疏放与
固执,全祖望“左降出馆”,从北京郁郁返回南方老家,开始他穷居乡野十年著述的
生涯。此后,这位失业的进士经济日渐困顿,甚至到了饔飧不得自给的地步。远离“
长安声利之场”,使得他把兴趣和精力更多地集中到了学术研究上。从周围的世界开
始,他认识并研究历史,并在一种民族主义和英雄崇拜情结的感召下,以那个时代允
许的表墓作传的方式,追叙家乡英雄们的业绩,并汇聚起日后文起一代的《鲒埼亭集
》。同一年,章学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这一脉学术的继承人)出生于浙江绍兴。







清·乾隆八年(1743年)






这年九月,扬州盐商马曰琯(1688-1755)、马曰璐(1701-1760)兄弟发起的邗上诗
社第一次雅集举行,参加者计有厉鹗、全祖望、闵华、张四科、程梦星、陈章、王藻
等十四人。马氏兄弟热衷于这一活动,是因为他们除了商人的身份,同时还是著名的
藏书家和学者。诗会定期举行,网罗了当时知名的学者、诗人、艺术家共计四十余人
,极一时文采之盛。一时过扬州的士子、官员都在得到小玲珑山馆的邀请为幸。从客
观上说,十八世纪扬州盐商的学术赞助活动,加快了乾嘉时期“江南学术共同体”的
形成。富庶的扬州也因此成为贫寒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的寄食之地,在十八世纪的中国
文化版图上确立了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马氏之后,扬州类似的文艺沙龙尚有流风
余绪,到十八世纪末随着城市经济地位的旁落终于渐渐消歇,就像时人诗中所言:从
今名士舟,不向扬州泊。






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






汪辉祖(1730-1807)在江苏松江府金山县入幕。在这之前他已三应乡试不售,饱尝
科场失意的痛苦。其后的三十四年,汪辉祖辅佐过十六位州县官,游幕的地域从江苏
省的金山、常熟、无锡、常州、长洲到浙江省的秀水、平湖、仁和、龙游、嘉善、海
宁、归安、乌程、慈溪、宁波等地,成就了一代名幕的名声。从汪辉祖和他父亲汪楷
的身上,我们得以看到十八世纪的寒门子弟科考失利后的另一种生活形态。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冬天,在纪昀的举荐下,三十五岁的戴震从京师南下扬州,入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字
抱孙,号雅雨山人)幕。在卢见曾的官署中,戴震与经学大师惠栋相识。这一年惠栋
六十岁,会见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此前戴震曾听钱大昕谈论过惠栋的学术,尽管他
对惠栋的“好古太过”颇有微词,但这次会面后,惠栋尊崇汉学鄙视宋学的学术态度
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皖派中心人物的戴震开始重视吴派的一些学术观点与方法
。吴派的特点在于重视汉人的“故训”之学,认为汉人去古未远,所以能得圣人之真
传。惠栋对戴震的启示在于:戴震此前还承认汉儒长于传注与宋儒长于义理的二分法
,自此以后则抛弃了这一观点,认为义理也必须依靠汉儒传注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进行
研究。对此,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道:“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
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
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23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






两个浙江同乡章学诚(1738-1801)与汪辉祖,于这年春天参加礼部会试,在翰林学
士朱筠家中结交,其后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三十二年后章去世。尽管汪辉祖从少年
时代开始就对历史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严格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长年
佐幕使他不可能像他的朋友章学诚那样以学术为职业,深研史学体例并讥评历代史家
得失,他只是从法律(“刑名”)的角度进入历史,就像近人邓云乡先生所说“以治
律的缜密精神来读史,研究乙部诸书,又以同样的精神从事史部著述”,并由此形成
他的实用主义史学观。






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这年冬天,因朱筠(1729-1781)调任安徽学政,作为庇阴者的章学诚前往安徽太平
。在这里他结识了黄景仁、汪中、洪亮吉等一批青年学者和诗人,他与语言学家、历
史学家邵晋涵的友谊当起始于这个时期,并持续到1796年邵去世。邵晋涵(1743-1796
)是浙江余姚人,著有语言学专著《尔雅正义》。他的从祖邵廷采是王阳明的再传弟
子,黄宗羲的朋友,也是一个南明历史专家。章学诚丝毫没有掩饰他对邵晋涵的这位
从祖的钦佩之情,这实质上是他对早期浙东学派的一种内心认同,这种传统使他在晚
年心甘情地归附于这一传统,并成为这一学术流派有力的殿后者。邵晋涵家藏的许多
宋元时代的书籍,和他从博学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口耳相传的学术传统也让章获益
非浅。邵去世后,章学诚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损失,更意味着一种学术传统的断
裂。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






十八世纪重大文化事件之一的《四库全书》的修纂工程于这一年启动。这项工作建立
在前一年广泛搜罗天下遗书的基础上,在具体实施时很可能采用了朱筠的建议。负责
此项工作的四库馆建成后,首次被任命为四库馆撰官的戴震(1724-1777)和邵晋涵
、周永年等都是朱筠文人集团里的人,是他的朋友或门人。这一年,在宁波和杭州,
戴震和章学诚有过两次并不太愉快的交往。训诂学大师戴震此前是浙江金华的一个书
院主讲,不久前刚参与到皇家钦定的《四库全书》修纂工作小组中(章学诚因此时尚
未取得进士资格,未被选上),他认为文字学及有关古字、古音的考辨,是这个时代
学术的重心所在,因为词语是道的承载天体,“轻语言文字,犹渡江河而废舟楫”。
但章学诚对这样“闻道”颇不以为然。在有关历史学的讨论中,这两个生活在同一时
代的学术大师产生了严重分歧。戴震反对章学诚在历史写作中对体例和结构的过分重
视,他甚至认为章学诚对文献的的意义过分强调了,在他看来,一部地方性的志书—
—就目前看来,章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这一类——只要对人文、地理的沿革有一定的关
注的足够了。章学诚为此所作的捍卫则显示出,他一方面缺乏耐心去追随当时成为显
学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在他的身上有一种罕见的、几乎称得上是现代历史学家的
思辩特征。这种特质,使章学诚在他自己的时代被忽视的声音,出人意料地在近现代
中国获得了深远的回响。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






在学术资助人朱筠的引荐下,章学诚(1738-1801)开始书院讲学生涯。十余年中,
章学诚主讲过的有直隶永清县的定武书院,永平县的敬胜书院,保定的莲池书院和河
南、安徽的一些书院。他一次次地在这些书院间迁徙并为此抛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
时光,完全是因为拮据的经济生活的逼迫——他需要不断地赚钱来养活他那个越来越
庞大的家族。因此,当他后来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接受富有的官员的资助编修方
志——来解决生计问题,就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到历史学的研究上。他认为自己在这方
面有着不为常人所及的天赋,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书信里曾有这样充满着骄傲和自得的
表述:“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这种兴趣和天赋随
着《文史通义》、《史籍考》等著作的问世得到了印证和发展。






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或许是出于对政治生涯的先天性恐惧,也可能是对于历史和哲学的兴趣压倒了其他世
俗性的欲望,这年底,戊戌进士开选前,章学诚丢下据说是即将到手的知县职务,离
开了北京和任教三年的保定莲池书院,投身于时任河南巡抚毕沅(1730-1797)的门
下寻求庇护和学术资助。毕沅是帝国政坛上一位成功的行政官员,也是当时最重要的
学术资助人之一。在镇压十八世纪后半叶国内的数次叛乱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军事
谋略、特别是筹办军饷方面显露了才华。章学诚到开封拜谒毕沅,希望在他的支持下
开始《史籍考》的研究和写作,毕沅支持了他的这一想法,并为他谋得了河南归德文
成书院主讲的席位。他对章学诚的资助,一直持续到十年后他在镇压白莲教徒的湖北
军旅中去世。






清·嘉靖三年(1798年)






诗歌评论家、十八世纪最成功的文人之一袁枚(1716-1798)于年初在南京去世。在
世时就为他博得广泛声誉的《随园诗话》里,他坚持了这样一个诗歌观点:诗歌的一
个重要功能是愉悦性灵,诗人应该自由地表达他的情感。






清·嘉靖六年(1801年)






章学诚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章学诚以一个历史学家的预见意识到,向来只知在
故纸堆里盘旋的学术,以经义训诂遮蔽了现实的人生关怀,风气弥漫,只会越来越琐
屑支离,只见荡舟不见渡河。这种文化上的积孽不去,所谓的“明道救世”就只能是
一句空话。这个被同时代人目为怪人的历史学家,不像那些在世时就博得巨大声名的
学者,他既无口授的门生,也没有继承者,世人眼里可谓失败之至了。当章学诚在杭
州和绍兴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时,杭州的龚自珍(1792-1841)还是一个孩子。
但显然章学诚的思想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影响。1814年,23岁的龚自珍参加安徽《徽
州志》的编修工作,他治学的一些思路和做法已经显示了章的影响。但章学诚对他的
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刺激这个年轻人进行有意识的政治思考。在龚自珍生活的年代,经
十八世纪几个强势的皇帝后,帝国的专制统治正在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学者们政治
批评的传统正在复活。龚自珍越来越痛苦地意识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邪恶——官场的黑
暗、国力的衰弱以及鸦片贸易——希望以自己的学术和思想来救世,但他在政府中获
得一个职位来改变这种现状的设想,却一再遭受现实的打压。


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的地位得到公开而普遍的承认,已经是1920年后的事了。胡适从
他那里找到了历史与哲学方面激动人心的启发。顾颉刚说自己在年轻时读到的一篇章
学诚的文章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冯友兰则从章学诚的著作中寻找到他对中国哲学史
的洞见。可以说,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创造性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在帮助现代中国史学
顺应新的史学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暗、国力的衰弱以及鸦片贸易——希望以自己的学术和思想来救世,但他在政府中获
得一个职位来改变这种现状的设想,却一再遭受现实的打压。


作为思想家的章学诚的地位得到公开而普遍的承认,已经是1920年后的事了。胡适从
他那里找到了历史与哲学方面激动人心的启发。顾颉刚说自己在年轻时读到的一篇章
学诚的文章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冯友兰则从章学诚的著作中寻找到他对中国哲学史
的洞见。可以说,作为一个有着高度创造性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在帮助现代中国史学
顺应新的史学方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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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垆红袖
                 谁最温柔

                 拉与相如消受

※ 来源:·飘渺水云间 freecity.cn·[FROM: oooooooo]                                                                     
 
2007/03/01 20:17

上学期看到的。

说韩国人说“金”是以m音结尾;作者再猜想,如果当时“日”字的发音没有r,而只是i(偶们家就是这样低^_^),那么就很容易连读成mi。ms金日成(很不厚道地想到了88上用fucked和fucking来称呼这对父子- -|||)的第二个音就很像mi。而当时人们因他是少数民族,也没有仔细分辨,就认为那个字就读mi了。

 
2007/02/12 12:12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661]-[662](节)

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 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

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

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孙子兵法也能打仗的人,王守仁就属于这一类型,他不但会打仗,还打出了花样。

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形容——诡异。

别人打仗无非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兵多就打,兵少就跑。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从来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

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士兵不够他就玩阴的,什么挖坑打埋伏,那是家常便饭,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如果时间允许,总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诱使对方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

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

公正地讲,在日常生活中,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可到了战场上,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比最恶的恶霸还恶。

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啊。

土匪们很快结成了同盟,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劝他早作准备,王守仁却满不在乎:

“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也省得我去找他们,有啥可准备的?”

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他们虽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得到承认,比较生气,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暂时不会动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

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在战争时期, 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着数钱。

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土匪们措手不及,被堵在了赣南山区,全部都被包了饺子。

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却突然不动弹了,一直置之不理,仿佛这事就不是他干的,土匪们急得不行,粮食也不够吃了,是打是抓您表个态啊!

没办法了,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

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后路却突然出现大批人马,退路随即被切断,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置已久的陷阱,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大部投降,小部逃窜。

 
2007/02/02 20:25

汉文帝-近侍宦官赵谈、北宫伯子,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邓通
汉武帝-韩嫣、李延年

啊呀呀呀,汉朝都还有乱伦的,齐王刘次昌和他姐,那什么王刘建和他妹刘徵臣

淮南王刘安乃是刘彻的叔父,他的儿子刘迁与刘彻是堂兄弟。娥(金俗之女,某注)嫁刘迁,那就是嫁给了堂表叔。除此之外,前头刘盈娶外甥女张嫣为近一年来;后头又有个成帝刘骜娶表姨妈许氏为皇后……

 
2007/02/02 16:54

发信人: kweirr (kweirr), 板面: History
标   题: Re: 汉朝的将军封号
发信站: 飘渺水云间 (Thu Feb   1 23:10:21 2007), 站内信件

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四征将军(如征东将军)>四镇将军>四安将军>四平将军>杂号将军                                                             

但是

1、先汉时,如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可因战功加大将军号,是一种荣誉称号,象征着某位元帅进入决策层了,且如benjawin说的,一般加大司马号于大将军前,因为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而大司马位同三公,好比为了让某元帅进内阁,给予了他国防部长的称号。
而后汉大将军是一种官职,所以不加大司马的称号。这一点也可以从卫青的车骑将军变为车骑大将军后,并无属官,而窦宪的大将军有长史、司马员吏等属官看出,应该说到后汉大将军成了一种类似于国防部长(太尉)下面的总参谋长的职务。

2、终汉一朝,车骑将军人不少,如卫青、窦宪、薄昭等,而骠骑将军好像就霍去病一个。(其实不止哦)

3、四征和四镇将军大抵是后汉事情设的

4、四安和四平将军大抵是三国和南北朝的事情,好像不应该放在这里。

5、杂号将军名字有很牛B的:如伏波、建威、征虏、横野、凌将、龙骧,也有比较猥琐的,如材官、殿中、牙门,还有上将军和骑将军这样的封号,具体权职和牛B程度按照人和朝代不同而不同,但一般不及前面的几个称号牛B。

恩,欢迎讨论,共同打造大坑。

 
2007/01/11 22:57

看到有人说伊尹是被太甲杀的,晕得不行,昨天搜了一下,发现了这个冬冬:

竹书纪年: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後世以所记史事属於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 (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後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厘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所以能夠避过始皇书坑儒的毁灭。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後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歷史﹐按年编次。
周平王东迁後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後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採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於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於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
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恆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恆﹑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恆﹑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恆﹑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後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後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实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不同,而且取向相异。竹书纪年赤裸裸地纪录了从夏到
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淋淋的政变和军事,并保留了删改四书五经前这些书卷的原貌。如“太甲伊尹”﹑“文丁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
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註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
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後类书古註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後﹐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http://www.soouo.com/baike/39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8835.htm

于是大寒……

 
2007/01/09 18:30
 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 古者有大功,则赐之善号以为称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名谓号谥。   
民无能名曰神。不名一善。   
靖民则法曰皇。靖安。   
德象天地曰帝。同于天地。   
仁义所往曰王。民往归之。   
立志及众曰公。志无私也。   
执应八方曰侯。所执行八方应之。   
赏庆刑威曰君。能行四者。   
从之成群曰君。民从之。   
扬善赋简曰圣。所称得人,所善得实,所赋得简。   
敬宾厚礼曰圣。厚于礼。   
照临四方曰明。以明照之。   
谮诉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   
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   
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   
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   
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   
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   
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   
绥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士以事。   
谏争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谏。   
刚彊直理曰武。刚无欲,强不屈。怀忠恕,正曲直。   
威彊敌德曰武。与有德者敌。   
克定祸乱曰武。以兵征,故能定。   
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正民,能使服。   
夸志多穷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穷极。   
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   
渊源流通曰康。性无忌。   
温柔好乐曰康。好丰年,勤民事。   
安乐抚民曰康。无四方之虞。   
合民安乐曰康。富而教之。   
布德执义曰穆。故穆穆。   
中情见貌曰穆。性公露。   
容仪恭美曰昭。有仪可象,行恭可美。   
昭德有劳曰昭。能劳谦。   
圣闻周达曰昭。圣圣通合。   
治而无眚曰平。无灾罪也。   
执事有制曰平。不任意。   
布纲治纪曰平。施之政事。   
由义而济曰景。用义而成。   
耆意大虑曰景。耆,强也。   
布义行刚曰景。以刚行义。   
清白守节曰贞。行清白执志固。   
大虑克就曰贞。能大虑非正而何。   
不隐无屈曰贞。坦然无私。   
辟土服远曰桓。以武正定。   
克敬动民曰桓。敬以使之。   
辟土兼国曰桓。兼人故启土。   
能思辩众曰元。别之,使各有次。   
行义说民曰元。民说其义。   
始建国都曰元。非善之长,何以始之。   
主义行德曰元。以义为主,行德政。   
圣善周闻曰宣。闻,谓所闻善事也。   
兵甲亟作曰庄。以数征为严。   
叡圉克服曰庄。通边圉,使能服。   
胜敌志强曰庄。不挠,故胜。   
死于原野曰庄。非严何以死难。   
屡征杀伐曰庄。以严厘之。   
武而不遂曰庄。武功不成。   
柔质慈民曰惠。知其性。   
爱民好与曰惠。与谓施。   
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思戒。   
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   
刚德克就曰肃。成其敬使为终。   
执心决断曰肃。言严果。   
不生其国曰声。生于外家。   
爱民好治曰戴。好民治。   
典礼不愆曰戴。无过。   
未家短折曰伤。未家,未娶。   
短折不成曰殇。有知而夭殇。   
隐拂不成曰隐。不以隐括改其性。
不显尸国曰隐。以闲主国。   
见美坚长曰隐。美过其令。   
官人应实曰知。能官人。   
肆行劳祀曰悼。放心劳于淫祀,言不修德。   
年中早夭曰悼。年不称志。   
恐惧从处曰悼。从处,言险圮。   
凶年无谷曰荒。不务耕稼。   
外内从乱曰荒。家不治,官不治。   
好乐怠政曰荒。淫于声乐,怠于政事。   
在国遭忧曰愍。仍多大丧。   
在国逢□曰愍。兵寇之事。   
祸乱方作曰愍。国无政,动长乱。   
使民悲伤曰愍。苛政贼害。   
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用察少。   
德正应和曰莫。正其德,应其和。   
施勤无私曰类。无私,唯义所在。   
果虑果远曰明。自任多,近于专。   
啬于赐与曰爱。言贪□。   
危身奉上曰忠。险不辞难。   
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   
克威惠礼曰魏。虽威不逆礼。   
教诲不倦曰长。以道教之。   
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   
疏远继位曰绍。非其弟过得之。   
好廉自克曰节。自胜其情欲。   
好更改旧曰易。变故改常。   
爱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齐之以法。   
除残去虐曰汤。   
一德不懈曰简。一不委曲。   
平易不訾曰简。不信訾毁。   
尊贤贵义曰恭。尊事贤人,宠贵义士。   
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   
尊贤敬让曰恭。敬有德,让有功。   
既过能改曰恭。言自知。   
执事坚固曰恭。守正不移。   
爱民长弟曰恭。顺长接弟。   
执礼御宾曰恭。迎待宾也。   
芘亲之阙曰恭。修德以盖之。   
尊贤让善曰恭。不专己善,推于人。   
威仪悉备曰钦。威则可畏,仪则可象。   
大虑静民曰定。思树惠。   
纯行不爽曰定。行一不伤。   
安民大虑曰定。以虑安民。   
安民法古曰定。不失旧意。   
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   
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   
小心畏忌曰僖。思所当忌。   
质渊受谏曰厘。深故能受。   
有罚而还曰厘。知难而退。   
温柔贤善曰懿。性纯淑。   
心能制义曰度。制事得宜。   
聪明叡哲曰献。有通知之聪。   
知质有圣曰献。有所通而无蔽。   
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   
慈惠爱亲曰孝。周爱族亲。   
秉德不回曰孝。顺于德而不违。   
协时肇享曰孝。协合肇始。   
执心克庄曰齐。能自严。   
资辅共就曰齐。资辅佐而共成。   
甄心动惧曰顷。甄精。   
敏以敬慎曰顷。疾于所慎敬。   
柔德安众曰靖。成众使安。   
恭己鲜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   
宽乐令终曰靖。性宽乐义,以善自终。   
威德刚武曰圉。御乱患。   
弥年寿考曰胡。久也。   
保民耆艾曰胡。六十曰耆,七十曰艾。   
追补前过曰刚。勤善以补过。   
猛以刚果曰威。猛则少宽。果,敢行。   
猛以彊果曰威。强甚于刚。   
彊义执正曰威。问正言无邪。   
治典不杀曰祁。秉常不衰。   
大虑行节曰考。言成其节。   
治民克尽曰使。克尽无恩惠。   
好和不争曰安。生而少断。   
道德纯一曰思。道大而德一。   
大省兆民曰思。大亲民而不杀。   
外内思索曰思。言求善。   
追悔前过曰思。思而能改。   
行见中外曰悫。表里如一。   
状古述今曰誉。立言之称。   
昭功宁民曰商。明有功者。   
克杀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贤。   
安心好静曰夷。不爽政。   
执义扬善曰怀。称人之善。   
慈仁短折曰怀。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述义不克曰丁。不能成义。   
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   
秉德尊业曰烈。   
刚克为伐曰翼。伐功也。   
思虑深远曰翼。小心翼翼。   
外内贞复曰白。正而复,终始一。   
不勤成名曰灵。任本性,不见贤思齐。   
死而志成曰灵。志事不□命。   
死见神能曰灵。有鬼不为厉。   
乱而不损曰灵。不能以治损乱。   
好祭鬼怪曰灵。渎鬼神不致远。   
极知鬼神曰灵。其智能聪彻。   
杀戮无辜曰厉。   
愎很遂过曰刺。去谏曰愎,反是曰很。   
不思忘爱曰刺。忘其爱己者。   
蚤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   
恭仁短折曰哀。体恭质仁,功未施。   
好变动民曰躁。数移徙。   
不悔前过曰戾。知而不改。   
怙威肆行曰丑。肆意行威。   
壅遏不通曰幽。弱损不凌。   
蚤孤铺位曰幽。铺位即位而卒。   
动祭乱常曰幽。易神之班。   
柔质受谏曰慧。以虚受人。   
名实不爽曰质。不爽言相应。   
温良好乐曰良。言其人可好可乐。   
慈和遍服曰顺。能使人皆服其慈和。   
博闻多能曰宪。虽多能,不至于大道。   
满志多穷曰惑。自足者必不惑。   
思虑不爽曰厚。不差所思而得。   
好内远礼曰炀。朋淫于家,不奉礼。   
去礼远众曰炀。不率礼,不亲长。   
内外宾服曰正。言以正服之。   
彰义掩过曰坚。明义以盖前过。   
华言无实曰夸。恢诞。   
逆天虐民曰抗。背尊大而逆之。   
名与实爽曰缪。言名美而实伤。   
择善而从曰比。比方善而从之。   
  
隐,哀也。景,武也。施德为文。除恶为武。辟地为襄。服远为桓。刚克为僖。施而不成为宣。惠无内德为平。乱而不损为灵。由义而济为景。余皆象也。以其所为谥象其事行。和,会也。勤,劳也。遵,循也。爽,伤也。肇,始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秉,顺也。就,会也。锡,与也。典,常也。肆,放也。康,虚也。叡,圣也。惠,爱也。绥,安也。坚,长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怀,思也。式,法也。布,施也。敏,疾也,速也。载,事也。弥,久也。   
  
以前周书谥法。周代君王并取作谥,故全写一篇,以传后学。
 
2006/12/22 22:33

  这个人是不常为人留意的,他充满智慧,手上却没有一把鹅毛扇可供上镜;胆识过人,血雨腥风的沙场上又难觅他的踪影;天生一个美男子,却从来不像宋玉、潘安那样将自己的阳刚壮美书写上简帛汗青,此外他还是那样谦退沉稳,简朴本分,不与人争,在三国群英争相辉耀自己在历史星座中的光芒时,他却躲在遥远天幕的尽头,仿佛一颗晦暝的四等星。

  他就是荀彧,字文若。至少曹操知道,在自己熠熠烁烁的谋士团里,荀君是最璀璨的一颗,当真是才华丰茂,郁郁葱葱;曹操有所不知的是,就命运而论,荀君又是最背晦的,临终前的荀彧,其心情之郁郁难平,煞是让人叹息不已。"郁郁乎文若",这个句法上有欠斟酌的句子,于是便成了我对荀君的临时概括。

  宋朝洪迈在那本被坊间爆炒为"毛泽东生前最喜爱的书"《容斋随笔》中,曾论及地利之要,略谓古今欲争天下者,必赖地险之利,如战国时"秦宅关、河之胜,齐负海、岱,赵、魏据大河,晋表里河山,蜀有剑门、瞿唐之阻,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吴长江万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国",以是观之,三国时代,"刘备不下山,孙权不出水,"似乎唯独只有"荡平群雄"的曹操长期处于"无险可据"的境地。洪迈先生虽有所不愿(他曾在另一处将曹操说成"汉鬼域"),但仍不得不将原因归结为曹操的德行出众。我们知道曹操戎马半生,扬鞭万里,以四海一统为己任,非如寻常割据之雄,不思进取,只满足于守住自己一方田地。不过话说回来,曹操若没有自己的田地(即让刘备耿耿于怀的所谓"基业"),他的四处征伐若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和物质支援,那也是很难想象的。粮草就是一个现实问题,倘深入敌境,自可如兵法所云"因粮于敌",但别忘了时间是在公元二世纪,当时整个世界都在闹灾荒,整个中国都在嗷嗷待哺,以至袁术的部下只能整天靠容易坏肚子的河蚌充饥,到处都有"人相食"的情况发生,曹操倘粮草不能自给,他的十万大军当真会在十日内不战自溃。曹操当然有自己的后方,一个使他免除后顾之忧的基业。看来,这一基业的牢固与否不在于"得地险之利",而在于由谁去掌控。

  说到帝国的守护者,没有人比荀彧更合适了,事实上多年来曹操已习惯于将大本营,连同受自己挟制的汉献帝,无限信赖地交给荀彧全权掌管。如果荀彧有意专权的话,他所处的尚书令高位倒是非常恰当的(荀彧常因这一官衔而被人称为"荀令君"),后来曹魏政权之所以毁于司马氏之手,起因正在于曹丕讨吴时,一不留神,将看家护院的"尚书令"角色赋予了司马懿。

  权力世界从来只有两种人,有人执意于破坏,有人则志在恢复。虽然"破"与"立"的辩证法常被人提到,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往往并无辩证可言,比如暴戾恣睢的董卓,便是有破无立的典型;与荀彧同为曹操谋士的贾诩,也是"破"有余而"立"不足;鼠窜寿春的袁术和坐镇荆州的刘表,"破"力不够却想"立"字当头,其难以成一番大事业,亦属必然。至于天秉"王佐奇才"的荀彧,则又是匡复大师的代表。荀君决计不会对旨在毁坏汉家宫阙的任何行为感兴趣,他的志向在于恢复,尽己所能地恢复。他选择曹操是因为他相信,曹操代表着实现自身道德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全部力量,只有曹操才有能力翦除播乱江湖的各路诸侯,"收拾旧山河。"也正因此,当绝大多数谋士都如过江之鲫般投奔袁绍时,本身受到袁绍极高礼遇的荀彧,反而在袁绍势力最为昌盛之时,决然引去,投奔当时不过区区一东郡太守的曹操。举例来说,这便仿佛扔下了部长级待遇,到一家处级单位里讨一口副处级饭碗。

  附带提一下,由于郭嘉也是从袁绍府邸出走的,那么,当袁绍府中两个最具才华的谋士不约而同地投奔了曹操,这便已经预示了日后袁、曹决战的结局。事实上正是这两个谋士的杰出智慧,加上曹操本人的精警果断、机变万方,才左右了官渡之战的成败。──再提一句,向曹操率先提出迁都许昌的著名谋士董昭,最初也曾经在袁绍帐下效劳。

  曹操手下谋士众多,且各具特色,各擅胜场。相比较而言,除了郭嘉和一度号为"谋主"的荀攸(荀彧的侄子,但年长荀彧六岁),最为曹操倚重的,便非荀彧莫属。区别是,郭嘉和荀攸常年不离曹操鞍马左右,随时献计供策,荀彧则始终远离战场烽火,一面治理后方,一边远远地通过传书递简的方式为曹操输送谋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用以形容荀彧的工作风格,实在是再适合不过了。

  荀彧出生在颍川一个极有名望的家族,不仅父辈皆名震当世,时人号为八龙,众位兄弟亦个个气宇不凡,知名当时。荀彧的风采雅量,大概弱冠时即已名播遐迩,当时知名的人物鉴赏家何颙,很早就对荀彧下了"王佐才"的评价。由于帝王属世袭,若非执意起义造反,若不想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掉脑袋问题,凡人在人间的最大荣耀,便莫过于出将入相了。拜将之威,时人皆以淮阴侯韩信为楷模;入相之荣,则辅佐汉高祖刘邦的留侯张良,不失为一个现成的榜样。在准确评价荀彧的能耐上,何颙至少与曹操取得了一致,曹操见了荀彧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此吾之子房也。"子房,正即张良。虽然曹操的话中隐然已有拿帝王自居的嫌疑,但就荀彧而论,他毕竟获得了人臣的最高评价。

  儒雅俊美的荀彧,虽小曹操九岁,种种迹象显示,心高气傲的曹操长时期来一直将他视为畏友,对他敬重有加。他被曹操委以重任时年仅二十九岁,没过多久,他就以自己处变不惊、智勇双全的才能,挽救了曹操。

  那是在曹操最狼狈的时刻。当时曹操初获兖州,又刚刚在对袁术的讨伐中获胜,大功初建,不觉想念起家中的老父兄弟,寻思着将他们接来,共叙天伦之乐。然而正是这一番孝子美意,引来一场家门惨祸,他的合家老小被徐州牧陶谦新近收罗的一名黄巾降将张闿尽数杀害。曹操气懑填胸,立即率领大军,以报仇雪恨之势,杀气腾腾地扑向徐州。孰料祸不单行,他多年旧友陈宫、张邈恰在此时陡然翻脸,联络了西北独狼吕布,欲在曹操背后捅上一刀。由于陈宫、张邈在兖州极有势力,吕布的虎狼之师又勇冠三军,所以短短数天之内,曹操赖以自立的根据地便落入敌手。这一下变起仓促,人鬼难防,在徐州作战的曹操除了对当地百姓犯下屠城血罪外,本来就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战果,现在又突然面对无家可归的境地,曹操受到打击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何况,就说背叛曹操的张邈吧,那本来竟可算是曹操最知心的朋友,曹操甚至对家属讲过这样的话:若我在外面遇到不测,你们可以投靠张邈,只有张邈是我最可靠的朋友。

  家门惨痛继之以祸起萧墙,曹操一时还没弄清楚眼泪该为谁而流,泪眼迷离之际却蓦然发现,留任后方的荀彧已如南天一柱,拔地而起。

  负责镇守兖州的荀彧,兵微将寡,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处变不惊,指挥若定。他充分显示了运用有限人力资源的高卓能力,在骤然煮成一锅乱粥的时势面前,荀彧像一个高明的棋士,一瞥之下便洞悉了全部利害:何处宜弃,何处宜保,何人可寻求互助,何人可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在借助程昱之力,为曹操先行确保了三座县城之后,一天,豫州刺史郭贡又统帅数万大军兵临城下。郭贡在城下高声叫荀彧答话,约荀彧当晚赴郭贡营帐一晤。所有人都断言郭贡乃吕布同谋,兵士皆惴惴不安。黄昏过后,星云惨淡,荀彧穿戴齐整,决定出城。协助荀彧留守的曹操心腹爱将夏侯惇大惊,"先生乃一州之主,去了一定会有危险,断断不可。"荀彧轻拍着夏侯将军的宽肩,说道:"将军不必介意,郭贡与张邈等人,本来就貌合心不合,他这么快就到我城下,肯定还没来得及与张邈、陈宫、吕布等人勾结上。我估计他是来试我斤两的,我如果怕他,只会促使他倒向张邈,这叫'因怒成计'。相反,如果我今晚就对他晓以利害,劝他眼光放长远点,则他即使暂时不至于向我投降,至少也能确保中立。""如此",夏侯惇说,"我当率卫兵为先生保驾。"荀彧连连摆手,"我正要让郭贡知道,荀彧纵无一兵一卒,也全无惧色。"众人都知"关云长单刀赴会",且不说此事并无史料为证,即有此事,则荀彧此番的赴会,外无一将相卫,内无一刃相藏,无疑更见凛然。郭贡当面目睹了荀彧的胆识,怯意大炽,当晚便拔营退去。(插一句,夏侯惇后来倒曾被敌人扣留为人质,曹操花了一大笔赎金才把他赎回)。

  曹操戎马生涯中有很多重要的关节点,几乎每一个关节点,我们都能看到荀彧的智慧。荀彧的智慧与郭嘉不同处在于:郭嘉更擅长以猎豹般的机敏,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荀彧则更像一位治国大师,统览全局,所提的方案往往周赡完备,切实可行,极具长远的战略眼光。曹操回到兖州后,还没来得及当面对荀彧表示感谢,便先洗耳恭听了荀彧下面一番教诲:

  "当年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为君临天下都是先力求深根固本,以便进能够胜敌,退足以坚守,所以即使不断遭到挫折和失败,仍然能够成就大业。将军本以兖州创业,今天虽然有些残坏了,其实仍然不难自保,这便正好像将军的关东与河内,务必先求安定。将军若先分一支兵东击陈宫,陈宫必不敢西顾,我们正好乘这段空闲时间把麦子收了,待到粮草丰足,吕布便可一举而破。破吕布之后,将军再与南面的扬州结好,共讨袁术,届时将军兵临淮、泗河上,大业可传檄而定。倘若将军暂时放下吕布,先去征讨陶谦、袁术,多留兵守备则将军难免兵员不足,少留兵则大家先去保城,无法收麦。吕布必乘虚而入,大肆劫掠,民心难免有变,虽然鄄城和范、卫三县仍然可以保全,其余诸县自将改弦易帜,不复为将军所有了,到那时,将军又何去何从呢?"这段被我精简过的陈述,体现出一套完整的战略方案。曹操一一依法施为,不多久就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转眼间已从当年处级地位的东郡太守,上升为俨然可与袁绍分庭抗礼的部长级军事集团。

  被曹操由衷地赞许为"略不世出"的荀彧,这时又以自己独具的战略眼光,向曹操奉献了一个更加卓越的建议:打皇帝牌。

  需要在这里对皇帝补充几句:苦命的东汉末代皇帝刘协,当时别说无人参拜朝觐,简直就是无人问津。波澜壮阔的黄巾军起义,本身虽以失败告终,却从根本上颠覆了汉家基业。至少从董卓进驻长安开始,汉献帝便基本上不再享有皇帝的威权,这以后不仅"御座的高温"日趋寒冷,流民乃至难民的滋味,皇帝倒没少体验。他终于跌跌撞撞地来到了残破的洛阳,靠一个名叫张杨的老臣子替他拾掇出一间屋子,皇帝才与其说有了一个临朝视政的所在,不如说有了一块遮风蔽雨的栖身之地。皇帝周围不断有粗鄙的军阀进进出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是李傕还是郭汜、杨奉还是韩暹,似乎都有着随意处置君王的能力。"汉朝大势已去",这成了当时不少人的共识,诸侯各怀异心,心存篡逆者(如袁术者流)甚至觉得把皇帝废了都属多此一举。

  然而汉朝三百多年的基业,本身就是一笔宏大的精神力量,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皇帝,不管多么不成器,不管政权多么飘摇,只要一天不倒,其潜在的精神号召力,仍可能是不可估量的。与荀彧差不多同时看到皇帝还有废物利用价值的,还有袁绍的著名谋士沮授。只是,观察袁绍可笑的为人,我觉得简直不妨归纳出一个"袁绍定律":一个建议,只要同时具备远大和切实可行的特点,便必不采纳。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而当荀彧向曹操提出同样的建议时,"徘徊蹊路侧"的曹操可没有丝毫犹豫,他立刻捷足先登,"先占要路津",在自己尚无暇从战场上脱身之际,让部将曹洪统率一支兵马,急赴洛阳护驾。

  说荀彧"打皇帝牌",荀君估计不会高兴,因为他的本意并非将皇帝看成一副牌。他确实从心底里认为,曹操在道义上也应该维护汉室江山,他当年投奔曹操与此时劝曹操迎奉天子,思维上本是一脉相连的。只是,由于这一建议本身也极具谋略价值,再联系曹操本人日后对待皇帝的态度,我们才感觉出其中"打牌"的意味。

  即使仅从谋略的角度考察,"挟天子以令诸侯"几乎也算得曹操平生最重要的决定。他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的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从此也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借口。当反抗曹操常被等同于对抗朝廷时,泛泛诸侯常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凉意。曹操是打皇帝牌的高手,当他需要暂时安抚某人,使自己不至于在出军时遭到背后偷袭,他一般只需假借皇帝名义,分封他一个官衔就能把对手稳住。皇帝"当其无,有有之用",自此以后,曹操的用兵便愈加游刃有余了。

  起初,袁绍大军向曹操开拔过来时,考虑到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曹操一度显得信心不足。据说郭嘉曾慷慨陈辞,向曹操提出了"公有十胜,绍有十败"。在上一章里,我曾提到这段长篇大论不仅内在逻辑性不强,有钱锺书先生曾指摘过的"词肥义瘠"之弊,也不符合郭奉孝以直觉见长的思维风格。我认为这样的话出自荀彧倒是比较容易解释的,何况,史料里也确有记载。当然不是大而无当的"十胜十败",而是更具针对性的"四胜四败"(分别为"度胜、谋胜、武胜和德胜")。由于荀彧在袁府多年,亲兄弟也在袁绍处效力,所以他对袁绍及其手下众谋士武将的判断,甚至较郭嘉更准确,更神奇。在与"臭嘴"孔融的一次辩论中,荀彧不仅一一指出了袁绍手下众人的性格特征和能力局限,更对他们日后的结局──应该说下场──做了精准的预言。唉,"尽信书不如无书,"若我们相信陈寿的记述,则荀彧在这里简直显示出一种超级巫师的才能:所有经他评点过的人物,一个也没有摆脱他预先为之设计的结局。

  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已有半年,曹军粮草堪堪不济,形势日见危急,曹操不免有些胆怯。曹操每当心绪不宁,计策未定之时,便有给荀彧写信的习惯。远在许昌的荀彧见曹操信中流露出回军退守的意思,火速修书一封,遣快马送与曹操,竭力表示反对。因自己不在前线,不谙具体地势,所以荀彧的回信中并无一计一策,但他提到了一个重要概念:时机。荀彧坚信,目前正值曹袁实力消长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有困难,只要坚持,再坚持十天半月,必然会出现决定全局的可贵战机。实力对比已不重要了,现在是双方主帅比拚智力的重要关头,智高一筹者,有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曹操再次听从了这位奇佐,不多久,他就觅得了稍纵即逝的战机,一举击败袁绍。

  荀彧除了出众的管理才能,卓越的大局观,在识拔人才上,也显示出高出群侪的眼光。曹操手下不少著名谋士,都由荀彧举荐而来,包括郭嘉、钟繇、司马懿。荀彧赖以威服众人的,还有自己风高节亮的道德风范。他为人谦和,"折节下士,"居高不傲,为官不贪,一心为公,散尽家财。不仅曹操对他充满敬仰,同事下僚也多对他崇敬有加。后来曾被曹丕称颂为"一代伟人"的著名谋士钟繇,对荀彧就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为颜渊再生,所谓"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司马懿更不避美言地认为:无论在书籍中还是自己"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

  摘引曹操致荀彧的书信,我以为是颇有兴味的。曹操赏罚分明,极少贪功,战事一了,常会在庆功宴上作一番点评,将分属于各位谋士武将的功劳,一一指出,此乃"荡寇将军张辽之功也","此乃贾诩之功也","此乃钟繇之功也",不一而足。下面这段话,最能概括曹操对荀彧的评价:"侍中守尚书令荀彧,积德累行,少长无悔,遭世纷扰,怀忠念治。臣自始与举兵,周游征伐,与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发言授策,无施不效。彧之功业,臣由以济,用披浮云,显光日月。……天下之定,彧之功也。"荀彧的功绩既如此远超群英,曹操也许竟觉得自己不配加以封赏,所以往往通过向皇帝请示的方式,再以皇帝的名义予以颁赏。曹操亲自执笔,写了一封又一封《请封荀彧表》文。由于荀彧"谋殊功异,臣所不及",曹操又总觉得"前所赏录,未副彧巍巍之勋",隔不多久又会要求皇帝重新"评议",增加赏赐。每当荀彧有所推辞,曹操必写信劝慰,言词恳切至极。由于荀彧每次必推辞三次以上,所以曹操的劝慰信也就一封没少写。信中曹操常不惮烦琐,一件又一件地将荀彧的功劳细细罗列。"你为我贡献的谋略何止百数,而我只不过对皇上提了其中区区两件,你都要向古人学风格,一味拒绝,你不是存心要我难堪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更何况剽窃他人的奇谋呢?请先生千万不要再推辞,不然,曹某真成小人了。"拒绝封赏,在中国古代(部分也包括现代)常常是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当不得真。但荀彧大概是一个例外,当曹操欲表封荀彧为三公时,荀彧直到第十次拒绝,才使曹操不再坚持。

  没法读到荀彧致曹操的信,颇让人遗憾。临死前,据说荀彧将自己的所有书简均付之一炬,"奇策密谋"遂"不得尽闻也",我相信这也是中国谋略文化的一大损失。荀彧似乎是在一种极为压抑、苦闷的心情下,郁郁而终的。当时曹操权力鼎盛,睥睨四方,"固一世之雄也,"在谋士董昭的建议下,遂萌生了"进爵国公"的想法。所有人都认为曹操"九锡备物"乃当之无愧之事,只有荀彧坚决反对。荀彧正确地预见到,随着曹操进封为魏公,汉朝必然会被曹家终结。这是荀彧最不想看到的一幕,虽然他也清楚地知道,若曹操位列九五之尊,他就将以留侯张良"开国元勋"般的造型长留青史。

  荀彧真会是曹操杀死的吗?有一种来源可疑的传说:曹操曾托人送给荀彧一只食品盒,打开后空无一物,荀彧立刻明白了对方的用意,遂服毒自尽。当然权威的说法(陈寿)也颇为笼统含混,说荀彧五十岁时"以忧薨",时为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

  荀彧当时的忧容忧貌我们无法揣知,相反,他的笑容我们倒见到一回。在征讨孙权之时,曹操向汉献帝请求,让荀彧参与劳军。在魏文帝曹丕后来的追忆中,路上他曾与尚书令荀彧谈书论剑,由于曹丕不断地夸耀自己的射术和摔跤术,把荀彧逗乐了。──不久,也许三天,也许十天,荀彧神秘去世。

  一年前,即建安十五年末,曹操写过一篇自传体文字《让县自明本志令》。讨论它不是本章的义务,但这里有必要指出一点,曹操的自传里不时流露出一种遭到他人冤曲的愤懑,反复强调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评价。由于此前曹操对荀彧的态度堪为楷模,他甚至将两人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谦称为同事关系,对荀彧的抬举、揄扬可谓不遗余力。作为投桃报李,曹操难免会想,荀君你身为尚书令,却不思有所报答,是否也有点不够意思?我们知道,提议曹操为魏公,荀彧本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原轮不到董昭出面。

  荀彧死后第二年,曹操进封为魏公。曹操终究没有用自己的强力废除汉朝,终究没有做过一天皇帝,隐隐中是否慑于荀君来自黄泉之下的逼视呢?

  将曹操与荀彧的故事搬上舞台,我相信肯定会比《曹操与杨修》更耐人寻味一些。

  但这个故事是写不了的,两人机心博大,城府深沉,既彼此敬重,交互为用,又互相设防,大异其趣。一"破"字当头,一"立"字为先,致使朋友间的无上佳话,陡转为君臣间的极端猜忌,遂使史籍中一时布满无穷的嗟叹和疑团。

 
2006/12/21 18:38

     看到吧中有人讨论这两个人谁的本事大,在下不才,也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这两个人在刘邦阵营里的角色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从刘邦个人的角度,他们都是可供咨询的善谋者。
     
     张良在历史上是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例子,因为他个人的一些特殊原因,所以他留下了一个文臣谋士的形象,但其实在当时汉军阵营的编制中,他应该是属于武臣(或者可以说是逐鹿天下的合作者。张良与刘邦之间的君臣之份到底是什么时候明确的很难说清楚。楚汉之际大阵营的集结非常灵活不规范,很多人之间的关系都很难说清楚,不像后世三国三分时那么明白规范,有条有理。总而言之,从历史发展上来看,秦末汉初时代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混乱草创的年代,但这并不影响个人光辉的发扬,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时代)。
     
     而陈平则是从先秦到汉初的那个时代里非常典型的以游士身份四处混饭吃、寻找实现自我价值之路的谋臣群体里的一员,归汉后编制上绝对属于文臣。可以想见,在一切内政外政都处在军事管理之下的战乱年代,武臣与文臣的地位迥异,而文臣也最好有武事在身。绝对的文臣是得不到爵禄的。
     
     在那个时代,文武之间也很难区分清楚,有的时候也互相转化,但是基本的色调还是可以定下来的。这一点尤其在张良、陈平身上体现得明显,等到后来这两个人在汉军阵营里以及在刘邦心目中的“谋主”地位稳固明确地确定下来了之后,他们各自的身份就进一步模糊了,但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充分地突出出来了。后来在司马迁的逻辑里,某一时期中张良陈平几乎融合成了一个人,他们各自的个人性在战争进程中因为无关紧要而被淡化,而被综合成为了一个“良平谋略核心”,其历史角色就是楚汉决战中刘邦手里最明智的决策咨询机构。太史公大人笔下千秋定论,其对后世看法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因为是他最早将楚汉之际这一大批人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人,是他把这些人介绍给我们认识,我们才认识了他们的。就连中国最早的正史作家之一、自己本身身为汉人的班固大人也不能跳出《史记》之网,而在他那部汉兴一百年中的人物传记几乎全部照抄《史记》的著作(后世奉为经典的《汉书》)中作出了如下评论:刘邦是“股肱萧、曹,腹心良、平”。这大概就是后世通常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的原因吧。

     两个人的风格也非常的不同,陈平多为阴谋,其定汉的六大奇谋都属绝密,连司马迁这个六十年后掌握着汉朝宫廷档案资料的人都不能探知,可见其阴谋秘计之深。而张良的大部分谋略也在史籍上失载,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说的实在太多了。他应该是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除了刘邦的家眷和贴身侍从以外跟刘邦在一起的时间最多的一个人,就好像刘邦口袋里的掌上电脑。一个朝夕相处、时时相咨询的人对刘邦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因为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呼吸和毛孔,成为了习惯……
     
     很多论者都纠缠于张良功劳的虚实之上(张良的名声大、评价高、爵禄也无与伦比,却找不到太多硬砍实凿的功劳事件,这使得千古以来关于张良是否欺世盗名的争论无休无尽),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的这一点,这才是张良这个人对汉阵营的真正巨大影响所在,也是他之所以在刘邦心目中与众不同的真正原因。
     
     由上可以看出,张陈二人从内到外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难以直接相比较。

     其实张良和陈平之间的关系也非同一般。陈平归汉后通过一系列精彩的发挥,慢慢进入刘邦的机要核心圈子,后来更成为了汉军中的核心策略铁三角中的一员(楚汉决战期,由刘邦、张良、陈平组成的这个铁三角已经达到内部默契、外部默认的稳定境界,这从《史记》中可以窥见端倪),这与张良这个“先入之主”的接纳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反观楚军阵营,亚父范增身遭主君项羽的疑忌,其势力尚且能造成“国士无双”的局面,陈平之辈根本不得出头的机会(若非环境实在不利于个人发展,陈平一介择木之禽,岂肯舍霸王而取汉)。更何况一个整天被刘邦拴在裤腰带上、言听计从的谋主张良的力量。当然,刘邦跟项羽不同,一个不会刚愎自用、唯我独尊的人也就不会偏听偏信、抱着一棵树吊死。然而只要张良想,他绝对可以阻止这个“铁三角”的形成。别忘了他只是动动嘴皮子,就能彻底驳黜郦食其的谋划,也能尽排众议肯定了娄敬定都关中之议。张良就是刘邦的定音锤。纵然陈平的本事再大,如果张良不接纳,那么这个三角就算勉强形成,也不会是一个那么高效率的“铁三角”。

    说这个并不是说明张良个人的大度或者淡泊名利,而是要说明更重要的一点,张良和陈平在战略谋划上称得上是知音,他们两个非常合拍。其实,所谓的铁三角的内部默契,实际上就是良、平之间的默契。他们两个在面对问题时候能够很快地达成共识,得出一个最终结论,输入给刘邦,由刘邦去落实。而刘邦在铁三角中的贡献则是他的容人之度和用人之才,这一点起初对张良是,后来对陈平是,当张良和陈平融为一体的时候则更是。如今猜想,张良得陈平,陈平遇张良,在彼此都是一种享受,他们共谋国是的过程是一种充满艺术节奏的美好境界,一种人与人之间难得的和谐。他们二人之间不存在争夺和倾轧,这些东西在他们彼此遇到时就被主动地排除了,这也正是智者相处的方式。

     而陈平也因此一度获得了与张良一样的难得资源——与君主的零距离接触。当刘邦困守荥阳被已经尾大不掉的韩信要挟讨封的时候,他和张良并肩,就站在刘邦的身旁,近到可以踩到刘邦的脚。

     另外,再赘述一点,把一些资料联系起来,让人不得不猜想张良陈平得到的格外信任和重用与他们的外表有一些些的关系。刘邦肯定很喜欢外表好的人,很讨厌外表差的人,是“很”,而不是一般的爱美恶丑。
   
     张良的“男身女相”早已经因太史公大人在《留侯世家》篇尾特别加注的一段说明而众所周知了(说实话,以太史公大人的一贯风格相参照,我真不明白他究竟干嘛要莫名其妙地加上那一句话,不过我很感谢他加了这句话),也就因为这一句文字画像,使得后世传出无数令人崩溃的敷衍之说,甚者如说张良刺秦后因为被误认为是女刺客而逃脱天下大搜捕(汗);而根据史记上很多细腻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张良是个举止温文、言辞谦和华美、说话很有艺术性的人,符合中国中古时代标准“君子”形象;出身贵族使他行为优雅,做过侠客又令他不失潇洒落拓,游学道术则更添一层飘逸之气。综上,面目柔美,形象高雅,气质脱俗,张良可称得上一位美人(美人这个词在古代是说男人的)。

     而陈平呢,就更夸张了。太史公是很少描写人物的外貌的,《史记》百传,多一半的人物脸是空白的(不像咱们现在看的小说,一上来先从美貌眼睛细细勾画),即使描写外貌也通常是白描,基本不回评价美丑。就是这样,陈平大人还是在太史公手下得到了重重一笔“美”的定论,而且关于他美貌的描写并非只出现了一处。太史公把陈平是“美丈夫”当作众所公认的事实,是“不识子都之美,无目者也”,并且认为陈平在归汉途中险些遭人抢劫致使他被迫脱光了衣服“裸身来归”也是他美好的外表所导致。由此可见,陈平的美是非常突出的,并且在当时之世是有口皆碑的。

     一个风度翩翩的小美人,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帅哥,汉王大人的作战指挥室里真可谓蓬荜生辉了。凡事可一不可再,这种巧合不能不让人怀疑汉王大人用人的标准里是不是也含有审美因素。像韩信,就是典型的外表不出众的那种人,不仅项羽不待见他,归了汉营还是被主君熟视无睹。最后硬是拜了大将,这段事情中真正让人惊叹的不是韩信过分亨通的官运,而是萧何异常坚硬的老面子……

     扯远了,言及无义了,就此打住。或有唐突先贤之处,冥冥之中各位大人只当一笑吧,别跟小辈一般见识。

四楼,你对文字很敏感啊~
得和遇之间确实有微妙的差别
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张良跟刘邦看成一体的了,至少与陈平和刘邦的关系比起来,张良和刘邦这对君臣加师徒的关系要紧密的多。

而且就张良后半生的行为来看,他基本上是刘邦的保父(这一点上有点像范增对项羽,虽然刘邦可能要比张良稍年长一些……),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一心一意为了刘邦好,要让刘邦坐天下,而并不是像陈平和其他人一样择木而栖是为了谋个能让自己晋身出头的明主。这一点也是张良这个人最特别的地方,真不知道他最终是为了什么活着;可回想起来,仿佛高祖群臣里只有他活得最快乐、最自由、最充实。

所以从这里看来,张良跟刘邦的关系与其他人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无论是陈平还是别的什么人,拿来跟张良作比较都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好像不同类。

至于说功劳不功劳的,所谓“功劳”对立功的人来说是一种记载,一笔账,用来邀赏的;所以我觉得基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对张良来说谈不上什么“功劳”,他自己也不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功劳。这就是第二点不可比性了吧。

刘邦的大功臣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同乡哥们,这些人已经彻底跟刘邦拴在一起,绝对共同进退,萧何、曹参、樊哙、周勃、夏侯婴、灌婴是也,哦,应该还有吕雉:);第二类是择木之禽,以陈平、韩信为代表;第三类是……张良。这个人就不是个正常人,在每个时期中,他的所作所为都是颠覆的,让人非常崩溃。我觉得当时之世的群雄当中,第二变态的人是项羽,第一变态的人就是张良。

后世把他传为神仙妖物,是非常有道理的,至少他是个外星人。司马迁大人是一个具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绝少写那些鬼神之事,就连陈胜吴广起兵时候有狐狸为他们唱凯歌这种事他也很简白地挖出来告诉我们那狐狸就是吴广装的,虽然非常不浪漫,但却很清楚明白。项羽周身最显著的奇异特征“重瞳子”,他也并不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天赋异秉,而是认为项羽可能跟当年也长了重瞳子的大舜有什么血缘关系……这种从遗传角度来考虑问题的高论,在那个时代简直是高蹈出尘,先知先觉。高祖斩白蛇,引得白帝子的娘出来哭这种一看就是制造舆论的话,为高祖讳也就不得不留着那层窗户纸了,但从行文上来看,就知道司马大人的言外之意是那根本是没影儿的事。然而《留侯世家》中黄石老人圯桥授书之事,却长篇大论言之凿凿,而且还在后面的文章中十年后张良起事、十三年后谷城山得黄石两处给与照应,并且宣称“论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可见其对张良遇仙之事是比较相信的。也正是《史记》上这浓墨重彩却神乎其神的一笔,使得张良这个历史形象周身笼上一层森森鬼气~太史公尚且如此,更遑论他人,敷衍附会,越传越神。而大凡众口所传的神仙人物,其本人也都是很令人费解的,张良可称楚汉之际第一怪人,所以一千年以后,大家都死了,他倒成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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