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子帛
香港主权的回归已经载入中国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了实施。在经历了十年风雨之后，香港从平稳过渡阶段逐渐进入常态，政治和社会呈现了殖民地时期未曾有过的新特点。
过去十年间，香港的新闻自由经常成为国际社会检测“一国两制”的标尺。作为媒体多样化十分突出的华人社会，香港的新闻自由究竟是出现了递减式的弱化，抑或基本维持原貌，抑或出现了大幅度倒退？对此，国际社会以及香港内部众说纷纭，没有定见。
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做了一项调查发现，58.4％的新闻从业员认为新闻自由有所倒退，主要原因是业界自我审查，其次是政府对信息的控制有所加强。另外，近六成受访者认为自我审查较十年前严重，主要表现在淡化涉及中央政府的负面消息（占受访业界20％），淡化中央有可能认为敏感的消息（20％），淡化与传媒老板或相关利益有关的负面消息。
这个调查虽然接近事实，但却不能一概而论。殖民地时期，政府控制信息远甚于今天的特区政府；淡化传媒老板或其相关利益的负面消息在回归之前即已存在，回归之后未见明显加强。
香港是一个商业利益高度密集的大都会。传媒业是一项商业投资项目，老板对采编方针的干预和介入由来已久。也就是说，我们在批评媒体老板们基于利益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设限时，也不妨对照一下港英政府对新闻媒体无所不在的管制。
但是，必须坦承和检讨的是，回归十年来，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审查和自我设限，已冲击到新闻自由基石的坚固性。普遍存在、程度不同的自我设限和自我审查，正对新闻自由的理念和实践产生“滴水穿石”的侵蚀作用。
香港是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桥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和试验田，也是内地接受现代文明以及普世价值观最直接和最便捷的信息窗口。因此，香港传媒生态的任何一种潜移默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大陆新闻传媒的发展走向。
香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的多数人，也许未曾意识到自己所担当的使命。媒体老板和投资者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当权者妥协，作出明显和不明显的迁就和屈服。但很显然，作为从业员，在批评或抱怨“温水煮蛙”、23条立法、大陆对境外记者设限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地自我检讨。
其实，绝大多数从业员对新闻自由的理念，还无法做到既有所坚持，又有所调适。坚持的必要性自不待言，所谓的调适也并不一定就是屈服。问题是如何在“一国两制”的特殊条件下，利用目前仍然拥有的资源和理念优势，去扩大新闻媒体的幅射面和影响力，探索出新的发展道路。
自我审查和设限，恰恰反映了多数媒体以及多数从业人员缺乏前瞻意识，对责任和使命缺乏清晰的认识，也缺乏必要的心理调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视野的局限所造成。
《苹果日报》反共立场鲜明
实际上，香港的回归恰恰给华文媒体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可遇不可求的契机。香港传媒在回归之后已被纳入中国的大环境中，更多融入了中国媒体的生态环境。虽然受到新政治环境的限制，但也拥有殖民地时期想象不到的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回归十年以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准确把握这个新际遇的媒体，无论是传统的纸媒体，还是电子媒体；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报刊，还是在回归前后应运而生的新报章，都获得了程度不同、内涵不一的发展，并为华文媒体探索新路、争取最大发展空间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这方面至少有三个典型个案，或称之为范例，分别是《苹果日报》、凤凰卫视和香港《文汇报》。
《苹果日报》在1997年前创刊，它的出现对传统的办报理念，即所谓的“文人办报”发起了挑战。它的经营者和投资者将报章作为一盘生意加以策划，辅之以成功的行销手段，全盘吸纳西方小报的编辑风格，在纸媒体领域掀起了一股令人眩晕的商业化、媚俗化、市井化浪潮，在华文媒体界引起的震撼迄今仍未停息。
作为一份年轻的、充满商业气味的平面媒体，《苹果日报》的定位是读者至上，随时迎合市场需求，内容包罗万象，版面设计杂志化，娱乐版新闻化，新闻版杂志化，副刊生活化，政治立场商业化。它不仅吸引了青少年读者，而且还迎合了香港相当多读者的惧共、恐共心态。
这份反共立场鲜明的报章还投入了巨额资金，购置厂房，添置机器，明确表示无惧香港回归，且充分借助和利用“一国两制”的特定环境，如鱼得水般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应该说，它是完全市场化办报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华文媒体的与时俱进提供了借鉴。
凤凰卫视大显神通
而凤凰卫视的成功，在世界华文传媒市场上异军突起，凭借和依靠的也是香港的地缘优势以及“一国两制”环境。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一语道破地总结说：凤凰是香港回归的幸运儿和得益者。它的成功得益于主权回归给香港及其媒体所带来的优势。
香港历来就是亚洲最为重要的资讯中心，新闻自由以及媒体开放由成熟的市场所决定。回归之后，香港在资讯传播方面的优势，成了中国大陆一个特殊的政治板块，和内地的联系远比殖民时代密切。这就使得香港传媒获得了立足本地、面向大陆以及开拓华文传媒市场的难得机遇。
自我审查和设限，恰恰反映了多数媒体以及多数从业人员缺乏前瞻意识，对责任和使命缺乏清晰的认识，也缺乏必要的心理调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视野的局限所造成。
和《苹果日报》的投资者一样，作为一个敏锐的媒体经营者和投资者，刘长乐以及他的经营团队充分利用了香港回归之后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基本要素。
除了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地缘、政治和文化优势之外，凤凰卫视还尝试走一条左右逢源、别开生面、“里外不是人，东西不讨好”的路子。在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之后，它所坚持的高端文化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传媒路线，同样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回报。
以“华人CNN”自我期许，凤凰卫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藉藉无名到成为备受关注的品牌，就是在香港回归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而它所谓“四不像”的特色，来自于对经济迅速腾飞的内地大市场以及港台和全球华人市场的敏锐把握，而最大的利基因素正是香港回归的新概念。
诚如刘长乐所言，凤凰卫视过去十年间走的是高端文化路线，把资讯作为龙头，把文化作为旗帜，把道德和伦理追求作为内涵。如果没有香港回归的时代背景，其成功是很难想象的。
左派报章寻求突破
那么，一份传统左派亲中媒体又是如何在香港回归的历史大变迁中，适应新的生存氛围，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关于此，香港《文汇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个案，应该加以分析和总结。
一般的认知上，香港报业是近现代中国、尤其是国共内战时期政治角逐的延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香港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媒体在“资本主义飞地”有过亮点，有过辉煌。但这些被视为左派亲中的报刊，因为在文革期间遭到极左路线的错误指引，使得它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在后来各个历史时期，无法适应时代的变迁，难以把握港人心态，最后逐渐失去了在香港主流社会中的影响力，甚至陷入难以为继的状态。
对于这一切，在九七之前固然可以从殖民地政府的限制和封杀中找到诸多自圆其说的理据，但在回归之后，那些动辄上纲上线、把不思进取的责任推卸给主观臆想的对立面，就缺乏说服力。
香港《文汇报》被诸多国际以及香港研究机构视为“一座正在拆迁中的城市”，这些年来的表现更加受到香港及海外华人读者的关注。在无法规避某种政治角色，在必须承担政策宣传使命的同时，《文汇报》似乎也在充分利用香港地缘优势以及回归之后的政治环境，努力融入主流社会，最终在营造和建立舆论权威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进步。
根据一项调查显示，对于《文汇报》近些年的变革，国际主要通讯社、驻港外交机构、研究单位以及香港和香港以外的大专院校新闻系，均将它作为研究中国问题、中央对港政策的信息来源和参考对象。既要履行某种政治职责，又不违背资本主义制度下新闻传媒运行的基本规律，对这个难以协调的矛盾，《文汇报》在求新求变的探索过程中，似乎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因此，肯定它的作为和成绩，并不为过。
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苹果日报》，以香港为立足点，努力营造全球华人话语平台的凤凰卫视，以及在历史废墟上构建新版图的《文汇报》，足以帮助我们解读香港回归十年后传媒生态的变化与进步。
上述三个媒体的共同经验是，在“一国两制”的政治生态和传媒环境中，只要充分借助和利用香港的地缘优势、新闻自由和资讯传播的成功经验，香港媒体就能够在曲折迂回中前行，或者能够逆流而上。以这个视角来观察回归后的香港，其积极意义是毋庸质疑的。可以说，香港一些成功媒体的存在和持续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