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报财经新闻 林行止专栏2009-3-4 非贼赃的国宝回归愈渺茫

一、

在巴黎佳士得拍卖会上「勇夺」圆明园故物鼠首及兔首铜塑的神秘「买家」，前天（三月二日）在隶属中国文化部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辖下「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下称「抢救文物基金」）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现身，他是厦门心和艺术公司总经理、古董收藏家、佳士得熟客蔡铭超；蔡氏在会上宣读一份声明，说他便是得主，「但这个款我不能付！」「抢救文物基金」是「民间公益组织」，看其源头，也许可称之为政府支持由非官守人士组成的非牟利组织比较贴切，至于其职能则在「抢救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蔡铭超在「抢救」鼠兔二首的举措，可说反映了官方的立场，与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人赵启正认为「抢夺的东西应送还」的说法，陈陈相因、一脉相承。

迄今为止，自从二○○三年成立以来，「抢救文物基金」的具体成效是零（精神胜利是另一回事），目前已「回归」中国同一系列的牛首、猴首、虎首、猪首与马首，均为国企或港澳富商在公开拍卖场以「价高者得」的方法购下而归国家（国企）保存（详情见二月二十三日本栏），如此这般的「文物回归」，金钱代价甚大（或甚小，视你财富多寡而定）。蔡铭超在他称为「非常时期」以「非常手法」蓄意破坏是次拍卖，虽然成功，但既讨不回有关文物，亦令其他文物「回归」之路愈遥远，为什么？笔者有如下二点看法─

甲、即使法国政府有意借「送回国宝」作为和中国「和好如初」的交易，希图进而令中国恢复购买法国货，亦不可能命令物主无偿交出有关文物，因为它们是私人物品，而保障私有产权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原则；法国政府本来可以在拍卖会标投，如果同意和同情政府为了「国家利益」而不得不这样做是大多数人（不只是法国人）的共识，可能便无人竞投，结果政府能以低价购得，成「皆大欢喜」之局。可惜由于外交部发言人在拍卖前指出「这二件被侵略者抢走的文物，必须归还中国」，令法国政府没有转圜余地─在这种情形下，由她投得转送中国，会伤害法国政府的尊严和损害法国人的民族感情，因此已不可能。

乙、经过蔡铭超的搞作，拍卖行必会严限参加投标者的条件，尤其是中国文物的拍卖，就算有良好拍卖纪录，是拍卖行的老主顾，投标者亦一定得缴付保证金。蔡铭超这次拒不付款，招致的全部损失都由拍卖公司承担，因为这是其「设计不周」误信老顾客所致。事实上，艺术品拍卖行为了招徕生意，营造竞投热烈拍卖气氛和拍卖价愈来愈高的趋势，不仅对竞投者的资格未能严格限制，且融资中标者（中标者可向拍卖行贷款以买入拍卖品），而拍卖行串通抬价因此以操纵价格罪被告将官里的事亦曾有所闻。和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机构一样，拍卖行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追逐利润。蔡铭超给它们的教训，将令拍卖「结构」大变，可以肯定的是，日后拍卖中国文物的过程必然更为周密，拍卖行为了赚取巨额佣金，一定不会让「蔡铭超事件」重演，中国文物在海外转手密度将不因中国反对而放缓！

二、

为了惩罚不听中国「叫停」命令继续拍卖中国文物的佳士得，从拍卖那天开始，其在内地的业务拓展将因当局「按章工作」而无法如过去般顺利进行，作为唯利是图的公司，佳士得必会设法（通过「走后门」疏通或委任当权高干的子弟出任要职）令中国政府有机会体现中国人宽宏大量的一面，「回心转意」，不过这种可能性现在已因「蔡铭超事件」变得微乎其微。

有趣的是，不少文物专家认为十二生肖铜塑可能并非出自中国匠人之手，除了其造型其雕工极像欧洲出品，在文化层面亦不似国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如果工匠在国内，肯定类似塑像充斥民间─贵胄巨贾文人雅士会着匠人仿制以自高身份，但情况并不如此；这些文物专家因而推论此批铜塑可能是制造喷水池机械国家工匠的作品。清皇室的开支都清楚纪录，当局若想找出真相，不难查明；不过，万一证实是舶来品，别说不能说是「国宝」，连「中国文物」亦不是，这将如何是好？

三、

在牛津受教育的美国记者莎朗．韦思明，于《战利品》（S. Waxman :《Loot-The Battle over The Stolen Treasures of The Ancient World》, Henry Holt, 08；书中提及的文物不少是强国对弱国的强取豪夺，因有斯译；不过，内文多次提及的 Looters，则指掠夺者），内容虽有很多和笔者二十三日介绍的《古董谁属？》重复，惟其纪录过去四百余年西方国家「搜集」文明古国文物（中国部分写得太简单）及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物主国」向「拥有国」追讨「国宝」的经过，生动详细。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把古代文物应否物归原主正反相方的意见清楚陈述，对一些成功追回和不成功的例子均一一举证，不过此中亦乏新意，和二十三日本栏所指出的相去不远─只有购进被证实以非法手段如盗墓或从考古地盘偷走而被定性为「贼赃」的文物，才有被循司法渠道讨回的可能。









信报财经新闻 林行止专栏2009-2-23 为博物馆收藏 文物最佳归宿

一、

热爱中华文化、现在法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游顺钊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七三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后受聘为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八三年创「视觉语言学」），去周通过电邮，引述其故友王鲁等人所著《雨果与圆明园》中有关雨果谴责抢夺中国文物的书信，广告友人，证实将于今起一连三天在巴黎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鼠首及兔首青铜雕塑，为英法联军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从北京圆明园掠走，希望藉此引起更广泛的支持「国宝回国」运动，并为向法国政府申请禁止拍卖这二件「宝物」的北京「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打气助阵。

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为法国文豪，《雨果答巴特勒书》正气凛然、文情并茂，而译笔忠于原文，古趣盎然，兹摘录如下：「……一日，有二盗自海上至，荷戟操戈，劫财焚屋。希世瑰宝，遂化为尘土；林园生灵，历万劫而不复……。昔英人劫掠巴德农殿内神器古物，已为天下所嗤。不意昔日之横加巴德农者，今又复加诸圆明园矣。时地有异，事则无殊。况夏宫之受荼毒于二盗者，又远甚于巴德农……。盖二盗暴劫横夺，巨细靡遗，至其所不能携之而去者，乃悉数摧破之也。夫夏宫文物之美，典藏之富，虽罄吾法兰西庙廊方物，犹不足与之比肩也。吾悉西人恒自诩为文明，而目中土之人为野蛮蒙昧之族类也。嗟夫！吾今乃见所谓文明之所施于诸野蛮者竟如斯也。然则二盗果何人哉？一曰英吉利、一曰法兰西。二盗之祸于中土者，至深且巨，二盗之罪行，青史昭然……肉食者鄙，可以为贼为盗，而吾民则不然也。故法帝庙堂斗筲之恶行，概与法兰西国民无涉也。至于东征之役所掠财物，二盗朋分，各据其半。帝国伧夫自矜其能，自炫其丑，以其所劫于夏宫者，夸示于世……恬然不以为耻。惟天佑法兰西……国政还于全民，圆明园重宝则扫数归还中土……。雨果顿首（时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泽西岛之高城流寓）」

鼠首及兔首为乾隆皇帝下旨着匠人精心打造装饰圆明园海晏堂水力钟报时喷泉的十二生肖铜像之二；清末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十二个铜首被英、法「二盗朋分，各据其半」！即使不读雨果之文，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问题是，这些「国宝」现在是否得无条件「回归故土」？

二、

古代文物应否物归原主的讨论，上世纪五十年已开始，至八十年代「白热化」，一九九五年达成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公约》，为其成果；引用此公约成功追回宝物的例子不多，笔者所知的孤例为意大利从美国数大（主要是从非法渠道购进大批古董的纽约大都会及吉蒂）博物馆，追回一批被证实是非法偷运出意大利的古文物（此事因伦敦著名古董商罗宾．薛米斯〔R. Symes〕与其同居故友的后人争产案后被判入狱而揭发）。目前西方的主流看法是，古文明产物是人类的财产，根本不存在归还给谁的问题；这种看法，为古文物的既得利益者如藏有大量世界各国文物的西方博物馆、古董经纪、拍卖行、考古学家和私人藏家以至西方政府的共识，那对流失大量文物的埃及、希腊和非洲诸国、地中海沿岸国家以至中国政府及人民来说，当然是毫无道理！不过，美国艺术评论家、芝加哥艺术研究院总干事康诺去年出版的《古董谁属？》（J. Cuno: Who Owns Antiquity?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就此一当今艺术世界最敏感的问题，提出连串情理兼备的观点，撇开「民族情意结」，笔者认为大都可以接受。

康诺的主要看法，笔者归纳为下述二点。

１．博物馆聚集（collect）来自各地的古董，是排除了民族主义局限性（nationalistic limitation）的所谓「集大成式博物馆」（Encyclopedia Museum）出钱出力要达致的目标，其目的在向全人类展示我们祖先的共同遗产（our common heritage），这即是说，与其让这些艺术品长埋地下、海底，何如让掌握了现代发掘科技和有丰富历史知识的考古学家进行开掘，然后采取沿用已久的分成（partage）办法，由出钱出力及「原产地」政府各方分享（如何「分享」，有关各方当然要事前达成协议），然后开放给公众参观。

２．偷掘、掠夺、偷运出境以至通过非法途径购进古文物必须制止，但中国政府要追回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前流失的文物，则「恕难允诺」；康诺举了大量历史事实，支持此说，当然，这些理由不能用在近代清朝文物上。还有，当年列强通过种种借口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便在掠夺战败国的财富，而艺术品正在此列；换句话说，在事发当年，这类强取豪夺是合法的（这当然是「强盗的逻辑」，当年的「列强」确是强盗）。令问题更难纾解的是，这些艺术品在西方古玩市场多次转手，现在要归还故国，私人的经济损失由谁承担？

三、

历史上应否「物归原主」争论最烈（尚未告上法庭）的物品，是从印度梵文翻译成中文的《金刚经》和「艾尔琴大理石雕」（Elgin Marbles）。前者于一九○七年由匈裔英籍考古学家史瑞爵士（Sir Marc A. Stein, 1862-1943）在我国西北的莫高窟发现并「盗去」，此一印于公元八六八年的木刻本共多卷，现在分存印度新德里国家及伦敦大英博物馆；后者是托马斯．布鲁士（Thomas Bruce，艾尔琴伯爵〔Earl of Elgin, 1766-1841〕）于一八○一至○五年出任英国驻奥图曼帝国大使时，获帝国批准从其属地希腊雅典的巴德农神庙巨雕锯下运回英国，若干年后布鲁士债务缠身，以三万五千镑（今日当在三百万镑水平）卖给国会，当作国家财物存于大英博物馆……。从既得利益者及「集大成式博物馆」的角度，《金刚经》和「艾尔琴石雕」都是「人类公共财」，存于人人可见的博物馆，是它们的最佳归宿。

四、

圆明园的兔首和鼠首物归何处？笔者的答案是物归拍卖场中出价最高的得主。

这批艺术作品既然以拍卖形式向市场推出，笔者以为采取「二○○○年模式」即以市场手段取得比较可行和合理，当年国企保利集团在香港拍卖会中以每个「落槌价」七百七十四万至一千四百万不等的价格，购进同系列的牛、虎、猴铜首；○三年「赌王」何鸿燊沿用此法，以六百多万港元购得猪首铜像并转赠保利；到了○七年，何氏以六千九百一十万港元拍下马首……。十二生肖铜首市价高低，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料今天开始在巴黎拍卖的成交价，不会超过○七年的太多甚且会逊之。

○七年拍卖举行前，中国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公开表示不赞成拍卖，「希望马首以适当方式回归」。何氏的大手笔，令「适当方式回归」梦想成真；但十九日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斩钉截铁指出：「这二件文物被侵略者抢走，应该归还中国！」传媒由是引伸出「拍卖这二件物品的争端可能进一步加剧中、法紧张关系」。在法国总统因为接见达赖而引起北京政府抗议、温总理「过门不入」及国人呼吁抵制法国货的阴影下，笔者以为外交部就此事的表态，并非明智而是自讨没趣之举。这二个铜首的「原」主人圣罗兰的「未亡人」、《伦敦时报》称之为「左倾富商」贝尔日（Pierre Berge，为同名拍卖行东主）已发表对中国不敬和极具讽刺性言论。堂堂大国如果无法阻止二件被抢走的文物拍卖，颜面何存？外交部真是过分草率了。

圣罗兰去年以七十一岁病故，现年七十八岁、和他从一九六九年便分房同居的贝尔日，决定拍卖他们多年搜购珍藏的七百三十二件文物（估计可售三亿欧罗），而这二件被中国政府要求归还的艺术品，向来被摆放于他们在巴黎寓所大厅当眼处（见一月号《Vanity Fair》页一○五）─圣罗兰和贝尔日是真正艺术文物鉴赏家，对收集和保存文化遗产不遗余力，月前笔者在摩洛哥重镇马拉喀什（Marrakech ， 亦称摩洛哥城或红城） 参观 Majorelle 花园，这个令人大开眼界的仙人掌花园便是由他们成立特别基金支持的……。

鼠首和兔首将落谁家，令人悬念，但愿有「识做」的巨贾，以「二○○○年模式」投得并把它们送给国企或国家；若不如此，外交部将无下台之阶！

一、石之瑜：亨廷頓的基督教門羅主義

文明衝突論的作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又譯亨廷頓）過世，但是杭廷頓所反映的價值，未必也隨之入土為安。杭廷頓言而未明的思想精髓，且至今方興未艾的，未必能如台灣各界習以文明衝突論概括之，或應稱為基督教門羅主義更為允妥。

門羅主義原本是1823年美國總統門羅主張以美洲為勢力範圍，抗拒歐洲勢力介入美洲事務。最近一次膾炙人口的對抗，是1962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當時美國傾全國之力，嚇阻前蘇聯將飛彈裝載到古巴。而所謂基督教門羅主義指的，便是一種防止非基督教文明入侵基督教的立場。

自始杭廷頓就不認為第三世界需要與美國用同一種標準。早年他著名的理論之一，即認為第三世界的威權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比較有成效，因而不鼓勵非要按照歐美的標準進行民主化。

在蘇東波來臨前，杭廷頓率先唱衰過民主化，他曾為文質問，世界上還會有新出現的民主國家嗎？十年後他卻發表第三波民主化，當時還來台灣替李登輝批判李光耀，文明衝突論也是在這段相對自信的期間醞釀完成的。在鞏固民主、資本主義與基督教三位一體方面，文明衝突論與當時流行的民主和平論有共謀之處，後者指責衝突的責任總在不民主國家那一邊，因而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文明問題，並可推知，兩岸之間有文明衝突，責任在大陸。

文明之間很難融合

但杭廷頓並不主張積極推動文明衝突，他著眼的恐怕首先是被多元宗教與多元族群弄得好像快要四分五裂的美國公民文化，不過是一直等到文明衝突論發表大約十年後，他才具體透露一股不知「我們是誰」的焦慮。由此他進而體會文明之間很難真正融合，其中拉丁美洲、亞洲新移民與伊斯蘭宗教對美國文化的破壞，應該是令他難以釋懷的源頭。

這並不是杭廷頓獨有的情緒。美國民主黨的重要思想家亞瑟˙斯勒辛格也在文明衝突論發表的幾乎同一時間，對美國社會可能即將因為多種族與多宗教的紛擾而解體，憂心忡忡。斯勒辛格曾經對美國歷史是否為見證上帝的選民所為，還是充其量是人類史上一次永遠沒有上帝眷戀的實驗而已，發表過美國歷史大循環的名著，如今卻開始對美國能否存在感到不安。

文明衝突論之後不久，杭廷頓以共同編輯之名背書了《文化很重要》這本暢銷著作，內容痛陳拉美與非洲文化阻撓現代化。眾人多注意到在文明衝突論中，伊斯蘭與儒教成為基督教終極對手，較少注意到他支持改造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文化。而他所謂「文化很重要」的意思是，拉美文化是沒用的負擔，要有正確的現代化文化才能發展。與他合編這本書的那位先生，正是早年在杭廷頓唱衰民主同時，一度著書指控拉美文化心態落後的同一人。

從他開始對威權政府的容忍，到後來對民主化的意興闌珊，再到他反對美國試圖教化主要是儒教與伊斯蘭地區的異教徒，到最後他支持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改造，並憂心美國的分裂，看出來他對於可以基督教化的地區基本上是被動接受的態度，對難以基督教化的地區則敬而遠之，不啻為某種基督教門羅主義。

被薩伊德批為無知

美國要不要像儒教或伊斯蘭發動攻擊，不是理性問題，而是感性問題，在攻守之間，主張守的是機會主義，因為反正不可能徹底打贏，這種務實的計算有其理性。主張攻的是十字軍主義，常是曇花一現。杭廷頓基本上屬於守勢思維，但是他的文明衝突論與攻勢思維分享了同一種情感，所以被已故後殖民作家薩伊德批判為無知。論人數，薩伊德這樣的基督教徒當然是少數。

二、林博文：杭廷頓與文明衝突論

在以色列空軍狂炸迦薩走廊巴勒斯坦哈瑪斯基地之際，很自然地想到在耶誕前夕去世的美國政治學大師山繆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享年八十一歲的杭廷頓，於一九九三年在《外交事務》發表轟動一時的〈文明的衝突？〉論文；三年後加以擴充加料成書，書名就叫《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已被譯成三十九種文字，風行全球知識界，也使杭廷頓成為最有影響力和最具爭議性的當代政治學者。

其實，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乃承襲伯納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觀點，予以更深邃、更廣泛的詮釋。路易斯是英國人，在普林斯頓大學教了三十多年書，現已九十二歲，他和杭廷頓都屬於「西方至上主義者」（或「白人至上主義者」），在外交政策上也都是鷹派。杭廷頓表示，冷戰結束以後，世界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不同文明之間（或內部）的爭鬥。

杭廷頓強調，由於受到現代化的驅使，全球的政治沿著文明界線進行重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聚合，而擁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國家正在分離。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界定的聯盟正讓位於由文化和文明所界定的聯盟，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因此，一個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

杭廷頓發表文明衝突論的文章和專書之後，肯定的聲音和否定的浪潮充斥全球學界，蔚為二十世紀末期最熱烈的一場學術、文化與政治論戰，中國大陸學者捲入的程度遠超過台灣和海外華人學者。絕大多數大陸學者對杭廷頓的理論持批判態度，他們不贊同杭氏把儒家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對立起來，亦不滿杭氏認為儒家文明是對世界秩序的潛在威脅，更氣憤杭氏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世界文明的衝突。

杭廷頓的書是在一九九六年出版，五年後發生了九一一事件。在西方媒體、政客和一般人民的心中，九一一事件不就是伊斯蘭文明以暴力挑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例證嗎？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亦因賓拉登的「傑作」而大出鋒頭。包括季辛吉在內的一批右翼和中間偏右學者及政論家，都把杭廷頓譽為創始「圍堵」政策的外交學者喬治．肯楠以來的頭號政治理論家。杭廷頓本人對他的文明衝突論獲得血腥印證，極具學術上的滿足感；但是，批評他的論著亦隨之大量湧現，直至今天。

巴勒斯坦裔的名學者薩依德，眼看路易斯和杭廷頓蓄意顛倒黑白，視伊斯蘭如寇讎的論學態度，心中大為光火，於是在《國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痛斥文明的衝突乃是「無知的衝突」。薩依德說，杭廷頓是個意識形態空想家，一心要將「文明」與「認同」扭曲成已然定形、封閉的體系，「文明衝突」之說完全忽略了歷史隱而不顯的部分（如各種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增益與分享），只急於以荒謬可笑、狹隘簡化的方式來凸顯文明的鬥爭。

薩依德以及其他學者對文明衝突論最不滿的是，杭廷頓在論述中所展現的西方文明優越感，以及其他文明皆「非我族類」的白人中心論。世人在譴責賓拉登所領導的「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之餘，很少人會去探討促成賓拉登採取暴力的原因，也很少人去探究美國霸權主義在阿拉伯世界的所作所為。就如同以色列數十年來和巴勒斯坦的武裝衝突，除了文明、宗教和民族不同，亦含有領土、主權、生存之爭，更有美國因素在裡面。沒有美國的大力撐腰，以色列早就不見了。今年剛好是以色列建國六十年，這是個可敬的猶太小國，但如沒有美國每年花數十億（甚至上百億）「養她」，再加上強大的「以色列遊說團」坐鎮華府，以色列也許已變成一個歷史名詞。

杭廷頓四年前出了一本《我們是誰？對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痛罵拉丁裔（以墨西哥人為主）新移民，指責他們拒絕融入美國社會，企圖分裂美國。這本立場偏頗的著作，一出版即遭到左右兩派的夾擊，有人批評杭廷頓是在鼓吹「新孤立主義者的民族主義」，因杭氏認為多元文化和全球化會危害美國的「核心文化」。所謂美國的核心文化，即指基督教、講英語、歐洲傳過來的文化與哲學，以及美國的政治與法律制度。

薩依德和杭廷頓是思想上的死對頭，如今皆已作古。美國少了兩位學術巨人，不只是美國的損失，全球文化界亦痛失兩個有開創性的學者。

委国总统查韦斯高呼社会主义胜利，广场民众身穿红衣，一片红海洋。反对派电视台不获续牌。但记者亲赴委国却发现，委国充分享受言论自由，反对派激烈抨击查韦斯，甚至参与政变，也不受法律追究。

自苏联与东欧共产国家解体、冷战结束至今，人们都以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争不复存在之际，人们却冷不防发现与美国毗连的拉丁美洲，已卷起一场惊天动地的红色革命浪潮，而这浪潮就从委内瑞拉开始。

位于南美洲北端的产油国委内瑞拉，一九九八年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领导人——查韦斯（Hugo Chavez），他经常穿著红色衬衣，高调反美，并毫不讳言表示要全面推动“玻利瓦尔”革命，社会主义正式登上拉美政治舞台，而且有星火燎原之势。

我来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玻利瓦尔”广场，目睹数以万计的查韦斯支持者穿红衣，高呼社会主义胜利。放眼红海洋，在场的西方记者心里非常明白，这“一片红”可能令委内瑞拉不得安宁，美国的眼球也开始对准这个国家、对准这位可能会跟美国掀起另一场冷战的拉美领导人——查韦斯。

但在委国与美国还未“近距搏斗”之前，一场传媒大战已正式登场。最近由于查韦斯不再给一间反对派主流电视台（RCTV-Radio Caracas Television）续牌，而引发国际媒体连场的激烈争议，在此，主要是美国不停叫嚷查韦斯打压反对阵营、收紧言论自由、走向独裁……

美国各大电视台不断播放委内瑞拉群众上街示威的新闻，人们戴上口罩，眼含泪光，俨然一片风声鹤唳。亚洲这边厢，由于对遥远的拉美缺乏认知，不得不跟著美国传媒走，也质疑查韦斯这个拉美新兴“独裁者”。一时间，委内瑞拉和查韦斯取代了伊拉克与已故萨达姆，成为国际传媒的“新宠儿”，只可惜新瓶旧酒，美国各大媒体仍然只站在对立角度，一面倒的报道手法，没有汲取伊拉克的教训，把观 与读者一同拖进“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里，真相也就沦为可怜的孤儿。

去年夏天，我曾专程采访委内瑞拉，回来后一直与当地记者保持联系，密切留意该国发展，就这次风波，我有一点观察。

去年，当我抵达委国首都加拉加斯不久，就来到新闻局，想安排采访一些官员。我坐在大堂等候时，无意看到有一房间，门上挂著一个方牌：另类媒体及社区发展（Alternative Media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显然是某一部门所负责的工作项目。我感到奇怪，在西方或一些亚洲国家，另类媒体乃是从亲建制传媒之外发展出来的另一种媒体声音，以抗衡建制。怎么在委国，建制外媒体竟然会得到政府扶植？当局岂不是把枪口对著自己吗？

媒体多半属反对派

一问之下，恍然明白。原来，委内瑞拉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传媒，都是属于反对派阵营，说穿了，这些媒体都是前朝“白人统治”时代留下来的产物，当时它们是亲建制媒体，代表大企业利益，自查韦斯上台后，立刻变为反对派。由于它们资源充裕，声音也特别大，甚至传至海外，人们不难获知他们的意见。

我走到加拉加斯街头，差不多每一个街头拐弯处，便有一个报摊。委内瑞拉社会极度政治化，大家都爱看报刊政治评论，数十种报纸与杂志在报摊上摆放著。

我仔细看，有委内瑞拉三大报章：Uetimas Noticias、EI Universal和EI Nacional，后面两份属于反对派或亲反对派阵营，每天大骂查韦斯及其支持者。

我身旁的一位驻委内瑞拉的英国记者笑说，反对派的人真够凶，有些言辞甚至已跨过底线，违反法律所定义的诽谤，但委内瑞拉这个社会很奇怪，特别在查韦斯时代，大家都在骂、骂、骂，不当回事，查韦斯也没有对这些反对派的激烈言论采取法律行动。

事实上，过去与现在都一样，委国传媒百分之九十是私营的，而私营传媒过去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千丝万缕。如果说传媒受审查，过去也屡有发生，为什么美国媒体对此却无大肆报道？如果要进行比较，目前的传媒生态可能更民主、更开放，为什么？

新闻局官员凯撒终于露面，我第一个抢著提问，问的就是委国政府推动另类媒体的“怪现象”，凯撒笑了一笑，回应说：“委国传媒一向由企业传媒垄断，老百姓没有发声的平台，总统查韦斯强调参与式民主，而民主社会主义就是让老百姓抬头，政府要聆听老百姓的声音，有必要扩大传媒空间，我们鼓励各社区来参与传媒运作，可是，这些社区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就向他们提供援助。”

读者或许认为凯撒帮政府说话，事实又是怎么样呢？我专程到访加拉加斯一个最大的另类电视台CATIATV，它座落于市中心边缘的一幢旧房子，听说原来是废弃的摄影棚，政府送给CATIATV使用，还赞助了大量摄影器材，CATIATV摇身一变成为另类媒体的老大哥，还负责照顾各社区的小型另类媒体。

我到访当天下午，刚巧碰上一群妈妈带著下了课的孩子，回家前先来CATIATV剪片，她们在社区拍了一项活动，准备在CATIATV社区频道播放，她们就这样一边叫孩子不要乱跑，一边剪辑录影带。在场还有一些已退休的公公婆婆，他们也参与了这项代表社区的媒体运动。

其中一位叫艾蓓瑞翠斯的婆婆就让我跟著她到社区观察拍摄工作，我问她，他们接受政府赞助，是不是要为政府说话？她愕然地望著我，说“不、不、不，我们只为我们社区说话，政府给第一批资金，以后我们要自负盈亏，很多时候众社区互助，请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义工，我们把成本减到最低……”

我受邀到CATIATV观看一次现场直播，三个社区代表坐下来，谈对社区发展的看法，开始时大家陈述各自所做的研究报告，说起来结结巴巴，后来渐入佳境，最后变成一场激烈的辩论。

在另一边厢，反对派阵营的“联合电台”（Union Radio）也有一场论坛。第二天我赶赴电台，有幸认识一位知名评论员祖里奥．皮涅达，本身是一名小富豪，经常猛烈批评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政策。

我抽丝剥茧，梳理反对阵营传媒的背景，发现一些与一个叫Sumat的组织关系密切，该组识自称是促进民主的非政府组织。我特地访问了它的发言人，她不讳言，表示接受过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该基金会最得意的杰作就是促成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委内瑞拉，零二年的政变，Sumat的创办人以第一时间签署承认军事政变中的新总统，而RCTV作为这次传媒风波的主角，当年也全面配合政变新闻，并煽动群 上街反对查韦斯。后来，RCTV一位记者透露，电视台管理层下达命令，对政变中有关查韦斯阵营的消息，不但不予报道，并扭曲新闻真相，对查韦斯支持者极尽抹黑之能事，详情可看北欧独立电视台拍摄的《未有转播的革命》（Revolution Not to be Televised）。

欧洲不少评论指当年政变是一场由媒体发动的政变（Media Coup）。政变过后，查韦斯政府才发现，媒体过于受反对阵营主导，政府竟然缺乏平台发声，因此，查韦斯增加政府电台与电视台，并推动成立了一个代表南美洲的“南方电视台”。

在RCTV之前，电视台背景分布是：反对派占五成，中立派占三成，政府占二成。半岛电视台驻当地的记者迪玛对我说，RCTV参与政变却没有受到审讯，已叫人啧啧称奇，可是美国媒体却对此保持沉默，这次政府虽不给它续牌，但它仍然可以透过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继续转播，但美国媒体却即大鸣锣鼓，高喊新闻自由受挫。谁不知，政府不续牌后并未把频道收归己用，反而让给当地独立媒体百家争鸣，不让企业白人媒体专美。

委内瑞拉反对派上街情景，主导了美国电视的画面。可是，外界对于委内瑞拉的另类媒体特色则鲜有报道。其实，只要你身在委内瑞拉，便会对当地众多媒体感到眼花缭乱，体会到言论两极化当中仍然有多元的声音。

这次RCTV风波，实在与言论自由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只不过是委内瑞拉一场传媒大战的序幕曲：代表亲美精英利益的传媒对决代表草根阶层利益的传媒，美国开动宣传机器对付查韦斯，而查韦斯也还以颜色，这不仅是传媒战，也是一场政治角力，人们在亚洲大可不必急不可待地跟著美国媒体跑，不分青红皂白大喊反对打压言论自由的口号。

越戰結束三十二年來越南國家主席首次訪問美國，商談經貿合作，並鼓勵當年逃亡的越僑同心建國，展現務實外交；越南官方媒體認為越南正處於“在國際上沒有敵人的時代”，過去半年各級領導分赴外國，拓展外交空間。

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連演兩出外交大戲，首先在五月中旬訪問中國以強化傳統的“同志加兄弟”邦誼，六月十八日又啟程對“昔日冤家”的美國展開六天國事訪問，成為越戰結束三十二年來首位踏上美國領土的越南國家元首，不僅掀開越美兩國關係的新紀元，也是越南走進國際社會的重要里程碑。河內領導人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華盛頓傳達美越關係不因越中關係升溫而受影響，凸顯“平衡中美關係”的務實外交策略。

最近，越南領導和官方媒體多次強調，“越南目前處於一個在國際上沒有敵人的時代”。過去半年，越南領導人分赴海外進行一系列親善訪問，包括政府總理阮晉勇元月二十五日訪問無邦交的梵蒂岡，與教宗本篤十六世舉行歷史性會晤；越共總書記農德孟五月底率團先後訪問智利、巴西、委內瑞拉及古巴四國，其中的六月二日壓軸戲是在哈瓦那會晤了久未亮相的卡斯特羅，解開了古巴共產黨領袖健康之謎。此外，國會主席阮富仲和國家主席阮明哲先後於四月初和五月中旬率團訪北京。在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前提下，中越兩國已逐步行動在南海合作油氣勘探，以及從經濟、文化、運輸和人力資源培訓等領域加強合作。

阮明哲是搞活越南經濟的實乾家，出任國家主席之前，他是全國經濟最亮麗的胡志明市（原西貢市）的黨委書記。陪同阮明哲和第一夫人陳氏金枝訪美的包括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范家謙、教育和培訓部長阮善仁、郵政電信部長杜中佐等，還有一百多名實力商家與他同行。阮明哲先在紐約拜會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尋求聯合國支持越南角逐來年的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也參觀華爾街證券交易所、出席美越工商會聯合舉辦的招商論壇，見證雙方企業關於能源、通信、產業信息和金融服務等多項協定簽字儀式，鼓勵美國企業商家將眼光投向越南。在華盛頓與總統布殊會晤，也參加越美雙邊貿易與投資框架協定簽字儀式。河內希望該項協定最終形成自貿協定。美越首腦討論的課題包括通商投資、地區安全、軍事合作等問題。阮明哲在洛杉磯與旅美越僑代表會晤，越南航空準備向波音公司訂購一隊波音七八七長程客機和爭取開闢直飛美國航線。

美越展開人權對話

阮明哲行前接受官方媒體訪問，承認越美雙方在民主人權上的不同見解是個棘手難題，但“這些分歧遠遠小於兩國共同利益”。在此之前，越美雙方官員已就人權問題舉行了十二輪對話。當美國批評越南民主人權不彰，越方也直指美國有種族歧視、對犯人有嚴刑拷打和虐待等現象存在。越方的談判首席代表是外長助理范平明，即已故強硬派外交部長阮基石的兒子。在阮明哲啟程訪美前，當局釋放了五年前在網絡上批評越共、被控以間諜罪的三十九歲異見分子阮武平。去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布殊作客河內前夕，一批入獄多年的越南民運和宗教人士獲釋。不過，河內也提醒華府應停止慫恿“反動的越僑”從事顛覆越共政權。被指為美國幕後陰謀的事件，包括七年前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越之際，原南越空軍飛行員李統劫持一架泰國飛機在胡志明市上空撒下數千張反共傳單；還有六年前美籍越南人武文德企圖炸毀越南駐曼谷使館未遂事件，都激起美越關係緊張。李、武兩人後來在曼谷落網，越方屢次要求引渡，總遭美方以人權理由拒絕。

阮明哲此行也召喚遊子歸國，為祖國“繁榮和諧”作出貢獻。目前旅居美國的越僑超過一百五十萬，占全球越僑總數一半左右，其中相當部分是七十年代中後期投奔怒海的越南華人。阮明哲高度評價旅美越僑成功融入美國社會，也為他們時時“心懷祖國”而欣慰。他認為回國探親的越僑人數逐年增多，有助他們進一步了解越南革新開放後的新景象。越南政府今年二月首次批准派送包括護士、焊工等一批越南熟練勞工赴美工作，並考慮給海外越僑享有免簽證入境優惠。

今年初越南正式加入世貿組織，成為第一百五十個成員國，給八千四百萬越南人民帶來創富商機。曾在克林頓政府擔任商務部長的戴利說，美國商人之前都把亞洲投資焦點放在中國，如今開始注意到越南的成長機會，如果美國對越南的投資未來五年急速增加，也不足為奇。

去年越南經濟成長率繼續雄踞東南亞之首，達到百分之七點八；今年首五個月成長率為百分之七點九，全年目標為百分之八點五。美越雙邊貿易額已從二零零一年的不到十五億美元，去年攀升至九十七億美元。截至今年五月，美國對越直接投資項目有三百二十二個，協議金額共二十三億美元，在對越投資國中居第八位。去年英特爾也通過第三國在越投資生產蕊片高科技產品，總投資額超過十億美元。微軟總裁比爾蓋茨去年訪問越南，允諾將協助越南發展成一個“頂尖的軟體外包”國家。

華盛頓一九九四年二月全面解除對越南長達十九年的經濟制裁，並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二日宣布與河內建立邦交。二零零零年十一月，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成為越戰後首位訪越的美國元首。“范德格裡夫特”號驅逐艦於二零零三年成了初次“登陸”越南的美國軍艦。二零零五年六月，越南政府總理潘文凱應邀訪美，將兩國關係推上新台階，他與布殊發表的聯合聲明，其中包括極其敏感的軍事和反恐合作，此後兩國武裝部隊將領互訪頻密。自從美軍一九九二年被迫撤出其在東南亞最後堡壘的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後，美國便擔心中國軍事勢力在東南亞擴張，有意重返越南租用金蘭灣充作後勤基地，除擴展其反恐戰略，也希望達到軍事牽制中國的目的，但始終未獲河內首肯。

清除越戰後遺症

上世紀殘酷的越戰仍給越南人遺下一個永難磨滅的傷痕，當年美軍施放過一種能使樹葉脫落的“橙色藥劑”，不僅受害者出現癌症、殘障和基因異常，其子孫也被殃及，估計涉及人數多達四百八十萬。近幾年來，越南受害者鍥而不捨地向製造這些毒劑的美國三十七家化工廠家進行索賠訴訟。美國在十年越戰至少耗費千億美元軍費，不僅造成三百萬越南人犧牲，五萬八千名美軍也葬身戰場。越戰雖已過去三十二年，而其後遺症仍然存在，不僅兩千餘名美軍還沒有找到下落，還有大量未拆除的地雷和炸彈，關係到人道主義和官司問題。

在尚未推行革新開放的二十多年前，越南因武裝入侵柬埔寨的背景，染上“窮兵黷武”的污名，更長期將中美兩國當成“潛在的敵人”。如今，為了融入國際社會、爭取外國投資，河內當局外交政策大轉變，朝著深度和廣度合作的方向發展，為越南國家和人民謀求確實的利益。

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搞改革、拚经济，强势尽显，但其贪腐与舞弊受民众质疑，今更遭宪法法庭禁制，难返政坛。

泰国宪法法院日前判定前总理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去年四月大选舞弊，下令解散，更限定他信及该党一百一十名执委五年内不准参政。去年九月政变之后，他信流亡海外，所有政党被禁止参与政治，而法院开始审理泰爱泰党选举舞弊案，令这个泰国最大政党迎来穷途末路。

泰爱泰党分崩离析，为筹划中的泰国下半年大选铺路，军事当局分明要彻底瓦解他信在国内的残余势力。

去年四月大选，泰爱泰党风光无限，一些参选区甚至由于没有对手，不战而胜。泰国选举法规定即便没有竞选，参选政党仍必须达到法定票数才能当选。泰爱泰党当时为避免无对手也无胜算的局面，动用金钱收买一些小政党参加选举，既无伤大雅，点缀场面，又收割胜利果实，占据主动。两名部长级要员更是亲身参与，用金钱收买小政党。根据宪法法院的判决，泰爱泰党还曾通过另外两个小党收买选举委员会一名成员，指示他窜改政党登记资料。宪法法院认定，泰爱泰党利用民主选举来取得专制的权力。

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一九九八年创立之后，发展迅速，拥有数百万名党员。二零零一年他信取得大选胜利后，大刀阔斧改革，经济增长显著，改进医疗制度，惠及平民百姓，为其在乡村赢得众多支持。但是，他信在出售其家族企业秦纳瓦那越集团给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交易过程中，引发民众对其贪腐的质疑，进而导致他信政权岌岌可危。

去年四月泰国大选正处这一背景之下，他信亟待借助民主工具确立执政合法性，即便正常选举手段也可确定取胜，但他仍想藉大幅度的胜利来巩固地位和形象，为求结果无所不用其极，政客强势尽显。

无论贿赂小政党参加选举，还是拉拢选委会官员，都属违法。泰爱泰党遭解体，处罚虽显苛刻严厉，但只要法律公正，民众自然心服口服。泰爱泰党对手民主党同样被指在去年选举中舞弊，但最终罪名不成立，逃过被封禁命运，可继续参与政治活动，甚至可能在年底大选中取得执政权。

在宪法法院下令解散泰爱泰党后第六天，泰国临时政府宣布解除政变之后限制政党活动的禁令，即时生效，时机亦颇耐人寻味，为年底大选造势明显。同时为封堵泰爱泰党成员改头换面，目前仍不允许注册新政党。解除政党活动禁令显然是恢复民主进程的重要阶段，但在这一进程中，政治布局可能造成泰国民众的再一次分裂。

解散泰党解散不了民心

泰国宪法法院判泰爱泰党解散，让民主党有望成大选最大赢家，却引发他信支持者强烈反弹，高喊“民主回来，他信回来”。他信聘请美国说客和国际传媒攻击军政府。

泰国“宪法法院”九人法官团，五月三十日以十个小时马拉松式宣读涉及去年四月二日大选舞弊案的判决书，结果遭黜总理他信九年前创建的第一大党泰爱泰党被判解散，包括他信在内的该党原来一百十一名党中央执委被剥夺参政权五年。然而，具有六十一年历史的老牌民主党因指控罪名不成立，免遭取缔。

当地舆论指以上具有争议的裁决，手法相当残酷，无异把与军政府作对的政党置于死地，给目前流亡英伦的他信带来灭绝性打击。有如投下重磅原子弹的“死刑”，更激起支持他信和泰爱泰党的死忠群众揭竿而起，连日走上街头抗议当局厚此薄彼，判决不公。示威者高举“他信我爱您”、“他信回来吧”布条，揭发军人去年九月十九日“挟天子以令诸侯”发动政变，大声疾呼军头颂提“滚出去”。当前，泰国笼罩茫然迷雾，政局不容乐观，难以预料十二月大选前一切能稳定下来。

军方以贪污和贪渎等罪名把他信赶下台之后，便藉宪法法院一刀将泰爱泰党打入地狱十八层，让他信和泰爱泰党无法在政坛卷土重来。然而，泰国政治分析家和学者大多认为，他信老谋深算，在海内外拥有不少政治网络，怀有重出江湖的念头。泰爱泰党代理党主席查督隆（刘姓华裔）对法院勒令散党的判决实在无法理解，扬言拟就此事向国际法庭控诉。被迫解散后，泰爱泰党已改称“泰爱泰集团”，将重整旗鼓，申请重新注册成立泰爱泰党。

这是泰国历史性的政治大审判，是针对去年四月二日大选中泰爱泰党以金钱让名不见经传的一些小党“陪选”，以解除泰爱泰党在部分选区因一党竞选所受到的限制，企图操纵选情，矛头对准了属于他信的两名泰爱泰党爱将，即当时国防部长他马叻与华裔交通部长彭萨出钱收买两个小党参选和贿赂选举官?造党员记录，被控为“极大危害国家民主政治”，两项罪名成立而遭解散。受金钱诱惑、非法参选的民主发展党、泰国土党及民主进步党是该案的“小丑”，也与泰爱泰党一同惨遭解散并剥夺党领导层为期五年的参政权。然而，被泰爱泰党指控与媒体大亨林明达为首的人民民主联盟串通一气、联手颠覆他信政权并杯葛大选的第二大党民主党，却被判各项罪名均不成立，还以清白，让听审的泰爱泰党很不服气而暴跳如雷。

民主党获悉过关的喜讯后，党主席阿比西喜形于色地说“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将集中精力备战大选。“因祸得福”的民主党计划向原来支持他信的东北农民发动攻势，争夺敌党的票仓。观察家认为散党判决的结果彻底改变了政治版图，民主党有望成为年底大选最大赢家。届时，现年四十三岁的阿比西极有机会成为战后泰国最年轻总理。

华裔牛津硕士阿比西

有一张俊秀明星脸的阿比西出生于英格兰纽卡斯尔，拥有牛津大学的政治和哲学学士学位和该校经济学硕士学位，祖先是从越南移民来泰的袁氏华侨。阿比西于十五年前开始涉足政坛，他在闽籍华裔川立派（中文名吕基文）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任过发言人和主管投资和肃贪工作的总理署部长。一直秉承泰国“和谐中庸”传统的民主党原为执政党，但自二零零零年泰爱泰党上台之后，一蹶不振。民主党抵制去年四月二日大选，旗帜鲜明地展开以“反他信、反泰爱泰党”为目标的斗争。与民主党结成在野联盟的泰国党和大众党等也纷纷 动大选列车。其中大众党有意延请目前在日内瓦担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前泰国副总理素帕猜出任党魁。

出乎意料的判决震惊传来，令泰爱泰党支持者个个抱头痛哭，愤而直骂法官“暴殄天物”，扼杀一个推崇民主的合法政党。代理党主席查督隆十分无奈，情绪激动地告诉支持者：“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权者可决定对与错，即使权力从枪杆子出来亦然。”然后齐声高呼“泰爱泰党精神不死”，矢志重新组建同名新党来传承泰爱泰党奉行的“草根政策”。不可思议的泰国政党法并没有对同名政党注册的相关限制，更无限制被禁止参政的党中央执委可以普通党员身份加入任何政党。身在伦敦的原泰爱泰党主席他信透过法律顾问发表公开信，表示内心酸涩，除向泰爱泰党支持者深致歉意，更呼吁军政府尽快举行大选，还政于民。他信在信中要求“必须从过去的错误汲取教训”，“再接再厉做好建国的千秋大业”，“不要与世隔绝”。过去两届大选，泰爱泰党空前绝后获得一千四百万选票支持，两年前的选举中成了泰国历史上首个一党组阁的执政党。

尽管法官判决泰爱泰党一百十一名中央执委五年禁足政治，实际上仅有五十二人留在该党，其余五十九人早已分道扬镳。其中的前党副主席曾汉光已准备与另一名华裔执委郑松萨筹划组建“中庸之道党”，已吸引了多名前党友加盟，却不幸因残酷的判决而可能造成政治新星陨落。一些西方媒体评论曼谷军事政权这次扩大政治打击面，旨在以泰爱泰党政治生命的结束来遏阻他信东山再起，岂料弄巧成拙，给已经推行了七十五年的泰国君主立宪政体加深了社会矛盾。即使此次终审判决不存在上诉翻案的可能，但泰爱泰党困兽犹斗，将不惜一切与军方作最后一搏。而不满当局践踏民主以及无法解决日益升级的泰南恐怖攻击问题的进步分子也哗然起哄，使当局打造“和谐社会”的宏图成为空谈和陷入无法调和的危机中。

曼谷知名政治评论家素坤担心正在赶工修订的新宪法案能否顺利在九月份进行公投。一旦政局出现动乱，也难以保证年底大选会否实现。朱拉隆功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河源指出这次政党判决是国家经济复苏转折点，只有迅速解决社会矛盾，政治不被迷雾笼罩，才有药可救。为了化解政党与军政府之间对立而带来的政治紧张，军政府六月五日宣布解除长达八个月之久的政党活动禁令，但活动范围“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不过素拉育暗示，万一政局到了无法收拾地步，也不排除会颁布紧急令来敉平暴乱。

他信并未完全出局

当局把心腹之患的泰爱泰党“化整为零”之后，也进一步调查他信家族和其旧阁员之系列贪污案件，封杀二百多家拥护他信的网站和地下电台。他信不甘受辱，以牙还牙，聘请了美国共和党说客和国际传媒来攻击泰国军政府。曼谷的评论员指出：“他信口口声声已金盆洗手，但实际上并未完全出局，还会千方百计地凌驾军政府势力，以便保护其家人及被冻结的财产。”

他信最近放出他准备在伦敦成立“流亡政府”的政治烟雾。而早前，他信炮制所谓有意收购英超球会曼联，在北京、香港和澳洲等地置业等消息。

即使是坏消息，也能被他信当成哗众取宠的好事。最近他去莫斯科经济学院接受名誉科学博士学位，在麦当劳快餐店开“庆功宴”时，装有大笔美钞、护照的手提箱被窃，他竟不当一回事，而被炒成头条新闻。此外日本拓殖大学已聘他担任“客座教授”，更证明他并非等闲之辈。在泰国，支持他的民众大有人在，至少让他有一份“好人不寂寞”的精神安慰，可以振奋士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2年後，法、德、義、荷、比、盧六國元首在羅馬簽下歷史性協議，奠定了今日的歐盟。50年的和平、安定與繁榮，如今，光輝似乎已過，煩惱正要開始。不過，歐洲年輕人關切的是，歐盟如何繼續走下去。

捐棄世仇，牢記戰爭無贏家的教訓：半個世紀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2年後，法、德、義、荷、比、盧六國元首在羅馬簽下歷史性協議，奠定了今天歐盟——德國現任總理梅克爾女士所稱的「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50年的和平、安定與繁榮，並且是「有計畫地擴張繁榮版圖」，從六國到27國，還沒有停止，這的確是人類史上難得的紀錄；如今，光輝似乎已過，煩惱正要開始。不過，歐洲年輕人關切的是，歐盟如何繼續走下去。

只要有意願，夠智慧，肯溝通，努力「打拼為幸福」，誰說「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不會持續下去？地球村其他成員，不僅也關注，也更寄予深深的祝福。

聳立在布魯塞爾舒曼廣場邊的歐盟執委會巍峨建築內，最近常看到一群歐盟官員，聚精會神的在為迎接3月25日歐盟前身——歐洲經濟體——據以成立的《羅馬條約》簽署50週年的到來而忙碌。

除計畫在歐盟27個會員國及其他重要國家舉辦活動，大肆慶祝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外，歐盟官員也希望藉著這個日子，對已獲致重大成就，但卻開始呈現疲態的歐盟，注入新的活力，使它能繼續向前邁進。

正如一名歐盟執委會發言人指出，如果沒有1957年比利時、盧森堡、荷蘭、法國、義大利與德國同意藉由簽訂《羅馬條約》，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的統合運動可能無法達到德國總理梅可爾1月17日對歐洲議會演講時所說的「歐盟是地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但歐盟官員積極準備慶祝《羅馬條約》簽署50週年的情緒，卻不容易在歐盟的民眾身上看到。在布魯塞爾一家設計公司工作的23歲義大利人白琳吉里（Katia Berlingieri）就說：「我常經過歐盟機構前，但對慶祝羅馬條約簽署50年的事卻毫無所悉。」問她對歐盟有多少認識，她也兩手一攤的回答說：「祇有一點點。」

同樣在布魯塞爾一家國際知名包裝公司擔任經理職務的奧地利人戈士巴（Alexandre Gaspar）也表示對歐盟「認識有限」。他說：「我很想對歐盟多懂一些，但發現歐盟機構太多且制度太複雜，更不知它們在一起如何工作。」

歐盟是啥　博士所知也不多

就連是德國籍、歐盟執委會官員家庭出身、比利時長大、法國取得博士學位的慕勒（Brigitte Muller）談到歐盟時，也表示：「老實說，我真的知道不多。」

雖然，這祇是一些個例，但與他們一樣，至今對歐盟所為何事不清楚的歐盟民眾卻大有人在。歐盟執委會針對擴大議題進行的最新民調就顯示，歐盟民眾不但對擴大事務所知有限；對擴大進程帶給歐盟的利益，更是不甚瞭解；68%的歐盟民眾更不認為，他們在歐盟擴大議題上，被充分告知有關資訊。

這也就難怪，既使已擠入中產階級的戈士巴，被問到是否贊成歐盟持續擴大時，也無奈的說：「如得不到充分及客觀的事實與繼續擴大是否有利的資訊，根本無法回答問題。」他並說：「目前歐盟政治人物經常以擴大做為宣傳的議題，同時用來與民眾溝通的方式也有待商榷，非常不客觀，令人無法做適當判斷。」

也許，這就是歐盟在走過50年輝煌歲月後，因歐盟機構及政治領袖未能與民眾建立適當有效的溝通，甚至已與民眾的想法脫節，致使在向前邁進，進一步推動歐盟事務上，煩惱已開始顯現的重要原因之一。

經半世紀努力　已具歐洲合眾國雛形

經過50年的統合與努力，打開歐洲地圖已可發現，多半歐洲國家已被納入歐盟版圖，同時歐盟也早已成為歐洲的代名詞。從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一路發展下來直到今天的歐盟，歐洲不但得以維持長久的和平、安定與繁榮，同時內部也經由成立關稅同盟、採行共同農業政策、建立單一市場、實施共同歐洲貨幣及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已逐步具有歐洲合眾國的雛形。

這些顯而易見的成就，對今年已67歲、童年曾飽受戰爭之苦，現已退休的布魯塞爾居民德布拉龐德（Anne Debrabandere）而言，並不陌生。她說：「我雖對歐盟認識不深，但卻知道，它已使歐洲不再有戰爭，也使生活可以過得更好、更安全。」依據歐盟執委會的說法，歐洲統合的成功過程帶來的好處不止這些；如今不但歐盟民眾在多數會員國間可自由通行、使用共同貨幣、隨意居住、就業及接受教育，藉由共同的歐盟立法，也使得資金可自由流通，境內消費者權益、兩性平權及公共衛生等都可獲得較好的保護與改善。經由改善會員國社會、稅賦、環保及區域發展的政策與計畫，也使得歐洲不同地區的生活水準得以提升。

談到對生活的改善，戈士巴也承認，「已享受到想到任何歐盟國家工作的便利，旅居在其他歐盟國家，也能享有與當地人同樣的社會福利。」經常旅行的白琳吉里則說：「如今在歐盟境內使用歐元不但減少匯兌損失，出國時更易比較不同歐盟國家的物價。」

除了這些好處外，因在學術進修、建立共同緊急求助電話號碼、降低電話費用、節省及更新能源政策、改善道路交通安全上，歐盟採行一致政策，實已大幅增進歐盟民眾福祉。

影響生活各層面　增進民眾福祉

換言之，歐盟的存在，已影響到會員國民眾生活的各層面，祇是許多民眾並不知道。而過去幾年，歐盟開始在巴爾幹半島執行維和任務，並積極參與中東地區、北韓核武、伊朗提煉濃縮鈾等區域與國際事務調停工作，並藉此躍上世界舞台，除經貿外，逐漸扮演政治強權角色的事實，更不為許多歐盟人民所知曉。

簡單地說，50年的統合已逐漸消弭歐洲國家及人民間的隔閡與分裂，並創建一個歐洲大家庭，使加入的成員，在仍能維護各自的文化、傳統與語言等特色及尊重自由、民主、法治及人權的共同價值下，共享和平、穩定與繁榮，並以「整體歐洲」的認同，一起走向未來。

祇是，這種已獲致成就中的大部份事實，身在其境的歐盟民眾並不容易感覺得到。經常回到比利時探親、目前在瑞士洛桑一所大學任教的慕勒就說：「當你一旦不再居住在一個歐盟會員國時，才會真正知道歐盟的重要性，像我現在住在離法國一小時路程的瑞士，就會感到許多不方便的地方。」

今年才30歲的慕勒並說：「我想，可能是歐盟的關係，我已不能真正地說我是德國人，比利時人或是法國人，歐盟似乎已給我一種新的身分認同。」尚未進入中年的戈士巴也說：「我會先覺得自己是歐洲人，其次才是奧地利人。」

這也說明，成功的統合，已使「認同歐洲」逐漸在歐洲國家人民心中發酵。一項歐盟調查顯示，現今的歐盟年輕人已遠較上一代更能接受做為「歐洲人」，而非祇是「歐洲某國人民」的觀念。

不過，在回頭數說過去歐洲統合運動獲致的耀眼成就之際，擺在歐盟面前的已有一籮筐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制度上，屢次擴大的結果，使得原有架構已無法有效運作，擬議中預備就制度進行改革的歐洲憲法條約至今卻又因法、荷的反對而陷入僵局；政治上，至今到底歐盟應走向邦聯制或是聯邦制仍無定論；經濟上，新會員國的加入，尤其是東歐國家入盟後，因貧富差距太大，致使在不同立足點上，歐盟成員已無法齊步一致向前發展，原以拉平會員國經濟為宗旨的歐盟統合運動，顯然已遇到困難；擴大議題上，會員國因懷疑歐盟的「吸納能力」，已開始對是否仍應持續接受新會員國，產生恐懼。

尤其是新入盟的東歐國家，二年的密月期才過，已驚覺在原有歐盟國家的心目中，僅具備二等歐盟會員國的身分，心中大為不滿。

這從歐盟因害怕東歐人民會大批湧入西歐，影響當地就業市場及造成社會問題，而延後對它們實施申根協定開放邊界，以及多數原歐盟國家至今仍未開放接受東歐會員國工人入境工作，就可看出。事實上，東歐國家入盟致使歐盟快速擴大可能造成的後果，就連匈牙利政治學者拉都（Maria Lado）都不看好，並指出：「擴大使歐盟的人口增加30%，但經濟力僅上升5%的事實，當使歐盟體系與制度受到嚴峻挑戰。」

困難的是，在解決面臨的問題上，現在歐盟已產生「國中國」的現象：不但新舊會員國間常意見不同，就是在原會員國間也愈來愈不易凝聚共識。

以陷入僵局的歐盟憲法條約為例，儘管這一條約的批准與實施對未來歐盟的運作及發展極為重要，但已批准憲法草案的18個歐盟會員國已公開宣示立場，表明不贊成更動草案中的重要內容；但輪值主席國德國為解決法國與荷蘭人民的反對，卻聲稱必須在內容上做讓步。而重創歐盟憲法的荷蘭總理伯肯南德2月9日更當著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的面，明言「歐盟根本不需要憲法」；英國政府也已表態反對目前的憲法草案；波蘭更表示將對歐盟憲法內容提出自已的建議。

尚未慶祝 裂痕已起

更嚴重的是，正當巴洛索最近興沖沖的宣布，希望利用慶祝《羅馬條約》50週年的機會，好為未來歐盟的發展提出計畫，並在歐盟國家領袖即將提出的「柏林宣言」中，要求會員國「納入承諾必須解決憲法危機」，並建議以「團結、民眾安全、推銷歐盟價值觀、擔負更多責任及對抗氣候變遷」做為主要內容時，不但引起一些國家的反對，就連輪值主席國德國也不唱和，且認為納入「社會議題」更為重要，這已讓人產生歐盟「尚未慶祝、裂痕已起」的感覺。

其實，對一些過去參與歐盟統合運動的領袖而言，歐盟如今面臨的問題已相當嚴重。

目前仍擔任歐盟重要機構「歐洲投資銀行」總裁的前比利時財政部長梅斯塔德（Philippe Maystadt）就認為，歐盟已陷入嚴重的危機，其中更以「觀念上的危機」最可怕。他最近就對比利時財經日報《迴聲報》（Echo）說：「現在許多歐盟民眾已無法看到他們在一起要做甚麼，而會員國政府祇會利用歐盟照顧自身利益，其中一些國家甚至不再贊同集體回應重大挑戰的整體歐洲理念。」

曾對建立歐盟共同經濟與貨幣聯盟有卓越貢獻的梅斯塔德更指出，歐盟主要機構的運作機能也已遠不如以往順暢有力。他說：「因為許多會員國有意削弱它扮演的角色，歐盟執委會不再是以往的火車頭，而決策的歐盟理事會也愈來愈無法做真正的決定，因為現在祇要理事會沒有太多不同意見，已可算是成功。」

經常發言批評歐盟現況的歐洲議會社會黨團主席舒茲（Martin Schulz）最近在歐洲議會黨團主席進行辯論時，更是不客氣的說：「如今歐盟會員國政府充滿短視的國家主義，而做為歐盟火車頭的歐盟執委會祇會語無倫次的胡說八道，且已無法找到具有遠見的領導人。」

與世界其他地區或國家一樣，歐盟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除必須協助會員國在全球化世界中持續維持繁榮、強化競爭力及改善社會福利外，也必須解決境內人口老化及勞動人口短缺導致必須更改移民政策等問題；在複雜不穩與多變的世界中，歐盟更可能在其他強權要求下，需要隨時準備運用它的影響力，協助建立一個更公平的國際貿易制度，並參與防範更多的區域衝突、恐怖主義、氣候變遷及維和工作。

讓獨裁國快速轉型　令人激賞

過去50年，從未有人懷疑歐洲統合堪稱是人類所經歷和平政治轉移最成功的例子，尤其是在短期內，能將會員國中近半數過去曾是歷經獨裁統治的國家，為加入歐盟，快速轉型成為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國家，從而能走向繁榮並促進人民的福祉，更是令人激賞。

但面對存在的問題與危機，目前也已到了歐盟國家及人民一起審思檢討，往後應如何繼續向前邁進發展的時候。同屬年輕世代的慕勒與白琳吉里都認為：「到頭來，不管你對歐盟是否有興趣，也不管對它有多少了解，它的發展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何況，我們也需要一個更有力的歐盟，經由更多的合作，一起與其他強權競爭，歐盟如何往前走，我們自然關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