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個月，上自部長、政要，中至官吏民代，種種說話不當甚至粗口惡言人事，多得一籮筐。於是有人要求禁口，有人主張講話要講究修辭及下筆要小心。

其實，當今政治人物頻頻凸槌或粗口惡言，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因此始能暴露出他們的麻木不仁，習慣性的自以為是和高尚心態，他們在嘴巴壞了之前，心就已經壞了。如果只是禁口或開始講究修辭，那麼壞了的心加上漂亮的語言包裝，它豈不就會像古代修辭演講祖師西塞羅（Marcus T. Cicero,106-44BC）所說的，只是「鄉愿」與「奸巧」（Canning）嗎？西塞羅在所寫的《論責任》一書裡指出，參與政府乃是一種榮譽的志業，必須心誠意正，否則「利用別人的善意不察而獲得信任所帶來的利益，豈不傷到正義的原則？在世界上，沒有一種咀咒甚於戴上面具的奸巧了」。

因此對於種種凸槌與惡言，禁口及修辭是沒有意義的，修辭莫若修心。修心是將心比心，知道百姓的艱難與愁苦；修心也是恢復自己做為人而非官的身份，因而多生智慧。真正的修辭不是從口出發，而是從心開始。西塞羅在寫給兒子的書裡就說道：我那雄辯及修辭美好的演講集固然該讀，而我談人生，談道德的哲學集才更該讀，哲學與道德是心，說出來的話只是表，心大過言語。

在此特別提到古人西塞羅，因西塞羅乃西方世界最專業而傑出的修辭雄辯演說家，可說是這個領域的祖師級人物。他從青年期即開始鑽研修辭雄辯學，並成就一家之言，此外他也身體力行，因而成了古羅馬最著名的演說家。但他到了後期，眼看整個帝國修辭雄辯日益發達，但心的修養卻愈來愈差，欺騙與詐偽盛行，當語言已淪為替權力服務的工具，而不是人用來彼此溝通及推行正道的載體，他遂對修辭雄辯學展開批判與重新定義。他說道：「如果人們荒廢了學習哲學與增加道德修養這種最高尚、最榮譽的事業，而將全副精神都用於演說修辭，那麼他的公共生活就會變成對自己無用，但對國家則是有害的東西。」

西塞羅在他的《修辭雄辯三書》這部對話集裡，有許多重新定義修辭雄辯的重要段落，在此姑且引用〈第一書〉裡的兩段：

──「對我而言，沒有一件事比藉著修辭雄辯的力量，而將散亂的人群凝聚起來更重要了。靠著修辭雄辯的力量，可以召喚並贏得人們的善意，可以引導人們的願望。在每個自由國家或所有的社區，亦可藉此達到和平安寧的境界。有甚麼事情比受到尊敬的談話，以及被智慧的反省及尊貴的語言所打磨過，並因而促進相互了解更讓人高興呢？有甚麼成就會超過人們靠著修辭而讓群眾的活力，法官的良知，官吏的操守等意識被喚醒更榮耀呢？

──「雄辯修辭的更高貢獻多得不可勝數。有甚麼力量像它一樣，能夠凝聚散亂而差異的人群？有甚麼力量能帶領人遠離粗暴，達到現在公民這種文明的條件及建造出社群？因此，我的年輕朋友們，多多努力走向正道的修辭，讓你自己成為服務人群的一道清泉，也成為共和國裡一個值得尊敬的成員！」

在此不厭其煩的引述西塞羅，原因即在於他是西方世界最早即有系統的將不當的語言不但會誤人誤己，也會誤社會和誤國的道理說清楚的第一人。因此他才指出，修辭必先修心，他也主張任何依靠語言來活動的人物，都必須先具備人文教育的素養和追求榮譽的心靈。這個紀元前的人物，他的忠告在兩千多年後的現在，似乎更有效！

近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己愈來愈口業深重，許多當官的則習性傲慢而不自覺，因而總是不斷凸槌，這是「無心之禍」嗎？恰恰不是，因為他們正是最重要的心已出了問題。他們不是不小心的「無心」，而是不用心的「無心」！

文明需要語言，語言就必然要講究修辭來提高附加價值。但歸根究柢，最重要的畢竟還是修心啊！

台灣的選舉政治一直存在著一種「大鐘擺現象」，它不是指個別地區那種小型的擺盪，而是全面的大擺盪。

這種「大鐘擺現象」，歷史本身就是見證：1990年代起在野的民進黨由大約15%的基本群眾一路竄升，幾乎每次選舉都得票與席次快速成長，2000年大選，陳水扁以四成選票當選，接下來的立委及縣市長選舉仍然獲勝。2004年他憑著兩顆子彈而再度獲勝，得票已首次超過50%。在此的10多年裏，鐘擺一直向著民進黨這邊擺動，「三一九」兩顆子彈的疑似作弊，鐘擺到此為止。

但隨著扁政權的無能及貪腐，2004年的立委選舉起，民進黨即一路潰敗，而後2006年縣市長選舉、2007年立委選舉，都敗得幅度更大。從2004到2009，各種大型選舉以及小的地方補選，民進黨已連八敗。因此才造成了今天國民黨既有行政權，在立法院及縣市長都取得絕對性支配力的局面。這5年是國民黨空前的盛況。時代的鐘擺在它這邊。

但世間向來就是盛極必衰，否極則可能泰來。當盛極之時，容易自大得意、躊躇滿志，一堆人搶著分官分職而昧於做事，而被人看破手腳，失去支持。3月14日，台灣苗栗縣第一選區立委補選，國民黨提名人陳鑾英，敗給了脫黨參選並遭開除黨籍的康世儒。這雖然只是一場無關大局的小選舉，但卻有極大的指標意義：

——苗栗縣是北台灣的客家縣，它傳統以來就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也正因此，這次補選，民進黨根本就不參加競選。但如此單純的選舉，黨中央都打不過一個地方上的脫黨人士，這不正代表了國民黨的可信度在選民心目中已開始衰退了嗎？

——這次苗栗立委補選，乃是本來的立委李乙廷因選舉舞弊而被判當選無效，於是國民黨遂提名李乙廷的妻子陳鑾英代夫出征。這種事情國民黨以前就有過前例而且還順利當選，目前的台東縣長即是例證。由以前有效而現在則已不靈，不正顯示選民對國民黨的態度已改變了嗎？

因此，苗栗縣之敗，究責是大意失荊州呢？或者是選民對國民黨及國民黨政府已開始不滿？這的確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而我則寧願相信它是個「一雨知秋」，台灣民心已開始搖晃的案例，因為：

——苗栗乃是國民黨地盤，如果群眾對國民黨仍有熱情，則投票率必高，但這次補選的投票率僅42%，這不正顯示出藍色選民熱情已冷，不再投票的心情嗎？

—— 而上述心態的變化，據我所知，在泛藍陣營，乃是一種相當普遍的趨勢。目前的國民黨由於掌控了行政權、立法權，以及多數地方政權，已可算「完全執政」，理應有思想、有方向、有作法的推展新局，而且的確有足夠的籌碼來展開新局才是。但國民黨新政府上台迄今，可有這樣的方向感？可曾藉著展開新局而讓泛藍群眾覺得與有榮焉？當然沒有。這個政府要成為「全民政府」，所謂「全民政府」即是要照顧綠色的聲音，以及分官時照顧綠色人馬，在制訂政策時考慮到綠色立場。整個國民黨從上層起，就已為此搞得分歧日益嚴重。無方向、和稀泥、經濟表現不佳、官吏們的官僚習性，可謂已使得藍色群眾的士氣日益飄散。國民黨之所以能讓鐘擺轉向，主要是拜扁家弊案之賜，而今扁家弊案已鬧了兩年多，人們早已疲憊不堪，它對國民黨的加分效果已減，而國民黨並沒有用能力、果斷、有作為、肯負責的態度來證明自己。

因此，2009年是否會成為大鐘擺轉向的另一個關鍵年，的確已成了嚴峻的課題。在苗栗立委補選後，即將登場的是3月28日台北市大安區的立委補選，以及年底縣市長的改選。

台北市的大安區立委補選，乃是因為前立委李慶安雙重國籍案鬧了一年多，最後拖拖拉拉不下去，才自請辭職而補選。由於李慶安案拖得太難看，國民黨已連帶受傷嚴重，加以民進黨、新黨、綠黨皆推出人馬競選，根據大安區一向為藍營地盤這種傳統，國民黨原該可以僥倖獲勝，但如果這次國民黨也輸了，那麼它所顯示的意義就比苗栗縣不知嚴重了多少倍！如果連大安區都會輸，我們已可鐵口直斷，未來的縣市長、立委，甚至2012大選，國民黨都將難有勝望。3月28日值得特別注意！

其次，則是目前民進黨受到扁家弊案影響，無論氣勢和支持度皆大幅下滑。但我們也不能低估，那就是民進黨再怎麼衰，它的核心群眾仍有 35%到40%之間；民進黨的政治人物雖然多數都已不再有行情，但仍有前台北縣長、前行政院長蘇貞昌。這意謂著民進黨若想否極泰來，唯一的凝聚點即是蘇貞昌。也正因他有著這樣的角色，今年的縣市長選舉他重新披掛選台北縣長，以此來帶動整個氣勢，到了2012年他再挾勝選的氣勢直接在大選挑戰馬英九，遂成了極大的可能，屆時鹿死誰手，猶未可知。台灣多家媒體都做過民調，國民黨由於中央即缺乏方向，營造不出有為的氣勢，整個地方也都顯得泄泄沓沓，幾個重要縣市也做不出政績，民調評價也都不高。如果今年縣市長選舉落敗，那麼鐘擺走向就更確定了。

台灣的政治鐘擺又再擺盪，它不在國民黨這邊，只要不讓擺幅擴大，國民黨就算幸運了！

台棒連二輸，第一次輸得糊里糊塗，輸給了規則和運氣，這一次搞到四比一，就難看多了。於是罵的人罵翻天，有的則把職棒不放人當成替罪羊，好一場新的茶壺風暴！

猶憶去年奧運兩軍對壘，台棒隊一路領先，播報及評論名嘴說到對方時，語氣叫人歎為觀止；對方打擊被三振，就說「真是幼稚園級，十年後再來吧」；對方投球被安打，就說「那種球速，沒有全壘打是他運氣」；對方表現有點亂節拍，就說「二流就是二流」。藐視對手，在嘴巴上刻薄自大，已成「愛台」氣氛下的慣性，而今天呢？

以台棒連二輸做為引子，其實並不想只談棒球，而是想把它拉高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下來看今天台灣的種種現象。這個脈絡就是哲學宗師之一的黑格爾所說的「時代精神」（Geist）。所謂的「時代精神」，指的是一個時代或階段，通常都會因為種種原因而形成一種不假思索的價值或行為模式，它是當時的風尚與習慣，也是一種政治正確，主流人物不會去挑戰只會附和，因為挑戰就會自己招到抨擊和孤立。只有許多小眾慢慢營造氣勢或時代改變，舊的精神變得難以為繼，它才會解體。

而過去廿年，台灣的「時代精神」是甚麼呢？在這個階段，台灣的反對運動出現爆發式的成長，伴隨而來的乃是「自由化」「私有化」也成了當令的口號，原有的財經秩序是「特權」「壟斷」「國家」（即政府）等於「無能」，「私人」則有了至高無上的道德地位。在這種時代精神下，政府再也不扮演領導角色，只懂得餵糖給敢吵的人，這種「政治的媚俗化」開始形成，直到現在更變本加厲。

在敢吵的時代精神下，開放銀行及兩次金改，以及路權、空中頻道權、國有土地、公共工程ＢＯＴ化等遂一波波登場。這種開放其實並非一定不好，如果政府有能力有配套有原則，它未嘗不是整體提升的契機，但實情呢？開放銀行後，一堆爛銀行不知掏走國庫及儲蓄戶多少金錢；而所謂「金改」則是官商勾結開始大型化，扁家弊案即是證明。台灣幾大金控資產快增好幾倍，是他們「賺」來的嗎？當時不是，而是「分」來的。

而台灣金融能力有提升嗎？無論洛桑管理學院或「世界經濟論壇」競爭力分項報告，台灣金融服務都掛在車尾。金融、交通、頻道秩序等的混亂與降等，及數之不盡的工程弊案及蚊子建築物，都顯示過去廿年台灣在玩的是「分財產」「吃國家」的遊戲；除了分既有的財產外，還分未來的財產──過去那種聖誕老人式的減稅就是例證。

這種「分財產」的時代風尚，它所造成的效應是：

──無能且無擔當的政治風格開始在台灣被固定化，分既有的財產和未來的財產已成了政客解決問題的萬靈丹。歐洲美國被情勢逼急了至少還敢增加富人稅及抓逃稅，但這種事在台灣根本不可能發生。我問某大官，大官說：「何必顧人怨！」

──台灣長期「分財產」，當然產生許多大大小小的新興富人：男的叫名流，女的稱貴婦。由於過去全球景氣還可以，台灣遂顯得光鮮亮麗，這乃是台灣式「鍍金年代」（Gilded age）。問題是靠著「分財產」而帶動的繁榮，儘管光鮮亮麗，但畢竟是鍍金，並無真正的含金量，一旦歲月侵蝕，裡面的鉛條就快快露底。馬克吐溫當年會寫《鍍金年代》這本書，就是他眼見十九世紀末官商勾結，整個社會充斥著誇張的假性繁榮而心以為危，他不幸而言中！「鍍金年代」已使人創造真正財富的能力被蛀蝕。

──而我們也可以回想過去廿年裡的鍍金景象，我們社會自大浮誇的習性傳染到了每個領域，棒球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用台灣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看自己的肚臍眼，愈看愈歡喜」。它已形成了獨特的「愛台」文化。它早在阿扁戲劇化的搞「愛台灣」之前就已存在。

分財產，鍍金式的繁榮，愈看肚臍眼愈歡喜的文化，以及媚俗討好的政治風格，這就是台灣的時代精神，也是故步自封的一種型態，而以後呢？

去年北京奧運，台灣的棒球輸給中國大陸；3月7日的東京經典賽，台灣隊再以1比4落敗。在台灣，棒球早已被象徵化到了「國球」的程度，台灣一流，大陸二流，而今連兩敗，第一敗還可歸諸運氣，第二敗再怎麼找理由也成不了理由，只剩下謾罵，自怨自艾。連日來它又成了繼CECA、ECFA之後的另一個茶壺風暴。

「開放」變質淪為「分財產」

公營銀行民營化變貪腐淵藪

本文無意只談棒球，而是想把這個問題拉高到一個更大的脈絡上來討論，這個脈絡就是黑格爾所謂的「時代精神」（Geist），以及近代科學哲學家孔恩（Thomas Kuhn）所說的「習慣性的規格」（Paradigm）--這個字以前都按字面翻譯成「典範」，但這實在欠準，按詞義翻成「習慣性的規格」，或許才更能達意。

無論「時代精神」或「習慣性的規格」，它都是指一個時代或階段，都會因為種種原因而形成一種不假思索的價值與模式，它是當時的風尚和行為模式，也是一種政治正確，沒有人會去挑戰，縱使挑戰也是白挑戰。只有它自己搞得破綻百出，難以為繼，才會解體。

而過去20年，就一直存在著一種「時代精神」和「習慣性的規格」。在這20年裏，台灣以「民主化」「自由化」為名，於是舊秩序都被說成是「特權」「壟斷」，「國家」成了「無能」的代號，「私有」則被賦予無上的道德地位。在這種無可抵擋的風尚之下，於是銀行開放、國道路權開放、空中電波頻道開放、國有土地開放、國家工程開放、公營銀行開放民營（即台灣所謂的「金改」）、國家財政平均分享等主張及做法即一波波出現。「開放」並非壞事，如果政府有膽識和能力，可以做好管理與調控，「開放」未嘗不是整體向上提升的契機。但那個時代國民黨政府虛弱媚俗到了不堪的程度，只要有人敢說敢爭，它就不敢也無能反對，於是整個「民主化」和「自由化」，遂變成是所有的人都在「吃國家」「吃公家」，形同是在搶過去將近半世紀台灣胼手胝足所賺的錢的分配權，這是另一種形態的「分財產」。

今天台灣百孔千瘡，有一大半都是這種「分財產」的後遺症。台灣被掏空而倒閉的濫銀行以及被打消的銀行壞帳不知有幾千個億，這是國庫及儲蓄人遭殃；以公營銀行民營化而言，它成了政治貪腐的淵藪，扁家「二次金改」弊案即因此而來；頻道分配不夠，地下電台遍地，擴大了政治混亂，至今未已；路權開放使得亂七八糟的客運公司過度競爭，運輸品質反而降低；各種利用公共工程承包及BOT而分贓的案例數之不盡，使得台灣各種蓋好後只能養蚊子的「蚊子建築物」遍及各地。台灣的「分財產」，不知虧掉了納稅人多少錢！

拚命花錢而非創造財富

競爭力減弱埋下禍根

而這種「分財產」的後遺症固不僅如此而已，比這更嚴重的問題，目前正在依序迸發中：

（1）靠著「分財產」而解決政治壓力成了習慣，已使得台灣官方及民間已沒有了「興利」（即「創造財富」）的能力，一遇到問題就想到去動既有財產上。台灣面對經濟危機，拚命在花錢而不去創造財富。這種「時代精神」及「習慣性的規格」，也反映在只會媚俗討好，提不出主見的政治風格上。在既有財產上動腦筋，現在已動到最大的國民儲蓄郵政儲金及外匯存底上，這將是找理由分財產的最後階段，這波分錢遊戲搞完，台灣差不多也就「玩完了」（game over）！

（2）「分財產」當然會有一大批人由於分到而致富，於是在過去20年裏台灣出現了一大群新興大小富翁，他們名車豪宅，吃香喝辣，男的是名流，女的是貴婦。在景氣還不錯的過去，這些人的確撐出了所謂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但靠「分財產」而致富的人，其實並沒有「創造財富」的能力，就以台灣那幾大金控公司為例，它們在過去幾年裏靠著「吃國家」而資產翻了四五倍，但這些是「分」來的，而不是「賺」來的，無論洛桑管理學院或世界經濟論壇的競爭力分項排名裏，台灣金融系統皆瞠目落後，台灣金融系統內部其實還暗藏著許多未爆的問題。

（3）在「鍍金時代」裏，由於它有著金光閃閃的假象，因而自然風氣浮誇自大，並真的以為這種好日子可以天長地久。這種浮誇自大使得台灣人除了美國日本外，看不起全世界所有的人。它造成了台灣那種非常獨特的「看自己肚臍眼，愈看愈得意」的文化。台灣把自己「神聖化」，把別人都矮化。這其實也是「台獨」的文化條件之一，這種「看肚臍眼」的自大文化，棒球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京奧棒球比賽前，台灣媒體分析球賽形勢時，對中國大陸球隊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傲慢：「二流球隊」、「幼稚園級」、「他們投手那種球速不被全壘打就算好運」、「隨便就贏它」。而台灣在傲慢中以為自己和日韓同級，可以坐三望二，但殊不知它在傲慢中不知長進，而別人是會進步的，到了現在，已變成了「坐四」之局。再過幾年如果東南亞也來比賽，怕不會坐五、坐六一直下去。

分財產致富如鍍金

不懂創造財富無以為繼

因此，靠著「分財產」而產生富裕假象的人，會有短期「鍍金」的閃閃發亮及自大，但因為它的真正「含金量」缺乏，當那個鍍金層隨著時間而剝落，露出了裏面的內容是鉛而非金，它的假象就再也難以為繼。早年幽默作家馬克吐溫寫過《鍍金年代》創作，他寫美國鍍金時代的官商勾結、自大浮誇，以及人人都只想撿便宜的風氣，這不也是在說台灣嗎？

台灣玩「分財產」、「吃國家」的戲碼已久了。靠「分財產」而致富的不會有創造財富的能力和思維傾向，而只會自大浮誇以及一切問題只看自己的肚臍眼。台灣不是陳水扁才開始「鎖國」的，比他早和比他晚，都是玩著同樣的戲碼，只是陳水扁的鎖國特別戲劇化而已。最近台灣面對經濟危機，只有撒錢和一廂情願，不付代價就想得到一切好處的CECA和ECFA，不都是同樣「務虛不務實」的邏輯產物嗎？「時代精神」和「習慣性的規格」這種更總體性的概念，用來觀察台灣，真是再也精準不過了！

《中國時報》2009-03-09社論——摧毀台灣棒球榮光的一場敗戰

去年北京奧運，中華棒球隊首度敗給中國隊，國人瞠目結舌者有之，捶胸頓足者更不在少數，球迷們默默將八一五訂為台灣棒球國恥日；只不過，對台灣棒球的主事者（棒協、職棒聯盟、球團老闆、球員）似乎有些不痛不癢，彷彿那只是擾夢的鴉片戰爭。如今，中華隊又在第二屆世界棒球經典賽（ＷＢＣ）中以一比四敗給中國，此役不僅投打守俱不如人，更證明了台灣職棒廿年的自強事業已全盤崩解，彷彿是徹底摧毀台灣棒球榮光的甲午戰爭。

所有人皆知，此回ＷＢＣ的人員徵召極度不順，總教練職位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最後落到業餘隊的葉志仙身上，球員方面更是地雷滿布─旅美球員幾乎人人是謝謝再聯絡，而國內的牛、熊則築起圍籬，以致入列者全係年輕、沒經驗的新血輪，投手不穩定、守備失誤多、打擊有斷層，這些技術面的缺失，在誓師出征之前早為人知，所以要求這樣一支球隊於國際賽闖關成功本屬奢求。但連敗給韓、中，成為ＷＢＣ首遭淘汰的球隊後，國人該檢討的就不該是這支球隊純技術面的問題，而必須直探心理素質闕如的關鍵：何以我們只能組成如此的次級團隊？何以我們的教練、選手人人畏戰厭戰？這才是我們最不願面對的真相。

首先，得先省視台灣棒球四十年來的軌跡，才可能知興替、展變革。由於延續日治時代以來的棒球傳承，所以民間積蓄的棒球資源是非常豐沛的。民間的力道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終於由潛流激射奔騰而出，這是戰後台灣民間社會的第一波表現。而後在國族榮光的牽引下，棒球悄悄地變成由國家主導的事業，儘管八○ 年代以後的成棒代表隊時有佳作，拚勁亦足，但因為少了民間的強力奧援，所以成績起伏甚大。中華職棒成立的用心就是讓民間社會重新抬頭，讓棒球回復日常生活步調，爾後的國族出征才不會有風瀟瀟兮易水寒的悲切味，日韓代表隊如此，台灣棒球發展亦應如是。

孰料一再爆發的職棒簽賭事件斲喪了台灣棒球的元氣，球迷無私的信任遭撕裂。而一些故步自封的球團只囿於小本經營理念，直把球員視為生財之道，換句話說，本該立於棒球民間社會頂端的職棒，反倒成了萬惡淵藪、腐化之源，有志者只好前往美日闖天下。而台灣的職棒球員長期下來，球技是不進反退、志氣消沉。民間社會陷泥淖，偏偏國家部門也不長進，既無法提供棒球必要軟硬體需求，更讓職棒與三級棒球的供輸網絡阻塞，基層棒球的根基逐日被掏空。在民間阮囊羞澀、國家黔驢技窮情況下，畏戰厭戰心理普遍瀰漫於所有球員心中，沒了自信與熱忱，試問怎可能拿出好成績。

更糟透的是，畏戰厭戰心理滋生日久就逐漸把挫敗視為理所當然。輸日本是必然、輸韓國不吭聲，當輸中國也不覺悲痛時，那麼台灣棒球不但有邊緣化危機，台灣價值也會隨之貶值落難。沒錯，勝負乃兵家常事，超強的多明尼加會敗給荷蘭可為印證。然而，有志氣者絕不會讓失敗不斷上身，日本隊的超級明星鈴木一朗就是最好的典範。

三年前的首屆ＷＢＣ，因一句「要贏到讓對手覺得於三十年內贏不了日本」，讓一朗被雞腸肚量的高麗棒子恨之入骨，當南韓第二度擊敗日本，並將太極旗插在投手丘時，一朗吶喊「野球人生最大的屈辱」，全面激發了日本隊的鬥志，第三次對決終於勝出。到了本屆，一朗在熱身賽及出戰中國一役幾無表現，但一旦面對南韓立即甦醒，五支三的優異表現帶動了日本的高昂士氣，竟致在七局就提前結束比賽。一朗的鬥魂才是真男兒，才是台灣球員該效法的對象。

中國固然已非吳下阿蒙，然而那種集體運作卻乏群眾球迷為基底的模式和台灣迥異，所以不該在連輸兩場後就忘了自己的特色。重點是我們是否知恥，是否要全面興革？主政者絕不該漠視連輸中國兩場的危機，必須挹注更多的擴大內需方案於棒球：救職棒、挽基層、喚信心。須知，棒球帶來的自豪與信心一旦消失後，若果台灣人還漠不關心，那麼舉世對於台灣的前途也必然不在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南方朔

自从一九八零年十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廿一届大会通过著名的《麦克布莱德报告》以来，该报告所揭橥的新闻资讯多元的主张，就开始进入了人类的日程表。这一报告的主题：“一个世界，多种声音”，（Many Voices, One World）也因而成了人们的期盼。

不过，多元的概念言之容易，实质上却多为困难。多元从来就是以现实的权力为基础，而这种权力又多为军事权力、金钱权力、政治权力、媒体权力，甚至更抽象的话语权力被少数人或国家所霸占；至于弱者只好沦为无声失语的状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曾说过：“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意见。”即是对媒体及附带话语权被垄断所做的最大控诉。今天的世界，全球所接收的新闻、信息、意见，至少七成以上都是垄断者所生产，它是一种单边主义，它透过信息与意见的生产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这种权力当然成了现实权力的辅弼。

自从《麦克布莱德报告》公布后，尽管媒体与资讯多元主义的声浪渐增，但随着CNN在一九八零以迄九零年代的快速扩张以及网际网路的发达，这种垄断其实更为强化。于是，全球遂出现了新闻秩序上的两大突破：一是一九九六年阿拉伯世界“半岛有线电视网”（al- Jazeera）的设立；二是二零零六年“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France 24）的成立。这两个电视网之目的，都是要打破美国CNN和英国BBC的垄断。前者所达成的主要目标乃是让阿拉伯世界可以生产出自己的新闻而摆脱被故意的扭曲；后者则是向世界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观。

首先就阿拉伯人的“半岛”而言，它由波湾小国卡达尔的年轻大公阿尔沙尼所支持创办。他一九九五年六月以流血政变的方式废除了他保守父亲的权位，将卡达尔带往开放的方向，并决定成立一个在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视网。这个电视网的总部设在卡达尔的首府多哈。一九九六年四月，英国BBC因为报导沙特阿拉伯的斩首惩罚及沙国异议份子的新闻而被认为是恶意颠覆，于是沙国遂将BBC驱逐，而卡达尔遂将BBC内阿拉伯藉的编辑、记者以及技术人员全部接收，这乃是“半岛”能够高度专业的原因。卡达尔由于仍是王侯制的公国，因此“半岛电视台”主张在不造成动乱下的尽量开放以及在此原则下最大的新闻自由。此外则是它对伊斯兰国家的专制不自由也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加以批判，至于对以色列的批评更是当仁不让。因而成了泛伊斯兰最进步的电视台，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都对该台不满。至于对美国，卡达尔尽管是美国盟邦，但对美国也批判甚力。“九一一”后“半岛”访问了阿拉伯学者专家，即有许多人指出“九一一”乃是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造成的。为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及国安顾问赖斯都至为不满，要求删除。后来美国入侵阿富汗，企图对“半岛”封口，还特地轰炸“半岛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办事处。但这只让“半岛”的地位日增，“半岛”多次公开本拉登的录影带谈话，也对其声誉地位大有帮助。该台由阿尔沙尼每年支持一亿美元。

“半岛”电视台早已有“阿拉伯的CNN”之誉，它立场开明、不回避阿拉伯世界本身的问题，因而当它反对美国和以色列时更有公信力。它对凝聚泛阿拉伯感情与共识上发挥了极大作用。它在防止扭曲、平衡报导、替阿拉伯人发声等功能上贡献卓著。甫逝世不久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及阿拉伯世界知识分子领袖萨依德（Edward W. Said）在最后的访谈录《文化与抵抗》里就如此指出：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讨论要比美国细致，意见光谱也宽得多。“半岛”电视网就是个好例子。阿拉伯世界的非国营电视台比美国的非国营电视台具批判性。美国媒体正处于历来最乱七八糟的时刻之一。在战争动员这件事情上，电视台自甘充当政府的宣传武器。”

“半岛”在全球新闻秩序里，它的角色是替阿拉伯世界发声，防止被扭曲，因此在价值上它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抵抗”的形式。但“法兰西廿四小时电视网”则层次又高了一些，它要呈现给世界一种不同于美英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的另一种法国观点。因此它是一种“另类选择”的形式。

众所周知，法国无论左右翼，都有着极强的高卢风格，它在世界上反对单边主义，在经济上反对美式资本主义而有较强的福利国家精神。尽管法国作为一个老帝国也有极强的傲慢风格，但它在各类问题上与美英不同调，对世界的多元发展确有极大的助益。

“法兰西廿四小时”由右翼希拉克总统于二零零二年初决定开办。而后随着波湾形势的变化及法国的不满，遂决定加快筹备步伐，并于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六日开播，以突破CNN和BBC在西方世界里的意见垄断。到了二零零九年初，“法兰西廿四小时”又与“法国橙色电信 ”（Orange）合作，进入电信网路播出。迄至目前，它已有英文及法文频道，今年四月将再设阿拉伯语频道。“法兰西廿四小时”的国际新闻占百分之八十，它对重大问题将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呈现，以深入的政治文化角度提出各种“非美观点”。

而除了“法兰西廿四小时”的电视网外，法国还有一个重要的配套，那就是该台成立后三个月，立即整合多所研究机构，设立了一个全新的“巴黎经济学院”。这所学院未来之目标乃是要有350名研究员，900名学生，企图在经济学及经济思想领域建立起新的学术中心，以挑战美英哈佛、普林斯顿、伦敦政经学院之地位。该校董事会里有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Sen）、二零零一年得主史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等。它反对自由放任，强调社会选择，着重不同的发展路径的倾向已明。这个学院在理论上将成为新学说的支柱，电视台将来的长期发展也才可能有益于替世界带来新的方向选择。

对于上述发展，我们当然应乐观其成。但同时也不能不知道，国际的新闻资讯及意见秩序，在相当程度内也是权力秩序的反映。目前美英政经军事等各方面都惹出一堆灾难，它们所报导的新闻及所提的意见，也愈来愈失去信任。这的确为新秩序打开了机会之窗。但所有的机会并不是人人都能掌握得住的。就以媒体秩序而论，CNN每年预算十六亿美元，BCC为六亿欧元，“半岛”每年一亿美元，“法兰西廿四小时”不算外部的合作成本，单单公司本身则只有一年八千六百万欧元，“巴黎经济学院”第一年只有四百万欧元。由投入经费的如此悬殊比例，要打造出各种实力皆相称的多元新秩序，实在仍有待极大的努力。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除了要时间外，更重要的是不断的财力及优秀人力的投入！

目前世界的确已为新闻、资讯、意见、思想，以及终极的话语权开了机会之窗。因此中国继综合国力提升后，也决定进入这个机会之门。据称中国官方有意斥资人民币四百亿开设以CNN、BBC等为竞争对象的新闻网，以突显“中国人的声音和意见”。近代中国由于积弱，早已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只有被别人说三道四、品头论足的份。而由人类的普遍经验及中国过去的痛苦，我们已知道，当长期失去话语权后，那个社会里的许多现代派知识分子心灵里就会产生一种“自认较差”的无意识，并因此而追随外国的调性而发声。过去百年来，中国人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论”、“中国文化无望论”、“中国人只活在祖先阴影下论”、“全面西化论”、“长城意象造成中国的闭关锁国论”等皆属之；除了这种人之外，另外的则是顽固的国粹派，他们会恣意否定西方的一切，而成为非理性的反西方主义。这两种心态，我们到今天仍可常常见到。而这两种心态之不足取，乃是它们都是过去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不但无益于国家共识的形成及未来可长久的发展，这种心态所造成的角度和观点，甚至连外国人也都不会感到兴趣。由此已可看出，当“失语”久了，要恢复重新说话，第一要点就是要恢复能说出别人听得懂的话的能力！

因此中国也要成立呈现中国人观点的电视网，这其实是个新考验的开始，有如下三点值得深入探讨：

其一，它不能沦为政府对外宣传的工具。“半岛”之所以在阿拉伯人里有公信力，乃是“半岛”有着明显改革派的色彩，“法兰西廿四小时”为了防止它沦为宣传工具，它的员工就职后都必须与负责的雇方签订“工作宪章”，其中“诚实与中立”乃是最重要的规定。“半岛”的雇主是酋长王侯，它当然无法接受肆无忌惮及颠覆性的自由，但在不影响大局安定下的最大报导及批评自由则是其底线。将来中国的电视网，倒不妨以此为参考的标准线！世界最好的宣传乃是“无宣传的宣传”。它不能是大张旗鼓地搞文宣，而是要高杆而不落痕迹地在呈现真实里让人愿意接受并潜移默化。这乃是中国方面必须体会的。呼口号、搞文宣的时代早已结束了！

其二，无论看问题的角度、批评和意见的呈现，在目前这个世界都必须有它的知识基础，而不能只是单纯的批评与否定。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世界已“没有研究即没有发言权”。法国为了抢攻国际发言权，配合“法兰西廿四小时”而有“巴黎经济学院”之创设。而在二零零七年甚至投下五十亿欧元要改造大学，这都是重要的配套。这也意味着中国要办电视网，在配套上，已必须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区域研究等各方面要有能与世界同步的研究，到时候无论新闻与评论才可能与世界同步，也才可能提出自己的主张，而这种主张也才有可能被别人听得进去。媒体力必须以知识力为基础，否则再多的文宣只会自曝其短。多年以来，我一直主张中国必须要有更具视野与观点，同时也更全面性、领导性的类似英国“经济学人”这样的刊物出现。随着中国决定设立电视网，类似的新闻刊物可能更有必要了！英国“经济学人”标榜“世界领袖必读”，它是影响上层，电视则影响中层，上层这一块属于社会菁英份子，它必须有更多知识的含金量。

其三，电视网的成立，将来必将有极多内容涉及中华文化的介绍与诠释、文化新创造的推广，中华文化价值的呈现等。有关这个板块，其实乃是当今在谈“文化软实力”的新兴领域。而我们知道在谈文化时，切勿造成“靠老古董生活”的印象，而必须加以创新，包括透过古典的研究而赋予中华文化各种全球能感兴趣并接受的新意，用理论的说法，这乃是“透过研究古典而发展出中国的现代性”；其次，中华文化目前已在全球产生极大善意的好奇，如何藉着翻新而让这种善意的好奇变成认同或尊敬，它也需要极多心力的投入。有关文化这一块，其实乃是最有可为的领域，它必须极多具有现代知识背景的人投入，而不能只是像近年来中国流行的把宫廷阵仗搬出来，以大场面、大规模的人力动员来取胜。有关“文化软实力”的部分，中国要努力的部分仍然极多！

中国要办电视网与CNN、BBC等竞争，这是继“半岛”、“法兰西廿四小时”之后，在亚洲地区的新出发，其志可感。但应努力之处极多。而最重要的是千万忌讳财大气粗的那种夸张与傲慢，以进步的心、谦虚的态度、专业的精神，以及追求知识的虔诚来加以细心经营。只有如此，或许才符合“软实力”的基本要求吧！

在去年大選之後，我就已指出，由於過去阿扁用「國民黨有人才不給我用」來為自己的治國無能找理由，因而產生了人們「國民黨有人才」的假象認知，其實國民黨自從老一輩技術菁英凋零後，它早就已人才斷層兩個世代。能夠看到問題而有見識的人物，在國民黨內早已有如鳳毛麟角！這也是台灣的「話語權」早已不在國民黨這一邊的原因。

而在經濟問題，特別是兩岸問題上，最堪做為代表，過去九個月，馬政府對兩岸經濟可有任何遠見與策略？當然沒有，它只是一相情願的亂開支票，開支票前也不和對方對話溝通，而認定了對方有幫忙兌現的義務，我們的「陸客觀光」如是，「大三通」如是，其他如「開放陸生」、「澎湖博弈」、「開放陸資」等莫不如是，而目前鬧成一片的ＣＥＣＡ、ＥＣＦＡ當然亦如是，這種開支票要別人幫忙兌現的做法，開始時對諸如比較技術性而影響面也較小的「陸客觀光」等問題，或許沒有阻礙，反而能夠提前；但對ＣＥＣＡ、ＥＣＦＡ這種影響面極大的課題，這張支票還會兌現嗎？稍加分析與研判，它被兌現的可能性極低！

最近這段期間，台灣對外沒有任何溝通對話，就丟出了ＣＥＣＡ這張連內容都沒有的支票，而且鬧哄哄成了天大地大的茶壺風暴。而這場茶壺風暴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讓人們看透了各種立場人物那種自以為是的一相情願：有人一相情願的認為靠著ＣＥＣＡ就可以暢通無阻的進入東協，而不知東協早已是個相當團結的整體，否則中日韓也就不必那麼辛苦的經過多年冗長集體談判才形成「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了。有人自己提不出正面答案而望文生義，連ＣＥＣＡ都會想成是ＣＥＰＡ。種種一相情願，最後換湯不換藥，只換了個帽子叫ＥＣＦＡ，而那種一相情願反而更重了：馬英九說對台灣不利的不開放；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說若是要「一中」、「談不成就算了」；而國貿局長黃志鵬則表示，將來只談對台灣出口有利的項目，談的原則是：「得到多，給得少」，這種一相情願只想「得」的開支票態度，說的人在內部可以閃避掉反對派的攻擊，但誰會像以前那樣幫它兌現？

台灣內部為了ＣＥＣＡ和ＥＣＦＡ而鬧得口水滿天，而就在同時，我們則看到了一些重大而策略性結構性的變化：

──最近在觀念上，大陸已將台商視為它內部的「本土產業」而大舉紓困，第一批包括十五家大企業，如南亞塑膠、捷安特、蘇州和艦等已獲台幣一七三億貸款；未來三年將對台商提供高達六千五百億台幣的貸款融資；至於台商中小企業部分，則將以地方財政支援，詳情仍在研究。

──大陸對台海兩岸早已展開策略部署。在海面部分（即以福建為中心而後延伸到浙江、江蘇），已將石化上中下游信息電子、機械設備等列為重點，泉州的「台灣石化專區」已在推動，福建省政府的融資也可能高達千億人民幣。這意味著新一波台商西進已在啟動，這一波西進的利基之一即是在替「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預作準備。

大陸的這些部署，其他方面仍多，在此不能一一舉述，它所顯示的是儘管台灣在鬧茶壺風暴，大陸當局已有了它本身的策略部署，它所代表的意義是甚麼，也就不必再多說了，大陸方面現在已學會了不在台灣問題上講難聽的話，它只是做它自己的事情。

因此，由ＣＥＣＡ到ＥＣＦＡ，不論帽子是甚麼，台灣要簡單的透過「雙邊」協議即得到「多邊」的利益，這是不可思議的一相情願，北京不會有興趣，東協也不可能有興趣。東協祕書長蘇林表示，東協會員國都只接受「一個中國」政策，兩岸必須自己達成某種相處之道，而後東協始可能與兩邊合作交往。他所說的其實乃是多年以來「博鰲論壇」以及歷次東協峰會早已達成的共識，它沒有太大模糊的空間。

因此，以為憑一相情願開支票，別人就要幫忙兌現；以為一紙雙邊協議，不付出任何東西就可得到一切好處，這不是欺人就是自欺。這種支票已愈來愈不可能。台灣真正重要的，或許就是東協祕書長蘇林所提，去找出兩岸自己的相處之道吧！

灣是個內部政治嚴重分裂的「50對50的社會」，這種社會一旦有問題觸及意識形態神經線，就會雖然八字還沒一撇，但已糾纏得口水足以淹死人。最近由「兩岸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CECA）吵鬧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其中的觀念糾纏、文字遊戲、政府的畏首畏尾，就足以做為「50 對50的社會」最典型的證明。

兩岸經貿投資，過去長期以來本質上是遵從市場法則但又無序的方式在展開。中國大陸對台開放，台灣這邊只是做著「鬆一點，緊一點」之間的選擇。這種無序的狀態，終究必須落實到某種程度的有序架構內，這乃是兩岸經貿協定觀念的源起，它在去年底被正式提出，包括賈慶林和胡錦濤也都在原則上做了正面的回應。但據個人所知，除了這種放話與回應外，雙方在稍微具體一點的內容方面卻連談都沒有談過，這也是預定5、6月間將舉行的第三次「陳江會」將不討論的原因。

因此，由此已可看出台灣這方面的問題了。過去這段期間，兩岸儘管互動頻繁，但實際上卻是台灣先放話，如開放陸客觀光、兩岸大三通等，而後北京再配合使其支票能夠兌現。正因這種心態，台灣這方面遂想當然的以為有關CECA的問題，北京也當然會使其支票兌現。殊不知CECA與陸客觀光、大三通等技術性的問題完全不同，它涉及簽約雙方的身分，涉及更多利益的交換，不經密集的溝通與建立互信，它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共識。由北京未將這個議題放進「陳江會」的時間表，已可見此案至今仍只停留在只有簡單的名稱，其他部分則完全連一撇都沒有。

但儘管兩岸對此毫無互信與共識，但在台灣這方面，卻已鬧翻了天。對台灣的執政當局而言，今年1月開始，台灣經濟惡化已告表面化，而且展望未來，明年「東協加一」將正式上路，2012年則是「東協加三」將再展開，台灣只有透過CECA這種特殊的自由貿易協定，始可取得進入「東協加一」和「東協加三」的身分。否則屆時競爭對手零關稅，台灣卻得付出石化業6.5％、紡織業10％的關稅，台灣的企業又怎麼可能維持？台灣會在2月份開始為CECA造勢，企業界也附和，其實是形勢使然。

問題在於，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儘管它自己沒有任何對策，但它提出反對意見時卻甚為可觀：

——民進黨認為，CECA與港澳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定」（CEPA）只有一個英文字母之差，它其實就正是「台灣的香港化」。民進黨認為，兩岸的CECA 代表了雙邊在經貿上的更加統合，當經貿統合，它其實已是在為政治統一打下基礎。對此，2月21日美國的《華盛頓郵報》也認為是「朝兩岸可能的統一邁出重要的一步」。有了《華盛頓郵報》的這種觀點，獨派也就更有理由了。

——民進黨因而主張，若要簽CECA，那就必須讓立法院先參與審查，否則即進行杯葛。另外還有急獨派的台聯揚言將發動抗爭。而我們也知道，國民黨內一向府院黨以及立法院存在著各式各樣的矛盾，由於民進黨主張「先審後簽」，國民黨的一些本土派立委也加入了主張「先審後簽」之列。

因此，一個八字沒一撇的協定，遂在台灣鬧成了一場極大的茶壺風暴。由於國民黨在過去幾十年始終缺乏思想，因而台灣的「政治話語權」早已落到了獨派手中，只要獨派一反對，國民黨就嚇得畏首畏尾起來，於是這場風波，遂以這樣的方式妥協：

由於CECA會讓人想到CEPA，因此由馬英九拍板定案，改成「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而行政院長劉兆玄則表示，若簽後未獲立法院通過即無效；另外則是也將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

——所謂的「框架協議」，基本上開始時只是先搭建一個架構，而後再逐步實質談判，由於要緩和掉獨派的壓力，台灣的「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已放話，將來談判若北京堅持「一中」，「談不成就算了」，而經濟部國貿局長黃志鵬也表示，將來要談的只會是對台灣出口有利的項目，談的原則是「得到多，給得少」。

因此，由CECA鬧到改成ECFA，看起來這場茶壺風暴已暫時告一段落，但其實是已替更大風暴做了準備：過一陣子立法院聽證座談，必然雜音更多。雙方將來若進入具體談判階段，只想「得」，不願「給」，這種談判還談得下去嗎？北京是否還會對台灣所開的支票幫忙兌現呢？

台灣由CECA到ECFA，這場茶壺風暴現在只是暫告一段落，而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就在同一時間裏，中國大陸已循地方政府及民間管道，做出了許多其他方面的開展，特別重要的有下列幾項：

■ 福建省副省長葉雙瑜，他也是負責「海峽兩岸經濟區」的執行者，他已在最近訪台，與台灣石化公會簽訂備忘錄，台灣石化業將到泉州市泉港區投資一個「台灣石化專區」，投資額將高達台幣1500億。此外，福建還將爭取信息電子以及機械設備這兩個產業的台商，福建省政府並將擴大對投資台商的融資。這意味著台灣的石化、紡織、電子、機械有可能再度大幅西進。

■中國大陸最近已在蘇州和東莞辦了兩場說明座談會，在蘇州那一場甚至舉辦了15家台商獲得137億台幣貸款的簽約儀式。大陸已宣布，未來3年將提供台商1300億人民幣的貸款融資。

■大陸的「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劉迎霞最近訪台，已和台灣民間業者簽署產業合作備忘錄，將來要以在大陸種植、台灣深度加工的方式合作，讓農產品變成台灣製造而向全球出口；此外，北京也決定動員各省市協助解決中小企業台商的貸款問題。

上述這些發展特別值得注意，它似乎已顯示出北京對台灣搞的CECA或ECFA根本就不怎麼熱中，而寧願擴大爭取台商俾舉攬經濟全局。台灣要透過大陸當跳板，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似乎愈來愈難了！

近代有所謂「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之說。它主要是指一個民主體制，由於政府的僵化，在治理行為上必須有的「反應力」遂日益消失，於是「民意投入」和「效能產出」間的差距遂日益擴大，這就是「民主赤字」。

進入21世紀後，美國由於共和民主兩黨惡鬥日甚，因而似乎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領頭，後來像《紐約時報》、《經濟學人周刊》也都跟著採用了一個新的觀念，那就是所謂的「五十對五十的社會」（50-50 Society）。這個現在已有許多人耳熟能詳的觀念，主要是說當兩黨各有核心群眾而勢均力敵，則它們就會各走極端，拒絕妥協。「五十對五十的社會」這個觀念，很可以解釋布殊8年任內，根本不理會在野政黨及反對意見，而要把國際行為的單邊主義及放任的美式資本主義走到底的原因。「五十對五十的社會」這種說法，可以補充前述的「民主赤字」論，意思是說當民主造成分歧與難以緩和的敵對，它就會更加走向極端，一個社會的「微調」功能就會消失，只有錯到徹底走不下去時才會轉回頭。當今美國的形勢就是最好的證明。

而在此特別提到「民主赤字」和「五十對五十的社會」這兩個概念，其實是想藉此來解釋今天台灣的處境。台灣乃是全球少見的「民主赤字」極大化的例證。

今天全球經濟的惡化方興未艾，不管任何國家都朝野同心，極力設法來救經濟，但台灣卻是少有的例外，因為就客觀形勢而論，台灣由於本身的因素，在這波衰退裏，已成了被打擊最大的地區。儘管台灣官方仍把今年的成長目標訂為-2.97％，但幾乎所有的外國機構都認為高估。最新的外國機構預測，「經濟學人」是-7％，「摩根士丹利」是-6％，法國里昂證券是-11％。

台灣經濟惡化的程度，已達戰後半個多世紀的最大跌幅。衡諸常理，朝野早應以大局為重，在內部休兵，集中精神拼經濟了。但這其實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去年12月，台灣的「中華知識經濟協會」邀我做了一場演講，題目是「兩黨合作拼經濟」，我當時就指出，儘管台灣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盼望，但它終究不會有可能，原因是：

當黨的利益大過整體的利益

兩黨無可能合作

（一） 台灣的政黨互動，早已徹底的惡質化，它們彼此之間都有一個基本心態，「你的負債就是我的資產」。在民進黨當政時，表現愈不好，國民黨愈高興。而今國民黨執政，表現如此糟糕，民進黨當然欣喜無比，因為這剛好證明了國民黨的無能程度一點也不遜於民進黨。當黨的利益大過整體的利益，兩黨又怎麼可能合作？

（二） 由於上述心態，台灣這兩個黨其實都只是把「合作」這個名詞當做鬥爭工具在使用者。舉例而言，自從去年「5．20」就職後，台灣即有人主張朝野對話，但兩黨真的有對話的誠意嗎？當然沒有，而只不過是想藉著對話去踩別人的痛腳。於是馬英九這邊的答覆是當然可以對話，但要談的必須是「反貪腐」；而民進黨則要談「主權」。當兩邊都只想把合作對話轉變成對自己有利的戰場，對話與合作又怎麼可能？

（三）台灣兩黨這種藍綠惡鬥的文化，不止左右著政黨領袖及全部政治人物，也左右了兩邊的媒體和名嘴。在過去兩年裏，藍色媒體及名嘴，似乎其他問題都已不再重要，只有扁家弊案是台灣唯一的問題，圍繞著這個問題無休無止的撻伐。而綠色媒體和名嘴則過去始終為扁家辯護，現在則是把台灣經濟惡化的問題，二話不說的簡化為這是「無能」做文章。這種惡劣的鬥爭文化，它最嚴重的後遺症，乃是台灣這兩黨連能夠坐下來談問題的語言框架及共同邏輯都已不存在，又怎麼可能一起坐下來？

分裂敵對的「50對50社會」

政治經濟代價沉重

因此，台灣的悲哀在於它這種「五十對五十的社會」結構，已造成了政治日益極端，連最基本的語言客觀性都已蕩然無存，於是遂有了最近這幾天上演的荒誕鬧劇：

在國民黨這邊，2月18日行政院公布了去年第四季成長-8.36%，今年估計-2.97％的數字，造成各界一致批評。台灣當今的政府從就職以來即反應遲鈍，而且喜歡虛飾太平。縱使去年底惡化程度已極嚴重，它仍宣稱今年會有2.12%的成長率。這種虛飾太平的作風一旦經不起考驗，當然也就等於它替自己戴上一頂「無能」的帽子。除了反應遲鈍外，它在面對問題時的因應策略的確被動而短線，完全看不出有任何新的思維模式與方向感，而只是會在赤字救失業、貶值救出口等方面動腦筋。出了大問題的時代，需要有遠見、氣魄和決斷。台灣在這方面完全看不到，只是抓瞎。

國民黨這邊手忙腳亂，但民進黨呢？它當然見獵心喜，這種「你的負債是我的資產」態度開始發酵。它為了搶得上風，決定21及22日召開「民間國是會議」並邀馬英九參加，另外則是2月20日在立法院鬧場羞辱劉兆玄。有了鬧場這一幕，原本就無意出席「民間國是會議」的馬英九，當然更有了不參加的堂皇理由--有誰會去出席批自己的鬥爭大會？而果不期望，這兩天的所謂「民間國是會議」就是次批鬥大會，蔡英文要求內閣全面改組，而台聯則反對兩岸CECA的簽訂，並揚言不惜發動群眾杯葛及提出罷免案。由這次「民間國是會議」，其實已等於綠色陣營這邊為今年的政治走向定了調；接下來綠營將發動更多群眾示威，將提出罷免案，而「反中」則無疑的將是它的主要軸線。

因此，2009年的台灣將極不樂觀，新的統治團隊無論能力和遠見都確實有問題，這些人有學位無學問，高高在上，不得民心。而相對的，則是早已百孔千瘡的民進黨，在比爛不比好的情勢下，似乎有了反撲的機會。蔡英文說民進黨交出政權時的成長率是4.56%，而現在呢？這話當然是胡扯，而悲哀的是這種胡扯居然成了理由！這是馬政府內憂外患之局，而人們並不樂觀他們有能力解決這兩大挑戰！台灣早已成了「五十對五十的社會」，這種分裂敵對的社會，無論政治、經濟、社會，都將付出極大的成本。台灣想有起色，為時還早得很啦！

在國際財經論壇上，從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後即有所謂的「最後一名的競賽」（Race to the bottom）之說。這說法主要是在描述許多亞洲政府及出口業界固定思維反應模式：一旦國際需求降低或生產供給過剩，而使得出口競爭趨於尖銳；或內部經濟出現困難而需要找到突破點，皆二話不說立刻想到貶值這個最容易的手段。

而一旦將競爭力窄化到只剩匯價差異，大家就會在匯率低估或高估上做文章，不願被別國賺便宜，這就是競貶之局，比來比去就變成了「最後一名的競賽」。

在經濟情勢嚴峻的時刻，由於貶值手段最容易而且也有出口商的「商粹主義」支持，它會讓人覺得似乎不無道理。但經濟不是只有出口而已。貶值在以為可以得到出口利益的同時，也必須付出其他可能的代價；如它會增加進口成本，若某些進口項目為民生關鍵，就會引發「進口驅動的物價上漲」，從而挫折了內部消費；如果政府或公司有以外幣計價的債務，那麼債務成本就會增加；啟動貶值，在目前的經濟秩序上，會被認為是自私的經濟「麻煩製造者」，會造成國家形象的受傷甚至招致非議與抵制；貶值會整個降低了以國際貨幣計價的國家經濟規模甚或大退步；貶值在資本市場上會被認為是「不友善」的行為，降低投資意願。

以上所述，都已是老生常談。因此貶值說說可以，但不宜輕啟。在有些情況下，它在未見其利之前，可能就已先見其弊。

由貶值刺激出口這種思維模式，就必須提到亞洲國家過去長期以來在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上的一個重大瓶頸，那就是從戰後以來，以出口帶動成長這個模式就已根深蒂固，因此拚成長就得拚出口，這是一種單向的選擇模式。過去十年裡，亞洲出口在ＧＤＰ裡所占比重由百分之卅七已增加到平均百分之四十七；而相對的則是消費所占比例在廿年裡則由百分之五十八降到百分之四十七。這是一種極不均衡的經濟狀態。過度強調出口，而疏忽了內需的量與質的提升，其實也是整個台灣社會在質地上相當粗糙的原因。

其次，則是這種以出口為主的單向思維，近年來已集中在資本密集，以全球市占率為利基的電子產業。這種產業對就業的貢獻率極低，而在衰退時代，它的風險彈性也小，把精力全集中在這種產業，亞洲產業裡必須有高度工藝含量，高度服務品質含量，高度創意含量的部門遂全部都低度發展。今天全球需求銳減及資本密集產業供給過剩，台灣那些資本密集公司一季虧損就隨隨便便都是幾百個億；而其他產業的低度發展也使得台灣薪資所得在高低之間差距極大，由薪資的Ｍ型化，社會的Ｍ型化，全都是出口導向經濟思維的副產品。當一個社會的所得愈不公平，以內需來緩衝衰退的能力就會完全喪失。這也就是所謂的「雙衰退」──出口衰退的同時，內需也同樣比例的衰退。

因此，出口導向的經濟思維，將精力集中在資本密集科技產業的思維，可能都已到了必須重估，並將經濟往更加工藝及科技含量，服務品質含量，創意與文化含量等方面加以調整，或許才是更均衡，也是出口與內需並重的新思維。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依靠美歐的進口而成長的時代業已結束，最近美歐經濟出現危機，希望亞洲的內需能對當前的衰退提供助益，但他們都發現到亞洲的體制，幾乎完全提供不了幫助。美歐對亞洲的出口導向經濟已愈來愈有意見，並主張亞洲應該有更均衡的經濟策略，這種見解其實是相當有建設性的。

因此，處於這樣時刻，亞洲任何國家若因襲過去那種出口優先舊思維而有意啟起貶值這手段，已顯得更加不合時宜且被認為相當惡意。目前全球衰退，貶值手段邊際效益已減，它不會有作用，只徒然讓「最後一名的競賽」者，真的變成最後一名！

扁家弊案已鬧了兩年多，到如今非但沒有快馬加鞭落幕的跡象，反而是在法律層面上更加的胡扯蠻纏不休。一家人在兩個任期內搞了至少超過台幣20億元，不管它是以哪種名目，放諸四海大概都不可能容許，而扁家卻硬是要在法律的漏洞間鑽進鑽出。扁家的表現就讓人不由得想到了中國的刁民文化：扁家已成了最大的刁民家族！

古代中國，由於政治專制，父母官這個層級又常任意行事，於是老百姓遂出現大量順民和許多刁民。順民指的是絕大多數人都謹慎度日，怕惹官非，如果倒楣吃了官虧，也都卑順的自己摸摸鼻子，不敢張揚。而刁民則不然，他們聰明伶俐，懂得拉幫結派、官商勾串，又能和訟師之輩沆瀣一氣，這種人依風仗勢，普通時候橫行街坊鄉里，如果出了事就走後門鑽漏洞及玩狡猾的語言遊戲，於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刁民又都擅於看風轉舵，唱作俱佳，他們若似乎抓到一點理字，就打蛇隨棍上，吃人透透；當找不到理，就喊冤曲，說被欺負，裝可憐。這種刁民作風散見於古代許多筆記裏。特別是在統治末梢的邊陲地區，由於官箴散漫，最為普遍。早期台灣由於移民初興，適者生存，豪強刁民最盛，這也都見諸許多縣志和問俗錄裏。

而扁家就可說是這種刁民文化具體而微的代表。台灣在1970至80年代民主運動蓬勃，的確有許多人是民主的真實信仰者，這種人前後言行一貫，標準一致，但陳水扁卻顯然不在此列。他沒有獲得權力時是一套，顯得正義搁然，而有了權力後則是另一套，比他昔日所批判的人不知壞了多少倍，因此我們可以說民主對他而言，只不過是通往權力之路的工具而已，用後即丟。正因他不是民主的真實信仰者，當他有了大位後，諸如收受賄賂、貪贓枉法、賤賣國有行庫及資產，而好處則落入私人口袋裏等行徑遂告不斷。整個總統府與官邸，也儼然成了利益交換的中心。而堂堂第一夫人也居然披掛上陣，干預政事，做起利益交換的買賣。如此行徑，縱使把標準降到最低，換了別的社會大概也無法接受。

但明明罪無可逭的事，在別的國家如韓國，像盧泰愚、全斗煥等，至少皆能立即懺悔認罪，統治者的貪污很快就告過去，大家又打起精神向前走。但在台灣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在國務機要費爆發之初，陳水扁不就大聲喊冤，宣稱是「中國人欺負台灣人總統」嗎？這是把弊案硬往政治上去扯，不惜把社會撕裂成兩半也要達到庇護自己非法的利益。這種風格和刁民犯錯被逮，二話不說就喊冤，就宣稱是被欺負，惡人先告狀，不是如出一轍嗎？除了扯政治之外，扁還濫用權力意圖以「絕對機密」將有關罪證完全封起，如此弄權玩法，又怎不讓人歎為觀止？

而今政權改變，他已無弄權的空間，於是我們看到了他的全家都開始玩起鑽法律漏洞的遊戲。在台灣，制度上仿效美國等先例，對選舉經費的申報，一定位階以上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政治獻金等都陸續有了法律及規定。但只有法律和規定其實並不足以成事，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必須有誠實的文化，而台灣各種人物太聰明、太不誠實。就以美國的政治獻金制為例，前幾年一家台灣超大公司的美國分公司，以及台灣一個極大的宗教山頭美國分部，不就將大筆獻金以人頭方式捐出，最後被查到而罰款嗎？再以財產申報為例，除了名下的房地產及銀行證券戶頭因為有戶可查，非報不可外，其他如首飾珠寶等無法追查，到底有多少人會實報即大可懷疑。陳水扁得意時，扁家大小名貴的珠寶鑽飾掛滿身，但全都未具申報，被詢問時即答稱是向朋友借的。這都顯示了若缺乏了誠實的文化，許多法律也就注定了形同具文。

而最可議的，台灣的政治獻金法乃是最近才完成的新法，以前並無規定。由於台灣選舉乃是花大錢的遊戲，加以獻金給某黨，可能會遭致別黨的報復，因此大生意人的獻金多半以現金方式秘密為之。縱使到了現在依然如此，當然更別說從前了。正因為有著政治獻金這個灰色的漏洞，因此扁家遂將所有巨額的不當收入全都賴給了政治獻金。2月10日吳淑珍出庭時扯政治獻金，14日特偵組繼續去她住家偵訊，她仍扯政治獻金。其實，賄賂與獻金是有差別的，賄賂有利益交換的關係，其數額必大；而政治獻金則旨在鼓勵公民對特定政黨及候選人的支持與參與，因而以數額小但人多為主，它不涉及任何利益，奧巴馬選舉時發動群眾獻金，即是最符合獻金精神的做法。全世界有獻金制的國家，有哪個會把台幣千萬及上億視為獻金的？

但台灣的政治積習，以及法律觀念的含混，卻造成了政治獻金這個漏洞，於是不當所得一億兩億，你說賄賂貪污，他硬扯是獻金，不然來證明啊！扁家硬將一切巨額不當收入都扯成政治獻金，其目的就是在利用台灣對賄賂與獻金在認知上就搞不清楚的觀念及法律漏洞。刁民之可恨，乃是當證據擺在面前他仍不承認，而仍說「不知道」。

因此，扁家弊案到現在，由於扁家人皆將責任推給部屬親信，又將巨額金錢都賴給政治獻金，這其實已是黔驢技窮的亂扯與耍賴了。鑽漏洞鑽到如此大違常理的程度，不正是以前人們形容刁民時所稱的「撒波」嗎？

因此，台灣有扁家弊案及接下來的胡扯蠻纏，這其實是台灣最大的悲哀，一個昔日的統治家族如此違法亂紀，卻又像刁民般在事發後胡扯蠻纏，意圖硬鑽漏洞，貪圖僥倖，形同荒誕小丑。而更悲哀的是，他們如此荒誕而反反覆覆的演出，居然還有很多人真的相信。當一個社會在是非對錯上可以混淆到如此程度，這樣的社會又能有多大的前途呢？

刁民文化在中國俗民社會裏一直存在，但人們又怎麼想得到這種刁民文化竟然在台灣的廟堂人物身上出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