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通常都有一個最大的劣根性，那就是出了大災難或大問題，就把那個最重要的當事人打成過街老鼠，人人都趕來踹上兩腳，在打過街老鼠裡，一切問題似乎都告解決，大家複雜不安的心情也得以安頓。

而現在，阿扁無疑的已成了台灣最大的過街老鼠，阿扁由Ａ錢到洗錢，的確罪無可逭。但看到那些昔日阿扁的長官、戰友、死忠挺扁的名嘴和群眾也來趕這場打過街老鼠的遊戲，卻給人一種雖然欣慰但卻難免不安的感受。因為他們應該面對的問題，不是藉著打扁而劃清界線以自保，而是該更深刻的去面對「阿扁Ａ錢時，我在那裡？」這個道德與政治上的難題。看著一堆其實並沒有資格批扁的民進黨人物在那裡忙著劃清界線，卻閃避了他們在政治上與道德上可能的「共犯」問題，就覺得這些人實在可悲。

其實，任何個人或群體的大惡大錯，都不可能只是一人的犯錯或偶然的偏差，當年納粹的暴行，不可能只是希特勒一人的殘酷暴虐，而是德國人心裡千千萬萬個小希特勒在那裡造勢助長；過去馬可仕貪贓枉法，也不能只怪罪他們夫婦，而是龐大的政治黨派長期相互朋分，遮蓋及聲援所致。這就是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共犯結構」。當問題爆發，撇清和自保並不可能讓這些人從此就被洗清。只有誠實面對自己過去的助惡行徑而深自懺悔覺悟，才是自己成長和集體進步的契機。

阿扁由三級貧戶起家，當權後整個家族的風格日益奢華腐化，最後演變成大胃口的Ａ錢洗錢，權力讓人腐化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扁家弊案陸續被揭露的過程裡，整個社會裡許多人「只管立場，不論是非」的挺扁到底，或許才是更大的關鍵。

有些所謂名流，不管他的弊案和治理無能，硬是要「再給他一次機會」；許多名流名嘴和同黨，在他的弊案被揭露後，二話不說的就往「藍綠惡鬥」，「國民黨搞清算」，「中國人欺侮台灣人總統」上做文章，搞轉移焦點及泛政治化，當護短護到如此程度，其實已等於不管他如何違法妄為，都會有一個龐大的鐵衛隊在撐腰。

阿扁由不錯的政客墮落到Ａ錢和海外大規模洗錢的程度，他的膽子愈來愈大，不正是那一大群鐵衛隊所變相鼓勵出來的嗎？當阿扁Ａ錢時，他們的「只管立場，不論是非」已使他們成了道德及政治上的共犯。坦白說，這次他利用家人身份在海外洗錢，幸好是瑞士聯邦檢察署所揭露，整個阿扁的鐵衛隊過去那種護短的論調才無用武之地。

如果這個案子是台灣特偵組或任何司法檢調系統捅出來的，保證「國民黨清算」之類的護短說法會取代目前輿論發展的方向，而讓問題又兜回到意識形態的惡鬥中。在冥冥之中，瑞士真的可說是在無心中拯救了台灣日益墮落的政治！

阿扁海外洗錢已無任何再說辯的空間。洗錢追蹤到Ａ錢及貪腐賄賂，對台灣嚴重失責的司法檢調單位，將是嚴峻的考驗。而在政治上，由此案的爆發，其實已把台灣民主真正致命的缺陷澈底的顯露了出來。台灣的民主缺乏嚴格的規範，再加上它的泛民粹風格，於是所有的政治是非都不再有客觀的基礎，而只剩上立場上的黨同伐異。於是奸滑者可以藉著煽起民粹情緒而遮蓋自己的貪腐，同志們為了立場的團結而可以指鹿為馬，明明是貪腐也一路曲意維護。這是一種相互的綁架。今天在那裡大罵阿扁斷送民進黨前途的人，其實並不是無辜的，真正斷送民進黨的，是那個護短和硬拗早已成了習慣性的龐大共犯結構。他們過去鼓勵出膽大妄為的陳水扁，如果不把那種護短的積習改變，誰知道將來不會再鼓勵出另一個同樣惡劣的領袖呢？

目前舉國都在打阿扁這個過街老鼠，但由這起洗錢案，我們也應看到它對目前的政治文化及風格，實在深具警示意義。阿扁從未丟民進黨的臉，丟臉的是過去挺扁到底的整個共犯結構。阿扁Ａ錢時，你們在那裡？問問自己吧！

蘇格蘭最重要的詩人羅伯．龐斯（Robert Burns. 1759-1796）曾寫過一首名詩《致田鼠》，詩中有句曰：「老鼠啊，不是只有你／才證明事先謀劃的徒勞無益／鼠和人處心積慮的最好設計／最後經常變成一場春夢／讓我們毫無所得，只是悲傷哭泣／因為預期的快樂業已成空。」

這首詩是「人算不如天算」這種道理在西方的最好說法。而目前發生在陳水扁身上的「海外洗錢」超級醜聞，即是機關算盡，一切徒勞的最佳例證。陳水扁及其家人的貪腐洗錢問題，現在只是開始，「海外洗錢」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但躲藏在水下的部分，什麼時候才會露出水面，或許才是更大的重點。

有關陳水扁夫婦及家人親信的貪腐問題，從2005年起就已陸續出現，包括「ECT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回扣案」、「SOGO禮券案」、「台開內線交易案」、「國務機要費案」、「二次金改回扣案」、「巴紐假建交真A錢案」等，有關「國務機要費案」甚至還鬧出百萬紅衫軍的倒扁群眾運動，但這些弊案，除了「台開內線交易案」他把自己和女婿趙建銘完美切割外，其他案件皆在一陣爆料後，即告無影無蹤，由於台灣的司法檢調一向是政治工具，許多案子根本就不聞不問；而像「國務機要費案」，儘管輿論所逼而不得不辦，但陳水扁一說事涉「絕對機密」，檢調機關就立即袖手。除了用各種手段阻擋司法調查外，陳水扁在政治操作上也極為老到，他一再宣稱這些弊案都是「藍綠互鬥」，是「司法仍控制在國民黨手中」，是「中國人欺侮台灣人總統」，於是民進黨群眾立即被煽起，成了他的政治保護傘。陳水扁8年任內，貪腐案多不勝數，許多大案的傳聞貪腐金額高達台幣數十百億，而他皆能輕鬆閃避。縱使到了馬英九上台，由於對台獨勢力企圖籠絡，因而對「國務機要費案」的「解密」，也拖拖拉拉搞了兩個多月。

但陳水扁千算萬算，卻沒有想到他在台灣內部可以東躲西閃，但他和家人的「海外帳戶」卻被瑞士聯邦檢察署捅了出來。由於這個信息是外國泄了底而且名字、金額、金錢流向皆清清楚楚，他已不能再用「藍綠互鬥」、「國民黨清算」這種說法來抵賴，民進黨人物也不再有任何護短的理由。一場拖延了好幾年的貪腐風暴，終於形成了。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人真應該感謝瑞士聯邦檢察署！

非常值得玩味的，乃是8月13日一家媒體即揭露陳水扁家族海外洗錢，但因報道不詳，陳水扁立即要律師召開記者會，宣稱「沒有任何海外帳戶，財產皆交付信託」但這邊睜眼講瞎話才完，幾個小時後，國民黨立法委員洪秀柱卻將瑞士聯邦檢察署要求台灣協查陳水扁海外洗錢的資料曝光，由於事證確鑿，已無抵賴空間，於是陳水扁才親自召開記者會承認有海外帳戶，幾個小時即由否認而被迫承認，他的人格與誠信單單在這一點，即徹底破產！

根據目前已揭露出來的局部真相，人們已知道近一年多以來，陳水扁已透過他的大舅子吳景茂，經過台灣三家外商銀行將為數近10億的餘錢匯往新加坡等地的境外銀行，而後又將這些錢匯入開曼群島登錄的美林銀行，餘錢一挪再挪，最後挪到媳婦黃睿靚的戶頭，而法定指定人則是兒子陳致中。除了這一條通路外，據稱還有其他通路的4個帳戶。由於台灣的餘錢匯出必須申報，陳水扁的海外洗錢，如此大筆的款項到底是怎麼流出的：是用特權或循銀行秘密管道？或是貪腐的餘錢原來就是在海外支付？或是把餘錢換成珠寶帶出境，再換回現金？這些都是將來辦案的重點。

不過，儘管海外洗錢案的爆發，徹底摧眦了陳水扁的信用，他已成了台灣最大的過街老鼠，但在法律上要讓他的貪腐無所遁形，現在卻剛開始，而且未必樂觀：

其一，台灣不同於香港，香港有公職人員的「財產來源不明」的反貪規定，而台灣並無這種罪的規定。因此，陳水扁承認了「海外帳戶」，但卻詭辯說這些錢是他的「選舉節餘款」；而陳妻則說它是選舉節餘款，兒子結婚所收禮金、陳水扁當律師時所賺的錢，自己理財所賺，由陳水扁家族的素行，人人都知道是說謊，但要證明這是說謊，卻必須檢調機關將他家的財產和隱匿的財產做出來龍去脈的清查，而台灣查案真有這樣的能力嗎？陳水扁敢一路說謊，甚至明明在搞海外洗錢卻還一直否認，這種公然講瞎話，就是吃定了台灣檢調的沒有能力，這次海外洗錢是瑞士捅出來的，而不是台灣自己查出來的，不就很值得警惕嗎？

其二，有關陳水扁家族資金來往不正常的現象，去年調查局即已有所知悉，但調查局和特偵組不知道是哪一個，竟將它「吃案」吃掉了。其次，則是這次海外洗錢案，瑞士早在今年6月16日即已致函台灣的駐瑞士文化經濟辦事處，但它卻拖了一個月才送到外交部。由於駐瑞士官員乃是扁系人馬，會不會他們早已先通知了陳水扁做好脫罪的準備？設若果然如此，檢調儘管大陣仗搜查並限制他們出境，但檢調又能查出什麼鐵證呢？

陳水扁當權8年，儘管弊案不斷，但在民進黨政治人物及群眾「不問是非，只管立場」的護衛之下，雖然有百萬人上街，還是無奈他何。他下台後，雖然「國務機要費案」纏身，但在檢調無能，馬政府畏首畏尾下，說不定到時候還是稀裏糊塗一陣東拉西扯下過關。但就在此刻，瑞士聯邦檢察署卻意料之外的查出了他們家族的洗錢案。此案只不過一個案子而已，它的威力卻超過了台灣好幾年的努力。面對鐵證，陳水扁再怎麼擅於鬼扯，也要承認是有海外帳戶這回事，只是他仍企圖將一切推給妻子，俾讓自己脫身事外；而台灣的綠色人物和群眾，也懷於發現被騙，因而民進黨批扁之聲高漲。但這些人是否有想到，陳水扁除了貪污，甚至最大膽的搞海外洗錢，這不正是他們長期以來不管是非也要挺扁到底這種民粹民主所鼓勵出來的嗎？他們是陳水扁貪腐共犯結構的一員。如果不對自己不問是非的心態做出反省，今天批扁，明天又同樣還會犯「只問立場，不管是非」的錯誤。或許好好去思考自己的「共犯」問題，才是民進黨上上下下該有的覺悟吧！陳水扁海外洗錢案，在它的深層架構裏，其實是所謂的台灣民主之恥啊！

先說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的一段往事。

十八世紀的美國一如所有的新興民主，也耽於政黨惡鬥之場大過是非對錯。一八○○年大選，三組人馬參選，傑佛遜和布爾的選舉人票相同，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則不幸落敗。而後經過卅小時的國會討論及再投票，傑佛遜始勉強勝出，由於當時政治嚴重分歧，他的就職異常低調。他自己一個人，不帶隨扈，便衣騎馬到參議院大廳，當著大法官馬夏爾，家人及政敵之面宣示就職，並即席發表了在美國政治史上最重要演講之一的〈傑佛遜就職演說〉。這篇演說有下述黃金段落：

｜｜「我們所有的人，心裡都當有這種神聖的原則，那就是多數派的意志雖佔優勢，但它的自認正當必須合乎理性；至於少數派則擁有相等的權利，平等的法律應予保障，違背即是壓迫。因此，同胞們，讓我們同理同心團結在一起。讓我們恢復和諧與善意的社會交往，沒有這些，自由甚至生命本身都將成為可怕的事。…每種意見的不同不能是原則的不同，而是在相同原則下呼喚彼此為兄弟。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共和派，我們也全都是聯邦派。如果我們之中有人想解散聯邦或改變共和政體，那就讓它像個安全文件般不受驚擾的放在那裡，只要理性能開放的去加以對抗，意見的錯誤亦可容忍。」

傑佛遜就職演說之所以偉大，乃是他首次提出並確認了民主政治縱使意見分歧，但共有的「原則」和「理性」卻不容被否定。如果連基本的理都可胡扯蠻纏，自由民主又將如何安身？他演說裡那句名言「我們所有的人都是共和派，我們也全都是聯邦派」，乃是美國政治傳統裡的重要經典，當時兩派惡鬥，相互懷疑，只在雞蛋裡挑骨頭，而完全不理會彼此的許多相同之處。他的這句話等於對當時那種各分畛域的態度做出最大的棒喝，把他那句話換個場景，拿到今天的台灣來說，就等於「我們都是愛台灣，我們都是本土派」！

傑佛遜總統對美國政治的最大貢獻，乃是他確定了民主除了表面的喧鬧分歧外，必須有更基本的共同理性和原則為基礎，後人所謂的「兩黨共識」，其實是以他為先河。此外則是他對黨派惡鬥的語言夾纏最早即有警覺，他也替政治語言的「異中求同」樹立了榜樣。

而到了近代，由於政治競爭日益尖銳，偏狹的黨派惡鬥又告復熾，但縱使如此，由於傑佛遜以降，美國政治終究還是堅守共同的理性原則，即使惡鬥，過份的護短和語言東拉西扯，政客們還是不敢。只要政客東拉西扯搞鬥爭，社會及媒體對這種「香蕉皮話語」（Banana-peel words）就會加以指責──所謂「香蕉皮話語」，乃是近年來民主黨策士黛安．費德曼（Diane Feldman）所指出的一種政治糾纏風格。她指出，那是一種奸巧、狡猾、避重就輕、滑溜的語言策略和表達方式。

而這種「香蕉皮話語」，在美國雖然政客們常用，但美國畢竟政治的合理性嚴格，而不致造成大礙，而只是讓媒體評論界多了批判的話題。但在台灣，由於政客奸巧並自視聰明，以擅用「香蕉皮話語」而自得，於是，台灣不但政治缺乏合理性，甚至於守護是非對錯的司法，都被這種「香蕉皮話語」搞得混沌一片。就以人們都期盼知道真相的「國務機要費案」為例，那種不斷變換故事版本，東拉西扯，搞到最後則是甚麼要打憲法官司，要告別人內亂外患，以及扣人帽子等全都出籠。他們的話語裡，滑溜的香蕉皮之多，的確讓人嘆為觀止。而非常奇怪的，乃是民進黨居然也自甘被綁架到護短的行列。當此案真相一一揭露，屆時民進黨的臉又將往何處放？

也正因此，對這個案子，或許應該到了民進黨停止護短，不以整個黨為賭注，就以此案為重建台灣政治合理性的一個重要起點的時候了！

俄國良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逝世。他那種不向壓迫低頭，拒絕對誘惑屈膝，堅持自己愛國主義信念的風骨，在近代可謂絕無僅有，他的逝世，等於向全球知識分子提出了一個道德難題。

堅持做自己

頂住逼害和誘惑

有關索爾仁尼琴和古拉格群島，人們皆已耳熟能詳。他的揭露斯大林暴政，奠定了文學上的地位，並獲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但1974年他卻被補並遭終身放逐，於是輾轉到了美國。最初美國對他極為禮遇，企圖把他捧成反俄的精神領袖，詎料1978年他受邀至哈佛大學演講，卻對美國民主墮落、玩弄法律、濫用人權、短視茍安等現象大肆抨擊，於是引發美國自由及保守兩翼的大小教父們集體圍剿。由於他的「不識抬舉」，等於自斷在美國受到吹捧之路，從此之後，美國就對他佯裝不見，沒有機構組織或大學找他演講，他想出書也沒有出版社願意接受，他靠諾貝爾獎金在佛蒙特州形同隱居，過著無人理睬的生活。蘇聯解體後，他1994年重返故國，但當時俄國上上下下正受到葉利欽的「民主之夢」所催眠，對這個沒有被美國光環加持的老者拒絕理會。他孤身一人在俄國各地巡迴演說，主張民族團結，用道德情懷來拯救民族的墮落和民主的錯亂，這些意見當時都屬於「政治不正確」，甚至連聽眾都沒有幾個。大家都把他視為陳舊迂腐的民族主義者，直到葉利欽的錯亂時代結束，這個老者才重新得到重視，2004年他的名著《第一層地獄》改編為連續劇，收視率第一。

他在美國及俄國連續被冷落30餘年，終於受到人們的肯定，索爾仁尼琴在蘇聯時代被關10餘年，在美國被冰凍近20年，回到俄國後又被冷落10年。他一生大半的歲月都在孤獨落寞中度過。但他卻堅持做自己，逼害和誘惑都不能改變他那種斯拉夫民族主義的愛國信念。

獨立思考拒當道具

彰顯知識分子的風骨

由索爾仁尼琴的風骨，就讓人想到近代知識分子日益凋零的命運。近代有許多不民主或半民主國家，的確出現了一些異議人物，但這異識知識分子身處於國際權力鬥爭的架構下，於是一旦有另外一個國家招手，立即成了對方賴以宣傳的被逼害明星，而淪為國際宣傳戰裏的道具。除了完全配合對方外，自己已沒有任何自主的角色。索爾仁尼琴赴美後，如果願意配合，他後半生的榮華富貴即可唾手而得，但他卻硬是不屑的這種光榮，反而是對美國大力抨擊，他的「不識抬舉」裏，其實是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支撐著。

由索爾仁尼琴就讓人想到另一個號次小了一點，但同樣風骨搁然的德國知識分子巴洛（R. Bahro, 1935-1997）。巴洛原為東德記者，而後成為東歐自由化理論家，1979年被補且判刑，西德全力搶救並付出贖金，他才得以放逐到西德，但他到了西德後，不但沒有成為西德這邊的御用知識分子，反而是在西德這邊也搞起群眾運動，成了後左派及生態運動理論家，而後並成為西德綠黨的創黨元老，近代全球生態環境運動的許多觀點都得自他的啟發。他那種不論到哪裏都是異議人物的本色，不知道會讓多少被當成宣傳工具的知識分子們愧煞！

而像索爾仁尼琴或巴洛這樣的人物，在以前就有如空谷跫音，而到了近年來就更少了。上期倫敦《經濟學人》以索爾仁尼琴為封面，就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而這其實已是當代「知識分子論」裏早已有了共識的課題，那就是近年來無論在不民主或民主社會，由於體制改變，知識分子的角色早已邊緣化。在不民主國家，由於追求經濟目標已成了時代主流，異議知識分子早已失去了空間。加上當今的社會控制已日趨細膩，明顯而粗暴的壓迫已減少，要成為「被逼害英雄」已愈來愈難。於是知識分子與體制合作，也就成了最穩當的選擇。目前全球已不再有類似於索爾仁尼琴這種等級的大型異議知識分子，他那種風骨當然更為稀少了！

壓迫性的容忍

異議知識分子空間萎縮

而除了新興社會已少見大型異議知識分子外，在所謂的富裕民主社會，則情況可能更嚴峻了。這種社會有著超強的體制穩定性，它不會明目張膽壓迫知識分子，但會把知識分子驅趕到小角落，不加理睬，這即是通稱的「壓迫性的容忍」，就以當代美國之外人們熟知的杭士基（Noam Chomsky）為例，他因為早有麻省理工學院終身職保障，趕他不得。但美國大出版社絕不出他的評論著作，書評雜誌也不理論。因而他只能靠波士頓一家小出版社出書，主要透過網路販賣。他在美國之外名聲顯赫，美國人知道他的卻不多。「壓迫性的容忍」，其威力可知。

再以非美國地區知名的「後殖民」學者薩依（E. Said）為例，他就說過媒體從不理會他對中東問題的看法，只有在中東出事，而且是非幾乎沒有什麼討論空間時，才會邀他撰文背書，聊備一格。

再以前輩左翼經濟思想家史威齊（Paul Sweezy）為例，他是前代經濟思想家熊彼得入室弟子和哈佛大學教職接班人，但因政治問題，他遂不被續聘，他被趕出哈佛後，所幸還有父親早年創辦花旗銀行時的股票，可以賴以維生及辦《每月評論》雜誌，因而他遂留下了當代美國左翼的名言：「要在美國當左派，你必須有個百萬富翁的父親！」

由上面這些例子，已顯示美國異議知識分子的生存空間是如何的狹窄！正因異議知識分子沒有空間，社會的單向化發展才不可能被扭轉。

因此，由索爾仁尼琴之逝，除了緬懷他那種風骨外，其實也見證了在目前這樣的時代，異議知識分子已注定了花果飄零的命運啊！

當今的政治，由於權力的運作更複雜更龐大，因此權力濫用，貪腐和壓迫等也有增無已，這也是政治上的道歉認錯、寬恕、和解等現象的研究，會成為當代顯學的原因。

而「道歉」、「寬恕」、「和解」乃是三位一體的觀念。它所指的乃是人們的「寬恕」，必須以犯錯者的「道歉」為前提或補充，而後始有可能達成「和解」──它指的是大家縱使不能親愛如家人，但至少也能相互謹慎，不再動輒怒言挑剔及鬥成一團的境界。可是，儘管人們都喜歡「和解」，但在現實上它卻甚為稀少難見，政客多半有鬥雞性格，一個社會如果有創痕醜聞可以當做政治的提款機，誰會真心的去搞「和解」？

「和解」這個詞在台灣早已成了鬥爭論述的一環，我鬥你可以，你鬥我就是破壞「和解」，當「和解」已歪曲到這樣的程度，它除了是個空洞的符號外，已不再有任何意義。除此之外，波士頓大學哲學教授葛瑞斯渥（Charles L. Griswold）在今年剛出的新著《寬恕：一個哲學上的探索》裡更指出，人們在追求「和解」時的另外一些偏差：

例如，有些人或因愚蠢，或因認識不清，「對任何不義之事皆採取寬恕的態度，這種假和解裡，只讓人看到他的無是非和無脊樑」。

例如，有些人會以宗教上的自我完美主義為起點，主張「無條件寬恕說」，但這種自我完美主義除了滿足自己的道德優越感外，對世界其實不但沒有幫助，反而因此讓是非對錯，別人所犯錯誤的真相等原本可以弄清楚的問題變得更糢糊；而可能更糟的，乃是這種無條件的寬恕，由於脫離了現實，反而讓犯錯看得以合理化自己的錯，最後是他原本想要獲得的「和解」更加不可能達成。最後是在一片渾沌裡，讓真相、正義、和解，以及自己的尊嚴全都淪喪！

葛瑞斯渥在他的新著裡指出，「和解」在人親的歷史成長上乃是一個重要的過程。人在政治上容易因為時代侷限，心靈的恐懼和貪婪等而犯錯，因此「和解」乃是讓加害與受害雙方聚合在一起，透過「寬恕」和「道歉」，而後藉著一種有方向性和理想性的新說法，讓真相被說出、被記得、被超越，從而始能讓它不會被再犯。這才是「和解」會促成進步的真義，「和解」必須「清算」，但不是「鬥爭式的清算」，而是「超越式的清算」！「和解」也必須有人「道歉」，否則它就成了「獨腳戲」！

因此，「和解」不能只是自說自話的空洞口號，也不能淪為過去鬥爭換個新標籤而無休無止的繼續下去。但非常讓人遺憾的，乃是新政府成立迄今已逾七十七多天，在這七十多天裡，它把甚麼「藍綠和解」不斷掛在嘴上，從它的用人開始，一直到特別費案和國務機要費案，我們都可看出它其實是把「藍綠不分」和「是非不分」當成了「藍綠和解」，所謂「和解」已與「鄉愿和稀泥」無異，馬政府真是糟塌了「了解」這個對台灣原本會極有意義的觀念。葛瑞斯渥教授指出，無是非無原則的「和解」，乃是「懦弱無脊樑」（spineless）的代號，可說就是對這種台灣式「和解」的針砭！

馬政府上任迄今，行情一路下跌，演變到現在，已出現這個政府無論做甚麼事都必然招致反彈，而有了反彈它必然收回修正的局面。用顧及顏面的說法，這是「俯順民意」；但真正深刻的去看，則是這個政府已陷入了一種「怎麼做都不對」（Can do nothing right）的窘境，而一個政府會陷入這種困境，關鍵即在於政府所賴以存在的道德權威已嚴重失去，它自己把發言權的正當性拋棄，政府不再有領導性之後，已淪為被領導的救火隊而已！

而追根究柢，這一切根源，或許就是那認識不清但又自以為是的「和解」觀念所造成的一錯再錯所致，無是非的「和解」，反映出它的懦弱無脊樑，當它為「和解」而可放棄一切是非、對錯、核心價值，最後就會失去人們尊敬與信賴。最後不但「全民總統」不成，反倒成了「四分之一民總統」！

在台灣，最近政治上被用得最多的形容詞是「父子騎驢」。這個成語源自古代的一則笑話，指一對父子和驢搞到父騎子走不對，子騎父走不對，兩人都騎或兩人都不騎更不對，最後乾脆父子抬著驢子走。因此，「父子騎驢」指的是心無定見，動輒得咎，最後淪為「再也做不出對的事情來」（Can do nothing right）的窘境，只好天天隨著風向而搖擺，局面也愈來愈錯亂離譜。

用「父子騎驢」來形容台灣當今的新政府，容易給人一種錯誤的認知，讓人以為台灣的媒體批評得太厲害，以致於使得主政者畏首畏尾，莫衷一是。但事實並非如此，台灣新政府今日淪落到「父子騎驢」的困境，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在新政府自己。新政府「五二○」就職後，就做出一連串自眦權威，自眦長城，但卻還自鳴得意的蠢事。於是一個政府最需要的權威感和被人民信賴感遂快速消失，但因它對自己所做的蠢事仍不知反省，還堅信自己正確，於是一個錯誤之後就有不斷並更多的錯誤，它受到的批評也愈來愈多，最後遂演變成今天這種權威瓦解，信心也不再，凡事必錯的惡性循環圈。由於新政府的行情快速下跌，大選慘敗後原本士氣已跌到谷底的民進黨和台聯，遂有了快速凝聚的機會；根據它們的日程表，它們在8月份內將陸續展開三次反新政府的群眾示威活動，分別是新政府80天的「八九遊行」；新政府90天的「八二○遊行」；以及新政府成立百日的「八三○遊行」。這些以台獨為訴求的群眾活動，將以新政府「向中國傾斜」為主調，由於它和北京奧運時間重疊，因而也有反奧運的延伸意義。由台灣獨派的這些活動，我們已清楚的看到，由於新政府的錯亂及看不出有能力和有魄力，台灣原本可藉著國民黨獨大之局而開創出新形勢的可能性業已逐漸失去，新一輪的政黨、朝野，以及統獨鬥爭又將重啟。新政府已失去了它對台灣政治的領導性！

從7月底到8月初這一個多星期，差不多也就是新政府成立70天前後的這段時間，新政府的各種表現實在捉襟現肘，充分顯露出動輒得咎的態勢。例如，國防部對年度例行的民防「萬安演習」不知道基於什麼樣的考慮，今年要把往年的下午舉行改在晚間舉行，由於目前百業蕭條，一個晚上不做生意，對小生意人難免造成小損失，於是一陣撻伐，上面一交代，國防部立即收回，雖說「尊重民意」是好事，但匆促決定，招致反對，而後又急忙收回，這種事情搞多了，這樣的政府又怎麼可能受到人民的信賴與尊敬？再例如，8月初，台灣應再調整油價，幅度當為每公升漲台幣5角，但漲價風聲才出，從立法院到媒體一陣反對，於是行政院遂再度「從善如流」，而決定8月凍漲，至於凍漲的虧損，當然由政府的財政承擔。

而除了這種「從善如流」，政府本身已無法主導的趨勢外，最近鳳凰颱風過境，災害雖小，但國民黨籍的兩個縣市長卻在颱風時出國訪問，這種不能「與民共苦」的作風，甚至廣泛撻伐，已使得國民黨被嚴重的污名化。由這種事，人們已可看出由於新政府出了問題，時代風向已變，連國民黨也開始動輒得咎，行情跟著下跌。這也是許多人已開始擔憂，2009年將有縣市長選舉，如果目前這種趨勢不變，屆時國民黨即可能遭敗績。

除了上述問題外，最近這一周，新政府的其他問題仍多著啦！新政府成立後若照政黨政治規則辦事，它的確有權更換所有政治任命的官吏，但它上台後為了搞「全民政治」卻應換而不換，兩個多月發現不換難以做事，才開始更換，這時候所謂的「清算說」即告出現，再加上國營事業負責人的更換不理想，更予人抨擊的理由。再例如，許多涉及價值的問題，如行政院陸委會主委是否應調整？過去曾表現惡劣的前教育部主任秘書仍可以在政大留任；以及馬英九對陳水扁所涉國務機要案的態度仍極為曖昧怯懦；這些問題都顯示出新政府在價值問題上仍在和稀泥，搞鄉愿。這個政府自己不能展現魄力決心，難怪被對手蔑視，對自己人抱怨，被人民看輕，它的支持度又怎麼可能回升呢？

因此，8月份開始，對台灣新政府可謂已到了考驗的關鍵期。近代政治上，一個新政府組成後，百日乃是最大的難關。百日相對於4年任期雖只佔十四分之一，但新政府在百日內，它的格局、走向，以及未來的挑戰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可謂都已固定，除非有重大變化，否則已難改動。由於百日有著如此敏感的意義，因此挑戰者也多半會在百日前後展開反對動員，測試將來的反對空間。台灣的獨派勢力，如「台教會」、「台聯」、「長老教會」將在8月展開多次群眾運動，即是一種測試，如果動員效果可觀，民進黨即會跟著加入。目前新政府表現不佳，已為反對派的動員製造了有利條件。這種藍綠勢力的消長，8月份內已可見真章。南韓李明博就任總統後錯誤不斷，最後反對勢力在美國進口牛肉上引爆；而今台灣新政府也情 不斷，它的百日會出現什麼樣的情 ，已值得密切注意。

台灣新政府自「五二○」就職迄今，由於自大顢頇（誤認新政府上台後就會經濟「馬上好」）；由於認識混亂（不務實的推動政黨責任政治，而企圖做藍綠共主的全民政治）；由於對人民的痛苦缺乏了同情心與同理心，已使其內憂外患頻仍。所有的這些已嚴重侵蝕了它的權威地位和被信賴度，在這個8月挑戰即將一波波湧現時，它會有什麼樣的警惕和調整呢？

每個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都會出現一些「真相」不明的逼害、災難、權力濫用，或陰謀案件。人們前仆後繼的希望控究「真相」，主要不是要彌補那早已不可追的過去，而是企圖藉此來節制往後權力濫用的空間，並讓被掩飾掉的是非曲直得以水落石出，使正義得到彰顯，屈辱及傷害得以申張。

為了權力犧牲真相？

兩大案考驗馬英九

但「真相」問題雖為庶民百姓心中正義感之所繫，但對搞政治的人，卻顯然有著另外的盤算，他們雖說「調查真相」，但實際上則是對「真相」本身的關切遠遠不如對權力的重視。他們常說「調查真相」，但只是把「真相」當做政治動員及獲得權力的工具，於是一旦他們藉著在「真相」上做文章搞動員而得到了權力，這時候他們就稀裏糊塗或故示大方的遺忘了「真相」。「真相」會在「權力」前面低頭，這不只是人類政治上的普遍現象，也是此刻台灣正在上演的戲碼。馬英九上台甫滿兩個月，根據一向親藍的《遠見》雜誌的民調，他的聲望已跌到只剩27%，馬英九聲望的持續下跌，在諸多原因裏，他為了「權力」而犧牲了「真相」與「正義」，無疑的是很關鍵的一個。

舉例而言，2004年台灣大選，陳水扁靠著兩顆「魔法子彈」，而以極微領先而連任，這宗案件當時震動了各方被指為低級惡劣的肥皂劇，國民黨方面也以「真調會」名義，鍥而不捨的要追究真相，但因國民黨在野，「真調」工作當然不可能有進展，而今國民黨已贏回政權，不但有了展開重新調查的合法身分，也因為掌控了國家機器，有利於真調的展開。衡諸常理，理應重啟調查，給國民一個答案，但重新執政的國民黨，卻好像突然把該案忘記一樣，再也無人重新提起，該案的被忘記，已使得它過去的搞「真調」，已儼然成了鬧劇一場，也顯示出它過去大張旗鼓搞「真調」，只不過是藉此來維繫藍色群眾不滿的熱度，俾替動員做準備而已。國民黨對該案的「真相調查」已告消失，證明了「真相」會在「權力」下低頭的鐵律，國民黨對如此大案束手不究，當然挫折了千千萬萬要找「真相」的人群。馬英九這種犧牲「正義」與「真相」的態度，難怪會使得人們失望了！

再以同等重要的「國務機要費案」為例，此案涉及陳水扁的貪腐濫權，因而激起民憤，去年9至10月間，甚至誘發出「百萬倒扁紅衫軍」群眾運動，但這宗嚴重的貪腐弊案現在又如何呢？

「國務機要費案」在陳水扁尚未下台前即已被司法起訴。但出身律師的陳水扁嫻熟司法的操作，他遂以兩大法寶來阻擋該案的司法審理，這兩大法寶分別是：（一）只要開庭傳訊他的妻子吳淑珍，即以健康為理由拒不出庭，使審理時間無限期拖宕。（二）稍早前他所涉「國務機要費案」被檢方扣押若干文書單據，他可能驚覺到這些資料有不利效果，遂以任內最後的總統特權，諉稱這些資料乃是涉及代號「南線專案」的最高機密，不得公開，甚至要求歸還。如果陳水扁這兩項計謀得逞，他所涉「國務機要費案」就根本不可能辦得下去，他也就得以逍遙法外。西方律師圈稱厲害的律師有足夠的伎倆，把有罪扯成無罪，乃是標準的「魔鬼代言人」，陳水扁的律師團即可冠上這個名號，不過，對此檢方及法院也並非沒有對策：（一）法院認為吳淑珍迴避應訊的理由不實，為免其藉故出國，影響審案，遂下令限制其出境。 （二）檢方致函給新任總統府，要求證實有沒有所謂的「南線專案」，同時要求總統府將前任所定的「絕對機密」解密，俾讓檢方在毫無顧忌下將全案和盤托出。 （三）法院裁定，陳水扁將貪腐證據訂為「絕對機密」乃是「無效的行政處分」，法院的這項裁定，已意謂著它認為陳水扁所謂的「絕對機密」乃是不符事理的掩飾證據，當然也拒絕他所提出的要求歸還的請求。

根據法院及檢方（即控方）的這些表現，我們已可看出，陳水扁的拖與扯，已到了黔驢技窮的程度，無論法院及檢方都懷疑他所稱的「南線專案」並無此事；也懷疑他們稱的「絕對機密」。面對這樣的發展，新的總統府只要證實並無所謂的「南線專案」，而新總統也根據職權將陳水扁所稱的「絕對機密」解密，院檢雙方即可在毫無包袱及壓力下，徹底辦案，讓案情全部公開。這意謂著此案能不能辦下去，將取決於馬英九的態度。他只要宣布並知會院檢雙方將那些讓大家不能動彈的「絕對機密」解密，大家即可將全案攤開，真相自然會出現。

馬英九恐懼綠營

淪為不藍不綠的投機動物

可是，這時候馬英九那種猶豫瞻顧、首鼠兩端的本性卻告出現。總統府在答覆院檢雙方時，表示並無所謂的「南線專案」，但他卻又表示「同意使用卷證資料，但不同意解密」。這意謂著他明知陳水扁硬編造出一個「南線專案」來掩飾不法，但要他把此案全部攤開，他卻顯然極不願意，而只要他不「解密」，檢方及控方在起訴、審理，甚至研判案情及做出決定時，都不能公開引述那些「絕對機密」的資料和單據。這個案子還可能辦得下去嗎？也正因此，台灣遂有人認為馬英九拒不解密，是在掩護陳水扁。因為陳水扁若被判有罪，民進黨即會宣稱這是清算而搞出「反馬」風潮，他為了保護自己，何妨先保護陳水扁？馬英九怕東怕西，重權力而輕真相及正義的態度已具現無遺。正因為他似乎蓄意保護陳水扁並進而保護自己，藍營及關切貪腐真相的群眾，才會對馬英九日益不滿，他的聲望持續下跌，這和他的鄉願懦弱風格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有多個名嘴表示：「如果連解個密都怕，還當什麼總統？」可是一定程度反映了民眾心聲。

馬英九對綠營的恐懼是觀察他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恐懼，任何事只要說成「藍綠對決」，他就立刻退讓或道歉。他的大陸政策要找綠色人馬來背書，他寧願不顧社會觀瞻，也要向前教育部主任秘書莊國榮示好；因為怕綠營反彈，他寧願在「國務機要費案」這種攸關真相與正義的案子上放棄立場。由於畏懼，遂使得他日益向綠靠攏，成了不藍不綠的投機動物。就職兩月，他的聲望跌到兩成七，已到了極其危險的程度。據聞有鑑於此，他可能會在本周內下定決心，對「國務機要費案」解密。苟若如此，新一輪的藍綠對立又將再起，而他挺得住嗎？有關「解密」問題，後續的發展非常值得注意！

過去兩個月，或許是馬總統本人及馬政府主要成員，這一生裏最尷尬難過的日子。無論街談巷議、媒體評論或名嘴臧否，都求全責備多過正面肯定。而這似乎也成了社會的共同見解，於是馬本人及馬政府的民意支持度遂一路下滑。就職滿兩月，已到了相當危險的30%關卡。設若這種趨勢未被及時扭轉而固定化，這個弱支持度的政府即難免跌跌撞撞，捉襟見肘，諸事難成到四年，最後成為政治史上使人慨嘆的一個教材。

馬及馬政府的支持度一路下跌，它的原因確實是個謎。但正因為是謎，遂格外值得警惕，這個政府並不貪腐濫權，也戒慎恐懼不敢有所踰越，而且確實也做了很多事，但人們在對它做綜合評價打支持度分數時，卻就是對它不滿意，甚至還有著一種說不出來由的怒氣，一個並未犯下致命大錯的政府，支持度居然會低到如此水準，其中必有許多更深刻的原因。

而由過去兩個月的表現，敏感的人或許早已察覺到，這個政府從它組成到行事，似乎都充滿了畏懼。從它用人開始，就因這樣那樣的情結，而刻意要討好某種人。為了一個莊國榮案，儘管說辭漂亮，但所反映出來的其實反而是因為畏懼而造成的刻意討好。畏懼主導之下，儘管特別費案是「歷史共業」，但有的人假借送禮給老師之名而中飽，有人則情節並不那麼嚴重，顯示「共業」裏還是有「大業」「小業」之分，自應有所區別而決定辦或不辦，自不宜用和稀泥的態度而將其中的是非分際一舉抹平。而國務機要費案在「解案」「降密」間畏首畏尾，則又人所共見。當畏懼「藍綠對決」已到了事事都企圖和稀泥，不再講究分際與是非對錯的程度，難怪會招致「除弊無膽」之譏了。

由因為畏懼而不敢在是非對錯上說出自己的堅持，寧願曲意討好或閃避。就讓人想到國際談判專家、哈佛大學教授尤瑞 （William Ury）在近著《說出積極的不的力量》裏所提出的警告。他說在人際交往裏，面對自己不能同意的見解時，有三分之二的人全因為畏懼得罪人而曲意附和，該說「不」時卻硬是和稀泥的說「是」，當無膽識、怕事、無主見這些特質在領導者的身上顯露，他該說「不」卻說「是」，它就變成了「毀滅性的是」，它和躲躲閃閃一樣，都會失去人民的尊敬而遭到政治上毀滅性的輕視。因而尤瑞教授遂說道：「積極的說不，是技巧而智慧去說不，明確的說出目標，顯示自己的信念價值，從而能打動人心，造成重大的改變。」

馬政府在重大價值與是非問題上畏首畏尾，這和過去長期以來只要一聽到「藍綠對決」就手軟腳冷的行為模式如出一轍。要求馬政府「除弊有膽」，絕不意謂著鼓勵對決互鬥，而是要堂堂正正的釐清是非對錯之辨，而讓台灣社會得以激濁揚清、重建規範。這才是馬政府重新找回已失去的被尊敬的唯一途徑。

除了因為畏懼而附和，失去了本身的是非堅持而不受尊敬外，人們由馬政府最近的表現，亦當發現到一個自信滿滿、自以為是的政府形成後聲望直跌，遂使得這個政府更加介意支持度的變化，而在短線話題上企圖扭轉和拼政績，最近的「救股市」作為和抱怨，以及不知所云的爐邊閒話；蘇花的「高」與「替」的夾纏，以及種種失言風波，皆顯示其方寸之亂。這就讓人想到另外一個所謂「華連達因素」（Wallenda factor）的道理了。華連達是近代著名的高空鋼索演員，他一向走鋼索自如，一陣子忽然想到可能摔下來，於是每天都在介意此事，反而把好好走鋼索忘了，果然不久後就真的從鋼索上摔了下來。當心中受制於支持度，最後就真的支持度愈掉愈多！

也正因此，在馬政府滿兩個月，支持度也見新低的此刻，的確也到了馬政府以這個新低點為基礎線，從新出發的時候了。而就在此刻，台灣中南部豪雨成災。這次水災災情慘重，新政府的「九萬兆」的確已有了警覺，不再自我設限於「一線」「二線」，而能同心協力分赴災區勘災，這至少已是一個新的開始。就客觀的災情而論，這次中南部水災嚴重的程度，早已超過了縣市級所能負荷的範圍，而必須由最高當局負起統籌全局之責，針對中南部甚至全台的排水防洪，水工破壞做出整體的改善：而對廣大的災民則做出救濟和協助復建。這將是件超級工程，它可能涉及將擴大內需的經費挪用；也必須對軍民以及政府各方的資源加以靈活調度。近年來台灣百廢待舉，已有待馬政府用救災來證明它的能力，以及苦民之苦、與民共苦的態度。只有不憚辛勞，毅然承擔起救災工作，馬政府或許才會因此而成熟！中國大陸因為川震的救難動員而重塑形象及提振能力。台灣的水災難不能相比，但就台灣的規模而言，這次水災對道路、橋樑、山林，以及平民身家所造成的傷害之大，的確已極為少見。台灣也需要透過救災及善後動員，讓我們早已荒廢掉的動員能力得以恢復。

馬政府必須義無反顧的擔起統籌之責，它其實還有另一層深意。馬本人及馬政府本質上可能學養不差，但他們這些人卻都缺乏台灣庶民，特別是鄉野庶民的經驗。他們可以猜想但必不能理解這些同胞的生活，也不可能理解他們的痛苦煩惱，倘若能擔起救災重責，而且不斷與民接觸，聽到最基層的心聲和建立最基層的患難友誼，則他們過去長期以來因為不知而出現的畏懼感即會消失，在未來制訂政策及治理時，也才可能更接近人民的脈動。這都不是所謂「下鄉長住」之類的活動所能學到的。

事有輕重緩急，由於水災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預期，或許預計8月的拉丁美洲出訪已可取消，改以外交部長率領特使團代勞，而總統則負起救災善後之責，這不是做秀，而是真正與民共苦的實踐，以及新的政府風格的出現。

上個星期，或許是高票當選、一生順利的馬英九最難過的一個禮拜。他就職滿一月，支持度已大幅下跌到只有50%或41%；滿一個半月，民進黨所做的民調則只稍高於39%的支持度，而台聯民調則甚至下滑到34%，這也就是說，他就職迄今，支持度已至少掉了30個百分點。這是馬英九和馬政府的嚴重政治危機。

由於馬政府上台後表現不如人意，過去的「挺馬」言論，已一轉而成「諫馬」甚至「批馬」，大體而言，仍以善意的「諫馬」為多、「批馬」還少。在上周內，即有本人以「柔性的剛愎自用」提出警告，馬昔日的幕僚林火旺以他的作為違背了政黨政治而相勸；比較嚴重的是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已直言要他棄親信，走政黨政治的大路，改組內閣；另外則是未獲通過的監察院副院長提名人沈富雄也希望馬英九改組內閣，成了顧問團來提振施政能力，這一波「諫馬」壓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湧至，甚至過去一定程度「挺馬」的李登輝已開始「批馬」；「怎麼幹得這麼爛！」

股市跌影響有限

馬出問題影響大

馬英九一個半月聲望直跌30個百分點，包括他本人甚至馬政府多數要人似乎都把股市一直下滑視為重點，不但馬本人多次為股市喊話，甚至堂堂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也親上電視談話節目接受一堆名嘴考問，搞得焦頭爛額。但把股市視為重點，把台灣經濟受到全球通脹的連動而不佳當成理由，這顯然窄化了馬英九及馬政府支持度大跌的問題。它的下跌，股市其實只佔了很小的比重，其他另外的原因或許才更關鍵：

例如，馬一上台，就高唱「全民總統」「全民政府」，用了多名綠色人物為內閣成員，這種人事任命說得好聽，其實已大違普世政黨責任政治的基本規律，也合理化了他缺乏核心思想因而「恐綠」的本質。他的這種人事任命，其實也等於把他的政府帶回到前政黨責任政治的那種在藍綠間玩弄權謀政治的境界。而他對內閣人事引起軒然大波仍不知警覺，到了監察院和考試院人事又再故伎重施，因而引發一陣新波濤，這也就是說，他的這種政治，已使得國民黨既非執政黨，也非在野黨，國民黨又怎能分擔馬英九的執政責任？這也等於他逼反了國民黨。他這種藍綠通吃的新權謀政治，乃是藍色選民對他失去信心的關鍵。

再例如，馬英九一向以形象取勝，屬於「媒體明星」級的人物，而這樣的人物在決斷、能力、領袖風格上則難免歷練不足。當他位登最大權力，過去的好風格就一夕之間變成了壞風格，當今台灣百廢待舉，他卻仍在早安晨跑、划龍舟、參加各種儀式活動上花掉時間，人民當然愈來愈失望。而更嚴重的，乃是他就職後，多次表示自己不是「第一線」而是「第二線」，他的這種「二線論」更是讓人民覺得不負責任，有欠擔當。再次，則是馬英九以形象取勝，甚至連言辭能力都極欠缺，上星期他被迫站到第一線為股市喊話，居然連「台灣不是被嚇大的」這種不知所云的話都脫口而出，由這些都顯示出他的領導者氣質與能力確實出了問題。

再以他的內閣不論，一堆人藍綠共處，對過去8年被民進黨扭曲的意識形態價值問題已難扭轉；而這些內閣成員，或許學歷不錯，但能力及對民意的體察卻顯然極差，內閣成員講錯話的例子早已不勝枚舉。特別是台灣有一條蘇花高速公路原本想建，但因它通過自然保護區而通不過環境評鑑，但花蓮地方的政商人士卻又都想建，於是馬政府的新內閣遂搞出最近鬧出軒然大波的「蘇花高」、「蘇花替」、「那條道路」這一連串語言遊戲鬧劇，整個新內閣的笨拙無能已到了極點。

諫馬聲是叫醒鈴

馬英九需要磨練

因此，馬英九及馬政府的聲望持續快速下跌，受到全球通脹的影響小；它本身的錯亂、無能反而佔了較重的比例，但若細心想一想，他聲望快速下跌，「諫馬」之聲四起，這其實也不能算是壞事。畢竟馬英九及馬政府問題雖多，但這些問題都不涉及貪腐、拔扈、邪惡。人們也都理解到馬英九有許多問題。他拘謹、保守，有覑太多自我設限的包袱，在權力上缺乏了大開大闔的魄力，這些都有待他去自我調整，「諫馬」之聲四起，這其實是對他的「叫醒鈴」。他若能對聲望下跌知所警惕，不自亂陣腳，能快速而有序的重建政黨責任政治，能盡用一些有擔當有能力的人才，而不是只找一些與他同質的拘謹保守之士；同時也改變他那種過度防衛因而對大老如連吳宋王相當排斥的態度，則透過黨內團結而重建人們信心，也還是有機會的。但若他不知警惕，故步自封，自亂陣腳，那麼他往後的問題將會更加深化，那就噬臍莫悔了。

綜合馬英九及馬政府的表現，我們可以說這其實是馬英九從政之路太過順利，因而使得他過分自以為是，因而疏忽了盱衡全局及自我調整的警覺心。在各方的「諫馬」聲浪裏，這部分乃是最主要的焦點。一個領導人，不能只靠「人格特質」的形象來領導，而必須要有更大的智慧、遠見，以及視民如傷的情懷，這些都必須靠覑磨練才可能被激發出來，而現在已到了馬英九接受磨練的時候了。

馬英九「五二○」就職時，許多人就已指出，過去民進黨初次執政，因此它和人民有較長的蜜月期；但國民黨重掌政權，由於它過去曾長期執政，因而它其實並沒有蜜月期，人民對馬英九過高的期待，而馬政府卻仍以蜜月期的心情對待各種問題，這是嚴重的心理落差。馬英九及馬政府應當到了知道他們沒有蜜月期，必須換上勁裝，立即走上第一線了。儘管上周五，他擺盡低姿態，向每個立委打電話，因而讓他提名的考試委員全數通過，似乎讓他贏回了一些面子，但有許多立委「含淚投票」，心中其實對馬的不滿更深：你可以亂提名卻要我們配合，給你面子，我們則輸了裏子，這也顯示，若馬仍繼續搞他那種藍綠不分的「全民政治」，若再出風波，大概就面子裏子都沒有了！

2005年縣市長選舉，2007年立委改選，2008年總統大選，國民黨皆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衡諸常理，未來4年或8年，乃是國民黨可以用最小政治摩擦成本而順利推展新猷，為台灣創造新局的黃金時代。

然而，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乃是馬政府就任迄今才一個多月，馬英九的支持度已下滑到只剩39.3%，這是他「能力危機」的正式顯露；而考監委員及正副院長所引起的風潮，則是他「領導危機」的引爆。對於他的「領導危機」，有些人將矛頭指向吳連宋王等人，這是「挺馬」到了不分是非之論。如果我們要追根究柢，當會發現到無論他的「能力危機」和「領導危機」，都是一種「柔性的剛愎自用」。正因他的剛愎自用，才會把一池無風之水搞出三丈巨浪。過去一個多月，台灣並無立即的危難挑戰，物價問題雖然嚴峻並讓人民叫苦，但也未到會讓人們憤怒的程度，但馬政府居然會把一盤好好的局搞到即將不可收拾，再進一步升級，就會變成「信心危機」，這時候又怎能不對他那種柔性剛愎自用的風格加以反省呢？

所謂的「剛愎自用」（Perversity），或「剛愎自用而犯的蠢事」，在人類政治史和軍事史上從未停止過。當代美國著名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Tuchman）就曾著有《剛愎自用進行曲》（The March of Folly）一書加以討論。她指出，這種形態的統治錯誤與暴政、過度野心、無能等可以並論，而成了錯誤統治的第四種形態。當一個統治者不能根據普遍的習俗和理性規則而辦事，反而根據自己一廂情願，似是而非的信念而行使權力，他的權力很快就會走到「反生產」，甚至眾叛親離的方向。用學術語言來說，那就是他原本以「自利」出發，最後他的行為將摧毀掉他和集體的利益。因此，芭芭拉．塔克曼遂如此說道：

「固執，這自欺的泉源，在政府事務上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成了判斷情勢的一種先入為主之見，因而忽視或抗拒一切反面的徵兆，使得他完全照一廂情願的方向硬搞，而不會去靠近事實。」「這種情況發生後，第一階段他會自我心態僵化，等到第二階段雜音出現，他期望的目標也無法達成，他就會趨向強硬。在這個階段他若有智慧，未嘗不可能改弦易轍，加以改變。問題在於，人們很難在自己的後院找到紅寶石，當發生這種情況，他通常都會更加自以為是和保護自我，更難改變，最後是坐令巨大的傷害以一種無可避免的方式出現。」

由西方學者所指出的歷史上的「剛愎自用現象」，來回顧這一個多月馬政府的表現，即可發現到這個政府其實並不粗暴蠻橫，但它的剛愎自用卻是以一種柔性但本質上卻相當道德、民粹的方式而展開著。

例如，根據近代普遍的民主經驗，政黨責任政治早己成了民主的ＡＢＣ，只有政黨責任政治，始可為全民福祉打造出有權有責的規範。但馬英九卻基於他那種自我扭曲的省籍情結和二二八情結，誤以為將國家名器和權力位置分送給某些特定顏色和身分的人，就是「全民總統」，他的用人搞這種新形態的分配，已整個否定了人類民主長期發展出來的規範，當政黨責任政治的基礎已告崩塌，國民黨又怎能承擔這種形態分配政治的責任？馬氏的「全民總統」說，除了拯救了他自己的心結外，其實是把台灣的民主政治帶回到前政黨政治的那種權謀政治階段！

再例如，台灣媒體都早已耳熟能詳，所謂的「馬核心」就是那個三、四個人。他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力，決策機密，監院正副院長人選，蕭副總統前兩天才被告知，吳伯雄等人則到了宣布前一晚深夜才被通知。行政院的一些奇怪人事任命，蕭副總統則是到了看報時才知道。除了這些連最基本的政治禮貌已告失去外，據我所知，這個「馬核心」的排外已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他們會透過一些記者放話中傷國民黨及立法院，會透過某些人傳話要某些重要人物閉口，因此國民黨高層已有了所謂「新四人幫」之說，蕭萬長最近表示「有人住進總統府夾層屋，我也沒辦法」，由他的放話，當今權力運作之封閉排他已到了何等可怕的程度，可謂已盡在不言中！

再例如，台灣在兩蔣時代，由於兩蔣的威權足以籠罩全局，因而形成了民主政治最反常態的技術官僚輕視與蔑視民意代表的傳統，這些經常有博士頭銜的技術官僚由於接近權力核心，因而將自己的角色神聖化，而將諸如「分贓」、「灰道」、「沒水準」等汙名套在民意代表頭上，這種輕視、蔑視和敵視，最近已到了相當可怕的程度。「馬核心」只要碰到立院有不一樣的聲音，即會透過特定媒體展開汙名攻勢。連帶的已使得國民黨淪為既不是執政黨，也不是在野黨，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甚麼的困境中，國民黨士氣的渙散已到了相當可怕的程度。馬英九的「全民總統」和奇怪的人事任命，由民調已可看出它連一點是綠色選民的認同都未爭取到，反而使得藍色選民至少流失了卅個百分點。據我確知，國民黨內已有人警覺到這種情勢的惡化，會摧毀掉它的向心，而他們又不願意承擔與他們根本就無關的政治責任，已有一群立委黨工準備在馬的支持度跌到某一水準時提出修憲主張，將台灣的體制改為有權有責的內閣制。俾自當今這種權力和責任，第一線和第二線有如一團爛泥的困境中獲得解脫。而總統則虛位化，設若台灣政治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那就不是無風三丈浪，而是無風大海嘯了！

因此，監考委員及正副院長的風波，我們已可看到它對當今的政府已是由「能力危機」升高到「領導危機」的重大轉折。它已不能只是在小地方追究責任，而應從大格局上來為馬政府重新定位。馬英九絕不粗暴蠻橫，個人清廉也無庸置疑，但我們卻不能疏忽了他那種這個那個心結所扭曲的自我，已使他陷入某種一廂情願，柔性剛愎自用的情境中。古書常用「焦勞瞀亂」這四個字形容剛愎自用者的處境，他們多憂心、多操勞，卻總是被小事搞得灰頭土臉，以致完全無力於大事。西方的剛愎自用則以所羅門王之子羅波安（Rehoboam）為原型，他剛愎自用，把所羅門王基業從沒事搞到有事，最後是以色列十二部族再也無法團結。看著太多不是壞人的犯錯，馬政府又怎能不趕快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