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看問題都會有一種簡化，並向擁有較大資訊權力這一方傾斜的現象。因此，許多問題可能更重要且真實的部分就被遮蔽。這種情形在政治這個一切權力的源頭可能最明顯，也最糾纏。最近一年多，拉亞非即有3宗案例，值得特別警惕。

最近猶未落幕的中美洲洪都拉斯政變，就很值得注意。洪國總統塞拉亞有意修憲，將目前總統一任4年不得連任的規定改變。這是個公共議題，不同意即應設法使它通不過。但因塞拉亞是右派出身，當選後才轉左派的領導人，他的國家機器如國會和司法仍在右派手上，於是這些人遂以外表合法但實質非法的方式炮製出政變，將他逮補放逐。這起政變與2002年委內瑞拉政變，企圖推翻查維斯政權如出一轍。

不過我們都知道，今天的拉丁美洲早已不一樣了。它長期受到大國操控，動輒被武力顛覆及出兵干涉，整個區域早已有了覺醒，區域組織「美洲國家組織」已不再唯命是從，美國意圖扶植的人選已絕不可能選上。委內瑞拉政變後，「美洲國家組織」立刻緊急會議，譴責政變並要求立刻放人。該組織的態度鼓舞了已被政變嚇呆的查維斯支持群眾，他們立即上街示威，要求放人。如此裏應外合，政變遂告失敗。這次洪都拉斯政變，合理的推斷當然也有美國的角色。「美洲國家組織」的反應也和上次一樣，還將它鬧到了聯合國，聯合國大會一致決議要求放人。

洪都拉斯政變後由美國曖昧的態度及政變的因果，我們不能否認美國的角色，這也是此案的解決仍有極多枝節的原因。如果洪都拉斯放人復職，洪國左派聲勢必將大漲，美國在中美洲將失去這個堡壘。這也是政變一方，準備和稀泥，放人復職免談，但可接受提前大選，反正他們掌控國家機器，不難炮製出想要的大選結果，而且可藉此將政變問題一舉揭過。他們此舉，「美洲國家組織」當然心知肚明。這種對峙如何解決，恐仍得拖延一陣。

由洪都拉斯政變政府轉移話題的伎倆，就讓人想到2007年底東非肯尼亞的大選。肯尼亞是美國的東非據點，當時的總統齊貝吉在大選嚴重作票，把反對派的奧廷加做掉，齊貝吉甚至在票未開完前就宣布當選並草草就職。由於作弊太嚴重，歐盟立即抨擊，但美國卻宣布承認選舉結果。肯尼亞大選舞弊，引發至少3個月的部族暴亂，死亡超過1000人，但最後怎麼解決的？在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和稀泥下，作票問題一舉揭過，齊貝吉當總統，奧廷加則當總理，合作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但至今已過一年多，這個委員會毫無進展，和稀泥解決問題後所成立的奇怪分享政府，也癱瘓無能到了極致。肯尼亞國家失敗，即在於由於強權介入，舞弊犯法都可在和稀泥之下一筆帶過，那麼這個國家又還有什麼是非道理呢？

因此，政治上人們都可將觀念簡化而去奢談什麼自由民主，但政治從來就不是這麼簡單的事，它有各國內部的族群鬥爭，也有太多強權的挑撥與干涉，遂使得問題變得複雜而難以釐清。這也是人們必須格外小心的就事論事，加以深入探究的原因。

就以最近沉寂下來的伊朗亂局而言，伊朗的現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確實極有爭議。他極端反美反以色列，伊朗內部的神權控制仍極嚴厲，人們對此也都不陌生；但換個角度，伊朗的石油資源使它一向受到覬覦，它的戰略地位也使強權始終念茲在茲。去年10月底，《紐約客》雜誌的資深自由派作家西摩．赫什即揭發一宗內幕﹕那就是布殊政府在下台前即秘密通過一項高達2億美元的伊朗方案，由中情局和軍方的「聯合特戰指揮部」負責。赫什指出這個方案送達民主黨佔多數的參院時，根本沒有內容即稀里糊塗通過。根據他揭露的內容，這個方案主要做法有二﹕（一）是透過選舉而改變伊朗政權，這也是後來人們說的，伊朗所發生的事是一次「未完成的顏色革命」。（二）則是人們至今仍不明白的，該方案將暗殺「有價值的受害人」俾引發紛爭，這裏所謂的「有價值的受害人」究竟何所指？到底誰才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是伊朗要員呢？或者嫁禍用的反對派人士？

當我們理解了這些因素，伊朗大選就變得更複雜了。經過這次大選的亂局，伊朗內部的矛盾，特別是族群矛盾已更趨嚴重，由於落選的穆薩維是亞塞拜疆裔的伊朗人，將來伊朗的邊界也將因此而多事。特別是，選舉時刻乃是群眾被動員的時刻，一個人縱使只有30%得票率，但若一個國家有10%或20%的人口上街遊行示威，就已局面不可收拾，這也是利用選舉而製造顏色革命被認為有效的原因。但若選舉與顏色革命可以結合，人們也接受這種結合，那麼我們又將如何判斷民主的價值呢？這次伊朗的顏色革命並未成功，關鍵是以前顏色革命成功的國家如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最近都已出現反向的群眾運動及暴亂。這些國家的人民已發現顏色革命並未帶來更好的政府，只是另一種顏色的政府。只是人民的不滿儘管依舊，但答案又在哪裏？拉丁美洲那種高度區域自主，拒絕讓強權干預的態度，在其他地區有沒有可能出現呢？

因此，中美洲洪都拉斯的改變、肯尼亞的選舉舞弊，以及伊朗的選舉暴亂，都不是我們所想的那麼簡單。一國政治從不是人民自己的事，也是有太多國家在干預的國際事務，但代價最後還是各國人民自己要付，如此而已！

出名是人之大欲。出名可證明自己的優秀，出名後權錢甚至性的滿足也都隨之俱來。尤其是出了名之後，粉絲也跟著來吆喝擁戴。難怪幾年前加州安那海市（Anaheim）遂有人開了一家工作室，只要付出一定價金，該公司就會僱人當客串粉絲與狗仔，在大街上將你追逐包圍，過足名人癮。據說生意還相當興隆。

但盡管出名帶來如此多好處。好萊塢前輩巨星泰隆鮑華一談到粉絲就大罵「惡魔」，伍迪艾倫更說他們簡直是場「瘟疫」。籃球巨星吉姆格林則說「我怕粉絲，寧願去跟痲瘋病人握手」。美國作家福勒斯（Jib Fowles）在對名人做了廣泛研究後，甚至得到這麼可怕的結論，當人成名後就會更扭曲、搞怪、張狂或孤獨，因而惹上肺硬化，潰瘍、傷害、精神異常等等問題，最後是「名人皆命短」！

因此，出名固然為人人所愛，但它並非是條事事美好的單向道。而更像是把雙刃劍，讓人在得到的同時也失去許多。出名在本質上有點像是浮士德的天譴契約。最近由超級巨星奇怪的死，及台灣名嘴的墮落沉淪，我們都看到那個浮士德契約裡以前被人們疏忽掉的條文！

出名，無論是成為巨星、明星、名流或名嘴，在自由市場經濟學裡，都將其視為是種市場現象。但當今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柯文（Tyler Cowen）卻指出，這個出名市場卻有著太多涉及行為陰謀的陰暗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三：

其一，乃是隨著媒體的發達，名氣這個因素愈來愈密集，於是人一旦出名，就必須靠更多動作來維繫名氣，逐漸稀釋的結果，乃是出名的人與起碼合乎道德的人，已不再相關，這叫做「出名的脫道德化」，又和「名人脫羞恥化」相互配對。出名的人無論大小事都有狗仔去追，這種事搞久了，人也變麻痺了，再也沒有什麼事會覺得丟臉而不敢為。以前的人只知道權力會造成腐化，古代帝王及現代強人的腐化即是例證，殊不知在現在這樣的時代，出名早已成了另一種權力，它也會表現出同樣的腐化邏輯！

其二，以前的人認為出名之後有了壓力，會更努力的精益求精，但實際的研究卻發現情況絕非如此。出名的人，每天搞作秀、鬧新聞、製造花邊，以及與粉絲泡蘑菇都已時間不夠用，那裡還有創新的時間？近代許多各行各業的大明星，如流行歌曲的披頭四成名後由於太多走秀演唱會及粉絲活動佔掉時間，經常都會停止活動閉關創作；文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乾脆形同自囚，每天會客時間只有十五分鐘，抗拒成名的熱鬧與自我重要感，乃是一種修煉。但喜歡享受成就感的人則反思，他們再也無法真正創新，而只能反芻舊風格，用這種反芻來維繫崇拜者的關係。許多巨星如此，許多名嘴也如此！台灣的許多名嘴永遠只會談一個不知已談了幾百次的廉價題目，不就是證明！

其三，出名這種現象，它涵蓋巨星、明星、名流名嘴，同時也包括政治明星在內。當一個政治人物變成明星，它的出名邏輯就和其他明星一樣：必須忙著安排作秀的行程，須把作秀「去議題化」──意思就是說一切的作秀都不容引發延伸性的課題，而只能是純粹的「形象經理」；柯文教授即指出，在出名密集的時代，政治人物會跟著新聞而去沽名釣譽，但不易產生傑出的領導人。在出名就是福的時代，政治的平庸化已告確定。

出名是人之大欲，但出名的人應理解到，出名後不是享受出名之樂的開始，而是從此就被出名這個枷鎖套住，因而必須更努力，也必須抗拒出名所帶來的各種癮頭。今天的名將由下一代的人來決定，更大的名則要由歷史來決定。真正各行各業的大人物，出名後反而是志業與心靈再一次修煉的開始，這才是名人們應有的覺悟！

此刻的台灣，在兩岸關係上，可謂已混亂到了極點。

首先就工商界，特別是金融證券及房地產業而言，它們早已將兩岸關係視為最主要的出路。儘管真正有多少陸資仍讓人存疑，但以陸資為炒作題材，俾炮製出「錢潮洶湧」的氣氛，已成了這兩種行業的本能。因此，每次在ECFA和MOU方面有什麼風吹草動，股市房市即大炒特炒，竭力拉抬，這是一種非理性的「兩岸概念」。

但搞政治的，在兩岸問題上的反應則是另一種模樣。它和各種黨派的立場與利益有著密切的關係：

國民黨的困局

李登輝的盤算

就國民黨而言，改善兩岸關係可帶來經濟利多，這是它要的部分；但在政治上，隱形的兩國論則是它的基本態度。我早已指出過，國民黨內始終存在著「李登輝路線」（即各種不同說法的「兩國論」）和「連戰路線」（即一個中國的共識與互信）的對立。而現在由於主席之爭已定，「李登輝路線」可謂已告確定，「連戰路線」則告出局。馬英九上周已表示，將來兩岸的「國共平台」將不再是主導性的平台，只是眾多管道之一。這即是「連戰路線」即將淡出的先兆。要淡出必須先淡化，因而人們已認為7月的高層次「國共論壇」將會是最後一次。

而在「台聯」方面，我們則可看到它的兩面手法。目前由於台灣的立委選舉採小選區制，台聯可以說在未來已不可能在立法院還有席次，但它終究還是一股小勢力，因此遂只得透過合縱連橫來維繫其可見度。「台聯」主席黃昆輝已和民進黨愈走愈近，這是兩面手法的一面，而真正重要的則是另一面，它由「台聯」精神教父李登輝擔綱。

眾所周知，李登輝以權謀善變見長。他當權時搞「兩國論」，並自稱摩西，非常得意於在自己手裏把政權搞給約書亞陳水扁手上。而後李扁鬧翻，他又成了「急獨」的教父。及至台灣政權再輪替，他一方面成了馬英九的頭號「請益」的國師，在國民黨內埋下了「李登輝路線」，另方面則是他又不斷變來變去，陸續說過「從來沒有主張過台獨」、「馬英九太親中」等人們記憶猶新的談話。而到了最近，由於李登輝收了另一個徒弟台塑的王文洋，而王文洋有2012年角逐大位的企圖，於是李登輝遂再度改變。日前他和宿仇宋楚瑜私下會面，據透露是想透過宋的傳話安排，能到北京訪問，俾為他和王文洋製造再起的機會。除此之外，由於他未來的角色一定程度上需要和北京維持關係，這時候他已不再批評「親中」了，而又改口說「三通、四通、五通都不要緊」，但在立場上則要「和中，親美日」，並保持台灣的國家身分。由李登輝的一再放話，人們已可看出他由「反中的兩國論」變成了「和中國的兩國論」。據了解，這其實已和「馬路線」相差無幾，這也是如果王文洋2012年參加大選時的主調。李登輝有意訪問北京，它其實可以找許多人傳話安排，但他卻找上了親民黨的宋楚瑜，這當然不是沒原因的。據個人所知，在李的佈局下，他為了替王文洋造勢，極有可能在藍營裏拉攏各個「反馬」的山頭，宋即是個棋子；此外他也可能透過黃昆輝去拉攏綠營。王文洋不久前曾公開說過： 「在台灣人裏，李登輝是有大智慧的。」王文洋繼陳水扁、馬英九之後再拜李登輝為師，已成了可見的未來最值得注意的變數。

台灣「只想得到，不願付出」

大陸對藍綠須等距交往

而在民進黨方面，它目前受限於陳水扁弊案的拖累，又有獨派的掣肘，對兩岸已無法提出任何有建設性的意見，儘管少數民進黨公職人員如縣市長等，會去大陸訪問，但這些個別的行動在可見的最近，殊無改變民進黨氣氛與方向的可能。但人們對兩岸關係的增進，也不能一廂情願的樂觀。就以台灣親國民黨的工商團體「工商建研會」不久前所做的民調為例，兩岸經貿來往增加，企業界不擔心的比例達65.2%，但一般民眾擔心的則高達56.2%。由此已顯示出兩岸經貿擴大，商人與一般百姓的態度可謂有著接近相反的態度。這也意謂著，目前台灣的政府所打的兩岸牌，一旦出了差錯及造成人們不欲的後遺症，則未嘗不會反映到政治上，則目前的政策未嘗沒有翻轉的可能，屆時雙方所投入的即可能會受到損失。這乃是民進黨目前主打的ECFA必須接受公投的原因。對民進黨的ECFA公投案，一般人都將它理解為是反對ECFA，但對此我們不妨換個角度來思考，那就是ECFA對大陸或許不那麼重要，但對台灣卻顯然是件至為重要的大事，若此案能通過公民投票，那就是在法律上有了共識，將來不論哪黨當權，都不能再以這樣那樣的理由而改變，這對兩岸都有正面作用。根據台灣目前的氣氛，將此案交付公投，它通過的公算其實甚高；縱使通不過公投，兩岸沒有ECFA，對正常的關係運作，也未必會有多大的妨礙。

也正因此，面對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的如此分歧，中國大陸方面顯然已到了必須在方向性上要做出一些思考了。這個問題在台灣內部的確是個難題。今天的台灣缺乏有擔當有智慧的領導人物，各方都只是在玩著「只想得到，不願付出」的遊戲，這對兩岸的長程關係不會有任何方向性的開展。於是許多台灣不能解決的難題就全都丟給了北京來概括承受，既然必須概括承受，北京對兩岸關係當然就必須有長程性的思考，而迫在眼前，即有二：

（一）如果李登輝有意訪問北京，北京願不願意接受。李登輝善變固然讓人厭煩，但他這樣的人，畢竟還是有其角色。這意謂著北京對李登輝這樣的人物，實在應該採取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只是要不要到領導人的層級則可討論。北京在原則上應藍綠關係都建立。這也是全方位的態度！

（二）有關ECFA乃是台灣官方在硬推的主張。由於此案牽涉極大，北京似乎應當接受民進黨的ECFA公投主張，一方面這可避免政治風險，另方面也會得到民進黨的感謝與好感。北京對台灣的藍綠必須有比較等距的交往態度，而不宜將所有的雞蛋全放在藍色的盤子裏。ECFA公投能過固然可喜，公投不過也對兩岸關係無傷。

兩岸關係由於台灣內部複雜而困難極多，但無論如何，等距離與全方位或許才是大陸方面應有的態度！

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畬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读书人就要有大气魄”

“谁有权力就骂谁”

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南方朔

时代周报：当年创办《新新闻》杂志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

南方朔：在一个变化的社会，新闻工作者一定希望参与这个变化。于是我们做了一份在当时来说比较前卫、自由派的杂志，而且《新新闻》在当时是发挥过重要作用的。

时代周报：《新新闻》见证了台湾慢慢开放的过程，有没有印象很深的事情？

南方朔：台湾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都是身临其境的，像我这一代台湾人，是看得最多的，老一辈没有看到后一段，小一辈没有看到前一段，我们是全部看到。十大建设，开放报禁、党禁，美丽岛事件，蒋介石、蒋经国死掉，我都是全部看过的。

时代周报：你最近写了一篇讲蒋经国的文章，在台湾几任“总统”中，你对他的评价最高。

南方朔：这是民意调查的结果。蒋经国的贡献是，台湾从一个很穷的社会在他的任内慢慢开始富裕，经济发展，有重大建设。你骂他也没用，他的成绩摆在那里。

时代周报：现在看来，在蒋经国晚期慢慢开放报禁和党禁，对台湾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一开放就停不下来，后果是完全算不到的，因为社会的变化是超出人们的知识范围以外的。那时蒋经国也是没有办法，大势所趋。开放报禁、党禁，开始有反对党，报纸可以大鸣大放。当时是好事，可是发展到今天，副作用出来了，政党、媒体乱七八糟，这是当时算不到的，有好有坏，但是非开放不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西方也是一样。开放就一定出现副作用。人们吸取教训，改过缺点。例如美国的报纸，在早年的时候煽动战争，尤其是美国跟墨西哥的战争，那真是报纸搞出来的。现在的报纸还敢煽动战争？

时代周报：你对台湾的民主进程非常关注？

南方朔：对啊。我全部关注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国民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民进党的大官我谁不认识？我全都认识，我属于第一线。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这次5·17呛马活动？

南方朔：现在台湾骂马英九，第一名是我。我是天天骂马英九的。马英九这个人讨好、媚俗。他运气好而已，没有能力，没有胆量。我对他意见很多的，现在只是北京帮忙，台湾看起来还不错。所以马英九声望又起来了。

时代周报：那你对陈水扁怎么看？

南方朔：更要骂啊，更混蛋嘛！

时代周报：陈水扁当年当“总统”是曾经给很多人希望的。

南方朔：很多人没有权力的时候，都把自己说得很有道德，有了权力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没有权力的人讲道德，不要听，那是假的。有没有道德，有权力再说。因为你没有权力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嘛，只好说自己有道德，用道德骂人家。有了权力之后就通通没道德啦。

时代周报：你估计陈水扁会被判有罪吗？

南方朔：当然！

时代周报：但这个案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

南方朔：这是因为台湾法律出了很大的问题。台湾的法律不严格，违背常识。陈水扁说：我一切的问题都是政治献金，不是贪污，你要说我是贪污，好，拿出证据。贪污证据很难拿的，一定是我把钱给你，然后说我把钱给你，你要给我什么东西，要有录音、字条。你拿这么多钱，那么多好处，这就是贪污！可是台湾就说：证据！证据！拿不到口供、拿不到字条，这件事就办不下去。可是有几个案子，是白纸黑字，跑不掉的，国务机要费是跑不掉的。很简单，假如我是统治者，我是法官，别的事情你们去查，确定的部分先判。现在的案子却拖拖拉拉。

时代周报：你对马英九批评得那么厉害，还批评政界的哪些人？

南方朔：我跟马英九也是好朋友。以前陈水扁当政的时候我是骂陈水扁的。我跟陈水扁以前是好朋友。

时代周报：你跟陈水扁做好朋友是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南方朔：对。陈水扁做“总统”，找人去总统府演讲，第一个人就是我。他5月20号就职，我6月11号去演讲。我跟他是好朋友。陈水扁当政以后乱搞，所以在台湾最先对陈水扁开骂的人是我。台湾绝大多数读书人还在歌颂陈水扁的时候，我已经开骂了。

时代周报：那时主要骂陈水扁什么？

南方朔：他那时贪污问题还没有出来，每天都在搞权术，阴谋斗争，我已经开始骂了。你查旧的《新新闻》可以看得很清楚。马英九是我好朋友，他的书里提到过我。当了“总统”以后投机取巧，没有胆量，我就开骂了。台湾最早骂他的也是我。

时代周报：现在跟他们的关系呢？

南方朔：没有关系啦。他们当了大官我也犯不着认识他们啦。读书人就要有这个气魄。

“随波逐流是中国人的悲哀”

时代周报：你在年轻的时候被评为偏左的，有这么一说吗？

南方朔：这是个在中国社会被乱用的词。严格的左派，中国人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先天下之忧而忧，就是打抱不平。但中国读书人对欧洲严格说的左派右派，不清楚。大家都不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好好进行研究。中国读书人很多是乱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是左派，在那篇文章里是右派，不像欧洲人那么严格。中国人脑筋有点乱。

时代周报：我在香港访问痖弦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文人应该是一个“广义的左派”，就是永远对政府采取一种审视和批判的态度，站在土地、人民、大众的立场说话。

南方朔：这就是我说的喜欢打抱不平。中国的绝大多数读书人只能说是打抱不平，是不是左派不重要，欧洲人严格，左派就是左派，不管政治还是经济，左派、右派很清楚，中国人不清楚。

时代周报：左右之分有那么重要吗？

南方朔：在欧洲很重要，因为人家的思想训练很久了，一套价值观很清楚。美国基本上也清楚。他们的思想训练严格，中国人不严格，所以中国人都是马马虎虎。我是稍微严格一点的。我只能说，我是比较接近欧洲的社会民主派。

时代周报：早年你在台湾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书吗？

南方朔：我读的这些书都是英文的。在台湾这种思想不自由的社会，英文是很重要的。马克思学说作为批判性工具是最好的，看问题最透彻。还有一点，在今天的西方校园里，马克思派是社会系很大的一派，在经济系也有相当大的实力。譬如经济学界，很多人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世界上有几个马克思经济学家绝对够资格拿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却不给他们。

时代周报：在台湾能产生思想家吗？

南方朔：不能。思想家绝对跟地方有密切关系。讲白一点，小地方没有思想家。大陆将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比较有希望。因为地方大，碰到的问题多，碰到的问题是大问题，这样训练出来的人看问题比较全面。台湾人关心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时代周报：有评论说你是台湾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南方朔：以前念书的时候，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很广泛的思想史。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有个史的看法，今天怎样，明天怎样，进行一个通观，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样看问题比较清晰。我写文章多在一个思想背景下看问题，不是看简单新闻而已，喜欢关心它背后的问题，这是我的特色。

时代周报：你读书的主要兴趣在哪方面？

南方朔：很广泛。我的文学很专业，我的艺术史很专业，看经济很专业。最近《天下》杂志说我看经济很地道，让我帮他们写经济专栏。《天下》杂志的读者是很有深度的，这是对我很大的肯定。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是以一门学问为基础的，你的涉及面为什么那么广？

南方朔：看问题一定要有个通观，必须从思想的脉络、历史的脉络看问题。这样看问题会发现一点政治史、经济史，狭义的思想史，这都是通的。当你通了以后，你可以写政治、经济、文学。我现在写得最多的当然是政治评论，也会写经济、文学。胡适不也说过吗？为学如金字塔，要能大，要能高。高的意思就是对高端的东西要知道，下面的也要知道。金字塔底部越宽，塔就越高。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对胡适的评价怎样？

南方朔：台湾现在有去中国化的问题。老一辈越来越不受现在搞“台独”的人重视。以前一到“五四”，台湾的纪念活动很多，今年没什么活动。

时代周报：华人世界里有哪些重要的思想家？

南方朔：不多。中国人思想的能力一直很差，我常觉得很悲哀。大陆经过“文革”，有没有文学家或思想家对“文革”好好地反思过？欧洲有！法国大革命没过多久，雨果就把大革命的背景写成很棒的小说。

时代周报：台湾经过白色恐怖，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南方朔：当然没有。白色恐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你把这个特定背景、时代的关系、人性的缺点全部很细地讨论，无论文学、哲学思想还是文明，肯定是不一样的。白色恐怖，蒋介石该死就完了？没这么简单！所以我说，一个民族缺乏综合性的、大视野的思考能力，最后只好是随波逐流。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之处。

时代周报：现在知识界是不是分工越来越细，但真正通的人越来越少？

南方朔：早期是学术分工不太细，知识分子一般是什么都会的。近代知识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是美国造成的。战后开始学术分工变细了。美国还建立了一套学术的游戏规则，在美国教书很忙，每个人都只好搞自己的一行。可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大家觉得这样的学术分工有问题，所以后来学术又出现了融合，出现了很多新的学科，例如政治学、社会学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变成政治社会学。古代时政治经济学就是一门，后来变成了计量经济学什么的，很琐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治经济学复苏了。所以说目前的学问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西方读书人看问题视野越来越大，学术风气变了。

时代周报：台湾呢？

南方朔：台湾没有，台湾学术界太忙了。这我以前就骂过了。在美国，当一个教授，两三年就要写一本书，人家很用功。台湾学术界的人忙着去应酬，开座谈会，很忙很忙，不太有时间搞学问。大陆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大陆老一辈还是挺用功的，现在年轻一辈忙得要死。

时代周报：现在台湾什么书卖得最好？

南方朔：出版现在不好，卖得最好的应该是投资理财的书吧，还有健康长寿。我看过大陆的排行榜，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些话题书，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最好卖的书就是话题书，投资理财，健康长寿。

“不能谈李敖，怕他告”

时代周报：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的发展情况如何？

南方朔：“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台湾是我最早引进的。美国有个教授在圣地亚哥教书，他的名字叫雅可比（Russell Jacoby），是他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讲这个词，却不懂书他的真正脉络。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除了会讲几条基本原则，什么都不懂，这种知识分子随着时代改变不行了，将来的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很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所以他提出两个名词，一个是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是现在各国都存在的只看小问题的知识分子——近视眼知识分子。这两个都不对。乌托邦知识分子会给社会造成重大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所以要实事求是，知识很广泛的公共知识分子。

时代周报：在台湾有谁称得上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不多，我认为我是，其他都不算。我在外面演讲说读书人一定要读很多书，懂很多知识，不是只会谈自由民主就完了。世界不是这么简单的。大陆读书人大多也是不求甚解，每一次外国出现一个名词，大陆知识分子有个习惯，就是把那个名词搬来用。发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大陆一天到晚写文章的这些人不算公共知识分子。骂人的批评家可以算。

时代周报：在你的读书时代，殷海光的影响有多大？

南方朔：不大。

时代周报：他算不算公共知识分子？

南方朔：他不算，他只能算是启蒙者。他的很多观点现在很多人不能接受了。在那个不自由的社会，会出现一些被压迫英雄。有很多原因，他们被欺负了，然后变成一个被压迫的象征。这些象征人物没有学问，可是你不能否定他们。因为他们是象征人物，对这些人我们不能计较他们有没有学问，只能就事论事。学问，你不行；但你是个启蒙者，很多人因为你而走下去，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柏杨呢？

南方朔：我的意思包括他，我跟柏杨是好朋友。每个时代的被压迫英雄很多我都认识。

时代周报：柏杨是一个怎样的人？

南方朔：讲学问，他不行。他是一个被压迫的英雄，这个我承认。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白话版的《资治通鉴》？

南方朔：我想真正懂历史的人都会有意见吧。

时代周报：李敖呢？

南方朔：不能谈李敖！

时代周报：为什么？

南方朔：李敖会告我的。我什么人都敢谈，就不能谈李敖。他会跟你打官司。我怕他。

时代周报：你对俄罗斯的索尔仁尼琴怎么看？

南方朔：不错的人，是一个很标准的俄罗斯的斯拉夫主义的爱国者。他一向独来独往，不跟大国跑，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去美国演讲，骂美国。美国人气得要死：我们美国一直在捧你，捧到拿诺贝尔奖，你都不跟我们配合，还骂我们美国。所以，在美国没人理他。后来他回了国，从不讲自由民主的，讲爱国，他自己一个老头子花钱在俄国到处演讲，俄国人也不理他。过去二三十年，一直没人理他。到了现在，俄国经过了这么多转折，才知道他讲话有道理。他现在的地位越来越高。

时代周报：索尔仁尼琴当年到台湾访问的反响怎样？

南方朔：台湾不管这个人思想是怎样的。台湾从来都崇洋媚外，听说他得了诺贝尔奖，风头很旺，台湾把他当成明星。后来外国不捧他，台湾也不捧他了。台湾社会缺乏判断力，外国人怎么说我们也怎么说。谁好谁不好，我们自己讲不出来。我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判断力，不跟外面的世界起哄。这个老头子了不起，回国后也非常受冷落。这个人是有自己信仰的，不跟随别人的步调。

近年來，台灣的公共建設程序及行政程序已出現了一種比以前的黑箱更黑的箱，那就是所謂的「學者專家評審」；由於有了學者專家當評審，於是：　一、官僚體系遂有了最好的卸責理由，每當問題發生，就用「學者專家的專業決定」當做口實而輕鬆唬弄過去，官署的責任政治因為有了這個可操控的護身符而變得更加敗壞。將來責任的追究也因此而更加模糊，有權但不必負責的現象因此而更加氾濫。近年來多少涉及國家重大損失的弊案，不都出在學者專家評審與官吏勾結上？

二、政府在許多問題借重學者專家，在原則上當然未可為非，但學者專家評審不是用來扮白臉欺矇大眾的。而是政府必須在學者專家評審之前要有更強的發動與前置規畫的能力。當官吏不在這種能力上加油，任何問題隨便訂個目標就匆匆上陣，讓一切都變成看起來漂亮的大黑箱。今天台灣行政決策與執行力大幅倒退，淵藪之一就是有了這個護身符好用之故。

三、由於台灣上上下下的機關都在搞所謂「學者專家評審」的遊戲，台灣學者專家忙碌的程度真可謂世界第一，台灣學者專家挪不出時間做大研究寫大著作，只是搞一些小研究小論文，學術缺乏再生產的能力，即是最大的負面作用！

也正因此，對任何工程建設與行政的學者專家評審制，我一向認為這個新黑箱必須被打破，任何評審在結束了之後，必須名單公開；也必須讓相關當事人與關心的國民有權去翻閱評審會議的發言與結論。公共事務的評審即是公共事務，它不應保密，也非關隱私，如果學者專家不想招惹到麻煩，那就不要幹這種勞什子的評審。參與公共事務本來就是一種應公開的責任行為。只有打破學者專家評審這個黑箱，官僚體系的決策及執行力始有可能提升，真正的責任政治始有可能確立。

而今天即將開始的縣市合併與單獨升格評審工作，由它的決策、運作、評審，就很讓人擔心。由於它的整個過程是如此的草率和充滿了這樣那樣的謀略算計，這個問題已注定了將成為台灣重大的亂源。草率及黑箱已注定了將成為此案的特性。

其實，都市有直轄省轄之分，乃是有省政府這個層級的舊體制，在「凍省」之後，舊的升格問題即已不再存在，為了因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新的問題已不再是升格不升格，而是財政收支畫分以及整個台灣的區域重畫。

但我們的政府卻打從一開始就新舊意識糾纏不清，它從未經過任何公眾討論，就隨便推出一個至今都還說不清楚的「三都十五縣」，而後即透過《地制法》的修正將升格問題推出，草率的決策，一直沒說清楚的內涵，太多的機關算盡，立即引發了轟轟烈烈的升格大戰。對有些人，升格是要爭取更多經費，對有些人則升格是為了延選，是為了「滅蘇攔胡」。

一個攸關台灣至鉅的財政和區域問題，由於觀念混亂及決策顢頇，它其實已成了一個政治泥巴戰的戰場，於是這個濫攤子就推給學者專家評審。但這種評審其實又只是眾多橡皮圖章裡的一個，決定者大概還是行政院，五人小組或更高級的甚麼人，這是大黑箱裡包個小黑箱，小黑箱裡還有黑箱。而我們知道政治上不可能黑黑得白，而是黑黑會變得更黑。搞到最後，一定是層層黑箱，選擇性的被用來做合理化的工具，而實情只有一、二人知道！

升格問題由於從未講清楚，我不知道有什麼可雄辯的理由能決定誰升誰不升；當今政府只會開支票，但卻任何問題都不能也不敢說清楚，而後即丟給黑箱處理。升格鬧到後來，必將招惹出一片公憤。也正因此，我們遂格外要求擔當評審的學者專家，至少要有起碼的道德勇氣，不要成為黑箱工具的一員，而應為評審責任樹立典範，把一切都攤開，這也是替台灣的責任政治扮演催生的先驅角色！

最近的台灣已進入了一個氣氛低沉而詭譎，許多負面信息也開始逐漸增多的階段。

氣氛低沉，乃是過去台灣曾長期存在的理想主義，早已因為李扁亂政10餘年而告退潮。過去兩年裏，人們原本對馬所抱有的期望與憧憬，也因為政治表現的貧乏而告消失。無理想、無憧憬，整個社會自然瀰漫著疏離冷漠的低沉氣氛。

至於詭譎，則是由於當前的形勢看不出什麼方向感，也展現不出新的作為，於是許多水往低處流的那種自然而然的蛀壞遂告出現。舉例而言，當今台灣的自殺率已突然暴增，其中以中壯年自殺最為嚴重；最近的統計也顯示台灣最富5%與最窮5%的差距已拉高到了62倍的新紀錄。台灣社會惡化已注定將在可見的最近，由社會問題演變為政治問題。最近台灣《遠見雜誌》做民調，馬英九的支持度有回升，但信任度則在下降。這是一種詭譎的結果，當不信任增加，當某些事情爆發，就會更加強烈的反映在支持度下降上。這也是人們認為台灣人民的不確定感與不安感其實是在擴大之中的證明。當馬英九兼了黨主席後，由於權力更集中，上述負面事件所造成的批判也必將等比的增強。這也是今年9月份之後，台灣的政治氛圍有可能發生變化的主因。

而除了上述可能的趨勢變化外，目前即將上演的縣市升格合併問題，即具有極大並難以預估的負面作用。6月23日（星期二）的升格合併即將開始審查，此案的處理若有任何差池，即可能在台灣造成巨大的紛擾。

目前的台灣已有台北市和高雄市這兩個直轄市。但這種省轄市及直轄市乃是以前還有台灣省政府時的制度，其他縣市歸省政府管，直轄市則歸中央管。這意謂著在「凍省」之後，這種劃分其實已不再有意義。只是在名義上，直轄市的市長選舉比其他縣市晚一年，直轄市的財源較多而已。

台灣在「凍省」之後，過去的制度已與現實不符，的確需要在制度上重劃。問題在於馬政府對這個問題並沒有清晰的思路，而只是未經大家討論即提出一個「三都十五縣」的模糊想法，於是遂有了稍早前立法院《地方制度法》的修正。根據這項修正法案，它模糊提出：（一）只要縣市民意認可，且經議會同意，即可提出合併升格或單獨升格的聲請，當然人口200萬為必要條件。（二）對於合併升格或單獨升格的聲請，由內政部先行審查，而後由行政院決定。

因此，當今的合併升格與單獨升格，本質上乃是一種相當混亂且未釐清，標準也不清楚的決策，但它在此刻展開，卻有極大的政治利益：

（一）凡合併升格或單獨升格為直轄市，則它的縣市長選舉即可今年不必選，而拖到明年再選。

（二）升格之後，根據現制，中央對它的財源補足就會大增，可以滿足當地選民的心理需要。

也正因為升格有這樣的政治利益，當這個問題浮現出來之後，當然自認可合併升格或單獨升格的縣市遂極力爭取，若爭取到了，縣市長即可延任一年，何樂而不為？其次則是升格後財源增加，這也是對地方的一大貢獻，可以做為將來的政治資本。迄至目前，爭取合併升格的已有台中縣市、高雄縣市、台南縣市、雲林嘉義，爭取單獨升格的則有台北縣，以及桃園縣。根據目前的日程表，這些案子將於6月23日由內政部組成官方及學者的審查委員會審查，但決定權則在行政院。

但此案看來單純，其實卻問題重重：

其一，乃是它對升格的標準從來就沒有講清楚過，因此整個升格問題遂有了極大的模糊空間，而可以做權謀運用。例如讓台北縣升格，今年底即不必選縣長，可以讓政績欠佳、選舉必輸的國民黨縣長周錫瑋再拖一年，民進黨的蘇貞昌想要藉參選台北縣長而拉抬氣勢之路即被切斷，這就是藉著升格而「滅蘇」；其次，則是台中市長胡志強目前聲望極高，已對馬造成威脅，讓台中縣市升格，即可堵住他北上發展的機會，這叫「攔胡」。其中，有關台北縣的升格爭議極多，台灣長期以來皆主張台北縣市應合併，而今台北縣升格，若將來再合併，豈非多一番手腳；若不合併，即有了兩個台北直轄市，它即成了「兩都」，再加上其他都，就不止是三都，而是四都、五都了！

其二，由於馬政府對升格的道理從未講清楚，因此每個自認可升格的未被升格，必然傳言紛紛。舉例而言，高雄縣市升格合併乃理所當然之事，但國民黨一直認為它在今年底縣市長選舉時不無可能自綠營手中奪回高雄縣長寶座，因此若屆時高雄縣市合併案未通過，陰謀論必然大盛。特別是台南縣市乃是綠營鐵地盤，它的文化特性乃是它合併升格的條件，但若升格後，它財源增加，這是綠營的功勞，將來台灣「北藍南綠」的局面將更加確定。

有關縣市合併升格的問題，由於它本質上乃是一種明知錯誤而仍要硬幹的決策，因此其破綻極多。尤其是當今台灣政府財政籌碼有限，直轄市即用掉多數財源，未升格的縣市即注定貧窮，這種「富都窮縣」的後遺症才是將來更大的隱憂。

因此，合併升格問題已注定將成為近期內台灣內部政治的重大亂源。由於政策混亂，標準不清，有太多政治考量的空間，無論做出任何決定，都必然會引發不滿。升格後遺症的嚴重必將衝擊到今明兩年的選舉！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四十三歲時，曾寫過幾首很有人生及政治智慧的名詩，其中《放言》第二首，就極具顛撲不破的價值，縱使到了今日仍然有效。詩曰：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這首詩是在說，世間的許多事情都要時間來證明。一塊好的真玉要連續燒三天始能確定。一棵樹沒有長得超過七年，根本就無法辨別是否為棟樑之材。同樣的道理在人世亦然，當年周公輔佐周成王，人人都罵他有野心，到了後來才證明他忠心耿耿。王莽在篡位之前，非常禮賢下士，溫良恭儉，輿論一致推崇，但到了後來終於證明他都是在搞沽名釣譽、籠絡人心的伎倆，到了真正能篡位攬權時就原形畢露。因此，若周公在名聲正壞時死亡，王莽也在大家都讚美時逝世，周公豈非成了壞人，而王莽豈非成了大好人嗎？由此已顯示出，評斷善惡不要太早下結論，真正的仲裁者只有一個，就是時間！

因此，人們對搞政治的都必須長期的聽其言，觀其行，而不宜受制於短期的現象而輕率做出將來可能會後悔的判斷。今天台灣有許多已被判刑或正被羈押的人物，在他們獲得權力前，那一個不是把清廉與道德掛在嘴上，開口閉口都是改革與理想嗎？近代美國著名思想家米爾斯（C.Wright Mills）早已指出過，權力與道德永遠是一種反比關係，政治人物在沒有獲得權力前，會傾向於把道德當做一種形象資本和工具來運用，一旦有了大大小小的權力後，就會一天天的遠離道德，並愈來愈迷信權力，於是兩者的反比關係就會愈來愈嚴重。這是權力的本質，它本來就會將一切甚至將最後的良心都蛀蝕掉。

而今天的台灣，其實已進入了一個近代社會發展很詭異的階段。過去十年多的李扁亂政，已使得台灣的理想主義徹底退潮，如果還有任何人寸心未泯，一定會被人認為是蠢人；由於理想消失，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判斷標準遂大幅下調，只要平庸就已成了天大的美德。經濟的惡化與不確定，也使得人們自顧已無暇，誰還會去理會身外的公共事務？用西方的觀點而言，這乃是一種人們憂慮失去更多而形成的只關心自己的低標準保守主義。由於低標準，於是以前由於標準提高而被壓抑掉的舊現象又告復熾。

君不見，過去台灣曾出現過勸進擁立，而後透過造勢表態而造成萬民擁戴這種氣氛的舊戲碼，這種戲碼由於太過荒誕可笑，已收斂了相當一段時間，而現在它卻告復熾，而人們似乎也認為沒甚麼不可以。台灣社會，特別是媒體自動的降低標準，已成了值得特別反映的現象。

君不見，過去台灣民主化，早已使得統治者必須時時走上火線面對挑戰，有時甚至還鬧到唇槍舌劍、齟齬不斷的程度。但在目前這個復古保守的時代，效忠的分身部隊已多得難以勝數，每有一件不利的事情發生，效忠的分身部隊即放話的放話，寫文章的寫文章，當名嘴的當名嘴，把一件統治者必須自己站出來說清楚講明白的事，透過媒體運作搞成了一團爛泥。

最近侯寬仁被聲請交付審判，朱澤民沒有給個理由就免職，許舒博人事案早已府院協調通過而又反悔，每件事都有一個人在做決定但卻是有權無責，也無須誠實的去做任何說明，而是讓下面的分身部隊去拉扯遮蓋，將正經事搞成鬧劇。這是一種新型態的統治術，它已為權愈大卻愈無責開了新的可能。最近有好多個外國記者看不懂台灣的新聞而來問我，有個人在了解之後說：「啊，這是一種柔性造神運動！」

台灣的標準在降低，柔性的造神運動在形成，有權無責的媒體新統治模式在出現，我們更加深信白居易所說的，這一切讓時間來做判斷！

放話惡鬥已3個月的馬英九兼黨主席之事，終於在6月9日落幕：馬英九當天下午正式宣布將兼黨主席。根據國民黨的日程表，6月15日開始黨主席參選領表，26日登記截止，7月26日黨主席選舉，9月12日全代會時就職。馬英九黨政軍權一把抓的新階段已將開始。

馬英九在去年就職前曾信誓旦旦要「黨政分離」，拒兼黨主席；而今過了一年，換了個「更大責任」的說辭又要兼黨主席，在不兼與兼之間，他到底是在打什麼算盤？他兼了黨主席之後，對國民黨或對兩岸關係究竟是好或是壞？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課題。但我們卻也不能不注意，那就是馬英九在台灣歷任領導人裏，乃是命最好的一個，他過去從政以來從不對重大問題表示意見，而總是選擇一個最討好也最安全的位置；此外則是他也從不在治理上顯示能力與魄力，因為勇於任事，即難免會得罪人；馬英九始終將精力集中在形象經營上，如跑步、游泳、省錢吃便當等方面，再加上他在陳水扁之後出任領導人，兩人一對比，他更佔盡上風。所有的這些，都使得台灣輿論出現一面倒，凡出了任何不利於馬英九的事，媒體都自然而然的不去報道，甚至還幫忙去擦胭脂抹粉。最近，日本《朝日新聞》駐台特派員野 剛，以及共同社特派員濱口健都向我表示，台灣媒體的一面倒，以及重要問題都已不再追究，使得駐台的外國記者已無法透過媒體了解台灣的基本形狀。這也就是說，台灣此刻的媒體文化，已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種替馬英九造神的氣氛。馬英九兼任黨主席之事，儘管本質上它的手段極其惡劣，但這些部分媒體都自動閃避不談。

就以兼黨主席之事而言，國民黨由於是個百年老黨，自然包袱極大，馬英九根本不想去碰黨。上次因為他市長任滿，已不再有任何權力位置，不當黨主席，即可能進不了大選當候選人，因而他才勉強去選黨主席。及至出任領導人後，他當然更不想去碰黨主席。這乃是過去一年，他始終堅持「黨政分離」的原因。

那麼他為什麼到了後來又要兼黨主席呢？原因不外：

（一）馬英九上台後搞藍綠通吃的全民政府，無論行政院、監察院、考試院的人事部署，都用了許多綠營人馬，但國民黨立委不能同意，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時硬是刷掉了幾個。這對馬英九是個重大的打擊，也使他決定，他那種藍綠通吃的佈局要貫徹，必須兼黨主席，兼了黨主席之後始可以黨紀要求立法院對他的作法全力支持。

（二）不兼黨主席，他在兩岸事務上就必須大權旁落到「國共平台」及附屬於「國共平台」的海基會身上，因此兼了黨主席即可主控他所要的兩岸關係。

（三）兼任黨主席，掌控黨機器，即可保證2012年連任之役不致生變，也可建造他自己需要的權力秩序。

正是因為上述權力考慮，馬英九遂由不兼到兼，出現巨大的自我矛盾。由於馬英九從來就不是願意把話講明白的誠實人物，於是為了要兼黨主席，遂有了一群身邊鷹犬式的親信放話、攻訐、造勢的勸進行動。這些人的放話，總是在醜化國民黨，宣稱國民黨必須由馬英九來改造云云，而忘了馬英九自己也當過黨主席，他的當選也是國民黨提名輔選所致。馬英九這種過河拆橋，只顧自己在必要時即醜化同志的權謀，目前由於他大權在握，當然無往而不利，但國民黨內的人物們已開始心寒。這也就是說，馬英九一路踩覑別人脊樑而登上權力峰頂，但當他黨政軍權一把抓，身邊都是那些鷹犬式的權謀政客，往後他出了問題就再也沒有任何抵賴的理由。這也是人們對他兼任黨主席之事，不能根據馬身邊人物的說辭而過度樂觀的原因。

那麼，馬英九兼黨主席，未來可能出現哪些問題呢？

其一，過去馬英九只注意形象經營，每次出問題都推給別人負責；往後他大權在握，沒有對象可以推諉，他的本性即會更加顯露。最近，台灣健保局總經理朱澤民突然被免職，知道真正內情者告訴我，真正原因乃是馬在台北市長任內，朱認定台北市積欠健保局台幣360億，此案打官司也是台北市敗訴。因而馬大權在握，遂指令他的子弟兵葉金川報回一箭之仇。再例如，最近台灣101大樓董事長換人，許舒博已被批准，但只一天就被拿掉，據說就是馬英九的決定，但馬卻躲在背後連個理由都不給。關鍵即在於許某的出任一被媒體透露，人們即認為這是政治酬庸，馬為了保護自己遂下令取消。由他處理這些事情（包括他堅持控告曾起訴他貪污的檢察官侯寬仁），已可看出馬英九除了他營造的形象這一面外，他另外還有睚覀必報、只顧自己的另一面。往後這一面必將大幅顯露。中國自古即有許多例子，當權力人物尚未到達頂點時，都會低姿態贏得好感，一旦大權在握，本性即告出現。古人說：「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馬英九大權在握後的權力人格已值得擔心。

其二，對國民黨而言，馬英九大權在握，會做出什麼事也讓人擔心。馬一向堅信藍綠通吃，上次許多監察考試的綠色人物未被立法院同意，他始終念茲在茲，而今大權在握，為了拉攏綠色勢力，政府及黨部改組，未嘗不可能故技重施，屆時國民黨會變成什麼，的確值得顧慮。國民黨是否會因此而內鬥加深，甚至分裂，已值得顧慮。

其三，馬英九的身邊人早已放話，若他出任黨主席並於2012年連任，則連任後將安排「胡馬會」。問題在於，據個人所知，北京方面對馬的兩岸路線早已極表懷疑。馬身邊的人始終向北京放話，若北京不釋放「利多」給馬，只會造成綠色捲土重來。這種用台獨嚇北京的伎倆，據知已造成極大反彈。馬從不明白說出自己的兩岸態度，甚至對新舊兩次「胡六點」都假裝沒聽見而不回應。甚至還企圖以「地理論」來取代「歷史論」，要切斷兩岸歷史關係。凡此種種都使北京疑慮日深，認為馬是在搞「變形兩國論」。最近北京對馬已開始保留，對馬開的支票已不那麼積極的幫忙兌現，對馬的ECFA也只是好話回應，但不推動，反而是在「海西經濟區」以及珠三角為核心而形成的九省及港澳二特區的「九加二」上下工夫，企圖加進台灣成為「九加三」。由這些部署都可看出北京對馬已展開了政策防衛。

大權在握不一定是好事。權力愈大，愈要有能力、器度、智慧來使權力發揮正面作用，但馬從來就是個合作性極低的人物，因此他將來大權在握，登上權力的峰頂，誰又知道這不是盛極而衰的轉捩點呢！

十幾年前西方對青年的一代有「Ｘ世代」之稱。因為在老布希的時代，經濟不振，就業困難，年輕人縱使已經成年，但工作難找，縱使有工作也待遇菲薄，只能勉強養活自己，別說去買房租房了。因此年紀老大，都還只能窩在父母家裡，活得很憋氣，因而被稱「Ｘ世代」，「Ｘ」指的是問號，是不知前途在那裡的疑惑。

但當年「Ｘ世代」並沒有悶太久，因美國及全球的吹泡泡經濟開始出現，信用寬鬆，利息降低，房市股市一路飆漲，懂得用借貸來炒房炒股即可致富或用價差來維持不差的消費生活。於是「Ｘ世代」這個詞被「Ｙ世代」、「Ｚ世代」、「新新人類」這些帶有樂觀氣氛，而有消費品味的新標籤所取代。但那個樂觀，靠著借貸理財和消費即可快樂生活的歲月現在已不復返。於是轉了一大圈，現在又回到「Ｘ世代」的那種氣氛與心情。

現在，由於時代改變，「青年」已不再是資產，似乎一切時代的壓力都到了青年人頭上：

──目前全球無一例外，都是平均工資和薪資所得遞減，美元都已跌回了十年前的水準，台灣則跌回了五年前的水準。但相對的則是新富階級的財富又造成資產價格的持續上漲。這意味著要靠薪資過安穩的一生已愈來愈難，英國最近統計，廿至卅四歲的人有二○％左右被迫要賴在家裡，原因即在於他們已成了新貧預備隊。

──目前全球都失業率持續攀高，並將可能常態化；除了失業壓力外，工作已有可能愈來愈「派遣化」。這意味著許多人所想的「終身聘雇」一世安穩，已愈來愈成為一種難以企及的夢想。

──而在結構上，最讓人難安的，乃是目前各國皆不負責任，稅制不公，政府負債持續增加，因而青年一輩的「政府債務繼承」壓力日增，加以人口老化，四個人或三個人工作即要負擔一個老人，這不但是青年人壓力，甚至還成了新生嬰兒壓力，怪不得現在嬰兒降生的哭聲愈來愈大，來世界走一遭，原來壓力竟如此巨大！

因此，以前的人，年輕就是本錢，大學畢業先在畢業前或搞定出國獎學金，或早就已安排好出路，因此畢業典禮喜氣洋溢，而現在的人卻發現「畢業即失業」原來不是玩笑話，而是他們必須第一個面對的殘酷現實。

而這種殘酷的現實，它的嚴峻程度在台灣可能格外嚴重。最近，全球各國各種深度的調查研究陸續出現，最讓人驚訝的，乃是歐洲經濟惡化的程度其實並不像英美媒體所宣稱的那麼嚴重。歐洲雇用員工在二五○人以下的稱為「中小企業」（ＳＭＥＳ），全歐就業人口有三分之二，即八千八百萬人都在中小企業服務。歐洲中小企業繼承了資本主義最古典的核心價值──即以工藝技術含量來提高附加價值和競爭力。縱使現在全球壞到如此程度，這些企業的衰退幅度也極低，甚至還有半數以上仍然獲利。中小企業也不太會動輒裁員改派遣。許多中小企業也懂得和全球新興的網路經濟交叉活用，反而在經營服務及商業模式上能夠創新。

但在台灣，我們對經濟裡的工藝技術含量從不重視，教育系統對這個部分也掉以輕心，至於政策上也是眼中只有大老闆大企業。這乃是過去一年多以來台灣救經濟只救到少數特定的上層，而在更與全民有關的就業、薪資、稅改等方面毫無進展，反而惡化的原因。而今年的大專及高中畢業生即是這種政策首波受害人！

因此，畢業即失業，這不是年輕人的錯，而是經濟環境與產業政策的錯。幫失業大學生安插一份工作來降低失業率，這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如何振興台灣生產與就業極為重要的中小企業，如何在這個網路發達，就業模式已改變的時代，鼓勵青年的微型創業與創新試驗，或許才是政府應有的態度。救經濟，有的要開放，有的則要提升，政府的精力要花在後者！

在人類歷史上，最難處理的問題就是「道歉」，因此，美國新罕普什爾大學教授史密斯（Nick Smith）遂說，愈討論「道歉」，就愈會發現它引發的新問題遠遠多過想要釐清的舊問題。

首先就西方的「道歉」（Apology）這個觀念而言，它最初指的是「辯護」，到了16世紀後，這個字曾長期「辯護」與「道歉」兩義並存，直到近代，「道歉」才開始取代「辯護」。當代研究道歉問題的先驅學者塔烏奇斯（Nicholas Tavuchis）解釋說，西方16世紀後由於城鎮漸興，人際互動增加，為了讓大家能夠忍耐與體諒共存，於是當人際摩擦或傷害時，遂有了「道歉」這種「語言——行為」。「道歉」是人際的潤滑劑，它可以讓人在對別人做出錯事或傷害時，用以彌補裂痕。

但道歉言之簡單，它真正表現出來的卻情 複雜萬端，至少有下列層次及種類﹕

在個人對個人方面，做錯事或造成傷害時，表示道歉並握手言和，乃是最理想的狀況。但每個人的情 不同，有的人容易接受道歉，有些犯錯可以道歉，但另外的人與情況則不那麼簡單。荷馬史詩《伊利亞德》裏，阿卡曼農奪走阿克硫斯的女奴，阿克硫斯視為奇恥大辱，與阿卡曼農撕破臉，後來阿卡曼農號召英雄參加特洛戰爭，阿克硫斯拒絕，縱使阿卡曼農歸還女奴並奉上許多珍寶陪罪，阿克硫斯也不接受。他表示﹕「他必須像我一樣體會受辱之痛，再多金錢也沒用。」再例如，德國前外長根舍早年是左派街頭鬥士，他1973年反政府示威時毆打警察瑪克斯致傷，多年後根舍當了大官，瑪克斯調出當年的毆人照片要求道歉，根舍即公然拒絕。他的理由是那是早年的政治，政治帳沒這樣算的。而且他也不能道歉，道歉即承認以前犯錯，會被政敵用來當成攻擊的籌碼。由此已可看出，縱使個人，道歉若涉及尊嚴、面子、利益，都會變得極為困難。

近代道歉最常見的是公司商品及醫療行為造成傷害時的道歉及補償。這種道歉早已成了企管學裏「傷害管控」的主要內容。由於這種傷害有較強的客觀性，有關傷害責任的法制也較完整，公司醫院犯錯後多半也懂得道歉認錯，主動認錯反而能使自己這方搶到先機和上風。由於這種形態的犯錯與傷害法制較為進步，每個社會在這方面自然都應當格外努力，這也是當代「消費者權利」的重要環節。

但道歉若涉及歷史及政治，那就複雜多了：

例如，西方廣義的基督教，在過去1500年裏以宗教的優越性為名發動戰爭，宗教裁判所曾欺壓人民特別是婦女，對於這些，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發表道歉的教諭。教宗的道歉在歷史及文化上當然值得肯定，但這種道歉又有何實質意義。這種道歉除了讓教宗個人博得「開明」的美名外，即再無其他意義。

再如，1972年尼克遜「水門案」爆發，他1974年8月下台，他從頭至尾即沒有道歉，頂多只說「遺憾」，他後來最多也只說「我所做的一些事有錯，但我認為當時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二戰之後，所有納粹戰犯裏只有軍備部長史倍爾是唯一表示願意負起責任來的一個，但他也從未表示過「需要道歉」。在國際政治裏，會對無關宏旨的小事道歉，像布殊及日本官場即習慣於把道歉當口頭禪。但大事則幾乎極少道歉，像布殊及貝理雅對入侵伊拉克就只說「犯錯但不後悔，是正確的」云云。原因在於「道歉」是個強概念，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考慮的因素太多，很難用「對或錯」來簡化，政治人物拒絕道歉，即要保留自己的立場，不願在尚無定論前即承認錯誤！

近代最著名的道歉，應屬1988年列根為了美國二戰時將12萬日僑關進集中營，許多人因營養醫護差而死亡，許多人的事業工作因此而被摧眦之事公開道歉。美國國會並因此立法，其中有6萬人可獲2萬美元補償。列根的道歉已在事情過了40多年後，道歉對統治階級已不會有任何後遺症，反而可以博得掌聲。台灣處理「二二八」，即循這種列根的模式。但美國會對關日僑進集中營之事道歉，但對更複雜且牽涉更大的奴役黑奴及滅絕印第安人之事，則始終拒絕道歉，原因即在於前者單純，不會有後遺症，後者複雜，處理不好即會否定掉整個白人社會在美國的合法性。澳洲曾向原住民道歉並承認原住民有終極的宗主權，結果道歉之後，原住民即興訟要求還我土地。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和政治問題時，道歉其實是很棘手的難題。而更棘手的，乃是東歐的波蘭、阿爾巴尼亞，以及南非，在政治巨變後進行道歉和解，結果都是引發不斷的報復與清算等。由此已可看出，在涉及歷史及政治問題時，儘管人們常把「道歉」、「和解」掛在嘴上，但要真正的「道歉」「和解」並不容易。人們面對這類問題，會犬儒的表示「讓時間來解決」。由這句話至少已可看出，面對重大歷史及政治問題時，人們仍然相當的束手無策。除了「道歉」不易外，與「道歉」站在對立面的「寬恕」，可能更難。固然人們會簡單的說有「道歉」有「寬恕」，許多歷史及政治的錯誤即可一揭而過，但事實上真正能夠一揭而過的歷史錯誤並不存在，這也是全球統治者絕大多數在適當時機到來前，都寧願對「道歉」絕口不提，寧願緘默的原因。

但換個角度言，不道歉其實也有正面的意義。當不道歉，歷史及政治的痕舻就一直存在，並成為一個後人隨時都可以拿出來踩幾下的痛腳。踩痛腳所發揮的警惕作用，在防止類似錯誤上，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