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资料，在这场战争的初期，马克思曾经满腔热情地赞颂太平天国运动。他在1853年《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书中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马克思在九年之后，也就是1862年，当他深入了解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真相后，便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中深刻地指出：“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有当权者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
一
正当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沉静阶段时，亚洲却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次高潮。马克思说，“我们要提起一件事情，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舞起来鼓励大家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太平天国革命是这一革命高潮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对于东、西方革命的这种反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把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联系起来，立即进行研究，对太平天国革命作了较全面的评述。
为什么在欧洲处于沉静状态时中国却发生了震憾世界的太平天国革命呢？马克思认为是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另方面是鸦片战争进一步激化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直接原因”，是这两方面原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
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看：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清王朝是“一切都烂透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注：《马恩全集》第二卷，第634页。）的衰老没落的社会。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不平等条约造成的严重后果。虽然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但社会经济结构和专制主义政治结构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反而在原有阶级矛盾基础上增加了民族矛盾。当时的中国，土地兼并空前严重，“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地主、官僚、商人、高利贷者越来越把土地和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据全国14省统计，40%－9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里，大批农民贫困破产而沦为租佃农。地租剥削率一般为50%－60%，最高者达80%，最低者也是“对半均分”，而且形成了地租、高利贷、商人三位一体的剥削，农民还要向国家交纳贡赋和服劳役，政治上却处于无权的地位。农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土地又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地如此高度集中和剥削率如此偏高，加上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使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趋于崩溃，农民和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的生活程度是世界上最低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4页。）。马克思还引用皇帝谕旨中的话说“……庶儿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小民其何以堪？”（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3页。）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带来了人民的反抗，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抗租抗粮抗税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遍及全国。仅1841－1850年起义事件就达110多起，几乎是“凡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页。）。表明社会内部矛盾已达尖锐的程度。由于这种“社会原因”，在鸦片战争推动之下，终于使“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2页。）（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从鸦片战争看：
马克思在肯定引发太平天国革命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的外因。马克思首先提出一个问题，“满清统治已有三百年，为什么经过三百年之后不开始那种以推翻这个朝代为目标的运动呢？”（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而刚巧在全世界处于沉静状态的时候却将连绵十年之久的不断起义汇合成“强大的革命”呢？马克思认为“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马恩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因此，“引起风潮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因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时国家制度之震动，银子外溢，因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之破坏以及其他等等。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这是很矛盾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
接着，马克思较详细地阐述了引发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原因”。他指出，19世纪中期，当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或开始工业革命时，他们为了开拓世界市场，便“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恩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而曾能引起英国一时兴旺的“最后一个新市场，就是中国。”（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已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中国已被强制性的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大量鸦片和外国商品已涌入中国市场，这对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马克思指出“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3页。）首当其中的便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以农业与手工业相互配合为基础的最后一点闭关自守的文化就将被消灭了”（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6页。）。“
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以后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2页。），而且更加重了中国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造成了中国大量海外移民。因为那种“可以安插比较稠密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千百万人将无事可做，将不得不移往国外”（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于是，稳定的中国就遇到了社会危机。赋税不复源源而来，
国家濒于破产，大批民众变为赤贫、起义，大批杀戮皇帝的官吏及佛爷的和尚之举动也开始了，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而受着强力革命之威胁。”（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八年来已处于社会革新的前夜”（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页。）。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和鸦片战争是引发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在揭示太平天国革命原因时更多地强调“外因”，不仅符合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而且表明了马克思的两个观点：一是马克思认为由于东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稳固性而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性，而东方社会自身又缺乏打破这种制约社会发展的力量，因而只有通过“外力”来“破坏了它们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一场……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67页。）后来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主要通过“外力”的启动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预见的科学性。二是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既然是社会内因和西方入侵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表明这场革命同时兼有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反对外国侵略的双重任务。那么太平天国革命就有别于中国以往历次农民起义单纯反封建的性质和特点。
二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被认定为农民革命，这几乎成为了无容置疑的定论。然而，马克思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等有关中国和太平天国革命的评论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既揭露和谴责了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又颂扬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评述中，没有一处使用过诸如“农民革命”“农民起义”的定性字样，而是使用“中国革命”，“中国的起义”，“中国人”革命，“革命的太平军”，“反正的平民”（旧中国泛称老百姓为平民）等词语。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起义民族”的“人民战争”（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0页。）。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是单一的农民革命、起义。从马恩以上表述看，他们认定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反侵略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多阶层多民族人民广泛参加的人民大革命。马克思作出这一论断，我理解至少有以下依据：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文明制度”的社会，“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6页。）革命性质一般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马、恩将资本主义前的古代社会称为野蛮时代，将资本主义称为文明时代。因此，他们在关于中国的论文中对中国使用了“野蛮人”“半野蛮人”，“野蛮政府”“半野蛮政府”的称谓。与此相对称，对西方使用了“文明人”“文明社会”“最现代的社会”的称谓。所以，当时“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是“半文明制度”的社会即是指半封建社会，这表明当时的中国已不是独立的完整的封建社会了，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开始渗入资本主义文明和开始沦为附属国地位的社会了，用后来的话说，便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社会性质基础上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必然兼有反封建反侵略的双重任务，以同时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这样也必然有多阶层多民族人民的广泛参加，因而它必然是反封建反侵略的人民大革命，它有别于以往历次单一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这一看法，在《马恩选集》第二卷第一个注解中，在范文澜等人的论文中也有类似观点。
第二，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具有广泛人民参加的革命。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是在它之前十年之久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基础上“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的。这十年之久的不断起义包括了农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和平民起义，以及白莲教、三合会、捻党等秘密社团的革命活动，还有回、苗、壮等少数民族起义。这些起义少者数千人，多者数万人参加，其成分包括了多民族多阶层的广大人民。太平军从金田起义时的万余人，到定都天京时猛增到百余万人，把“中国各地反满的革命人民都汇合到这个革命洪流中来了。”（注：范文澜《中国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马克思指出“旧有的服务多年而在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正规军构成革命军的核心。其余士兵是些新招来的青年或出征时强征来的农民……地方上的一切流氓无赖都自愿归附太平军”（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军队虽然是一个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但它的成员来源广泛，成分复杂。马克思说“
在宁波，现时的太平军所讲的话有40种不同的口音。”（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正是这种广泛的人民性，使它具有“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它才成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0页。）的性质。
第三，从领导集团和政治经济纲领看。领导集团是阶级属性的政治代表，而且它是决定一切的。马克思指出，中国“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属于这样一批人物，但这些人物不是单一的农民成分也不完全代表单一的农民利益和要求。
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是出身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杨秀清是出身农民的种山烧炭工人，韦昌辉则是出身于壮族的地主，石达开、胡以晃也出身于地主家庭，周胜坤、吴可忆则是富有商人，黄玉潉则是城市流氓分子，罗大纲则是三合会的首领。后期著名将领李秀成则出身于贫民，陈玉成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可见，构成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集团的成员其阶级成分是广泛而复杂的，不是单一性的农民成分。笔者不甚同意
罗尔纲先生的看法。
罗先生在《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一节中，将这次革命不仅定性为“贫农的革命”，而且将“贫农”内涵扩大为“从农村里流离出来的人们”，包括流民、开山掘矿伐木烧炭的苦工、地痞、土棍、强盗，“都包括在我们所说的贫农之内这种种人物”（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98页。）。笔者之所以不甚同意
罗先生的看法，道理很简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地位决定对革命的态度。作为个人的阶级属性，一方面要受到出身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个人的经历、职业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从农村里流离出来”为由，将士大夫、官僚、富商、强烈统统视为地道种田耕耘的“贫农”“农夫”。
当然，恩格斯说得好：“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注：《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579页。）关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集团成员来源的多样性及其阶级属性，应该可以从他们的政治经济纲领中得到验证，因为政治经济纲领是他们政治经济利益要求的集中体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纲领主要是《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要求，而且也反映了一般劳动人民和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要求。其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公认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素，既包括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和财富，实现“均田免粮”“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又反映了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愿望，要求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时说：“这些反正的平民中间，有些人曾指出贫富之分，曾要求根据他种原则把财产重新加以分配，曾要求而且现在还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须知中国平民中间，有许多人从不久以前起正是鼓吹着这种学说（指社会主义学说—引者）。”（注：《马克思选集》第1卷第161－162页。）《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化第一个系统成文的社会改革方案，系统而集中地提出了向西方学习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从经济、政治、法制、教育、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具体提出了带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已大大超出了历次农民革命“等贵贱，均贫富”的民主要求，表明它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不单是农民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而且这种愿望和要求顺应了当时中国向近代化方向转变的历史趋势，接着而来的“洋务运动”便是验证。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马克思就作了以下预言：太平天国“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这结果就是中国可能建立“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马克思讲的“中华共和国”指资产阶级共和国，绝不是农民革命所追求的政治目标。由此可见，无论是《天朝田亩制度》还是《资政新篇》都不是单一农民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定性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革命更为符合实际，更为科学，不应定性为单一的农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与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相适应，才能理解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的内容和社会意义，也才能理解标志中国近代化起步的“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特点，马克思从东方社会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事件》等专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宗教为旗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马克思指出，中国延续十年之久的起义汇合成这场强大的革命，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或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页。）太平天国革命兼有前后两种形式，而宗教形式更为明显。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和人民群众乃至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往往举起宗教旗帜去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在历史上已是普遍性规律的现象。19世纪中期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尚未形成，因而既无条件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也无条件接受刚刚诞生在西方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太平天国革命急切需要思想理论武器去动员和组织人民参加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同时，这种思想理论既不能完全沿袭中国以往农民起义常用的道教、白莲教的教义和宗教形式，又不能照搬西方启蒙运动中的资产阶思想理论。于是，在当时中国历史条件下，洪秀全创立了一套适应中国革命需要的新鲜思想理论。他从一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中，吸取了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和仪式的有用部分，结合中国传统实际，创立了拜上帝会，要人们崇拜上帝，敬奉耶稣，反对其他邪神。他塑造了一个代表中国革命要求的“皇上帝”的“独一真神”，强调说中国古代是敬拜“皇上帝”的，只是秦汉之
后君主们僭用“皇上帝”的名号，但君主不是“皇上帝”派遣来人间的，而是一群与“皇上帝”对立的阎罗妖，是天下兄弟姐妹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对他必须群起而诛之。
洪秀全等人不仅创立了宗教思想理论，而且创立了“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形式。既然皇上帝与阎罗妖是人与妖的对立和斗争，而“天下凡间人民”又“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注：《原道配匹训》。），在皇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大家要敬奉皇上帝，团结起来向阎罗妖作斗争。洪秀全又根据基督降生和代世人受死赎罪的宗教传说，将自己安置在天父（皇上帝）天兄（耶稣）之下的皇上帝次子的“一人之下，万上之上”的特殊地位上，说自己是在“天父、天兄”的指令下来斩妖杀魔的，即“奉天伐妖”，“斩邪留正”。宣称要在人间建立起“天下共享太平”的“千载太平天国”。马克思从上述情况出发指出，“目前的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东方各种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又说“太平军穿着五花八门的丑角穿的服装……中国人却以为这是一种护身符。”（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第二，把反对本国封建统治和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不仅以宗教形式，而且以“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又是它与中国以往农民革命所不同的一个特点。其原因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期中国已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历史条件之下，不仅存在阶级矛盾，同时又存在中国人民同西方列强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因而它肩负着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双重革命任务，因而它在实际斗争中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既争取民主权利，又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主权。
马克思指出，一方面起义者“大批杀戮皇帝的官吏和佛爷的和尚之举动开始了，国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而受着强力革命之威胁。”“这些反正的平民中间有些人曾指出贫富之分，曾要求根据他种原则把财产重新加以分配，曾要求而且现在还在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又通过
郭士兰先生之口说，“须知中国平民中间，有许多人从不久以前起正在鼓吹着这种学说（指社会主义学说—引者）”（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1－162页。）。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推动太平天国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大量鸦片和由此引起的鸦片战争。其严重后果，不仅迫使“天朝的百姓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31页。）的战争赔款，“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而且“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4页。）正因如此，不仅使得“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入侵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9页。）的中国人，到太平天国革命时，“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已引起了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并使这一起义带有绝灭战的性质。”（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9页。）不过，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于西方侵略者有一个从“洋兄弟”到“洋鬼子”，从幻想“助己灭妖”或“严守中立”到幻想破灭，转而认识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清王朝“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的痛苦认识过程。基于这种认识的转变，马克思说，中国“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那么这个战争对于英国人就非常危险。”（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9－20页。）
第三，尽管掌握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但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这是马克思根据东方社会和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和以它为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而导致社会停滞状态所作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就太平天国革命事件指出，“这个现象，就其本身讲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又指出“在这次中国革命中，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正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页。）马克思借用夏福礼的话说，“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马克思的这些话表面看是对太平天国过多的持否定态度，但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论述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即东方社会不断改朝换代，政治上层建筑不断更迭，社会经济基础却不发生变化，似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永远保持着平衡状态。中国史学界在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是农民革命政权，还是一开始便是封建政权的争论中，也有学者提出由农民政权“逐步”封建化的“过渡性政权”的观点（如沈嘉荣《三论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但这对于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并不矛盾。事实上，太平天国革命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基本的阶级关系，也没有实现《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提出的土地纲领和近代化的社会改革方案，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条件还不够成熟的必然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太平天国革命也如同中国以往历次农民起义一样，要么失败，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之所以如此，马克思指出“太平军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的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四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的前途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当时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至高点上，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情况，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的前途，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由于这场革命和同时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朝的崩溃”，“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古老的中国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1页。）“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6页。）另方面，马克思预示这场革命可能的前途，“值得我们高兴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八年来已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这种社会革新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跑到这个最保守的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呢？”（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7－140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可见，马克思预示太平天国革命可能的前途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马克思为何作出这种预测？其依据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依据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按照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也可能遵循这一规律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当时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还处在初创阶段，他还未发现自己在80年代初提出的俄国因“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道路。另方面，当时中国正处于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初期，马克思对中国后来形成的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和畸形的社会经济形态尚未有清晰的认识，他只提出“半文明制度”“半野蛮”的概念。同时，马克思更无法预测到半个世纪之后所发生的种种历史曲折，他只能依据当时已提供的资料，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作出预测性的判断。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这场革命失败之前尚在进行过程中发表评论的，因而是带有预测性的。这场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没有发表专文评论这场革命。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热情地颂扬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精神，同时也不掩盖这次革命中出现的弱点。另方面，马克思揭示了中国革命可能对欧洲革命产生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指出，“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国内战争已使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立”。“中国人发起民族战争来对抗”“外国侵略者”，“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那就是古老中国的末日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9－22页。）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次革命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正奇特哩。除了换朝代之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在他们看来，握有无限权力，横行无忌，这与消灭他人生命一样重要。”“士兵得不到军饷，而是以战利品过活的”。“引起恐惧，这便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太平运动实质上乃是一种完全空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
如何看待这些弱点？马克思说，这是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0页。）恩格斯则说，“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20页。）
马克思着重评论和预测了太平天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马克思之所以着重于这方面的评论，是由当时东、西方的革命形势决定的。19世纪中期，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正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教训思考着革命的前途。这时，东方却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马克思说，“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状态的时候，”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对比分析了东、西方革命不同的形势，1858年10月8日致信恩格斯提出了一个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和前途的重大问题。他说“我们感到困难的问题如下：大陆上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立即会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是，由于在无比的更广泛领土上，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还在扶摇直上，那末，它在这小小的角落中是否必然要被镇压下去呢？”（注：转引自雷斯涅尔《东方近代史》第1卷第49页。）东方革命为马克思带来了兴奋和希望，并引发了他提出欧洲革命与东方革命的关系及前途问题。马克思当时虽然还不能预测到每一个国家将来要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历史曲折，但他揭示了太平天国将可能对欧洲革命造成的重大影响。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很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太平天国革命—引者），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这绝不是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是相信这一点。”（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1页。）又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如果西方列强干涉太平天国革命，“西方各国政府的任何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带有暴力的性质，并且延长商业的停滞时期。”（注：《马恩选集》第2卷，第6－7页。）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在太平天国革命尚在进行过程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从东方和中国社会性质、特点和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实际出发，认为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激化了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而引起的，是在中国“陷于半瓦解状态”的“半文明制度”的新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种新历史条件表明太平天国革命必然不同于中国以往处于独立封建社会时所发生的一般农民起义的性质和特点。太平天国革命是打着宗教旗帜和以民族形式出现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侵略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由于历史条件尚欠成熟，太平天国革命表现出严重的局限性，使它尽管有别于中国以往的一般农民起义，但它仍然未能改变改朝换代的工具的作用。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初创时期，他还未发现东方社会发展可能遵循不同于西欧的特殊道路的情况下，马克思依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太平天国革命可能出现的前途作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预测，同时又预言太平天国革命对欧洲革命可能发生的影响，表明马克思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的深切关注和积极探索。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一个名叫永安的小城，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大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
资料来源：《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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