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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页 定价35元 豆瓣：www.douban.com/subject/4091025/
继《性别麻烦》和《身体之重》之后，巴特勒的这部论文集对她自己提出的性别操演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开始将对性别的关注点从哲学话语转向现实生活与政治。她针对身体解剖学、美学以及社会与政治等领域对性与性别的各种限定和标准，提出了消解性别这一应对策略。在本书中，她考察了乱伦禁忌的意义和目的、新型亲属关系、性别跨越、双性、性别诊断和变性手术等问题，将对性别规范的批判置于人类生存与延续的框架之内。巴特勒的论述涉及到近年来出现的“新性别政治”的各个方面。
朱迪斯·巴特勒
1956年出生于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巴特勒是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主要著作有《性别麻烦》、《事关紧要的身体》、《消解性别》、《欲望的主体》等。
郭劼
北京大学英语系文学硕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语言文学文化系比较文学专业。研究兴趣包括性别理论、妇女研究、电影理论及明清文学。
译者后记 理论、生活、生命：从《性别麻烦》到《消解性别》
《消解性别》(2004)是朱迪斯•巴特勒教授在《性别麻烦》（1990）、《身体之重》（1993）等划时代著作之后的又一部关于性别与性的重要作品。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将性别（gender）视为发生于空间、时间中的风格化表演的产物，通过揭示性别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而革命地动摇了本质论者眼中的性别所具有的稳定性、不变性，从而为我们思考性别的多样性打开了新的道路，也为女性主义深入探索妇女的性别角色提供了有用的理论工具。《性别麻烦》对妇女研究、性别研究、性研究等相关而又不尽相同的领域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时至今日，这本书不仅依旧是巴特勒最有名的著作，也是美国大学社科、人文诸系——人类学、政治学、历史、文学等——不少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 从1990年的《性别麻烦》到2004年的《消解性别》，巴特勒对性别、性及相关问题的处理及思考发生了哪些变化？读者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可能是，与《性别麻烦》的晦涩语言相比，《消解性别》的语言变得较为平易近人。《性别麻烦》的读者常常迷失于巴特勒晦涩、抽象、充斥着各学科术语以及各种理论的迷宫；而《消解性别》的读者会马上发觉， 巴特勒在这本书中似乎采用了一种对普通读者更友好的语言。这并不是说这本书杜绝一切术语、理论，而是说，在这本书里，第一人称不时出现，将一切观点用相对较为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仿佛巴特勒有意识地要扩大对象读者群，以超越学院的狭小范围，将目光投向普通读者。 内容也如此。与《性别麻烦》相比，不难发现，尽管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沿袭了对性别表演的关注及对承载了这种表演的身体的关注，在具体讨论中，她已将重心由对理论的纠结移向了性别表演的真实舞台——生活，以及生活中的具体案例、具体问题。在对《性别麻烦》的批评中，常见的观点是质疑巴特勒将性别当作表演的解构性处理在冰冷无情的现实生活中是否具有她宣称的颠覆性力量（例如，里奥•伯萨尼[Leo Bersani]在他1995年的作品《同》[Homos]里面就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如果说《身体之重》是对这一挑战的某种应对，那么，《消解性别》则代表了对有性别的身体及个人与各种社会规范力量之间复杂关系的更为成熟的重新思考。 在《消解性别》中，有性别的身体及个人是实际生活中有生命的身体和个人。这本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life”。这个词在英语中既有“生活”的意思，也有“生命”的意思。巴特勒为一切“嵌在”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身体和个人疾呼争取的东西就是“a livable life”——即可活的、值得活的生活／生命，可行的生活／生命，或者，以直白的方式来说，让人活得下去的日子、人生。从巴特勒的这个关注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消解性别》摆脱了《性别麻烦》的过度理论化，而把视点放到了普通人及他们的生活上。 巴特勒在这里努力摆脱的还有《性别麻烦》常为人诟病的理想主义。《身体之重》可以视为她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如果说《身体之重》依然颇为理论化，在《消解性别》中，她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以更为贴近现实的方式达到了新的成熟。她在此讨论“可活的、值得活的生活／生命”，并不是空泛地、不着边际地要求生活或生命的精彩；相反，她很清楚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生活及生命必然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管理、约束，必然受到其他成员的审视、作用。对某些偏离了规范而饱受社会、他人压力的人而言，不仅生活或生命的精彩是种奢求，他们基本的尊严甚至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巴特勒这里提出“可行生活”的诉求，目的正是要探讨如何让不符合规范的个人，让偏离所谓正常轨道的身体（例如，变性者或双性兼具者）获得起码的尊严及基本的生命权，而不受暴力威胁。实际上，对暴力问题的密切关注，也是《消解性别》不同于《性别麻烦》的重要方面，而这种关注也体现在巴特勒2000年之后其他作品中，例如《危险生活：哀悼与暴力的力量》（200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特勒谴责暴力，但在构想、探讨“可行生活”的过程中，她寻求的并不是简单、彻底地摧毁社会规范——或者说，她认识到这在复杂的现实中并不可行。她敏锐地观察到，在实际生活中，一些深受规范束缚乃至压迫的个人不得不依靠某些社会规范或制度（例如，医疗保险体制）来维系“可行的生活”。同时，就像我们在著名的大卫•莱默变性案例中看到的，不顾现实的复杂、不顾个人的意愿而一味强调身体及性别的可塑性，进而以医疗干预的手段对身体施加暴力，也可能造成悲剧。从巴特勒对这一案例及其他真实事例的关注我们再次清楚看到，这位理论家已经从《性别麻烦》中的理论为主，转而勇敢注视现实中剪不断、理还乱、甚至永远不会有明晰答案或解决办法的棘手问题。 实际上，理论（尤其是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正是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予以特别注意的问题。本书最后一章《 哲学的“他者”能否发言？》颇具自传性质。在这章中，巴特勒回顾了自己的学术之路，尤其是自己与哲学领域的关系。在这个回顾中，我们发现，巴特勒一步步走上哲学研究之路，并最终在耶鲁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最初的动机却颇为理想主义——青春期成长的烦恼，以及自己犹太背景带来的迷惑，促使她在哲学中寻求出路。有趣的是，在走上哲学学术之路以后，巴特勒却开始重新反思哲学与真实生活的关系，并逐渐意识到，哲学并不万能，而且很可能在面对错综复杂的生活时，苍白无力。也许正是这样的“幻灭”让巴特勒重新转向生活，在研究中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生活中的困境、难题，关注一些最基本——却又无比重要——的问题，例如，《消解性别》中重点考虑的如何维系生活及生命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样的“幻灭”也让巴特勒反思哲学这门学科，而这种反思正是《 哲学的“他者”能否发言？》中的另一个重点。在巴特勒看来，“正统”的、体制化了的哲学学科已经给自己建立起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的藩篱，错误地排斥了在传统领域之外进行哲学研究及思考。如果说这种自我封闭让哲学丧失了活力、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切实影响，那么，巴特勒认为，打破藩篱，走出传统领域的界限，与其他学科（例如，文学、人类学、历史等）积极互动，有意识地采取跨学科视角，才能让哲学重获生命力。实际上，受巴特勒影响极大的妇女研究、性别研究及性研究领域，正是跨学科研究方法及视角大显身手并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场所，而《消解性别》本身则充分体现了对这种方法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性别麻烦》标志了作为巴特勒迈出传统哲学领域的关键一步，《消解性别》则代表了她对这种跨越的全面拥抱与检视。 感谢田晓菲教授把我介绍给这个系列的策划人徐冬； 这部翻译的一部分完成于我回国探亲之时——感谢我的父母给我的支持和体谅；特别感谢徐冬为了引进这个系列付出的努力，以及她在《消解性别》的修校、出版过程中付出的心血。
郭劼 于美国南卡州哥伦比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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