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面前放着几本书。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星河》、《暗淡蓝点》、《幻想的瘟疫》和《<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
不明白为什么写一个几千字的特稿需要重新看这么多书，可如果不需要再抱着一个目的和逻辑去重新读这些书，如果不能在一个稿子中实现自我学习，那么更加无法解释：究竟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稿子。
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人生困境？付出以及意义的消解。或者，应寄希望于人生真能在这样的矛盾中实现螺旋式上升？
很累。具体的事、无止境的日常琐事，以及面对未来巨大变迁的心理压力，不是可以在朋友聊天或几句take it easy中获得安慰。
连岳说，不要彼此艳羡彼此的假面，你的繁荣生活背后是悬崖，别人的轻松自在背后也许是火坑。是吧？最终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要坦陈面对内心，让内心完成磨合与平滑过渡。然而，为何这样一种对自我耐心的考验，最终还是要回到克尔凯郭尔，这个说着“童年时我就已经成为精神”的如此抽象却又如此丰满的变态？
是不是类似他这样一种用生命中全部时间来思考和解读个体生存（我可不可以说是他其实过着的是一种不用负责任的幸福生活？）才是我真正理解的“休息”之意？或者，仅仅是因为他是我所知的用我的思维、体验最重要的是我的“语言”在说话的人，所以能给我安慰？或者仅仅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就类似主人和宠物，不再陷入控制与被控制的循环和灾难？
康德太干、尼采太湿、巴赫金太伦理、福柯太毒。
然而，现在回头去看，苏小妹对克尔凯郭尔的评价也可谓一针见血：“这是一个智商过高而忘记了世界，沉迷于同自己作战的家伙的视角”。在他看来，克尔凯郭尔是自私的。
克的来龙去脉似乎也可以明了了。一个美学家是悲剧来源，何况他还贯彻着其所认为的“所有的审美存在都是绝望的”的意识。他清醒意识到自由对审美者来说，是在以滥用的方式使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是在通过“为自由而自由”的形态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
但是，活人和死人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生活的巨大可能性中趴在巨人肩膀上成长吧？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确实在变。变是成长，成长说到底是选择。克说的审美论者我认同，但开始慢慢变成一种知识经验，判断在这里因为生活经历更多地产生，克的人生轨迹也不再因为思想和知识自身的力量具有那么强的驱动力。
然而，思想史的吊诡就在于能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真相或者逼近趋向真相的思考模式，而不是实用性理性或者说生活技巧又或者说生活本身吧？。思想史又不是写小说？生活也不是历史吧？更何况从长远来说，我们都已经死了？
所以在打开尼尔斯-托马森的《不幸与幸福》时，克这个变态又跑了出来，说了那么多呢？我们根本上是为了什么在奔忙？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幸福么？什么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非此即彼》里，克尔凯郭尔说：“除了是疯狂之外，生活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愚蠢之外，信仰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厄运的暂缓之外，希望又会是什么别的？除了是伤口上的醋之外，爱又会是什么别的？”他因此伤感着一个不是他的东西：快乐的时光是自我具有现实性的时光。或者。也可以解释我们疯狂消费的意义？这种纯粹“物欲性的想象和诚挚”？
他甚至如此准确描述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悖论和其中的“恐惧”之意。恐惧不同于畏惧，后者因为对象明确，或可趋利避害，然而，身处恐惧的人感受到威胁却无法知道这威胁从哪里来、由什么造成，这些莫测足以使人心灵瘫痪。
“现代西方文化中，每个人都面临巨大的期待——每个人都要成为某种特别的人、成为某种自成风格的生命、以特殊的方式实施其生命、通过各式各样的体验来发展自己和自己的生活，而这种文化环境就往往成为恐惧的引发物。恐惧在现代社会里是自我认同性危机的情感，单个人脆弱得不可思议而容易受到伤害。恐惧是某种意义上的无家可归：人不知道要逃到哪里才能避开它而得以安息。”
那么我是否可以说，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以欧洲文化为主流的现代文化就其特性而言是一种不幸的文化？
克还分析了人对“信仰”的依赖，他将其称之为绝对力量。忍不住想起萨特的《恶心》，萨特说“存在”之可怕即在于其不可分解，不可逆向推导，因而不能建构也不能解构。克也因此理性地说：信仰，是一种存在，是一种精神，它是激情、真挚和严肃，是人在悖论中达成的认识。
但是显然，平衡的尼尔斯-托马森不是这样，他将纯粹知识融入了现实生活，他的人生哲学已用“安全感”取代了克笔下的“信仰”。我所看到的两者的最简单的区别是，托马森的绝对力量来自现实生活，而克所认为的绝对力量来自精神。然而，生活自有其目的和终点，精神可有这些东西？若没有终点，精神又为什么而服务呢？或者生活开初必以和谐为起，精神的起点是生长差异？
那么，写稿的悲剧又是什么？每次一个复杂稿件，都是一次头脑风暴，又或一颗心灵手榴弹？不仅把自己内心炸开了花，还要有逻辑有重点有的放矢地表达出来给大众看？但置死地而后生就是这样来的吧？真正生命源泉的力量？
一直以为真的有小王子，不过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