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很累，又听到一个让我难过的消息，我想世事真的很莫测，所以决心不再space上嬉戏，认真记录下我的一些工作风景，因为自己总有一天也会离开我热爱的事业。每个人在某些时候都会在生命中割去和灵魂相连的一些肉，生活最终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一
昨天，看到老大的博客——
因为21日的报纸是我们周二刊的绝版，“年终特刊”后就是一周三刊的启程，于是，最终遗漏掉了这个全世界媒体都在做的联想换帅。
我虽然不跑软件，但那天也和同事一起去了张江的联想大厦。
采访当天，联想有近十名工作人员陪伴。
史蒂夫.沃德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尽管我试图用一些角度切入，依然听到的是一些大公司职业经理人惯常的职业性声音。撇开联想的财务报表，问题再异想天开，史蒂夫始终没有笑，仅在最后互换名片时，我开玩笑说“You are handsome”，露出过疲惫和放松的笑容。
我记得当时问过他几个问题：——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后，您其实完全可以辞职，当时都曾考虑过哪些公司，为何最终又选择了lenovo；——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比如董事会座位，在中国习惯坐中，而在美国可能坐右，如果发生类似细节上的冲突，你们会如何调和？——联想董事长杨元庆的个性哪些方面让您印象深刻的？——联想以后是否可能将总部搬到上海？
记者总希望能突破一些底线，但得到的通常是没有风险的答案。
其实，每次采访，若问题过分我心理都很难受，但工作决定了我的身份必须代表公众渴望。我总觉得，一些不求名利的专家学者接受采访，与其说想出声，倒不若说不想太伤记者的热情。但对此，我原报社的同事曾笑出声来，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是这么想。
这是我自知失败的地方，但每个人的个性决定了他的行动，我实在不是一个猛人。
二
周一，去复旦采访中国知识产权的权威之一刘春田。
刘老师的开场白让我有不知所措。
他说，我们先说点抽象的东西吧，比如哲学。
——说到底，知识产权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任何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都是先建立在知晓知识产权是什么的基础上。最前沿的问题往往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最一般的问题。
我已有好久离开哲学的语言体系，刘老师突发其来的建议让我心中五味倒翻。
恩，我很认同。
esthetics何尝不是如此，自现代以来，中国人喜欢今天说一个观点，明天说一个观点，但一切都仅仅是观点，并不在esthetics的林中路上，所以，所有的辩论都缺乏辩论的基础，因为没有体系，也就没有标准。而西方esthetics，尼采也好，海德格尔也好，福柯也好，新观点的提出始终对柏拉图最初建立的道路有所回应。
所以，任何知识产权战略内容的制订都应该是基础、核心、全面和长远的，而不是对当前形势的对策。
说到技术和知识产权立法的关系，和刘老师的交流解决了我的困惑。
——新技术发生后，不是技术对社会的原有秩序有破坏，而是通过对技术的应用产生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等于对财富重新洗牌，也就是对旧的经济秩序产生破坏。技术很活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法律相对稳定，它调整的是一种利益关系。法律不回答技术问题，它回答社会关系，也就是一个财产关系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技术在变化，但人们的社会关系没有变，因为无论什么样的技术，它所发生的关系都是创造、传播和利用，生产方和受益人的关系没有变化，所以其实不存在从根本上重新调整知识产权的立法。
也就是说，将来，当网络非常普遍，供需市场的这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还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用复杂的技术问题来掩盖、扰乱和歪曲简单的法律关系。
想起去年采访郎咸平，我和刘老师还交流了产权改革的问题。
另一个稿子也让我失血过多，因为偏政经的题目采访范围实在太广。
就这样吧，不能再写了，报纸还没有出来。
敬请关注《21st Century Business Herald》的年终特刊。
呵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