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还是一个很牛比的杂志。今天写稿子搜索到一个文章，共享——《朱敏往事》，以下仅摘录导语和结尾，全文见超链接。

朱敏：美国往事

《中国企业家》杂志
文/本刊记者 何伊凡

20年前，人们还不怎么将世界连成一片去思考问题，容易将自己所在的时空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在的世界”。1986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创刊一年，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企业家”这个概念普遍懵懂与疑惑——何谓“企业家”？人们只知道“厂长经理”；1986年，联想成立两年，如今被视为中国企业界“教父级”人物的柳传志带领一小群科研所知识分子开始与商业生涩地对话与触摸。

这两个1986年，是这许多年来《中国企业家》描述那个商业年代时惯常切入的视角。

可是关于中国人的商业与创业，还有另一个1986，另一个二十年。

那就是，当一小撮中国人以本土创业的方式开始构筑自己的商业世界，那些改革开放后第一拨远赴重洋的中国留学生从一个摒弃与压抑商业多年的国度一头扎入其商业体系业已相对完善与成熟的社会，经过头几年的“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有的人在异国找到、掌握了在当地创建商业的切入点与路径。

这期封面故事要向你讲述的朱敏和他创立的网讯，是其中令人瞩目的代表。1986年，是朱敏萌生在硅谷创业念头的年份。

不用说，这些受过最好教育的中国人创立企业的领域与方式，和早年的海外华商已有了质上的飞跃与区别；不用说，这批中国人以及他们创立的企业集中在——美国硅谷。

在整个八九十年代，那是一个和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长大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社会体系。1940年代出生的朱敏和柳传志同属一代人，却在不同的商业环境下迎击着不同的商业课题。当柳传志尽心竭力地为联想改制设计“拐大弯”的路线时，朱敏最担心的是自己这么一家小公司怎么才能在IBM、微软的巨人身影下近距离存活；当“联想”品牌成为联想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与生命线，朱敏从创业伊始便清楚知道自己办公司的目的是要把它做好然后卖掉——这是绝大多数硅谷公司的路线图；当柳传志和倪光南进行着中国式的、所谓“企业家与技术家”的缠绵博弈，朱敏和其他华裔创始人一样，直接面临着着外族、移民创业家的重重“天花板”：在那个年代，VC肯不肯把钱投给一个中国创业者？公司上市后，董事会是否还有信心、愿意让一个华人继续在董事长或者CEO的位子上呆下去？

作为一个36岁才踏入美利坚国土、40岁才萌发创业冲动的创业者，朱敏的挑战不仅来自创业与商业本身，还来自——他是一个受中国文化与教育熏染成长的外来者，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可能、如何可能带领一个企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汇入美国商业主流？他会在这个过程中为企业融入什么亚洲特点、中国元素吗？

长期以来，国内商业媒体忽略了对朱敏们的关注与讲述，是因为朱敏与网讯们的故事湮没于硅谷成千上万个类似的创业故事中，是因为他们的成长与显著突出需要时间，是因为那个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并没有真正发生关系。

而现在，把他们推向本土读者视野的时点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背景出身的创业者在硅谷创办的企业陆续结出硕果，前所未有，要么上市后企业达到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市值（如陈宏创办的Gric），要么以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世界级公司（邓锋创办的NetScreen在2004年卖出40亿美元，朱敏创办的网讯在2007年以32亿美元卖出），如仅以数值衡量，这些收购案的量级轻易超过联想收购IBM PC部门（17.5亿美元）。

更重要的是，将企业上完市、或者卖掉企业后，这批人开始前前后后地回到中国，以不同的方式与切入点启动他们人生中的第二轮创业。和数年前以张朝阳为代表的海归留学生创业者不同，朱敏、陈宏等人归来时是已经在海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背后的资源、对本土商业的影响，起码从起点上就比前些年的海归留学生高出许多。

去国已久、中国巨变，此番归来，他们势必经历又一次culture shock，他们在中国的再创业，不可能人人一帆风顺、一击而中。

不同的是，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已不似20年前那般割裂，两个世界的相互张望、交流与了解更加频繁、深入。无论是工作语言还是思想观念，无论是技术起点还是资本平台，此“世界”与彼“世界”都在日益紧密地结成一片。硅谷的资本、技术与商业模式如水银泄地般铺向以色列、台湾新竹、上海、北京，适逢二三十岁的中国企业正普遍受困于成长的瓶颈中，这两个世界的相遇与连接，会揭开比前二十年更加精彩的篇章。朱敏们的故事，不再徒具遥远的意味。

朱敏，59岁，浙江宁波人，36岁之前在中国曾从事的职业包括：农民、建筑工人、乡镇企业厂长、冰箱厂工人，36岁之后在美国做过公寓管理员、园丁、电脑工程师等。1991年在硅谷创建Future Labs公司，5年后以1300万美元出售，之后创建WebEx（美国网讯），2007年被思科以32亿美元溢价收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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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这听来是个过于宏大的计划，但当年他创建网讯时，就有同行嘲笑他在试图“把海洋加热”，十年之后，他跑去告诉那位同行：海洋真的热起来了。

PS：关于收购详解，可参看：

1，《解密思科32亿美元并购网讯：华人隐形富豪团队》；

2，《专访网讯创始人朱敏：与微软较量》

一篇好文章，推荐。可惜百度说有不良内容不能直接复制。但愿《译言》上的翻译也不要被和谐掉，幸好有RSS，即使被和谐掉也能看见，这便是技术的力量，总有一些思想被永远保留下来。

文：《中国的Me世代》

“中国新一代的精英们在政治上的漠视自会显示出其意义”，可谓一针见血。

《举重冠军之死》/ 李海鹏

由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多年受困于贫穷、不良生活习惯、超过160公斤体重的才力麻木地呕吐着，毫无尊严地死了。在生前最后四年，他的工作是辽宁省体院的门卫，在他死去的当天，家里只有300元钱。

　　很多迹象表明，对于这位心地单纯、开朗乐观的冠军来说，退役后的5年是一生中最郁闷的时期，他不仅受困于运动生涯带来的各种痛苦的顽疾，更受困于家庭琐事、地位落差和生活压力。而更根本性的郁闷，既来自两个地方、两个时代的寂寞与喧哗的对比，也来自于他一生都无法脱离举国体育体制。

母亲感到不祥的早上

       这天是5月31日，早上4点，布谷鸟刚叫起来，商玉馥梦见儿子喊她：“妈呀，妈呀，你给我蒸俩肉馅包子吧，给那俩人吃。”在梦中，老太太最初以为儿子又像往常一样饿了，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让她猛然害怕起来。果然，儿子马上又重复了那句让人难以理解的话，“给那俩人吃！”商玉馥惊醒了，透过没有窗帘的窗子看了看微明的天色，心里堵得难受，叫起了老伴才福仲。这天清早老两口心情压抑，在租住的郊区房附近的野地里，紧抿着嘴，一言不发地走，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等他们回到家，吃了稀饭，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早在头一天夜里，刘成菊就在担心丈夫的忍耐力。他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宿疾早已培养了刘成菊的警觉，像往常一样，头一天半夜她突然醒来，及时地看到才力巨大的胸膛艰难地起伏着，由于只呼不吸，憋得面色发青。她赶紧找来那台辽宁省体院付账的价值6800元的小型呼吸机，给他戴上，打开到中档刻度“10”。才力又睡着了，房间里顿时充满了突然顺畅但仍粗重的呼吸声。借助这间朝北房间里的夜色，刘成菊看到丈夫汗水涔涔的皮肤，结婚5年以来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深刻地意识到他活得有多么辛苦。

　　“我想我儿子了。”在走过苞米田时，商玉馥对老伴倾诉说。才福仲没有吭声，但这个沉默的男人甚至比妻子更觉得难受。当这对夫妇打开锁，回到在长白乡的租赁屋里时，在沈阳市铁西区艳粉新村24楼501号，他们儿子一家起床了。

　　那是5月最后一天的8点钟，沈阳正是初夏的天气，家里人走来走去，没有谁特别注意到才力瓮声瓮气的抱怨：“上不来气儿，脑袋疼。”

　　由于忙于给全家人做饭，刘成菊也没有意识到，丈夫的烦恼已经预示了可怕的危险。在这套75平米的按揭房里住着6口人：才力夫妇、女儿、刘成菊的父母和外甥张宝珠。8点半，全家开饭，吃的是辣椒土豆片、炒鸡蛋、黄瓜蘸酱和米饭，刘成菊由于常年消化不良，只好吃1元钱3个的馒头。菜是才力的岳父刘敬玺昨天黄昏在菜市场临下市时买的便宜菜，一共花了4元7角。异常的是，以往食量惊人的才力这天早上什么都没吃。

　　刘成菊觉得家里太乱，又怕才力真有什么病传染给孩子，就撵丈夫说：“你到长白去吧。”长白就是才力父母赁屋居住的长白乡。

　　刘成菊事后对因自己的口气而与丈夫发生的一点儿口角后悔不迭。

　　才力给商玉馥打电话说，“妈，我上你那儿去。”换上鞋，走了。

“一个小时一年”

　　“才力要来啦，”早上梦境带来的不安一下子消散了，比儿子更为贫穷的商玉馥对丈夫宣布说，“去买4斤五花肉，咱们给儿子吃红烧肉和粽子。”

　　因为不能报销，才力打车从来不要发票，所以那天第一个载他的出租车司机已经没法找到。当天早上闲呆在院子里的居民们，都看到160公斤的才力摇摇晃晃地上了车，车身因此剧烈地一沉。一种莫名的担忧和惆怅，使得刘成菊站在窗口，目睹了这一幕，但她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永别。

　　商玉馥的脸上刻满了黑色的、愁苦的皱纹，但她有着乐观的天性，回忆起快乐的往事时，甚至会像一个娇小的姑娘一样挥舞双手，雀跃一下。在接电话时，她跟儿子开玩笑说，“发啥烧啊，你不是得非典了吧？”

　　才力到达是在差5分钟9点。他穿着蓝色无袖T恤，白色棉短裤，趿拉着一双37码的廉价白胶鞋，有点儿轻咳，但看上去精神不错，像往常一样非常乐观。

　　父母租住的是一间非常简陋的屋子，摆了两张大床，地面是水泥的，墙壁看上去至少有10年没有修缮过，除了一台没接有线、没有天线的长虹电视机之外，没有别的家电。才力喝了一口急支糖浆，睡了半个小时，然后就跟父母一起坐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聊天。与消瘦、体弱、外向的妻子相比，才福仲身体很结实，明显地沉默寡言，更多地是在听妻子与儿子谈话。这天他们聊了5个小时，主要是回忆起往日生活中的乐趣，尤其是才力退役5年中的事情，商玉馥后来痛苦地总结说，“一个小时一年”。

　　时近中午，她让儿子吃饭，但是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个一向食量惊人的男人几乎什么都没吃，甚至连红烧肉和粽子也不能吊起他的胃口。下午两点半，商玉馥又一次催促儿子去医院，才力磨蹭着不愿意去，留恋地说：“再唠唠嗑，走了就回不来了。”早在1999年，医生就告诉过商玉馥，她儿子随时可能死去，因此这句话让她特别敏感。她气恼地质问说，“这叫啥话？”

　　才力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大声地争辩说：“住院就隔离了，能回来吗？又不是死！”

　　他揣着母亲给的20元和父亲给的100元，打车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8个小时后真死了。

为了一笔象征性住院费

        按照路程判断，前亚洲冠军应该在下午3点钟之前到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但直到一个小时后，在医院门口经营小卖店的刘思齐才看到他，第二天，当才福仲夫妇带亲友到太平间看望儿子时，他还向他们提起了才力走下红色出租车、走进医院的情景。

　　为了防范SARS，进入呼吸内科的病房需要多项程序，因此才力不得不在挂号处滞留了半个多小时。此时才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己的钱只够看病，不够住院。由于父母都是这所医院的退休工人，因此从1999年第一次住院以来，院方一直很照顾他，这一次，大夫告诉他，住院费只需要象征性地先交一点儿就行。但是才力裤兜的钱连这“一点儿”也不够。

　　刘成菊是在下午5点接到丈夫的电话的，她盘算一下了家里的钱，只有300元。

　　邵永凤今年68岁，住在才力家楼下的二楼，那天晚上6点钟刚过，她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是五楼的老头儿刘敬玺来借钱，“我女婿才力住院了。”邵永凤本来有550元钱，但儿子下午去买鞋，拿走了200元，只剩350元。刘敬玺想了想，借了300元。

　　就在岳父借钱的这个当口，像是一栋被侵蚀太久的庞大建筑物，才力的健康状况突然间开始崩塌了。刘敬玺拿着300块钱站在走廊里，正在考虑该再向谁开口的时候，他的女婿进了病房，在住院记录上，他当时的血氧分压值已经只有20，血细胞却高达17000，已经显示出呼吸衰竭的征兆。稍早前拍的X光片被送了过来，呼吸内科专家康健看了看，肺部已经有了明显可见的浸润阴影。

　　刘敬玺这时发现自己借钱很难。才力贷款购买的房子就在艾敬唱过的艳粉街上，小区由一个滑翔机场改造而成，路面残破，空地上堆积着碎石和砖头，任何人只要一望，就可知道这是个廉价街区，居民们普遍没什么钱。事实也确实如此，对于350块钱一平方米的补差价，回迁户们觉得已经太高。

　　康健教授事后回忆看到X光片时的感受时说：“当时就知道没救了，肺部几乎没好地方，什么都晚了。”他觉得如果早一些送到医院，才力本可以避免死亡。才力一直拖延没有就医，事实上正是因为缺少医资。亲人和朋友都猜测，那天他到父母家实际上是希望能借些钱的，但始终没能开口——父母收入微薄，宁可赁屋居住也一再帮衬他，让他早已惭愧不已。

　　这一切家人还都不知道。刘敬玺已经又借了100元。七点多，天已经擦黑了，马玉芹正在艳粉新村的铺面里卖一天中的最后几个馒头，刘敬玺急匆匆地走过来请她帮忙。马玉芹跟老头儿并不熟，但觉得他很可靠，就从自己的450元钱里拿出400元借给了他，两张百元钞票，其余的是零钱。

　　这时，最初的药物治疗已经失效了。“上呼吸机。”康健说。护士把管子插到才力的气管里，呼吸机开始工作，暂时代替了他的肺。

　　七点半，才力的病情平稳下来，抢救告一段落。拿着800块钱的刘成菊和外甥张宝珠赶到了医院，但因严格的SARS预防措施而被阻挡在病房外，院方说只能进一个人。刘成菊到门口买了两瓣西瓜、一瓶纯净水和一瓶鲜橙多，让外甥送进去，嘱咐说，“让他开机。”

　　这是才力最后的清醒时刻，他打开了手机，跟妻子通了最后一个电话。刘成菊问：“力力，你怎么样啊？”才力回答说：“正呼吸呢。”

　　对于他来说，“呼吸”几乎是个医学名词，专指依靠机械的辅助进行呼吸。夫妻二人聊了会儿体己家常，刘成菊哭了，然后说，没事就好，先挂电话吧。赶在妻子挂机之前，才力说出了最后的遗言：“别哭，别哭。”

　　第二天早上8点，二楼的邵永凤又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又是刘敬玺，脸色发黑，手里攥着300块钱。她问他：“你着急还啥呀？”老头儿痛苦的回答把她吓了一跳：“才力死了。”

沉重身心的最终解脱

        在退役后的5年中，才力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着。从1998年起，除了后来致死的呼吸疾病之外，腿伤和腰痛都没有停止过对这个大力士的折磨，少年时代在手掌和颈背做的肉茧手术造成了后遗症，常常疼得他汗流浃背。命中注定地，自打1990年在北京亚运会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之后，他就不由自主地滑落下来。贫穷曾使他买不起肉，偶尔吃一次，全家都因肠胃不适而呕吐。在与人聊天时，说不到20分钟，他就会突然睡着。他尽量不穿袜子，怕弯腰时猝死。为了省钱也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都以160公斤以上的体重骑自行车上下班，结果自行车就压坏了十几辆。因为过胖，他在找工作时受到事实上的歧视。

　　邻里琐事与家庭纷争也使他烦恼。父母家他难得去一次，而自己家，由于保安工作需要值班，他呆的时间也并不长。

　　最现实又最经常的烦恼是钱，家庭纷争常常与此有关。由于月收入只有1200元，工资卡又由妻子掌握，才力经常囊空如洗，养成了买东西尽量赊账的习惯。在他工作的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附近，有好几个小商店都向他赊销过日常生活用品。在他死去的第7天，父母两人挨店逐铺地还了800多块钱。

　　这一切烦恼，在外甥张宝珠第二次进病房时，事实上已经解脱了。

　　那天晚上9点，看到他病情平稳，父亲才福仲和妻子刘成菊就都回了家，张宝珠暂时留下陪护。才福仲刚到家坐下，就接到张宝珠的电话，“快来吧，病重了。”刘成菊刚进家门脱了鞋，手机就响了，“我姨夫不行了，你快回来。”

　　张宝珠第二次进病房是在夜里10点，医生告诉他才力在睡觉。他推门进去，却看见才力仰躺在床上，嘴巴里满是泡沫，枕头湿了一大片，他使劲拍才力，但是没有任何反应。从这时起，才力就再也没有醒来。

　　由于长期低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身体肥胖、血压高、肺高压、心血管系统比较薄弱，可能诱发了心血管系统并发症，才力先是意识丧失，随后心脏停跳。第二天是女儿的节日，一周后是结婚5周年纪念日，但是生命的时间表已经排定。赶在午夜之前，冠军与五月一起离去了。

　　刘成菊赶回病房是在夜里11点多，看到医生们正在做胸压，心电图显示一条水平线。她愣住了，“觉得还能救回来”。

　　从被布谷鸟惊醒的梦中脱身出来之后19个小时，商玉馥看到梦境的征兆变成了现实，她走进病房，第一眼就看见才力只穿着一条内裤，姿势僵硬地仰面躺在病床上。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本能地尖叫起来：“哎呀！快给他穿上裤子！”

　　这时病房里所有的家属都看见，一直俯身做胸压的护士停止了动作，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准备后事吧。”他们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听懂这句话，就像被截断了一条肢体之后以为它还在那里，很难相信自己已经失去了什么。

文/李一言

什么样的记者才算一个好记者，或者说一名好记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是什么？照说这是新闻最基本的ABC，不过，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传媒人都想清楚了。因为，它实际上还牵涉到对什么才是新闻这一本质问题的判断。对于这一点，英美各大著名报刊的几个主编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兹摘录如下：

《泰晤士报》主编罗伯特.汤姆森说：“想出富有独创性的点子，并以漂亮的文笔写出来。”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还说：“假如你（主编）是记者出身，你就懂得怎样很快地就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了解对方，特别是了解对方有没有成为一个好记者的潜力。比如看一篇文章，你总能马上看出作者是不是适合当记者，是不是应该劝他永远放弃成为记者的念头，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文章，或者说他能写文章，但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读者觉得有趣。还有些人是永远找不到新鲜的东西。新闻工作的主题就是收集信息，假如你发现对方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干脆劝他放弃吧。”

《卫报》主编阿兰.鲁斯布里杰说：“追求准确性，这是第一位的。再就是聪明、敏捷、能写文章，这是最起码的条件，你非得能写文章不可，而且要写得机智、容易理解，让大家有兴趣读下去，文笔不能糟糕。”

《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比尔.艾默特说：“思路必须清晰，表达必须清晰，也就是高质量的思考，然后是高质量的写作，再有就是非常好奇，总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金融时报》主编在回答怎么招到人时说：“你只要见了他们就能看出来。不仅要有激情，还要有完成任务的能力、好奇心、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最基本的素质。”

《财富》杂志执行主编里克.科克兰谈到用人哲学时说：“我们相信‘你不仅要说得确切，还要说得好’。（1930年代《财富》的创办者）享利.刘易斯由于招聘作家担任财经杂志记者而受到质疑，因为当时的普遍看法是他应该从华尔街寻找财经专家，他却说“我可以教诗人学会计，却没法教会计师写文章’。这句话奠定了财富杂志的基础。”

纵观这几位主编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认为一名好记者的一个共同要素是文笔要好，写的文章要生动有趣，容易理解。这，或许是令国内传媒人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看国内媒体界，包括我自己，这些年来由于反感宣传模式，所以对记者能够采访硬新闻、能够突破封锁、从而拿到料的能力特别的强调。当然，拿到第一手的、最核心的材料的能力，永远是一个优秀记者的根本点和基础，但是，由于环境收紧，记者单纯拿猛料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人即使拿到了料，也很难对料进行非常好的文本整合与创造，在叙述的方式方法、词语的选择以及材料的选择处理等方面仍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套路和模式，只能是机械地把料铺陈开来，于是，国内媒体界新闻文章质量之粗糙便可见一班了。

在这方面，1997-2000年鼎盛期的南方周末倒是做了些很不错的尝试。南方周末的一些老记者在拿到材料后，在新闻写作和文本架构方面也花了不少心思，致使南周当时在新闻品质上大幅走在了国内媒体的前列。

前段时间在老周末人聚会时，江老师说她任主编期间对南方周末印象深刻的三篇稿子，第一篇便是陈菊红的《文湘莉在1997年的最后三天》，第二篇才是余刘文、长平的《昆明在呼喊——铲除孙小果》，第三篇是老鄢的头版国庆评论《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下来细想，发现江老师选择的这三篇稿子居然分别代表了新闻的三个不同风格：第一篇是对一个并不是太张扬的新闻事件，发现它的独特价值和角度，然后再用一种很好的文笔去叙述它；第二篇则是典型的靠曝猛料取胜的揭露性报道；第三篇则以逻辑思维和见识取胜。

在南方周末的巅峰时期，第二种风格显然给外界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南周赢得最广大销量的招牌菜，并树立了它在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形象与公信力。然而，这一成功发展到后来也变成了一种路径依赖，那就是它持续需要猛料、而且最好是越来越猛的料来在头版刺激市场，赢得高销量，不然，销量就会下滑，在内部的士气也会变得低落。客观地说，南方周末后来不断出现风波，固然有环境收紧的因素在其中，但南方周末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路径依赖恐怕也要承担相当的因素。

在2000年下半年我来南周的时候，南周刚在钱刚主导下，以西部大开发的系列报道为标志，启动一场大转型。但西部大开发所代表的方向是否是转型的最佳方向，在内部显然未达成共识，在市场上也激起了养成阅读路径依赖的不少读者的不满，南周的领导层也缺乏坚定不移地转型的权威和力量，所以，此次转型注定要以夭折收场。

其实，以南周当时所拥有的那么庞大的发行量，如果主导者能够有魄力和决心，制定一个在半年或一年的时间内，哪怕是付出发行量暂时下跌20-30万份的代价，也要改变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在第二种风格上面自觉地变得更加克制、更有理性和技巧，从而在第一种和第三种风格上面做更多的探索——事实上，南周当年的不少稿件和版面还是显示出了逼人的才气和想象力，这一点恰恰是今天的南周最为缺乏的——那么，或许今天的南周依然是一份走在中国新闻最前沿的、令人尊敬的报纸，同时也会诞生更多真正的名记者和真正一流的佳作，而不会象现在这样，给新闻界贡献几十个并不一定很有成就感、并不一定很快乐的主编副主编。

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一个存在诸多不公正和不确定的转轨时代，曝猛料永远是令新闻操作者兴奋、也是普罗大众最期待的，何况即使按另一种模式发展，能不能保证安全，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假设终归只是假设而已，历史还是会按它自己的逻辑和最可能的方向发展。

在这方面，反倒是“BingD”的一些文章，曝的可能并非是猛料，但是在品质感和文本写作上面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准，比如年前在网上看到的某一期冰**点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重走玄奘之路》，一篇是《和gjzx握手之后》，明显值得在一个劲地简单报怨总编尺度紧的南周现有新闻操作者借鉴。

一说起南周，就扯得有点远了，不过，看了几大著名报刊主编谈好记者的标准后，的确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记者写作能力的强调，甚至连《财富》这样的财经杂志，都把写作能力和文本的趣味性摆在这样的高度。这显然属于新闻技术的范畴，但是在国内传媒界，大家似乎一直在抱怨环境多么的不如意，却基本上很少有人在谈论技术了，或许，做了一两年记者的人，就已经觉得，自己在技术上早已是足够牛B了。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几个主编对记者好奇心的强调。在这方面，李鸿谷同学看来是找到了知音。记者为何需要好奇心，《经济学人》的主编解释得很清楚，那就是有了好奇心才“总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会有什么后果。”

在我看来，记者的好奇心，应该是支撑一名记者去探索和前进的最本源的动力。因为，惟有好之，方能久之、方能真正深入。在国内，不少人都只把记者简单地当作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自然做了不到两三年，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职业上的倦怠感与怀疑——这一行，收入显然不算高，地位也不算高，生活还不规律，还要时不时面临各种风险。惟有对探索陌生世界真正有兴趣、有好奇心的人，方能真正持久，方能获得持续的价值感与满足感。我们总是在感慨为何华莱士七八十岁了，还在电视上进行一线采访和主持，而中国的记者做了2、3年了，就考虑就转行做个更稳定的编辑，或者希望成为新闻官僚。造成这一现象，固然与国内传媒界的激励机制造成了“不鼓励你成为一名好记者”这一现实，其实也与从业者是否具有新闻理想、是否真正的对未知世界有持久的好奇心有关。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人一过了30岁，再谈所谓的新闻理想，或许就会显得颇为可笑了。不少人早已把角色从一名记者转变成主编、甚至是发行人或总经理的立场了。

另外，不少传媒人将主持社会正义当做记者职业的动力。尤其在中国，“铁肩担道义”的观点更是深刻地影响了传媒人的价值观。有意思的是，在英美各大主编的表述中，没有一个人将这列为成为一名好记者的要素。应该说，这与英美早已享有法定的充分的新闻自由有关，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新闻呢？或许，新闻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揭示真相，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但是，揭示和曝光难道是新闻惟一的功用吗，或者说，这难道应该是一名记者的惟一冲动吗？现实生活中有大量与揭黑无关的新闻题材，记者该如何面对这些题材呢？或许，好奇心应该是一名记者更宽泛、更本原的报道驱动力。面对一件事情，你想弄清楚的，并不简单地是立马想到，这公不公平，而是应该考虑：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有什么样的解决之道等等。

同样在这本书中，美国《娱乐周刊》的执行主编詹姆斯.西摩在谈到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时说，“我们把娱乐当做一门生意来报道。我们不会浪费笔墨对名人明星评头品足，（我们）只关心娱乐行业的决策是怎么来的，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图书、录像带、互联网。我们认为读者会对这个感兴趣。”

“这个行业无时无刻不在决策，拍什么电影，拍什么电视，捧谁不捧谁，怎么捧，怎样推销新唱片，明星自己又该接什么工作等等，说的都是亿万美元的大生意，这就是我们的报道的基础。我们要设法找出幕后新闻，看看他们是怎样做这些大生意的。”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的传媒人相当有启示意义的一段话，尤其是他做的还是一本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