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须依赖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能获益于自己未掌握的知识。

喜欢的一个本报书评，认同他的观点。我仍然是极端的，如果说到“伤”的东西，若不能内心痛苦搞到扭曲、变形，甚至蜕化，我似乎就不认同是一种真“伤”，那只是一种姿态，不是态度真诚的结果，我不太喜欢精神上完全“趋利而避苦”的所谓小资的。啊，我想我不能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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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精美却没有血肉》

文/翟頔

我最近面临的难题是：如果其它条件相同，一边是漂亮而无趣的帅哥，一边是长相平平但很丰富的男人,我该选哪个？女人们异口同声道：当然是有趣的人。我问：为什么男人们会选漂亮而无趣的？女人答：男人虚荣。我说：女人也太现实了吧，只管好用不管好看。

这不是个伪命题。当我最近读了E.B怀特的《这就是纽约》和《重回缅湖》后，更觉得这个难题是成立的。怀特的文字就是那个有漂亮面孔的帅哥，中看不中用，但人缘很好，如果我够虚荣，会不忍心不要他。

如果矫情算中性词，那么怀特的文字中的矫情，既救不了他也害不了他，只会让我很快厌倦。比如在某篇文章结尾处：“我还知道，距现在不会太遥远的一个夜晚，在池塘，在水渠，或在哪个低洼处，一只青蛙醒来，放声讴歌，其他青蛙也纷纷加入，噪成一片。听到蛙噪，我的感觉会好很多。”另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但一切事物的终结，仍都让我忧伤，这很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私，或睹物伤怀——心中所伤，不是狗的死亡，而是我自己的死亡，虽然它还没发生，但面对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每一念及，常不免怅然若失。”

这样的东西在书里随处可见——是我最不耐烦的那种既没想象力和感染力又言之无物的文字。中国人（或者出版商）把他吹捧成“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身边很多小资文青对他的追捧，让我很不安，我警告那些年轻的同事们远离怀特。

和怀特相比，柯布西耶是那个女人都想要的有趣丰富的男人。他的《东方游记》像一个塞满精神宝藏的万花筒，每一遍的重读，都有新发现。柯布西耶从文字到思想，从感觉到情怀，从观察力到表达方式，套用他文章中的话来描述应该是：“我觉得这些见闻就像我身体的一个新部分，我要把它们带走，永不分离。”同样写感觉，柯布西耶会说：“对我们而言，这个时刻的感觉就像一些诗篇，稍许有些痛苦、忧伤，却于人有益。”同样写城市，《东方游记》里布满这样的论调：“街道在糟蹋自己，放弃了千百年来的土耳其生活，把自己卖给了贪婪的商人。”这些写于上世纪初的文字，此刻读起来也具有现实意义。

前些年，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在怀特生活过的那一带游荡，在小镇上喝茶，在农妇晒烟叶的木棚里发呆，在河边被改造的工厂里看现代装置，那里带给我的感觉是《东方游记》，最差也是《普罗旺斯的一年》。现在，美东北地区的小镇生活气场落到怀特手里，变得无懈可击，又那么了无生趣，像一幅构图精美没血没肉的照片。

而怀特在当今的中国应该是有市场的。在这个浮躁透顶的社会，怀特的文字让人慢下来，让人好像可以随着他高高在上地逃离，可以在他毫无才气的矫情中深吸一口气，去到缅因的小镇上，和小动物们为伍，再根据新闻对时政隔靴搔个痒逗点趣。这些偏偏最不能让我忍受，就像我不能忍受他的重头文章《这就是纽约》和《重游缅湖》。我觉得他既不爱纽约，也不爱缅因的那个湖，更不爱小地方的人和事。最麻烦的是，他也不讨厌那里的一切，他只是个被《纽约客》惯坏了的专栏作家，为赶稿期，把他生活的小镇和那些无辜的猪狗牛羊糟蹋了。

PS：怀特：《这就是纽约》、《重回缅湖》，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柯布西耶：《东方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说不清楚是职业上引发的好奇心，还是觉得自己真的有问题，今天去见了一位偶然认识的心理咨询师。我不认为一个宗教感很强烈的人会是一个好的心理咨询师，这是我去见他的原因，我的初衷可能有一点想解构别人的不好想法在。他说，这没错，心理学行规里不准谈“宗教”两个字，但是他想颠覆一些行规，仅此而已。这个心理咨询师的梦想是去希腊的爱琴海，我觉得他还有具体可以操作实现的梦想，这是比我幸福的地方，我有很多理想，我想去拾回以前画画的爱好，我想去搞纯文字的工作，我想回到学校读书……然而，我都缺乏去实现的激情，我觉得要相信那些梦想是有长远意义的，需要很多力气，我的现状就是每天都觉得极其疲乏。

一切照旧从谈论童年开始，我并不想谈。我也很快意识到我不是一个好的病人，即使这种时候，我关注别人的生存状态也要远胜自己，或者我会长时间纠缠于自己的某个问题而不是其它可能更具决定意义的历史，我唯心，我不愿相信也不愿接受历史的原因；谈论到本质问题时，我还总是远离本我，我总是逻辑性太强，无法被催眠，无法接受思路被别人带着走去思考问题的状态，我可能本身潜意识就认为心理咨询不能解决问题；另外，我不能改变跳跃性，每当别人试图分析我，我就会一下扯到这里一下扯到那里，甚至有一些观点是互相矛盾的，我表现得神经质，甚至是习惯性地神经质，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别人看清楚我。所以我说，我的心理咨询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分辨我的话里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否则他会很难判断我真正的价值观。我甚至不能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否对我真的意义重大，还是并非如此，我自己都分不清我是在装疯卖傻，还是真的就是这样。唯一我能确定的就是：我在怀疑，以及我很疲倦。又或者，我并不避讳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想法，老实说我无所谓，因为要真正说服我、影响我或者改变我其实很难。我知道生活是美好的，我相信我是知道的，我也知道从绝对值上看，我比很多人幸福，可我的问题就是对自己无能为力。

这样疲倦已经很长一段日子了。今天的课程之后，我的疲倦感达到了顶峰。刚刚去看了一个短信，一个朋友说，“我和你一样，长歪了。”这是一个女人，很久以前她看到我博客，当时我博客名字是“小玻还没来，我在等她”，她和自己说，“我看到一个人说在等小玻，在跟了她博客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她等的人是我。”这是成了朋友后，我偶然翻到的一篇她以前的博客。我们都这样，对某些有共同点的人还充满好奇和依恋，不管对方是男是女，在吸引力上，性别好像从来不是第一要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更为重要。我和一帮同样无依无靠的人互相取暖，哪怕不交谈，就这样面朝同一个方向，站立在地球上，这可能，是人作为社会动物想要群居的，一种本能。然而，每次他们发病时，我都很无力，我不知该怎么回复，我只能说，“你是一个神经病”，或者说，“何必呢？神经病。”还有一个朋友，总是喜欢半夜三更喝醉酒给别人打电话，前天我开玩笑：“你再这个样子，我就写到博客上去，说你骚扰我。”他郑重其事地说，“你不觉得这些都是浮云么？”后来的结果就是，集体爆笑。是亚，“浮云”两个字一剑封喉而且文艺，也正因为此，所以极其好笑。更让我们自己都觉得好笑的是，这个人的职业是一个科学家；刚才，这个人又发了一个短信，说“我买了一本斯瓦多的抑郁症！！！”他们，该理性的时候都很理性，知道自己的问题关键在哪，然而都竭尽所能、见缝插针地想对生活索要天真，对自己的“劣根性”无法自拔、无可救药，反反复复。我也是这样的人，只是，我无法通过别人得到安慰，所以我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拯救，我能做的只是和自己说话，但是说了也没用。诚然，我也在学习他们的解决方式，我也开始尝试打电话发泄心里的不开心和kill time，但是，结果总是更虚无和更绝望。我很疲倦，我疲倦极了。我希望我能够相信工作是必要的，以及工作除了给自己赚钱保障自己的自由以外还有其它意义，比如最开始我选择这个工作，是因为我想知道别人都是怎么热爱生活的，尤其是这些企业家，相信创业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带着一种对生活“赌博”的状态去做，他们都是多么热爱生活啊，但是现在，我的这种信念也越来越弱了，如果连工作的热情都丧失了，我还有救么？除了工作，我已经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了呵……

————————毫无逻辑关系的好文那么共同分享吧摘自杨不悔博客之分割线————————

亨利-卢斯，《时代》主编
他不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难以接近，他对亲密十分反感
他身居高位，总是当主编，总是发号施令
他不热爱在生活上花时间
他不擅长体育运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依靠纯意志力把高尔夫球打了两百码的人。”
但他创办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体育杂志——《体育画报》
他讨厌生意人，并因此经常找借口不参加杂志社经营团队的聚会
但他喜欢洛克菲勒家族，因为他们“有事业，并一门心思地扑上去”
他喜欢在自己的杂志上投钱
他的第二位妻子——克莱尔-布思-卢斯，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曾经为装修跟他吵架
他觉得“为啥又要装修”？
克莱尔问他“我们到底是有钱人还是穷光蛋”
问了数次，他才承认他确实是有钱人
有人劝他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他说，那又如何，只要那是我的篮子
他是一个老板，同时他又是一个最具好奇心的记者
他不停地问问题，无穷无尽，并迫使他的记者们也这样做

“正是在这种无穷无尽的乡下人似的好奇心驱使下，他们才使得眼前的每一件事都变得十分新鲜，才有可能去争取每一个成功。一个好的主编，几乎都应有这种乡下人似的好奇。他们不想当然地承认一切。这样，卢斯才成了最优秀的主编，以最大的精力办好他的杂志。”

——《The Powers That Be》

如果遇到卢斯这样的老板，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一直处于绝望的孤独感中无法自拔
在他权势最高峰的时候，他甚至为来宾们可能不会出席他举办的宴会而可怜地担忧
他迫切需要得到那些其实不如他的阶层的认可
他的杂志是给有知识的人看的
是那些最有才华的人写出来给不如他们的人看的

他喜欢这些最有才华的人反抗他
但必须要控制在自己能控制的范围内
他放任甚至鼓励编辑与记者之间的斗争
他的个人意志太强大了
但不至于强大到把那些最有才华的人逼走的地步
如果顺从他，你可能会成为他的明星
而且可能会成为一个沙比，当然，你还是大众中最有才华的人之一
如果不顺从他，特迪-怀特就是一个例子
因为中国问题两个人相互热爱
同样因为中国问题，两个人互相仇视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卢斯提到特迪都会尽可能地攻击他
戴维-哈伯斯塔姆认为这种行为相当类似于攻击一个旧情人
卢斯声称特迪是左派
结果让他几乎找不到工作，在那个年代的美国
后来两人互相谅解，他们可以谈论任何问题，除了中国
卢斯，既开明又专横
当他年老之后，专横大于开明
他曾因为对阿德莱-史蒂文森的攻击导致大多数记者和编辑的抗议
在本来他们以为是和解姿态的宴会上
卢斯对他们骄横地说：

“我是你们的老板……我可以开除你们中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谁可以开除我……不管怎样，在我未被开除之前，我就一直是《时代》的主编！”

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相当愤怒，，
可是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卢斯是对的
他是他们的老板，杂志是他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不可能离开杂志，

在广播和电视冲击平面新闻的时代
《时代》“追溯孤立事件的来龙去脉，介绍外国国家，讲它们的版图与俄勒冈或蒙大拿一样大小，援引它们的政治情况。帮助读者克服拼读名称方面的困难，以及使用报纸从未用过的图表等。它使复杂的国际问题个人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打破了美国新闻窒息灵性的框框，赋予了它讲故事的那种自然风格。”

“他坚信他愿影响的读者群既充满好奇又时间紧迫，他们想了解情况又无闲暇细读报纸。卢斯告诉工作人员，天下有两种新闻，快新闻和慢新闻。慢新闻具有深度，应回答更多的问题，让人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因而能影响更多的读者。快新闻没有这种功能，转瞬即逝。《时代》的任务就是要为慢新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此外，慢新闻比快新闻更易赚钱。”

——《The Powers That Be》

我准备和《时尚》打的这场官司（项立刚）
2007-05-09　07：30：41

       娟子，我一直在准备的这场官司，它在慢慢地启动。

　　娟子，我决定要打这场官司，是3月5日的晚上。那天你去检查，以为是常规检查，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就去上班了，你上午给我电话，告诉我发现转移了，在电话里你痛哭。我要赶过去，你说做个B超就回来，哪知B超显示盆腔也转移了。一路上你是哭了回来，回到家里，抱了我哭了很久。这次你真是被击垮了，再也没有了才发现时的镇定。第二天我们要去住院了，晚上你还是坐在电脑前，给吴总写电子邮件，恳请能不能把你的医疗保险延长一段时间，看了你边流泪边写这些，我就下定了决心，我会打这场官司。

　　娟子，你已经去了，这场官司对你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就是讨回了公道还有什么价值？打官司就是打赢了，我们能得到什么，能得到赔偿，你人都不在了，我们要钱干什么？我还养不活自己，养不活康康？

　　不过，娟子，我还是要打这场官司。我知道你在医院里，有任何可能，你都会帮助其他癌症病人，帮助其他人，那个叫宁宁的小伙子，那个17岁的小姑娘都牵动了你的心，还有芬芳那个群里的众多癌症病人，你也知道对大部分癌症病人来说，保障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

　　现在这个保障太弱了。

　　有很多人跟我说打官司的法律问题，我不想听这些法律问题，我只知道“理”。娟子，你进《时尚》三年，确实《时尚》给你提供了平台，给你带来了变化，对这一切你都是充满感激之情的，你的回报就是尽力的工作，办《美食与美酒》大半年的时间，你都是经常2点睡觉，每天都是我睡了一觉，你还没睡。看了你这样，我也是劝了你多次，让你放下一点，但是你总是想把做得更好，你告诉我过了这段创刊的期间，你就会放松点，哪知你自己没能过呀。

　　我记得你查出癌症那一天，我等了跟你商量，你还抱了电话和编辑说稿子，一个电话打了几十分钟。你是为了《时尚》的发展在拚命，为了《时尚》的业绩透支了自己。

　　《时尚》给你的回报就是及时的终止了合同，娟子，如果《时尚》顺延了你的合同，就是你不工作，一年不过支付基本工资和劳动保险，不过一万多元，但是为了这一万多元，他们掐断了你重新工作的希望，他们让你面对未来不知所措，让你在病中不得不考虑卖文为生，在你发现转移后，不得不做的事是求他们延长一段时间的医疗保险，这难道不是你应该得到了吗？

　　娟子，我知道打这场官司我不一定能打赢，《时尚》这样一个强大集团，无论是财力、影响法律的能力都比我强，我们现在的法律还是有许多空子可钻，和《时尚》相比，我太弱了。但是我相信，一个努力工作的劳动者，应该得到基本的保障，这个天理是不能违的，连这样的天理都没有了，我们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

　　《时尚》如果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它应该付出代价，《时尚》如果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钻法律的空子，它应该付出代价。如果《时尚》所作完全合法，这个法律应该被修改，因为它违背了劳动者应该得到基本保障的天理。

　　我想就是打不赢这场官司，但是能得到社会的关注，有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发展过程中保障体系缺失，我们社会的价值取向冷漠化、金钱化，过劳死问题。我也知道新的《劳动法》要通过三读，它应该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保障，应该有更多的人大代表站在劳动者一边提出议案。如果我们能通过这场官司做到一些，就是最大的善事了。

　　如果打赢这场官司，我相信会让更多的面临同样情况的劳动者得到保护，这更是一件善事。娟子，如果我们拿到赔偿，我和康康不会用一分钱，我们会建立一个“原小娟基金会”，用这些钱去帮助更多的人。我想这一定是你希望的。

　　娟子，不久我就要行动了，面对是你昔日的同事，还有你很尊敬的吴总，我知道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在他们的心底一定是有善良的一面，他们也是有家人，有病痛，有感动，你众多的同事也是善良的。但是《时尚》的那种文化，那种一切以利益为核心的文化，异化了他们的心灵，当一个自己的同事，因工作过度，失去健康、面向死亡时，他们把你忘记了，他们把善良忘记了。我希望他们的善良能找回来，他们也应该有爱，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金钱和利益，还应该有真情，这才是真正的“时尚”。

　　娟子，我知道，真要打官司，就是一件残酷的事了，需要证据，为了打赢，很可能需要就是相互伤害，为了处于主动地位，他们可能会从各个方面歪曲我、诋毁我，用各种办法攻击我。我想，没事，你是会相信我的，只要你和我在一起，一切我都不会怕的。

　　娟子，我要开始做事了，你要帮助我。

在我们工作的圈子里，谁和谁恋爱了，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新闻。有一些还没出名、也还没发展出特色的人，可以因为跟谁传出恋爱的消息，而比较快被大家记住名字和脸孔。

所以当然也就会有不少人假装恋爱，好争取被报道的机会。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都还没听说，他们的制作人或经纪人，为了宣传唱片、电影或连续剧，也会先放出风声，让记者捕风捉影。

也许你会想，记者又不是笨蛋，怎么可能老是中计，只听见一点风声，就乖乖报道，白白替别人宣传？
记者当然不是笨蛋，实在是恋爱的新闻很讨好，反正又不会伤害谁。而且，这种事谁说得准呢？人生嘛，谁会不会和谁谈恋爱，没什么不可能的。

我以前不太喜欢这种宣传手法，觉得太廉价。可是现在我想法改了。我发现大家并不是对所有名人谈恋爱的事都感兴趣。比方说，大家对做生意的人的爱情就不很感兴趣，除非当事人刚好长得很好看。大家对做政治的人的爱情也不感兴趣，除非当事人刚好长得很好看。或者，除非这些人的恋爱是“丑闻”。说穿了，随便闹小小的恋爱新闻，也能受注意，是明星才有的特权，不是随便哪种名人都玩得动的游戏。

为什么啊？跟大家的生活根本没有实际关系的、这个明星和那个明星恋爱了的事，为什么永远都这么吸引人？难道，仍然是那个我们从小就相信的，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向往吗？

原来我们一直都这么固执的、硬要把美丽和爱情绑在一起，像我们小时候翻看的一本又一本画满美丽插图的爱情图画书那样，我们其实仍然偏好孩子气的爱情，不要掺杂钱财、地位，这些大人才考虑的事，我们只想祝福花朵般的美丽恋情。

真的吗？宝宝，这么鄙俗的宣传手法的背后，支撑着的，是这么单纯的向往啊！

我几乎有一点伤感了。

这个文章写得好，王小波是知识的行动派，文章与智力不是用来玩两面派的。想起李欧梵先生的那个小结论：“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象，而徐志摩则体现了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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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是行动》
连岳

套用一下大俗句式：王小波是行动，而不仅仅是知识。

王小波说的是常识，可能很有人因此小瞧他，因为常识总不如深奥的体系来得吓人。由此顺推，许多人说他的杂文价值低于小说，甚至说他假如不写，不至于累死的，这种鬼话也有人用在鲁迅身上。我倒认为他的杂文价值就算不高于小说，至少也等值。一个人杂文里赞赏的价值与生活方式，读者可以拿来和作者的行为对比，一致了，你的话才有人信，可以说写杂文的人就是在给自己布电网；而写小说不必承担这种风险。

王小波在杂文里说“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然后他就开始。这是王小波行动的力量，而不是他说的常识多么了不得。这就是知行合一，是逻辑上经得起推敲。常识执行起来相当艰难，不自觉当中，你就背离了常识，以热爱王小波的姿态去反对王小波。

十来天前，有个杂志做王小波专题，采访了我，问了我一些饮食起居、十年生活的流水帐。说完后仔细一想，冷汗都出来了，五年前我犯过这种错误，现在仍然是个 蠢物。在王小波死的这天，我们应该做的是把王小波的价值说清楚，让喜欢他的人更多一些，而不是一些追名逐利的厚脸皮人物（我是指自己）出来现丑，那些还没 有喜欢王小波的人一看，冷笑一声，王小波不是自由派吗？这些号称热爱他的人，个个急不可奈，只只獐头鼠目，还自以为POSE摆得好，看来王二也不怎么样 嘛。我要求撤稿，杂志也答应了，可是后来还是私自上了稿件，这是最让我沮丧的一件事，好像喜欢王小波就是为了每年祭日跳出来毁他一道。我自认为懂王小波比 较多，可照样犯常识性式的错误——常识要做起来，是多么难的事情。

王小波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证明了怎么想就应该怎么做，文章与智力不是用来玩两面派的，也不是说花了好骗人。王小波自己做数学题挺高兴，他就会告诉别人，数学多么好呀，变聪明多开心呀；他读普希金读得尽兴，他就会告诉别人，诗多么好呀，能写优美的句子多么开心呀。在我们这儿，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赞美智力与知识。十年后，我们知道王朔也在家攻读中学物理课本，搞文字试验，勤奋上进，可他一开口说话，听众仍然觉得，是呀，读书挺傻的，当知识分子就是要被羞辱， 而不会北京方言，没生在部队大院，文字就没有希望了。这就是与王小波背道而驰的知行背离。前者希望大家都聪明，后者只愿自己独享聪明。所以在今年，死王二打败活王朔，不是没有由头的。

王小波现在有了许多标签，我觉得他都配得上，这些标签在别人哪里始终只是标签，写的人自己都不信，在他这儿，我们就被说服了，而且想变成自己的生活，知道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就不该老板哼一声就被吓出屎来；体验过王小波说服自己放弃愚蠢的念头，就不该骂不同意自己的人为“愚民”，只能怪罪自己道理说不透；知道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就该明白他只有朋友和敌人，而没有粉丝；同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那么你就不能实践成“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失意的世界”。

王小波不是谈资，他是陪你长大的兄长；王小波不是车头招摇的商标，而是看不见的引擎。

从话语中，你很少能学到人性，从沉默中却能。

啊噢，看到神经丁半夜发神经找出来的一个文章，据说作者为甜心，据说感动过很多人。读后同感，推荐推荐，不过我对格式的调整真的越来越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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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
                                                                         ——代序

四年前的夏天我步行从街区的这一角到那一角去一家音像店，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将要买回这辈子的第一盘打口磁带。我的男同学们刚刚停止打架开始喝酒，我的女同学们开始不忌讳在衬衫的外面露出胸罩的痕迹，我的老师说你要去上北大你将属于那里。那一年几乎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只是仔细的打量着那些残缺不全的塑料制品我有点羞涩的对老板说我想听点重的东西，不怕吵。我的第一盘打口磁带是van halen的精选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将太久没有使用过的音响开到最大，眼睁睁看着被这陌生的音乐震动的爬虫、灰尘和我的情绪都飞了起来，在黑色沙发上我坐得很安静，皮肤和曾经是皮肤的东西之间的接触极清淡，几近瘫痪。

后来时间穿过阳光和灰尘，对那个北方小城我最深刻的记忆，阳光和灰尘，行走时近乎休克的感觉，说不出的愉悦。还好我总有舒适的鞋子。我背着破破烂烂的磁带和盘还有整整齐齐的书来到北大，五道口服装市场离这学校不远，门口的酸辣粉和刨冰都好吃。我穿过converse，自己剪破过牛仔裤，疯狂迷恋过Kurt Cobain，对人群伸出过中指，那时候我大声说我是听摇滚的，我走进夜色赶一场场的地下演出，早晨到了，和各种各样的主唱和乐器弹奏者坐在路边小小的早点铺里，眯起眼看阳光，我想我头脑里仍然有黑暗穿行。

现在总有人问，你是听摇滚的吧，我说不，但我不说我喜欢F4，我说我什么都听一点，然后说某个乐队的某个人的脸是我喜欢的类型，那乐队你可能没听说过。我喜欢笑眯眯的点一支细长的烟，用香水，穿皮衣，和不再有洞的牛仔裤，耳洞也愈合得完美。在和人擦肩而过的刹那我总是想，我肩膀的形状似乎变了呢，似乎柔润了不少，那种和别人的肩膀摩擦发出的毛糙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也许只是我肩膀上面耳朵的问题，我还是用它听音乐的，但它不再会说话，不再发出一些催促的声音，跟青梅竹马，情窦初开的丢失事件里的角色一样，我又成了走失的主人。

我总想就这些事情写点东西，可又想不好怎么说，他们说历史里存在某种轮回，也说事物的发展是蜿蜒曲折的前进，虽然我们还是一直无法从人的脸上看到他深邃的思想，至少也学会了打量脸色和衣装。我始终认为人心里没有太多高尚的东西，我们无法回避，就象无法停止成长，就象这青春无法回头，就象你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真正忘记了什么。但在遗憾之外我们至少还有音乐，始终诱导着我们把手指探进每一个潮湿又滚烫的想法，总有某一个刹那，保留了痛哭的欲望和权力。

所以我们来了，以音乐的名义，以友谊和心灵相通的名义，以促不及防的到来又不动声色的离去的青春的名义。真正的天主教徒是讳言天主之名的，即使我们不把音乐二字常挂在嘴边，即使我们不去苦修，不刻意寻找救赎，即使生活依然无奈且疼痛，那些曾经触动过你我心弦的声音仍还可以时时响起，因物而存在，却因精神而闪亮。
    

和爱情这回事差不多，我们的音乐变得越发的形而下，却丝毫没有影响它的纯粹。生活取代了一切的说教和愤怒，象一段精致的吉他RIFF，或dream pop小曲里近乎无心的一声优美的叹息，我们要的完美实现在细节里，我们曾暗暗建构的乌托邦一直从过去时光的某处向那些现在时的动作投来它宏大的影子。在标榜的特立独行外表之下，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矛盾又敏感，天真又复杂。
    

虽然让德里达用两个词来概括诗歌的本质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谬，但并不妨碍他最后结论的精彩，记忆和心灵，在这一点上音乐和诗是相通的，结构和音韵的完美都来自内心的和谐和节奏感，它们在创造者和欣赏者之间架起了一道彩虹，被共享的事物、情感、经历和思考因此具有了一种流动的美感，所有的形式和旋律上的规矩都在真正心灵的力量面前相形见绌。

个人心灵的发展史往往会暗合于整个历史，当1952年John Cage发表了作品4'33'之后，曾经诉求宏伟的庄严感或者明媚的娱乐性的音乐形态逐渐开始转向了淡定——极简、先锋乃至波普，现代音乐总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气质，和解构的姿态。比如摇滚乐的诞生，它让人们慌张的第一次看到男人那样的摇摆臀部那样的披散头发，第一次听到对生活和这世界的想法居然也可以以歌词的形式那样直白的唱出来，第一次感受到本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几件乐器制造出来的声音直指人心的力量。就象某个人久经世故后清醒的玩世不恭和见过大世面后的从容一样，艺术就是这样回归了本体，找到了它最根源的东西。

我们也一样。
    

我们从来不说懂得却始终保持一种在欣赏的状态，不去愤怒的挥舞拳头却仍然犀利仍然有致命一击的力量，不再年轻却仍然前行，不沉湎于回忆却永远记得。
   

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协会和这本杂志，留住我们分享过的感动并分享更多的，记载我们经历过的思考并经历更深广的，实现我们梦想过的世界并梦想更好的。
    

就这么简单，现代音乐，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仍然是青春，尽量的除去了观念和雕饰，经历轮回，感触细小而精美，也可宏伟而远大。大道无形，或弥散于长风，或栖身于罅隙，最完美的音乐，除去了自己的心跳和血流的声音，可能正是无声。于是我们用beatles用mogwai用megadeth用pulp用miles davis用lisa ono用崔健用一切一切真实的声音来驱逐那些恶浊和虚伪的东西，那是另一个维度的安静，那里我们只是自己。
   

并且走到一起。
   

昨天晚上我猫在厕所里抽了根烟，ESSE的盒子真是好看，显得我更加委琐，不过倒有一种莫名的开心。直到现在，凌晨两点电脑屏幕突然黑掉那一刻的感觉还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和过去和解了，一边听thom yorke唱的wish you were here我一边想，肩膀和面容上磨去的棱角应该还能在眼里找到吧。暖气让房间里半冷不热的。不知道声波如果可以思考的话，在这样的空气里传播的时候会不会略有迷幻和苍茫的感觉呢。
    

享受这一刻的听觉，于无声处，因爱存在。

                                                     Mariah
                                                         2002.11

秋风（文）：搭便车策略

1990年代以来，作为对启蒙时代的文化决定论话语的否定，“制度”成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及媒体评论家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这些制度决定论者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制度，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制度改进。在制度发生变革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样的制度决定论，在主流经济学界关于腐败问题的看法中，表现得最清楚。经济学家说，一些企业家之所以要贿买相关管制官员，是因为：给定合理的制度，企业家——及官员——要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就必须如此这般。这是迫不得已的策略，但也可以说是最优策略。甚至这些官员的行为之反道德性，也被这种逻辑所豁免了：假如他们个个铁面无私、坚不受贿，管制反而会更僵化，反而妨碍了要素集中到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里。因而，在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一些败德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制度问题解决之前，指责这些企业家，甚至指责官员缺乏道德，是强求于人。

当经济学家把腐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制度时，预设了一个前提：制度是企业家活动的一个外生变量，对具体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家来说，制度是给定的。若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技术经济学问题，这自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都具有改革的使命感，都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市场化转轨。那么，转轨的动力在谁身上?

搭便车策略

当经济学家呼吁变革制度时，他们所指望的变革主体，不是企业家自己，而是企业家群体之外的人。

经济学家似乎希望企业家之外的社会其他群体努力变革制度。确实，假如其他群体推动改变了整套经济活动规则，或者更进一步，建立了法治体系及健全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企业家生存的制度环境即可获得改进，企业家可以以更高效率向社会创造财富。

在这里，经济学家鼓励企业家选择一种搭便车策略。问题是，其他群体比企业家群体更傻吗？经济学家的这种论证陷入了一个自相矛盾中。按照他们的理论，人人都在给定制度条件下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策略，其他群体也会像经济学家所赞赏的企业家群体那样行动。也即，当他们碰到不合理的规则，同样会采取贿买策略。这是在给定制度约束条件下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至少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此。经济学家让企业家聪明地等待搭别人的便车，社会其他群体为什么就不能等待搭企业家的便车？

经济学家转向政府。经济学家在此陷入同样的自相矛盾之中。政府是由人组成的，而且，经济学家一直强调，政府官员跟私人一样是自利的。但当他们对政府官员呼吁时，偏偏忘记了自己的前提假设。这些普通政府官员本来就从不合理的管制规则与制度中获益多多，他们正是企业家贿买的对象，他们为什么要推动变革？

经济学家一步一步地退后，最后转向开明的当政者，呼吁他们利用某种绝对权力，强制推进自上而下的变革。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18世纪欧洲大陆启蒙哲学家都是开明专制的热烈拥护者：一个自认为找到了救国救民之最终真理的人，总是渴望自己掌握或者依靠一种绝对的权力。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反对管制，却通常都十分热爱权力。由此不难理解张五常关于民主的奇怪看法，何以能够征服经济学界；也能理解，主流经济学家何以在近几年的公共政策辩论中，恐惧民众的议论。他们把变革的希望唯一地寄托于当政者的审慎——或者更准确地说，寄希望于历史的运气。

也就是说，囿于人人自利地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主流经济学无力思考制度改革的动力机制问题。

帮手与降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晚年倡导“立宪经济学”，与哈耶克的市场和法律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理论超越技术经济学之处就在于，他们把规则的生成及规则体系的变革内化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归根到底，在斯密那里，经济学的问题就是政治经济学，市场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市场的规则体系。

这些理论尤其有助于思考转轨国家体制变革的动力机制问题。规则就置身某种秩序中的人们行动、互动的产物，而不是从外部给定的，行为主体自己为自己生成规则。管制规则形成于政府官员、企业家、消费者、舆论的互动过程中。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企业家本身就是生成规则或推动规则变革的主体。

确实，权力是令人生畏的，但诚如休谟所说，任何统治说到底都是以被治者某种程度的同意为基础的。部分政府官员当然乐于制定可给自己带来最大租金的管制规则，但这种规则的持久维持，却以企业家的默认为前提。对于此类规则，如果企业家持续地进行抗争，政府很可能改变规则。如果所有企业家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不假思索地采取贿买策略，那不合理的管制规则就会永久化。

因此，当一些企业家抱怨制度不合理、据此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开脱时，实际上就推卸了自己对自己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终究是推卸不了。不合理的制度本身无疑就是坏的，企业家的败德行为可能确有不得已之处。但归根到底，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对自己生存于其中的规则承担责任。私人企业家如果没有任何犹豫、没有进行任何变革制度的努力，就接受了不合理的规则，或者更进一步，利用这种规则获得特权，那企业家就要为自己未来因此而遭受的谴责及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至少承担部分责任。

企业家不能指望别人替自己改变商业、经济领域的规则，这只能是企业家自己的责任。如果说市场制度确实需要一套布坎南所说的“宪政性规则”的话，那私人企业家就是立宪者、立法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主体。

不幸的是，中国的企业家却过于聪明了，他们确实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说，在给定制度约束条件下，除了某些罕见的例外，他们普遍选择了最能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策略，即贿买，向一些管制官员收买不合理制度的例外特权。但这种看似聪明的做法，等于放弃了自己参与立宪、立法的权利。当所有企业家都聪明地放弃这种权利，企业家自愿把自己放逐到公共领域之外，降格为只知利润及消费的经济动物。

这样的企业家当然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公民，甚至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市民”，因为，至少英国的经验表明了，现代市场制度就是“市民”们自己一点一滴地创造出来的。

工作光荣——读郝明义《工作DNA》的感想

刘苏里

     如果我说，工作着是幸福的，多半人会对之报以嘲笑，以为我不是矫情便是上海人说的“猪头”或北京人说的“250”。可我不但要说“工作着是幸福的”，还要进一步强调“工作光荣”。

     从来就讨厌满天满地的“励志”读物，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两代年轻人被这些只顾赚钱而无论是非的励志书给搞坏了。这些坏的励志书，第一波教人如何当将军，因为拿破仑说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第二波教人，说好听点，要当好工具、螺丝钉、改锥、大头针，什么都行，就是不要当工作者、劳动者。结果不难想象，99%的人当不了将军。事实上，差不多同比例的人，也当不了工具——根本用不着拿显微镜，稍微仔细瞥一眼，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缺的不是人口，而是劳动者。我们只告诉年轻人要从小树立为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却从不教人如何自食其力，工作光荣。

     郝明义先生的《工作DNA》首先是一服解毒剂。郝先生前言的标题，“从一个想当皇帝的年轻人谈起”，就是我给他讲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如果讲给郝先生，不知道他会如何反应。1995年夏，有一位小伙子应聘来书店工作。一天早晨，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拿着抹布是先擦阅读桌的腿儿,后擦桌面。当时我也年轻，几乎暴跳如雷般地冲到他面前，叫着：“是谁教你先擦桌腿儿后擦桌面的？！”谁也猜不到他是怎样回答我的，他说“我从未擦过桌子。”呜呼。事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你二十的大小伙子，在家都干些什么。他说，什么都不干，都是我妈干。我说，那你回家吧，这里没有你妈。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先擦桌腿儿后擦桌面”的格局毫无改变不说，更上层楼了。每每想起这些事儿，我生完气，接下去是悲哀，再则是无限的同情和怜悯。我替那些年轻人不平，替我们这个民族伤心。是谁教会他们先擦桌腿儿后擦桌面的？

     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我敢肯定，眼下在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很多想的是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一夜发财，坐以待“币”的美梦。他们讨厌工作，甚至以工作为耻，何谈工作中的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美德？

     现代化了的或过程中的人，之所以称为人，起码有两个要件：一是，他们/她们应该是好的劳动者；一是，他们/她们应该是好公民。后者不谈。单说这好的劳动者，简单又不简单。说简单，是因为动物也都有生存的本领，人也该必须有。说不简单，是因为人这个物种有些特别，他/她生来不止为了生存一个目标；他/她处在社会关系当中；古今中外有很多的示范，示范什么？不劳而获，天上掉馅饼，一夜发财，坐以待“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都讲的是，人要当官儿。当不了官儿，皆可耻。连经商赚钱都可耻。那些夫子未被解透之言，胡乱在一代代人的心里发酵。更可恶，我们的学校，至今灌输的依然是这个“道理”。让年轻人承担后果，殊不公平。

     郝先生书中讲的一个道理，可拿来使用，就是年轻人要自救。工作的重要性，郝先生以一个人一生要把多少时间投在工作中为例，已讲透了道理。他进而提示年轻人如何对待工作，用了找心爱之人作例，甚是恰当。他说，当你找心爱之人，是否事先设定他/她要有钱，又要漂亮、帅气？如此，哪还会有“心爱”？世上或许有有钱又漂亮、帅气的一对人儿各自以对方为心爱，但可遇不可求。当然不能作为找心爱的标准。找心爱的工作如出一辙。书中到处都是这样对年轻人有启迪的例子和不以讲道理出发的道理，所以可以亲近。郝先生的“道理”多是他工作生涯20余年的心得体会，而非引经据典，人云亦云，所以尤显珍贵。他所谈的关于工作的所有方面，其实指向只一个——工作光荣。

     一年前，读繁体字版《工作DNA》，有一感受，抄在下面，作为结尾：“它是一位男子汉对工作的宣言，是一位待工作有如生命的人的人生宪章，是一位出入江湖的‘大哥’为自己‘立此存照’的座右铭，是一位残障者代表族群挥向逃避、懦弱的金箍棒。每一篇小文，字字珠玑，砸向心田，铿锵有声。关于选择、刻苦、时机、念头、平和、反击，乃至爱情、友谊和痛苦不堪，都有郝氏之见与心得，拿来与人分享，不仅需要勇气，更要心智的发达和有容。”

最近在看许知远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到手中时，封面有一句引言——“每一代人中都会有人积极回应智力的承传，特别是生命力与想象力充沛的青年。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就笑了起来。文字真的很许知远体亚。然后，扑面而来那种熟悉的叙述文风，词语宏观而斩钉截铁，用的词都很革命爆炸体。暗自觉得，这种文风确实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当年校园里有多少文艺青年都这样写字，对生活恶狠狠的样子，估计都是受到莫言与余华影响。许知远自己也说，——收录的是都是以前的文章，但求保持当年原样。只是如今，美学的标准已不同撩。如今美学的标准，估计已是各式各样的幽默。书到手中时，突发其想在第一张白页上写了几个字——“这是一个严肃版的王小波”。至于当时为什么这么写，是不是两个人都同样入世，爱对现实世界发言？以及书同样可以一目十行？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廖。有几个句话很喜欢。比如“真正感动人的，从来不是思想，而是年轻的勇气”，这是一种朴素而准确的陈述；又比如，“爱情是一种高贵的形式主义”，我便觉得是一种创造撩。一个采访对象说，说不上喜欢，但很尊重许知远。恩，我想我也是。虽然我猜，对许来说，可能劳作要多于创造，但毕竟是劳作，而且是带着天真的勤奋在劳作。在现在这个社会，多么让人尊敬呢？所以，我也要为我天真的勤奋而感动！没有时间看……只看到了66页……不过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到过的许知远写的我觉得最可爱的一个文章！

  
《林忆莲的眼睛与徐志摩的鼻子》

一

　　两个世纪前，德国人叔本华曾经写道：“人的相貌有如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是可以破译的……他的相貌概括了他所要说的一切。”我想要做的，是以这句话为基础，讲述两个我们如此熟悉的两个人某一个脸庞的局部。在我看来，文章的题目蕴涵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饥渴的一些品质。这个春天，蹩脚的影视作品与娱乐新闻让我们愈发认识到这些品质的可贵和这个时代的贫乏，就让我们从林忆莲的眼睛开始。

　　我总怀疑林忆莲的眼睛蕴藏了几个世纪的忧伤。你在里面看到了《红与黑》中德-瑞纳夫人在观看于连被宣判时的神情，看到了《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莎拉站在大海边的眼神，还看到了林徽因在与徐志摩诀别时的那一时刻……那双细狭的眼睛永远是那样微睁着、朦胧着、若有若无的诉说着，再加上那触目惊心的单眼皮。细狭的眼眶与平坦的单眼皮达成了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效果，它毫不掩饰地流露着一个女人的爱与哀愁，一个女人的情感可能达到的最浓稠的密度。

　　在林忆莲最得心应手的MTV中，这个总是爱错了男人的黑衣女人总是出现在一间晦暗的房间里，一只手臂托住自己的脸庞，另一只软弱地伸向前方。她低着头，是在呻吟还是在歌唱，我无法辨别。猛然，她会抬起头，她的脸是如此的平淡，但这种平淡感迅速就被那双眼睛粉碎了。

　　第一次注意到林忆莲的眼睛时，我十四岁。十四岁的孩子还无法理解女人的风情，我直接的反应是这双眼睛很特别但一点也不好看，那时候的我，更喜欢关芝琳式的眼睛。二十一岁时，我突然理解了林忆莲那双眼睛的韵味。

　　那一年，我惊恐地发现，我被一种浮躁与喧嚣包围着。在流行文化中，一群肤浅的小女生们开始满口的“爱”，她们或者忸捏作态，或者乱蹦乱跳，她们的眼睛如卡通人物一样明亮。然而，我在那里面只看到了空洞。

　　我突然意识到林忆莲的眼睛的珍贵，它恰到好处地宣布了一个女人所应该含有的柔情与哀怨，如果更深一层，我可以说，林忆莲的眼睛表明了一个女人具有爱的能力。不管爱的对象是否选择错误，是否真的不回家，这个喜欢把自己裹进黑色衣服的女人，用她柔弱却坚定不移的口吻在强调道：我爱这个男人，并愿意为他全部付出。

　　林忆莲充分展现了人类文明传统中最优秀的女人所具有的最美妙品质：温柔、坚定、无私。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这种品质遭受了颠覆性的考验。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拼命挤压着女人身上的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地把男性化的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紧接着，商业化的无处不在，进一步挤干了女人身上最后的温柔。他们阴谋把女人变得扁平化，她们率性而缺乏包容能力，她们将爱情过滤成一种快乐的男女关系，而非灵魂与肉体的对视与结合。她们把男人仅仅当成一件获取欢乐的玩偶，这个玩偶与流行的电影或者芭比娃娃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赵薇式的眼睛的逼迫下，我不得不逃避到对于林忆莲的眼睛的回忆中去。在那里面，除了目击到几个世纪的忧伤外，我分明还看到了我们曾经纯真而伤感的年代，在一连串打动我们耳朵的名单里是蔡琴，是欧阳菲菲，是林青霞，是罗大佑与齐秦……她们的声音与样子，曾经进入悄悄进入我们的灵魂。而今天，对应的名单则是范晓萱、是赵薇、是李玟，是张惠妹，是陈小春与陈晓东……

　　这个春天，林忆莲复出，并推出了《铿锵玫瑰》。做了妈妈的林忆莲变得激动与热烈起来，面对这个因为爱而获得幸福的女人，我突然忧伤起来，我突然如此地渴望那个深深陷入爱的苦恼的黑衣女人，还有那双触目惊心的眼睛中流露出的触目惊心的忧伤。

二

　　这个春天，徐志摩也意外地出现了。这是个男性荷尔蒙过重的春天，苏联小伙子保尔-柯察金与永远的革命者切-格瓦拉已经为空气里注入了强烈的男性气息。而徐志摩在这样的情况下，柔弱而轻飘的出场了。于是，徐志摩的鼻子开始进入我的分析视野。通过那些黑白照片，你会发现，这个小伙子的确儒雅英俊，在他雅致的面庞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鼻子。在那样精细的布局中，他的鼻子显得突出了一些，这一点徐志摩在个人日记里流露了同样的惋惜。

　　但正是这点，或许已经泄露了徐志摩最能打动我们的品质：不合时宜。他的鼻子在他的面部不合时宜的突出着，而徐志摩本人则不合时宜地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如今，我们或许会说，是那些诗歌与爱情让徐志摩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但事实是，没有人读过几首他的诗，也没有人稍微认真一点了解他的恋情。徐志摩留给我们更鲜明的记忆是他的行为本身。

　　我们记得他如何爱上了林徽因，如何在梁启超的痛斥下与陆小曼结合，如何在险恶的现实环境下实现他缥缈的理想……这个出身富豪的年轻人，几乎没有受过残酷现实的一点污染，他满怀着希望与理想，游学美国，浸淫剑桥，并最终堕入诗歌。他脑中梦想着拜伦与雪莱的伟业，却在黑暗的中国二十年代生活。这样的年轻人，只可能制造轰轰烈烈的不合时宜。不管对于激进左翼作家，还是右翼作家，徐志摩都是个异类分子。前者认为他只关心风花雪月，而后者则对他的激情与理想不屑一顾。而很显然，徐志摩在生活上所表现出的欧化，更让当时的人群无法接受。徐志摩在本质上作为唯美主义者的特性，让他个性鲜明地游移于一切群体之外。

　　李欧梵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这样写道：“林纾证明了爱，苏曼殊在爱中漂流，郁达夫创造了他的爱的想象，而徐志摩则体现了爱本身。”

　　这句话再分明不过地表明了，徐志摩是一位行动主义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徐志摩向一个极纯真的孩子一样，闯了进来。象他崇拜的诗人一样，他不相信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执着的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象他与朋友争论时说的：“我并不否认黑影、云雾与恶，我只是不怀疑阳光的与青天与善的实在；暂时的掩蔽与侵蚀，不能使我们绝望。我是一个生命的信徒，起初是的，今天还是的，将来我敢说将来也是的。”

　　有了这种信念，他才会有疯狂的爱与单纯的诗。在今天看来，他的诗歌明显带有了少年人的肤浅痕迹，而他著名的《爱眉小札》则是充满了酸味与肉麻。但是，不管你如何否认，有一点是肯定，这是由一颗单纯丝毫未受污染的灵魂撰写的，他藐视了我们熟识的游戏规则。他似乎总是在追逐，在努力获取一种更美好的东西。

　　35岁这一年，徐志摩带着已经走向绝望的恋情离开了人世。像一切著名的天才与唯美主义者一样，他选择了早夭。这位他带来了一个传奇而完美的结局，因为早夭几乎已经成为天才的一个重要标志了。

　　我们在这个春天，煞有介事地回忆起他。可惜，大众传媒的制作人员无法理解徐志摩所蕴涵的真正意义，而电视的主要动机是取悦公众，这一点已经背离了徐志摩的不合时宜的特征。这已经决定了，一切有关徐志摩的叙述的演绎都是缺乏灵韵的。

        摘自小白博客，采访的是林夕。在这个情人节，我把它送给我的好姊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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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弥安博客上一段韩少功的访谈，我心戚戚焉

理性不是万能的

韩少功：我没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野心，也从不认为文学有改造世界的魔力。我们有两千多年优秀的文学了，但世道人心好了多少？20世纪的战亡人数不是比前19个世纪的总和还多？腐败与犯罪难道不是层出不穷？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不必关切社会，不意味着文学是一场自恋的游戏。这里有一个悖论：文学不一定使世界更好，但不关切世界的文学一定不好，至少是不大好。文学为天地立心，但这颗心不是成天照镜子照出来的。哪怕卡夫卡和佩索阿那样的人，他们的孤绝也不是来自娘胎，而是在社会中磨砺的结果。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按照整体主义哲学的看法，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器官或一个细胞。把人从自然界连根拔起的生活方式，就像把一个胃从人体中割出来特别供养，当然很危险也很愚蠢。人们关切阳光、空气、水、土地等等，不过是相当于一个胃在关切人体的脑袋、心脏、手足等等。这谈不上什么博爱，差不多也是自利，是有包容和可持续的自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最高纲领的自利就是最低纲领的博爱。

我曾经以为理性、逻辑、科学足以解决一切人生疑难。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很多事情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完全把握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比如不论我们如何知书达理，但也常常有行动的犹疑，因为在复杂的因果网络里，善行可能带来恶果，恶行也可能带来善果。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非常脆弱，一不小心就滑入虚无主义，似乎人什么也不能做，怎么做都没有意义。那么一个人靠什么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呢？这不一定需要回归神学。从历史上看，把价值判断交给上帝之后，人类一直打打杀杀，欺骗和贪欲也没减去多少。这样，我更愿意接受一种没有上帝的上帝，把我的“神”看作一种人类的价值共约，来自人类的普遍生存经验。所谓人心，所谓良知，所谓神，是它的各种别号。测谎仪也许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你看看，不管是什么人，一旦说假话，就难免在仪器里显示出生理异象。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人类共同经验，通过从心理到生理的积淀，在他们的血管、肌肉、脏器里申张着价值标准。这样一种隐形和无处不在之物，我们叫它什么好呢？如果叫得通俗一点，叫“神”恐怕也是可以的。人只有把人类大局和终极价值想明白了，才会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哪些事情很重要，哪些事情不重要。一个人从容自若，无非是他知道有很多事不必去忙。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要靠神学和教规的外力，靠孔子所说的“乱力怪神”，来做到这一点；而另有些人则靠自省和格物致知，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谓“尾随”，可能是指我们一个多世纪来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追赶状态。我们几十年的崇俄再接上了几十年的崇美，几十年的造神再接上几十年的纵欲。这个过程也许难以避免。但真正的学习和追赶应该是创造，不是“尾随”。人类现在十分迷茫，无论在东方西方都是难题成堆。也许我们确实需要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恢复创造力，投入思想和制度的创新，催生新时代的孔子和耶稣，达尔文和马克思。这样说并不是主张高调乐观。但我们不能通向天堂，通向各种不完美社会中一种不那么坏的社会，还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无法当圣人，实现各种不伟大人生中一种不那么坏的人生，还是可能的。这种低调进取的“次优主义”，也许比较务实和可靠。

    远在深圳的大周，莫名其妙写了一个博客，却告诉了我，为啥多年前，莫名其妙取了一个网名叫小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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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终于可以确定，我不喜欢亦舒的小说。

     虽然我也饶有兴趣地在网上把她的小说读了个遍，必须承认还是轻松又愉悦，读来打发时光颇好。我也没有傻到要从这一类小说中找文学。

     但每次看到许多人把亦舒小说中的女主角作为榜样楷模，总是心里觉得踯躅。亦舒所推推崇的那一类人，似乎都是我不太喜欢的。精刮、硬铮、算计，不吃亏到滴水不漏。其实我不大相信这样一些人能让人爱得起来，也不大相信他们能爱得起别人。

     我喜欢的那类角色，都是软弱、崩溃、混乱、至情至性到随时可以纵身一跃的。其实我自己不大是这种人，有时会有一点点迹象，但从来不至于自毁过。我有时是更喜欢那些毁灭了的，而不是成就了的。当然，不是所有成就了的都不好。也不是说毁了的就好。只是，石头总是比玻璃耐久。我喜欢的那种透明澄净，往往是很脆弱，又易碎，又极易割伤人的。这个世界总是要稳如磐石才生存得下去的。亦舒的小说里，出现的都是一堆堆石头。

    玻璃看似坚硬，又冰凉，闪着冷漠的光，但总是一眼被看透，拿不好，就掉到地上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