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钱色交易

夕颜的故事

　　古代日本因幡道，有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子长成，名叫夕颜，十三岁了，四野里听说闻见她姿容绝代，都一一上门求亲，却都被回绝了。只推说，我家女儿，只吃花草，不食谷物。不适合做人家的妻子。
　　中国的王子王威知道了，乘坐着宝帆船来了。
　　王威在船上，觉得时间跑的很快。天上云在飞，地下水在流。
　　他看着船舱外的风景，明诲不定，不免好奇自己的心意，千里万里的心意。船舱中，王威的床头，挂着的，则是夕颜的画像，这是中国画师在夕颜随自己乳母上香时候，偷偷跟随在身后画的。
　　
　　夕颜在家里吃着草，自己家中的花草都快被吃完了。
　　夕颜在园中跳舞，唱着和歌：
　　“世上什么是有常呢，飞鸟川的昨日的深渊，今日成了浅滩。”她已经被感动了——中国王子到来的心意，今天早上，父亲藤原中将当着家人的面，读着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上说到了王威的到来，说到王威的船，说到了王威船舱中搜罗了全中国的奇花异草。
　　夕颜的母亲眼泪下来了，执着夕颜的手，为着已经知道夕颜的心意。

　　在王威上岸的日子，夕颜在深夜离开了家。她想着在所有人之前，见到那些来自中国的花、中国的草，自然，也包括中国的人。
　　夕颜走了三天，一路上，没有逢见人、遇见事。她的木屐坏了，就赤着脚。
　　夕颜到了一个小镇，从一户人家门口走过，一个惫懒的乞丐，同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在地上的草席上嬉闹着，那小孩子头发是披散，又胖又圆，木桶滚动一样的可爱，手上拿着弹弓，肆意的瞄着行人，被打中的人，显然，也不生气，反而上前摸了摸小孩子的头，顺便给乞丐一些零钱。
　　夕颜怔怔的站了一会，想，过了今天，我就十四岁了。明年，我也该坐在草席上，不饿的时候抱着一个可爱的孩子，逗弄；饿的话，就吃身下的草席——还有比这更幸福的生活么！夕颜想不出。
　　夕颜是这样的想，反复的想，然后幸福的眼泪流下来，面孔也被风吹红了。

　　这时候有人看见了夕颜，也呆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妙的少女。所有近处的人，身子都挪不动了，所有远处的人，都往夕颜这边跑。跑近了，看见了，身子也就定住。
　　王威也来到这个小镇，他的身后是浩浩荡荡的随从，打探消息的人前来回报，前面的道路堵了。整个小镇都着魔了，诸般解劝，也不让路。
　　王威说，有没有别的路。
　　王威身边的参谋看了看地图，搔了搔头，说，没有。
　　王威挥了挥手，于是随从们拉弓上箭、抽刀离鞘，一路杀过去。
　　小镇的人被杀的时候，既不回头，也不疼痛，只是好像永远杀不完。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王威生了气，亲自提了一把刀，加入了杀戮。
　　当王威一刀把那个惫懒的乞丐的脑袋砍下来，拿着弹弓的小孩子，大喊一声，女鬼啊。
　　王威这时候真切了被围在人群中夕颜，他手中的刀子掉地上了。
　　王威走近夕颜，那么的近，近的可以抱住夕颜的腰、搂住夕颜的脖子，咬住夕颜的嘴。

　　小镇上所有的人都被拿弹弓小孩子凄厉的叫声唤醒了，他们不约而同从地上捡起石头。
　　一会儿，王威和夕颜就被埋在石头里头。

　　后来，这个小镇有个传说，一对真正相爱的人，灵魂会上升，各自化作一道青烟，然后在空中温柔的接个吻，风一来，彼此也不多情，也不眷恋，又分开了。

张看、看张

林奕华

第一次看见张国荣，是身穿某佛教中学校服的他。第一次看见张国荣的我，穿的也是同一套校服。第一次看见张国荣，距离leslie时代的来临尚有一段日子，但他早已是那习惯被看见的“张国荣”。我是说那大约只有十五岁的，上学时会把手臂搭在女同学膊上的，一打篮球便会吸引大家走到走廊上，凭着围栏，目不转睛地看着和幻想着的“张国荣”。

经过昨晚电视电台的宣布，我们都知道了张国荣只是艺名，虽然张是真姓。理论上早在我“认识”他的年代，我应该有问过他叫什么名字，但我真的忘了他的答案。又或者，我根本没有问过他任何问题，从来没有与他谈过一句正经话，有的只是幻想和幻想。所以，我一直不太愿意承认真有跟他在人生的某阶段擦肩而过，直至某年他接受黄韵诗访问（商台节目“笑口早”），他对黄说：“我记得林奕华，他是走上来跟我说过这句话的小子：“如果世界上真有罗密欧，我认为他便是你这样的。”

你应该可以想象从第三者口中听见这番转述时，我有几面红耳赤。“我有这样说过吗?”我重复又重复地反问黄韵诗，目的当然是要洗脱部份的难为情。但是你也不要低估一个中二学生的面皮的厚度——尽管我真已无法确认有否把一个高班的师兄比喻为罗密欧，不过，我清楚记得为了要让他知道有“我”的存在，我曾跟踪他和那被他搭住肩膊的女同学走进名叫“适丽”的餐厅吃学生特价午餐，并且在吃完之后，大胆走到他的面前对他说：“我已经替你付账了。”

他的反应？大抵和读着这段文字的你一样，是失笑吧。只可惜当时的他的表情已被我的选择性记忆彻底洗去，而到现在还留下印象的，只有那家餐厅的别名：“食泥”。那么老土和淤的行为，当然不是什么光荣事迹，按道理没有理由还要由事主亲自挖出来给人揶揄、取笑。然而当昨晚在某唱片店听到他的死讯的广播时，不期然的，我便想起那很早很早已经把我的“幻想”挑动起来的“张国荣”。

距离十分遥远的我和他，真没料到在两三年后又再碰头，而且位置上有了微妙的逆转。那时候我以兼职身份入了电视台写剧本，他则有意晋身歌唱电视圈。我们终于在丽的电视的七号录像厂彼此看见，感觉上是环境不同，身份不同，两个人就更不可能接近了，唯有点一点头——这一幕，我倒是印象犹新。

我也曾经以为与他的缘份就此告一段落。他的歌曲、电影、电视剧都不是我的那杯茶，甚至，我变成了对他十分挑剔的“观众”，例如嫌他在《霸王别姬》中的反串演得不好等等。回想起来，我对他的抗拒未尝不是某种心理活动的反射，所以当我在看完《东邪西毒》和《东成西就》而由衷地对他改观时，我也同时感受到一种心情上的放松、适然。
然后，有一晚，我与一个朋友在“为你钟情”吃茶，他远远看见了我，没有吝啬微笑和招呼。结账之际，侍应告诉我们：“账已经由张先生付过了!”——好不熟耳的一句话!

那一次应该是在《春光乍泄》参赛“金马奖”之后，他大抵也听到了风言风语，传闻评审之一的我持“梁朝伟不是gay，所以他没可能演得像gay”的理由而否定了给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是以个把月后当我将和他在柏林见面，他便颇为紧张的要我澄清，一边拍我的手一边说：“你真这样想便不对了。”

我遂向他解释意见如何被传言歪曲——原来的“如果异性恋演员因演同性恋角色而应受到理所当然的肯定，那同性恋演员一直在银幕上扮演异性恋者，岂非更应捧奖?”（平路也是支持这个反问的评审员之一）变成了“同性恋霸权排斥异性恋演员”。听完了事情的始末，我记得他笑说：“颁奖礼进行到评审团进场时，我看见你没有往我那边看去，心里已有个大概了。”

那不是张国荣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只是这句话对于我和他的交往，却有点睛般的意义——从不自觉到自觉，穷我们一生都是借着几时被看/看人，如何被看/看人来厘定自我的价值。视线如是成为价值的指针，犹如一双翅膀，它可以飞得很高，又可以因承载不起重量而折断——过去廿六年来，几多人把视线聚注在张的身上，但当中有谁明白他想看见什么？他想被谁看见？和有什么是他最不想看见的？

1，人活着活着，就死了。推荐一文：逝者沈殿霞

2，也送给自己：关于吴敬琏与顾准的一段交往

3，“如果在精神领域也照顾弱势群体，结果只能是整个社会日益童稚化。”——王小波

《如何演绎小说中的人物》
——以李碧华作品为例

　　主讲：张国荣
　　主办：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学研究中心
　　时间：2002年2月22日
　　地点：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资料提供：张咏梅、陈露明。黄燕萍、邓依韵、吴洁盈、邹文律、冯慧心
　　整理：陈露明、黄燕萍

我跟李碧华是好朋友，主演过几部碧华的作品，都是好戏。
在我眼中，碧华的作品是成功的，有美而壮烈的内在，故事往往能抓住人生最光辉、最灿烂的刹那加以发挥。而我欣赏碧华小说中那种坦荡荡的、毫无保留的风格。

如何演绎《胭脂扣》中的十二少

我主演的第一套李碧华改编作品是《我家的女人》，但由于当时此类题材并未流行，而内里有关中港两地的意涵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回响。
之后，就是电影《胭脂扣》。当中“十二少”的角色最初选角是郑少秋，后郑因沈殿霞（按：郑少秋前妻）怀孕而辞演，故由我接手。最初接到《胭脂扣》的剧本，我的戏份只有三页纸，对白的总数不过是十多句而已，工作量只有十天左右。  
事实上，在《胭脂扣》原著中，十二少这角色的重要性远远不及如花，但我接手此戏，到往试造型——一袭长衫，如此风度翩翩——直教人觉得，这角色根本是为我度身定造的。碧华为我的魅力所打动，于是特别为我增写戏份，而导演关锦鹏也把我的拍摄期增至二十多天，电影最后以两个不同年代的双线形式发展。这也许说明了，我是一个有魅力的演员，对一个作者而言，或从商业的角度而言，我对观众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跟叫座力，这正是市场的基本需求。基于上述的原因，故在电影版《胭脂扣》，十二少这个角色的着墨远较原著为浓，因此这部戏更令我获得“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而在我所演过的角色当中，个人最喜欢的是《胭脂扣》中十二少的角色，当时导演关锦鹏的拍摄很开放，角色情感的表达绝对是义无反顾、毫无保留的，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是关锦鹏导演对我的重视与提升。对于《胭脂扣》这部戏，有人觉得关锦鹏放大了女性的执着，我的看法是：碧华的原著故事本如此，人物本如此。  
至于十二少这角色，实在是相当复杂也是相当简单的，他舍得为如花放弃丰厚的身家，但在生死抉择之时，又表现得极其懦弱无力，乃至逃避。基本上，我觉得十二少是一个“色鬼”，也是一个“无胆鬼”，演这样的角色是一项挑战，因为在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性”与“爱”的张力。  
而李碧华的《胭脂扣》最能吸引人的一点，是她能写出人物那种醉生梦死和为爱倾尽所有的感觉，又能引领读者进入她精心经营的情调和氛围中，使读者可以不断follow故事的情节。前些日子小思曾介绍我看一篇李碧华的新作，也是一篇写得十分出色的作品。所以碧华的作品，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演绎她笔下的角色前，先就对角色有了好感。  
而《胭脂扣》电影版跟文字版的结局是点差异，这点呈现的是导演跟作者利用影像跟文字两种媒体表述故事时的不同考虑，但无疑电影版本的戏剧性较浓，这也是必要的。

如花与十二少的爱情

有人置疑，以《胭脂扣》中十二少所服的鸦片份量，结果是如花死了而他竟能逃过大难而苟活，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关于这点，碧华的解释是：“十二少是一名富家子弟，自小丰衣足食，故身体底子较为妓的如花为佳，抵抗力也较强。”而我的意见则是，如果十二少死了，《胭脂扣》便无以为戏了，而且世事无奇不有，本就没什么不可能的。  
至于故事中，“殉情”的情节是如花一厢情愿的设计毒害，她趁十二少意识模糊之际喂他食鸦片，本质就是“存心欺骗、蓄意谋杀”，但在电影的结局里，潦倒而活得不堪的十二少，见着如花的鬼魂，竟对她的身影哭诉“对不起”，这当中是否有矛盾？  
但事实上，十二少又何尝不知如花的用心，恶毒却也可敬，这个女子为他香消玉殒，苦苦等了他半个世纪的时光，而他实在负担不起这么沉重的感情，也不敢跟她同死。因此，十二少要致歉的是他对这个女子真情的辜负。这跟如花蓄意谋杀他是两回事，因为到底如花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  
关于电影《胭脂扣》的结局，刚才这位同学说，不解如花既然见到年老而又活得潦倒的十二少时便对他死了心，为何仍要把胭脂匣还给他。  
你是否还没恋爱过，所以才有这个问题？一个未曾真正恋爱过的人，在感情上还是一个小孩，他不会知道爱情会令人何等的刻骨铭心，也不会明白恋爱里的人有时那种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情。爱情绝不是A+B=C这么简单的事。胭脂匣是十二少给如花的定情信物，把如此重要的东西归还，表示一切完全结束，如花那多年来的苦苦等待，终于可以真正划上句号。

《霸王别姬》的结局处理

至于《霸王别姬》这部电影，结局很吊诡，较之原著的原局相差甚多。原著是另一个“虞姬”菊仙死了，霸王段小楼“渡江”南临香港，数十年后重遇年迈的蝶衣，洗尽铅华的二人在澡堂里肉帛相见，只是他们都老了，一切暧昧的、似是而非的情感都淡了！电影则大刀阔斧的删了南来香港这一笔，只交代饰演“虞姬”的程蝶衣在台上自刎，而“霸王”段小楼喊了一句这个“女子”在现实生活里的小名，而后脸上浮现一抹充满悬疑的笑，一切就此打住。  
其实，电影这个结局是我跟张丰毅二人构思出来的，因为我跟他经历了电影前部分的制作跟演绎，都有感在大时代的浪涛中，电影是难以安排霸王渡江南来的！毕竟文化大革命这部分是很沉重的戏，经历了这段，实无必要好像小说那样再安排他们年老的重逢，这会令“戏味”淡了。结局他俩只要凭着彼此昔日的感情和感觉忆起对方，轻轻带过就可以。  
我与张丰毅一直着眼于两个角色之间的感情发展，尤其是蝶衣对师哥感情的变化：由起初蝶衣对师哥的倾慕；至中段师哥爱上菊仙，蝶衣仍固执的爱恋这师哥；到尾段，蝶衣年华老去，不返当年，然而与此同去的，还有他与师哥的一段感情。所以蝶衣的死，总括而言有三个原因：一是虞姬个性执着，要死在霸王面前。故事中，蝶衣其实就是虞姬，虞姬也就是蝶衣，二人的命运是互相影叠。“霸王”既已无用武之地，与霸王演对手戏的“她”——虞姬，是再也不能苟延其情的了，故死也要死在霸王面前。第二、蝶衣想以自杀来完成故事的情节。蝶衣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喜爱舞台上那种热烈生动的演出，也只有舞台上与师哥合演“霸王别姬”时，他才能遂其心愿与师哥成为真正的一对。舞台是蝶衣实现其梦想的地方。所以当蝶衣发觉在现实生活里，他与师哥没有了以往那种亲密的感觉时，他宁可选择以虞姬的角色来结束他的生命，做一场真正的“霸王别姬”。第三、年华老去，不能接受，蝶衣选择自杀，因为他是曾经那么芳华绝代而又颠倒众生过。由此可见，主角二人的感情根本无法走出“霸王别姬”这个典故，是最合理和最具戏剧性的处理！
而且以程蝶衣的性情，他是怎么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爱情：霸王已无用武之地，要在“她”铅华尽洗之际苟延情感，是难堪的局面。现实生活里，程蝶衣是个放纵的人，却也因此，“她”不能接受现实走到恶劣之境。  
再者，在我们理解中的“别姬”程蝶衣，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子”，“她”向往舞台上那种热烈生动的演绎，也只有在舞台上，“她”才有最真实的生命。所以，让“她”死在舞台上，是最合理，也是最具戏剧性的处理！

同性恋的话题演绎  
小说版的《霸王别姬》，李碧华在同性恋这一主题上的表述和态度是比较明显、宽容和自然的。然而陈凯歌改编的电影《霸王别姬》，却充满了极端的“恐同意识”，扭曲了同性恋独立自主的选择意向。  
或许，我的确是颠覆了《霸王别姬》这套电影的演绎！在同性恋这方面而言，就内在题材表述，我认为导演陈凯歌的取镜很压抑，过分压抑，无可否认，国内对这类题材的处理较敏感，陈凯歌有其苦衷，是基于避忌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陈凯歌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加上他个人的成长背景，所以电影会有这样的表现。  
此外，影片能否卖掉或公映都是影响陈导演怎样拍片的重要因素。很多人知道国内的政治审查很严，导致很多电影不能在国内上映。《霸王别姬》的题材敏感，故也入在被禁之列。就算这部片后来在坎城获得金棕榈奖，又在台湾获得金马奖，中国大陆仍在禁映。然而，只要看看京剧发展流程里的特殊状况，就会发现台上的夫妻皆是男人，这造就了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特殊感情。这是绝对合乎人性的。
然而，陈凯歌在电影里一直不想清楚表明两个男人之间的感情，而借巩俐（按：饰菊仙）来平衡故事里同性关系的情节，这便提升了巩俐在电影里的地位。所以，作为一个演员，我只有尽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对同性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借着适当的眼神和动作，传递给观众。而某程度上还是要注意怎样平衡导演对同性取材的避忌。张丰毅在同性恋演绎的表达上，他也很避忌。例如电影有一场搂腰戏，张丰毅抱着我的腰时，却紧张得全身在发抖！
个人而言，我接拍一个角色，一定会事先挑选好，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在拍摄时因而有最投入的演绎。其实，早些年港台已要开拍电视版的《霸王别姬》，他们邀请我饰演程蝶衣，我考虑了很久，终于还是推辞了。多年后我接拍《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便完全可以把自己放开了，我以为一个演员应该义无反顾，为自己所饰演的角色创造生命，如此演员方可穿梭于不同的生命，亦让角色真实而鲜明的活起来。但在拍摄过程中，作为一个演员，我的演绎必得平衡导演对同性恋取材的避忌，而我只能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
我以为，如果《霸王别姬》的电影能忠于原著，把当中同性恋的戏作更多的发挥着墨，这部电影于同类题材电影而言，地位必定较我后来接拍的《春光乍泄》为高。而在我演绎的过程中，基本不受原著的局限，我以为演员应有开发的胸襟，而电影亦可以是独立于文字的，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演员可以透过全新的演绎给予角色另一番生命。

尾声

讲座期间，同学有一连串问题都围绕着张国荣与李碧华的合作。首先，有同学问到张国荣在电影《胭脂扣》和《霸王别姬》里的演出，有否受到李碧华小说原著的限制：而他与李碧华如此相熟，会否反而局限了大家的合作。此外，他还有哪部李碧华的作品想拍。
前两条问题，张国荣同样回答没有。他说李碧华写书有时候也是为了他。至于他在电影里的演绎，基本上是不会受原著的局限。他认为电影相对文字而独立，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演员应有开放的胸襟，且要不断开放自己，更新自己的演绎给予角色另一番新的生命。  
此外，张国荣表示很喜欢李碧华的另一部作品《青蛇》，可以的话他想演许仙的角色，至于白蛇、青蛇和法海几个重要的角色应该找谁来演，张国荣认为郑裕玲、巩俐和周润发都是很合适的人选。另外，张国荣又认为李碧华的作品一向都没有绝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就如“同性恋”这种敏感的题材，她也处理得十分“人性”。张国荣表示有机会的话他想把李碧华小说里最精彩的地方拍出来。而他下一次最想做的就是当一个导演，这是他很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另外，同学亦问及张国荣在电影内外的阅读经验。作为一个演员，当他阅读李碧华那两部小说时，会否因为自己要演绎其中某个角色，而不能以一个普通读者的心态来阅读和欣赏作品，影响他对小说的理解。  
张国荣回答不会。他说不管什么原因，阅读于他首先是一种享受，他会尽情投入其中，然后很快便会被书中描述的事物吸引着。然后张国荣举出他阅读《红楼梦》的经验为例子，指出书中有许多细致的描写都十分引人入胜。此外，同一部的作品，要是在不同的阶段阅读，所得的体验都会不同。  
只是作为一个演员，阅读时很容易便会把小说的文字影像化，这或许是演员的毛病。而文字与影像是两种不同的媒体，两者固然存在分别。电影主要借光和影向观众传递讯息，因而没有书中描述的那种味道。所以由文字转化到影像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种“味”的失却，是文字所独有的味道。
最后，同学希望张国荣可以分享一下他对中国人这个民族身份的看法和感受。
对此，张国荣对许多人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便立即对中国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满，他过去也不例外，而且对中国丝毫没有半点好感，所以到了三十三岁才第一次踏足中国北京，那还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才回去，后来是电影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张国荣说他是客家人，祖辈在乡下的家世相当渊博，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批斗，他爷爷就是被迫跪玻璃流血而死。张国荣表示这一直令他很怕中国，而且对她存在很大的戒心。
但后来因为要到国内拍戏，他于是有机会认识到中国河山的秀丽壮阔，竟如此动人气魄，从那时起他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原是有其值得骄傲的地方。所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和影响，绝对是无可否认和无法估计的，然而，人们亦不能单就文革这一特殊时期来评看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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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讲演因缘
文/小思

2002年退休前夕，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开设“香港文学专题”，全部以已有影像成品的文学作品为研读对象。这种近似通识教育、文化研究的角度，在一贯重视传统语文、文献教学与研究的中文系，实在有点“不像样”。  
我在中文系开设此科，目的在强调对现代文学精读与细察，纠正一般人粗疏的阅读及观看习惯，刺激他们“发现问题”，并对问题加以思考诠释。另一方面，希望能使看惯影像的人，回到文字阅读，又使看惯文字的人，探索已经无处不在的影像与文字的关系，使他们游走与二者完全不同的媒介之间，不易向一边倾斜。于发现问题后，寻根追源，再加解读诠释，便有所得的喜悦。  
当初没预计选修这科的人数超过百人。本来的设计是全班都要通读设定的作品，包括文字本与电影、电视版本。后来把同学们分成导修小组，选定作品研读，事前他们精读作品，细观影像，然后来跟我讨论，再设定可讨论的题目，加上各项参考资料，分派给全班同学，以备研讨。在研讨过程中，文学技巧配以理论，是重点。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却是部分同学的“过分”探究入微。我说的“过分”，不是贬义，可能我一向给学生的印象，是极度精细，他们也学着朝这方面用力。例如研读李碧华《霸王别姬》的一组，既要比较一九八五年的简略版与一九九二年的修订版，又要比较罗启锐的电视版与陈凯歌的电影版，十分吃力的细意找出异同的原因。其他各组都必然寻出一些文字或映像、镜头微妙运用、调度的不同，讲出细节与变化。许多地方，连我都没注意。这样子的阅读，不知道会不会令同学视野狭窄，或过分解读。由于没再开课，无法求证。  
在同学全数研读后，我相信有些问题还需找寻解答。找与问题有关的人来解说或交流，效果一定更理想。我安排了一系列讲座，邀请演者、作者、导演导学校来，环绕研读的作品，给同学演讲及解答问题。张国荣先生、许鞍华小姐、刘以鬯先生、伍淑贤小姐，都乐意坦率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种交流，实在宝贵。他们的出席，让我们有如此的学习机会，令整个课程获得圆满结果，而他们也答允把演讲记录的文字版本让我们出版，在此，我诚意一一向他们道谢。  
正当我开始请同学整理他们讲稿的当儿，噩耗传来，张国荣先生突然去世。这次演讲记录，成为他的绝唱。校稿时细味他的讲话，当日他的一言一动，宛然在耳在目。没想到，他的一念间，身躯一跃，遂写下不可磨灭的悲情。香港损失了一位认真、出色的演艺家，校毕全稿，不仅掩卷凄然。

小思：
本名卢玮銮，2002年自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退休，现义务担任香港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获香港教育学院第二届杰出教育家奖。著作包括：《香港故事》、《香港家书》、《路上谈》、《不迁》、《承教小记》、《香港文学散步》等。

1，剧作家、电影制片人、导演、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Michael Oatman《我相信》：“我相信教育有能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我没有在做蠢事的时候被逮住或被干掉，因此我是幸运的。当我在街头混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擅长什么，可有一次，我写了首诗，写的是一个对我不屑一顾的女孩，诗发表了。可我根本不知道什么语法或句法，所以我回到学校去学这些东西，我就这样上路了……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是件很奇妙的事……我仍在战斗，但以另一种方式。我已经尝到了研究与阅读、辩论与倾听的甜头。”

2，历史培养我们全面的观念：
“历史告诉我们不存在自造的人。我们的发展都受到他人的影响，包括那些从没见过面的历史人物们。历史告诉我们事情不可能是孤立无联系的，不可能无因果，也并非命中注定；历史教导我们宽容，还有常识的价值。如Voltaire 以及天知道多少其他人观察到的，常识绝对不平常。历史包括艺术、音乐、建筑、文学、哲学、科学和医学的伟大成就，而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历史是关于领导能力和思想的威力。历史是关于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从未停止过变化，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变化。历史是人类事务的进程。因此真正的它一定是充满了失败、不公、斗争、苦难、失望和平凡无奇。历史往往是残酷地通过无知和煽动来演示的。历史是力量的源泉，是殷勤的提醒者，提醒我们历史人物在更痛苦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如丘吉尔所说：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可不是因为我们生长在糖果罐里。历史充满了探索提升灵魂的声音，有的时候相隔数个世纪之遥。能想象不向那些最有智慧，最深思熟虑的人们学习，受他们激励吗？他们曾经改变了世界。站在历史遗迹面前，如果你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你跟随着谁的脚步，难道不是更有趣，更有滋味吗？当然，对于自由自主的人们，如果还保持自由的话，肯定会有比模糊的了解历史更重要的事做。但是，我从不认为历史仅是出于公民教育目的的苦药。让我们达成一致吧，历史可以是快乐的源泉。对所有有正常好奇心，想了解人情的人来说，这就象是一场郊游。如果我们能够通过那些最伟大的书籍来经历所有的人间故事，为什么还会有人耽搁在某一时刻，或者终生束缚在某地呢？如果用最简约的话表达，我想说，历史是站在更高处看待人生。”

3，哈哈，女人常用的九大语句。

和OB聊了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庄子的“呆若木鸡”很有意思。据说，这是职业经理人的最高境界。既然定位professional，那么工作就是工作，不要搭上个人理想和感情，但工作中却未必不try hard in any case。

1，是这样么？《严肃新闻的社会条件》（汪丁丁）

2，吴晓波《李书福是一种可能性》：过了几年，突然冒出李书福想造汽车的新闻。第一次，看到这条新闻，很吃惊，我对江浙一带的知名企业了如指掌，其中最有可能做成汽车的，是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他靠万向节起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汽配领域中蓄力，最大的梦想就是造汽车，上世纪90年代年初去他家中采访，楼梯的转角处醒目地挂着一幅画，就是汽车。可是，这回却被名不见经传的李书福抢了一个先。李书福造车，没有牌照，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们一次失败的机会。”

我听过李书福的多场演讲，能讲出这么有哲理和煽情的名言，真是为难他了。在一开始，李书福就被媒体渲染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唐吉柯德似的、随时有可能被强大体制吞没的悲情英雄，而李书福本人似乎也十分“配合”这样的形象塑造，他是一个天生的本色演员。有一次，我作为评委参加一个颁奖晚会，电视台直播，轮到获奖人李书福上台了，他走路的动作明显放慢，好象是电影里的慢动作，主持人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一脸茫然地说，是他们（导演）让我走得慢一点的。一言即出，满场莞尔。

3，呵呵，华为任正非给抑郁症员工的一封信。

from《财经》：

1，龙应台：“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1），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2），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2，爱理论的汪丁丁：——接下来，作者介绍了两种伦理态度。其一是绝对主义的，即相信并寻求一套普世价值和相应的伦理规则。其二是相对主义的，即不相信任何普世价值从而只信赖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价值与伦理。

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合。

1，《不是小说》：钱锺书深谙此理，知道自己“不大满意”的虚构会招訾议，索性书甫付印即高高挂起“免战牌”：“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轨溜出书外。假如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

请相信昆德拉：“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中没有仇恨的位子，为了清账而写小说的作家（不管是为清个人的账还是为清意识形态的账）必定遭到美学上的灭顶之灾。”

2，《语言的革新》：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相联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 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 陈水扁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3，《刘梦溪：李零的解读基本符合实际》

魔幻的现实
  
许知远，from《FT》  
  
常有这样的时代，它们宣称，它们无暇顾及人，它们需要像利用砖头、水泥那样利用人，需要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了人而建设。——曼德尔施塔姆

这个男子身高1.70米左右，穿着有点发黄的白T恤，蓝色裤子，棕色皮鞋的皮面尽是折皱，他的皮肤暗淡、有点发干，声音则带着沙哑。他在天安门西这一站进了这一节车厢。下午四点，车厢里的人不算多，面带忧虑，这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表情，最近一次的社会调查表明，71.6%的中国人对生活深感焦虑。

“刘德华死了”，他开始叫喊，右臂上搭着一叠蓝色标题的《法制明星》报。一些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什么吃惊与好奇的表情。在过去三年多的乘搭地铁的经历中，这是我第三次听到“刘德华死亡”的消息，一次死于自杀，一次跳楼，这一次好像是被刺。赵本山、周润发好像也各死过一次，我忘记了原因。

“刘德华怎么又死了？”我旁边那个乘客突然感慨说，似乎是为了车厢里的沉闷气氛增加一点活跃因子，我想他肯定比我更多次听到了同样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报纸上怎么登，我就怎么说呗”，卖报纸的男人说，“你还希望听到谁死呢”。他的口气是常见的北京式的油滑，其中还透着一点满不在乎的诚实，接着自言自语：“一份报纸批发给我两毛钱，卖两块，新闻是真是假又和我有什么关系。”他知道自己的话会激起乘客的笑声，他感慨说，现在好蒙骗的人越来越少，连外地人都不怎么买这份报纸了。

王府井站到了，他出了这一节车厢，钻进了下一节，继续他的叫卖。每天超过150万北京人在地铁里穿梭，和那些乘坐公共汽车、开着私家车的同伴一道，为工作与生活疲于奔命，比赛他们的精力是否能够追赶上城市的膨胀速度，他们的耐力是否可以对抗公共管理的低效。

我的朋友是在东单这一站上车的。她是一家台湾出版社在北京的负责人，过去一年中，她一直在忙碌在北京和台北同时推出一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出版物。

“现在，什么都进展都很慢”，她对我说。对稳定性的要求正压倒一切，有关部门在审查她试图出版的每一位台湾作家的身份背景——如果在2008年出版了泛绿背景的台湾作家的作品可不是小事。连一位漫画作家，被审查了三个月还没有下文。

“真是奇怪，内部有那么多阻力，中国从外面看起来还那么的生机勃勃，不可避免的向前发展。”她感慨说。我们谈起最近的新闻事件。山西省洪洞县被解救的31名奴隶一样的劳工，他们的年龄从14岁至58岁不等，一些人被迷药晕到带到此地，另一些人则是被乖骗，或是不由分说抢劫来此的，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稍有不满就遭致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其中一位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整整工作了15年，以至于被解救后认为一个星期是6天，而一年则是360天——在15年的时间里，时间对他毫无意义。

另一则新闻则关于“鬼妻”。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的一位52岁的农民，在几个月杀害了6名无辜妇女，将尸体贩卖给那些期望完成冥婚的买主。6条人命给他带来了不到2万元的收入，一条命在三四千元钱间。 “还不如我卖一条高档猎狗的价钱，” 在被捕后，他对记者抱怨说，而他打算“将这些钱全部投资到养狗生意上了，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个生意做大，只有这样才能赚到大钱”。他的冷静震惊了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不为自己的罪行而不安，只是对未能实现赚大钱的目的而遗憾。他的名字则富有讽刺意义——宋天堂。

“从前的人没这么糟糕”，我的朋友说。她来自西北的农村，即使在文革期间的革命口号刷满每一户的土墙时，乡规民约仍在起作用，乡民遵守着一些祖祖辈辈的常识。我不了解乡村，类似的事件是这些年突然出现，还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我经常好奇，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变得更贪婪、更放肆、更缺乏道德了吗？

“西山煤窑，最易藏奸。闻该处竟有匪徒名为水工头者，往往哄诱良人入窑，驱使残恶致毙。”几天后，我看到了历史学家吴思从故纸中翻出的清朝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的上谕，皇帝命令顺天府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派人严密查访，“如有此等恶棍，即行查拿具奏，按律治罪。”

“不震惊，这事不仅山西有，其他省份可能也有，历史经验表明，这种事在中国广泛存在。”这位以发明了“潜规则”、“血酬定律”这样的流行名词而著称的历史学家不动声色的说，“以前的解决方式和现在的都基本一样，靠从上往下的监督。如果中国没有这种事了，我反而觉得奇怪了。因为权力的核心结构没有变，还是对上负责的金字塔结构。”

我和朋友是在大望路那一站分开的。我记得那天谈话的奇特气氛。地铁一直隆隆作响，车窗外则有接连不断的荧光的广告——奥运是上面最显著的字眼。一年后，北京将举办一场浩大的体育赛事。媒体上所不断传出情绪是，在未来的一年中，北京人似乎要与奥运会同吃同睡同呼吸。它不仅是一场体育比赛，就像1964年的东京试图要展现出一个繁荣、民主、进步、受人尊敬的新日本形象，2008年的北京则是对1978年之后的中国道路的一次检验。对于很多旁观者来说，中国进行了一场奇特的实验——她保持了政治上的专制，却接纳了经济上的市场化。过去两百年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都是政治民主+自由市场的产物，中国将彻底打破这个惯例吗？对于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中国与印度似乎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证。她们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前者大踏步向前，拥有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世界工厂的声誉，而后者却仍旧破败不堪，信息产业的成功无力拉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相信后者太民主了，把精力花在争吵，而不是建设上。

我走出了地铁，看到了长安街旁边刚修建好的水泥墙林立的万达广场，它的背后则是两个倾斜的巨大方形柱子式的楼身，它是全球最大的垄断性的媒体机构中央电视台的新的大厦，一位风格激进的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关于它最新的一则笑话是：一位周边的市民对政府抱怨说，我们老百姓都看出这楼房盖歪了，政府怎么看不出来？

对于任何外来者，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确是日新月异，是动感十足的实验场。吊车的铁臂如今是这座城市的主要标志，来自各国的建筑师正在大显身手，实现他们在本国永远也无机会实现的奇思妙想。他们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了一个玻璃蛋，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必被黄沙裹携；他们在东三环边上，矗立了；他们还兴师动众的修建了一个鸟窝……

新建筑的速度，就像是中国模式的缩影，它更高、更宽、更金光闪闪（可能也更快的坍塌），散发出未来的气息。深夜坐在出租车穿过北京城，尚未完工的高楼大厦遍布各处，黑暗中那些混凝土的庞然大物，狰狞而压迫，衬托的每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

我丝毫不想否认，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是否定现有政治的合法性。过去15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社会从未有一个时期能像过去30年一样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赢得相应的国际影响力。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你就会发现，大规模饥荒、内战、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国家性屈辱曾经严重而持久的困扰着中国社会。仅仅因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性和民众物质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就仍具有其牢固的合法性，尽管这些合法性正因为制度性的腐败而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想表达的是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表层的变化容易发生，深层的结构却是进展缓慢，并经常是走走停停、犹犹豫豫，甚至逆反。如果因为西装取代了中山装，玻璃大厦代替了红砖楼，官员们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邻居大妈购买了股票，你就认定中国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那你肯定会大失所望。

历史深处的幽灵从来没有停止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从地铁里的“刘德华死讯”到“奴隶劳工”、“鬼妻”，到对先锋性竭力追逐的城市建筑，这个时代光怪陆离。我们以为进入了一个荧光屏、有机玻璃、崇尚科学的新时代，却发现在一个日新月异、金光闪亮的新社会之下，黑暗势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因为膨胀的欲望的刺激，获取了新的养料。

我长久以来的感受越来越鲜明了。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遵循其自身的逻辑，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加快，它像是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它最初驱动力，来自于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欲望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但很可惜，由于长期的饥饿感，人们只对那些可以量化的物质感兴趣，这与现代科技的特征正好相符，更可惜的是，经由1949年之后30年的社会动荡，我们价值观中人文情怀的因素遭到了大规模的摧毁，倘若社会正像一个个体的话，它的脊梁则几乎折断，接踵而来的缺乏价值观依托的市场繁荣，则又开始驱逐了血液中的健康因素。所以，你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的需求中物质的、权力的、贪婪的欲望被迅速放大，而精神的、温情的、非功利的因素，则被广泛漠视。社会被一种一致的焦虑感所困，在宋天堂的世界里，对金钱的焦虑感使他为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赋予了合法性。

我没有表达清此刻的感受，它有待更长的篇幅，更清晰与深入的观察。但我想表明的是，我们必须用更为综合的眼光来考察今日的中国，政治高压、技术进步、商业繁荣、道德真空是如何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它也在传统中国找得到对应的时刻，但因为社会运转速度的加快，这些特征变得更加狰狞，人们也更容易对此产生疲劳与麻木，放弃了对改变现状的渴望。

中文老师挥别尘世生活
2007年07月20日

今年秋天我需要找一位新的中文老师，这将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动。几乎从我抵达中国那时起，叶琛（音）老师便一直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现在要离开北京出家去了，有可能到深山中去当道士，也有可能入寺为僧。

刚听到他要出家的消息我很震惊，然而当确定此事确凿无疑时，我实际上倒并不怎么意外了。和叶琛一起学习令我获益最深的一点是他在中国哲学、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精深造诣。他和人说起话来常常引经据典，作决定时又很注意借鉴历史经验，这与北京时下流行的美学标准显然有些不合拍。而他的这些作派却很对我的胃口。

在经过数十年的压制后，佛教在中国的信徒人数正不断增加，文革时期中国曾有许多佛教寺庙遭到损毁。据说中国目前存在一种虽不起眼却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一些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选择了出家。几个听我说过叶琛决定出家一事的人他们自己也有朋友作了这样的人生选择，这些决定出家的人都无法忍受当前日益物质主义的文化。

我是在一所大型语言学校认识叶琛的，当时我刚来北京一个半月，正与朋友汤姆在这所学校上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的汉语课。我俩在这里师从了不少老师，但还是被普通话的四声搞得焦头烂额，而那些多为年轻女士的汉语老师却对我们的狼狈处境却无动于衷。

入学大约一个月后我们来到了叶琛的教室，在这里立刻就感觉到了放松和自信。30岁出头的叶琛曾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学习过5年，他的教学态度比同事们更认真，对学生也比别的教师更亲切和蔼。他的英语口语比其他老师好很多，其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使我们感受到了学习的乐趣。

当我需要一名翻译以便采访篮球运动员孙悦时，我聘用了叶琛。我们坐进出租车时叶琛对我说，他讨厌在那所学校授课，不久他就将辞职不干了。我和汤姆很乐意雇佣他，几周之后叶琛就开始在我家餐桌旁给我们单独授课了。

与大多数在校外给外国人上汉语课的老师不同，叶琛按课本教学并坚持要我们至少掌握一些汉字的基本知识。几个月后汤姆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中国，而叶琛和我则开始了更加频繁的一对一教学。

我的汉语能力有了进步，要不是我疏于学习进步还能更大些。我不仅喜欢跟叶琛学汉语，还喜欢和他聊天，了解他对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所蕴藏潜力以及所存在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中国与其辉煌过去的脱节。

几个月前叶琛对我说，他今年秋天不会返回北京了。伦敦一所大学给他提供了一份相当不多的工作，报酬很高，并可免费住宿在一所维多利亚式建筑中。当我向他表示祝贺时，他却表示不能确定自己一定会接受这份工作。叶琛最近探访过的一座圣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使他动了出家的念头。

当我们进一步谈论此事时我才清楚，唯一使他犹豫的是他母亲对此事的反应。叶琛说，中国的父母不想让他们的孩子出家。由于出家人必须要过独身生活，这意味着他的父母将无法享受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由于出家人要甘于清贫，这意味着他将无力奉养父母，而中国的父母们又享受不到美国那样的社会保障。不过大约一两周后叶琛对我说，他已经放弃了伦敦那所大学的工作机会，不久就会找个地方出家去了。

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叶琛平时就满口子曰诗云，浑身透着股散淡之气。叶琛去年冬天带我去了一次北京最著名的道教庙宇白云观，那是我在北京最值得回忆的出游之一。我们与他的一位道士朋友一块喝了茶，之后叶琛带我仔细游览了白云观。随后我们又参观了一个坐落在胡同里的小型佛教寺庙。叶琛对这两处宗教场所礼敬有加，他对道教和佛教的兴趣并非只停留在学术层面。

叶琛的心愿很快就将实现了。他下个月将离开北京，看望母亲后便将找一个地方出家。他将只携一个小包从一个地方游方到另一个地方，直到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他的寺庙为止。叶琛说，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疯了。

他在北京最大的喇嘛庙雍和宫附近一个素菜馆和我吃午饭时说，中国人现在认为只有失意者才会选择出家（叶琛信奉的是汉传佛教）。他说，人们认为出家是一种出世，但他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出家后将过简单的生活，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冥想和研究经典。叶琛认为他比那些在未成年或很年轻时就出家的人有优势，因为出家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他了解外面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叶琛说：“人人都担心被别人欺骗，其实大可不必。他们应该担心被自己欺骗。这才是人们可能犯下的最大过错，如果我不出家，我就是在欺骗我自己。”

他说，支持他出家的人中有一位是他在伦敦上学时的教授，他与这位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位教授对叶琛决定出家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叶琛勤学好思，他相信出家是叶琛的一个正确选择。叶琛的妈妈会作何反应？他还没有将自己出家的决定告诉母亲，并且一年之内也不会对她说。他盘算着，一年之后他的新生活将会稳定下来，那时母亲也没有什么好为他担心的了。

我认为叶琛的决定既大胆又值得敬佩，他将成为一位虔诚的出家人。但当他告诉我在参观过白云观后便一把火烧了自己悉心保存了10年之久的日记时，我还是被吓了一跳。这些日记是他的骄傲和欢乐所在，他原本打算以其为素材写一本书的，但他现在却认为，这些日记只不过记载了那一段已经逝去的天真无邪的青年时代而已。

叶琛说，他事前曾认为自己烧这些日记时会感到悲伤和恐惧，但真烧时他感到的却只有放松与平和。我对叶琛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但我明年会很想念他的。叶琛淡然一笑，对我的悲伤之情不以为然。

“好老师有的是，”他说，“你肯定能找到一个。”我在吃了几口菜馅饺子后向叶琛直言道，他的话虽不错，但他毕竟和其他好老师不一样。叶琛总算认同了这一点。他说，多数中国老师以及大多数中国年轻人的问题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老实说，你回美国后就会忘了中文。”

给我当了两年汉语老师后他总算说了实话；我的这种实用主义想法使我一直对那些我觉得不会马上用得着的词语和语法规则退避三舍。叶琛继续说道：“但语言是通向文化的桥梁。而文化会永远与你在一起。”

这正是我为什么如此舍不得离开叶琛、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原因。

1，吴晓波《世界级企业的崇拜》：世界级企业，应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中。垄断当然能产生效益，就好像集权能带来效率一样，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一种市场化、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世界级企业，应经历过伟大冒险和征服。世界级企业，应该有伟大的管理思想和伟大企业家。一个让人惭愧的事实也许是，中国已诞生了全亚洲最赚钱的公司，而且将诞生越来越多“最赚钱的公司”，但它们却可能贡献的是让人乏味甚至“反动”的管理思想，在它们背后有一群称职的经理人和一只巨大的垄断手掌。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种让人绝望的事实。

随着全球商业利基的转移，我们似乎已不能将希望寄托于那些在传统行业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明星企业，对它们而言，世界性光荣已从指缝中流走。目前，唯一可以让人投注期望的是，成长于空白之上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跟所有前辈相比，它们天然具有产权清晰化，它们与全球资本市场有血脉之连，它们受到的制度壁垒是最少的，而在商业思想的贡献上，年轻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家们可与所有同行在一个思想起点上思考。在未来的商业世界里，诞生于1991年秋天的互联网经济将以更快速度颠覆所有规则与产业基石，这将是一次无比壮观和惨烈的创世纪，我们即将目睹一个陌生世界的诞生，在这过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Tim Harford《一群海盗怎么管？》：经济学家当然对犯罪感兴趣：这是个重要问题，而且对普通人有着重大的影响。问题在于，传统实证经济学工具通常依赖于可以公开获取的价格数据、公司记录和国家统计数字。而不便的是，很少有黑手党会发布季度业绩报表。那么，一个书生气的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呢？

还记得江南春1998年出版的诗集《抒情时代》上的序言么？“每当清晨，我在睡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地复活，当我翻身下床，看见昨夜一首略带缺陷的诗还站在狂乱的句法中，我觉得那种感觉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必会更加纯粹。”

“假如时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必会更加纯粹”，这句相当精妙。读书时代，江南春意气风发谴责“这是一个诗歌没落而卡拉OK盛行的时代”。不过，双鱼座的他承认“我是很容易被颠覆的”，当发现跳舞时女生倾向商人的程度远高于诗人或教师时，他的价值观被颠覆了，投身商海后创造了另一种诗歌和哲学。

这里有个文章，描述了相当多企业家的理想曾是作家，包括杨元庆、张忠谋、宁高宁、王辉耀等，当然还有文采不错的创维创始人黄宏生。其中，有几段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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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维还没有来得及从优秀到卓越，黄宏生就从董事长成为阶下囚。不久前读到一封狱中的黄宏生写给创维同事的信，我大吃两惊。一惊是黄宏生确实文采很好，显然对写作下过工夫。二惊是文章传递出来的那股坚韧不拔之气，让我相信：黄宏生只是入狱了，不是失败了，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信的开头就文采飞扬，意境高远：“中秋的夜晚,一轮明月在浩瀚的星空中光耀夺目。我们创维的同仁，是否有联想到精美的月饼盒上印有‘嫦娥奔月’的梦境神话已经鱼跃到人类现实的生活中？你是否留意，就在2006年的9月，美国企业的女富豪花了2000万美元，乘太空船上宇宙旅行？”

他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境遇：“他在参与创维500亿元新里程的目标征程中，不幸遭暗箭强射落马，被迫到十八层的地狱长征。那深处的空间有限，但他的心中却扬起自由的风帆；那里的生活没有日新月异的精彩，却有他平静求知的精神富足；他领悟到人生有前进的一面，却也有回首的一面……”（黄宏生入狱，有外因，也有内因。他在这里只谈外因，但我相信他在心中除了“扬起自由的风帆”，肯定也在自我反省，只是不告诉你罢了。）

海尔某副总裁，曾经无限仰慕地跟我说张瑞敏的文采真好，如果他写自传的话会如何如何……张瑞敏有见识，写得不错，但是似乎不如柳传志有感情；柳传志写得也不错，但是似乎不如任正非又有感情又有见识。但是如果比赛文采，还是黄宏生单项第一。当然，比文章不是单比文采的。

而企业家比赛，就更不比文采了。在商业的竞技场上，到目前为止，张瑞敏和柳传志、任正非的角逐还未结束，但是都领先黄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