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圣诞老人的故乡（完整版），原来已整整一年。
精神困顿的拯救与3D虚拟互联网
文/杨琳桦
去年6月，我从赫尔辛基转机欧陆，一位芬兰导游告诉我，他弟弟是外科医生，几年前不幸死于自杀；芬兰是全球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等。
人为什么自杀？这让人好奇。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中把自杀说成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弗洛伊德也认为正是普遍存在的自杀才使他开始思考死的本能（“爱”无法解释人的一切本能）。如果我们承认，生命首先是一个独立存在，自杀作为一个问题本身具有独立意义，那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它都无法不引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们聊起了迪尔凯姆（旧译涂尔干）。
芬兰地跨北纬60度至70度间，冬季北极圈以北有51天黑夜，夏季有长达71天的白昼；而《自杀论》中，迪尔凯姆用翔实数据推论了自杀与昼长的直接关系——人类的社会活动因白昼延长而大规模展开，从而使各种外来潮流（社会失范）通过影响不同人的弱点使自杀行为加剧。
半年之后，因阅读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我的兴趣又被勾起。我注意到，中国自杀问题与中国社会变迁中体现出的各种复杂性问题一脉相承。换言之，在此中国又一次显示了黑格尔语“中国是一切例外的例外”。
与西方更多集中于城市、男性和精神疾病（即“不正常”，至少有90%）不同，中国自杀则多集中在农村、女性和非精神疾病（只有63%患有精神疾病）。同时，中国自杀问题似乎也缺乏现代西方自杀话语中的一些根本环节，既不能从迪尔凯姆的经典社会自杀理论中获得解释，也不能从宗教、哲学或精神医学中洞悉。
如今，西方精神疾病或自杀模式已通过西方理性进一步渗透到变迁中的中国。爱默生说，如果一件事真发生了，它一定不是在发生那一刻发生，也不会在结束那一刻结束。自杀当然也是一个很有文化意味的命题。于是，我忍不住想做一次虚妄的追寻。
我想知道，如Second life这样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式融合，从而重新捏合了人类心灵不同向度的3D虚拟社会，是否可能带领我们走出精神困顿。换言之，3D虚拟社会在为人类提供更多商业机会的同时，是否可能承载更多的人文和社会意义？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自杀作为一个中国“问题”被“发现”，始于2002年。
其时，加拿大医生费力鹏与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中国自杀率：1995年-1999年》，指出中国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至此，由于高自杀率及一些特殊自杀模式，自杀成为继艾滋病后全球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
部分学者争议，中国抑郁症者远比想像中严重，因此中国自杀也属精神医学问题；或农药烈性和医疗条件恶劣无意造成了中国自杀率高的假象；或中国年轻妇女自杀率高，是因其社会地位仍然低下等。
在此背景下，吴飞走进了农村。他说服了华北一个县医院急诊室的大夫，去访谈一些已脱离危险的自杀未遂者。第一个对象，是喝了几口氧化乐果的妇女。
她说，三年前，她开始去一个寺庙烧香，但吴飞还没听明白烧香和她喝药有何关系时，亲戚邻居陆续进入。她娘家的一个姑姑听到她讲烧香的事，就纠正说，那是两年前，不是三年前；随即，又引起她婆家一个亲戚的反驳。之后，她床头的娘家人和婆家人就此大吵起来。前来探访的街坊邻居很快认为吴飞是麻烦制造者：“你是这里的大夫吗？大夫有问这种问题的吗？”“家务事，你管得了吗？”结果，还没弄清为何一个细节会如此敏感，吴飞已被狼狈赶出病房。
就吴接触到的田野调查：中国农村自杀大部分发生在触及百姓一些隐秘问题的家庭关系中，如夫妻、婆媳、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间的争吵等；要命的是，这些事即非公粮纠纷导致的命案，也很少有男女地位不平等导致的自杀，而是一个又一个琐碎的故事，甚至一半以上发生在本来关系很好的家庭中。
如两口子因小事争吵，丈夫开始嚷嚷要喝药，妻子也不示弱，说“药就在这里，你敢不敢喝”，于是，丈夫拿起就喝；又如一对夫妻拌嘴，丈夫说：“我喝药你敢不敢喝？”妻子也不示弱：“我为什么不敢喝？”丈夫喝下一口，含在嘴里，而妻子举起瓶子就咽了下去；还有一个孩子迷上网络游戏，在母亲又一次把屡教不改的儿子从游戏厅中揪回时，她对儿子的发誓已不再信任，把笤帚疙瘩打折了也不解气，一冲动就喝了农药……
读到这里，我想起去年5月《新周刊》发布的《中国单身报告》。其中有一些类似案例：2007年，河南一位44岁的妻子因嫌丈夫（结婚已20年）买的豆芽有点粗，便拉着丈夫去离婚（不到10分钟又复婚），“原因”一栏，他们填上了“性格不合”；还有广州一对“冲动夫妻”，45天内就离婚两次。
“为何这么多家庭在发生闹剧，这么多人因没什么大不了的琐事以命相拼？”吴飞问：“这么多闹剧凑在一起，难道不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悲剧？中国人是否已陷入拿生命当儿戏的地步？”
对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中国人来说，现代西方自杀学无法解决问题。现代西方自杀学话语由“存在”（be）与“善与恶的纠缠”两部分构成。吴飞随后认为：当中国文明与西方自杀学相遇，最根本的认知困难产生于中国人对“存在”的接受，而非“善、恶”之争的理解。
这也符合我在校园中读到的中西方文艺观。西方美学中，“悲剧”通常指向主角与命运的抗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而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悲剧”更多指主角与社会恶势力的抗争（关汉卿《窦娥冤》）等。另一个可以说明的例子是，《命运交响曲》与《二泉映月》。
换言之，中国文化中既没有一个至善的上帝，也没有一个附着了基本善恶观的“赤裸生命”。虽古有如屈原、伯夷、叔齐的自杀与管仲的不自杀都曾被争论不休，但争论核心都非加缪所说“尘世生活值不值得过”、“自杀是否应该”，而是如人臣应如何尽忠和保节，即什么情况下自杀可能重于泰山，什么情况下轻于鸿毛等。
由此，吴飞指出，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中普通人的生命观念及生命中的善恶冲突，是理解中国自杀问题的关键。他认为：中国文化对生命的基本观念和人性的基本涵义并非静态存在，而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过日子”（对应“存在”）和“做人”（对应“善与恶的纠缠”），而“过日子”和“做人”必须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中发生。
但因为当代中国人很少须面临尽节完贞的选择，这就使以往的政治过程更多体现在家庭成员的“爱”与“恨”（或“怨”）关系中；而现代文明在给每个人提供更多独立空间时，也使个体“戾气”易被正名为“独立人格”，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由此进一步凸现。换言之，被解放了的、再没有一个现成过法的家庭，虽不再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但其中关系已越来越复杂和难以把握。
与屈子行吟、哈姆雷特的追问一样，中国农村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庭故事提出了一个同样严肃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在现代处境下既能维护人格尊严又能过上幸福日子？
“人心政治”，或许是一个拯救方法。不过，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政治无权干预人心。吴飞指出，政治的经济化和私人的独立空间，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这就是他在农村所见的尴尬：无论是医院还是警察局，实质都无法干涉自杀，“这是地方政府逻辑之外的一件事。”
流行的“抑郁症”
或许，我们还可以求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
“人生中道”，是中国古典文化中推崇的人生至高境界。如孔子在称赞伯夷、叔齐的同时，又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并认为投靠敌人的管仲没什么不好，反而胜过“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的匹夫匹妇。
吴飞将此解读为：后者虽为某种德性而死，但生活毕竟未达至高境界，难以媲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又如朱子在注楚辞时也批评屈原未达中庸之道，司马迁亦不无遗憾：“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但是，求助“中庸”真的有效么？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先来看一组数据。
2007年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纂的《两会特刊》“精神卫生专辑”表明，中国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同年4月，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抑郁症——世纪最流行情绪疾病》采访时指出，中国约6.87%的人属抑郁症患者，其中62.9%不治疗，而相关趋势仍不断攀升。
抑郁症是否已被今日的中国人过度强调？坊间众说纷纭，不过，2007年1月由伊丽莎白-斯瓦多著、王安忆翻译的《我的抑郁症》（My Depression）在内地出版后，销量颇为可观。崔永元为本书作序，叹：“差不多四五年时间，我抑郁并活着。虽然国家GDP每年都增加，可我就是高兴不起来，满脑子都是极限运动。抑郁症病人有多苦，不说也罢。”
“关键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得了抑郁症，而在你是否为此感到痛苦，是否渴望改变，”2007年底，闲聊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某位主治大夫说。
为什么这么多人感觉“郁闷”？《新闻周刊》归因于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换言之，是我们“‘啪’一声跨入高速旋转的社会”导致的不适应。
如果从文化角度理解，上述“不适应”也与学术界正热烈讨论的“中国问题”一脉相承，这一问题被提出的相关背景是：中、西方自秦汉以来的接触逐渐由融合转为对抗。
汪丁丁等认为，要解答上述问题，须先回答“什么是人”这一问题。现代脑科学研究发现：作为哺乳动物，人最显著的特征即具有“情感脑”，“情感脑”直接支配并影响哺乳动物的行动。换言之，“情”在先，后有“心”，再有“思”。金岳霖对“思”的阐释是“思念”和“想象”，这两者产生欲望，并进一步促生行动。
“导致文明冲突的实质，是各种生活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冲突，”由此，汪丁丁等认为，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一，工业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情感方式没有变。“其二，就算个体已全盘西化，仍不得不面对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即个体性与群体性冲突。”上述冲突，正与西方文化中把生命首先作为静态存在一脉相承。
那么，在向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发展的同时，西方文明经历了什么？
因对利润的竞争越激烈，对标准化要求的可能性就越强烈。平均成本的下降，导致了人与物的专业化。所以，当现代人没有办法转化为专业化生活，或情感方式无法与之适应时，失败感就特别强烈。荣格说“每个西方人都患上了人格分裂症”，意即：每个现代人都必须在不同场合做出不同人格（角色）转换，而一旦转换障碍发生，其生活也再无法具有和谐的艺术性。
不过，造成西方人格分裂的不仅仅是工业化，还有2000年前苏格拉底播下的种子——即在舍弃神秘性同时，也把情感逻辑化的“西方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这种认知论与工业化一起进入中国，随即与中国的伦理本位发生冲突。
当然，自杀是一件极复杂的事。不过，上述学者的讨论，或可部分解释中国自杀现象。如今日农村的生活方式已发生变化，但情感方式却比城市人保留得更完整，因此冲突也更为明显。
同时，汪丁丁认为，区别于西方理性，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中道”更多是一种实用性理性。由此，转型中的中国人要借此解脱恐怕也更困难。
3D虚拟互联网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闹剧”抑或城市精神问题，相当部分都由某种冲突导致，而这种冲突，又附属于一定物理空间和关系中。
在开始下面的论述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德里达。
晚年的德里达，曾学习中文。他认为，作为思维的外壳，英系语言过于逻辑的表音文字进一步导致了西方理性“A”或“非A”的思维，因此不如中文表意文字（形象文字）所体现出的“存在感”（即对“人”的观照）。
如果对德里达的意思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这句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过去几千年，文字系统以理性构建知识，提供人类交往在心智层次的基础设施，但也舍弃了对心智充分展示相当重要的象征和感知构成的视听系统。
我们知道，3D互联网与2D互联网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赋予了人一个完整的“identity”（肉体的化身）和“space”，从而彻底完成互联网的革命使命。但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革命，它包含了多重含义。
首先，通过四维空间（第四维为“时间”）的再造，人可以重新“在场”，同时视听文化的“历史性的复仇”也首次开始与人类沟通的书写和口语整合在一起。“由此，3D虚拟互联网首度捏合了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改变了人类体验世界的方式。”一次与业内人士的闲聊中，曾留学英国的政治社会学硕士张安定说。
这是3D虚拟互联网所提供的区别于西方理性精神实质、对“人”进行的全面的观照。那么，人可以重新并全面地在场之后，又将如何在这个四维空间中与他人在一起？
社会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情感和信仰五类（如果强行分类），而社会行为之所以重要，是因其旨在缓解人与人之间由功利性社交（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所积累的不适宜性。
无独有偶，《自杀作为中国问题》提到这样一个案例：几年来，北京一个做自杀干预和预防的政府组织——“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以社会组织的方式做出了不少成果。他们帮助捐赠书籍、成立图书馆、发展文艺活动，也协调心理问题和社会关系。
“现代中国有过不少改变人们灵魂的组织，但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还是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目的大都不是为改造灵魂，而与帮助人们获得外在利益相关。”吴飞认为，这个小组之所以特殊，与其前所未有的定位有关。不过他也同时意识到，“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若要在现实中大规模推广，面临很多障碍，如必须深入地方政治结构和妇联，而各地政府官员及妇联状态千差万别等。
我们知道：就组织方式来说，此前互联网通过解放各种成本从而能在组织模式上（无论是功利性社交还是非功利性社交）节约社会资源已被证明有效；那么，在3D互联网提供的一个再造的四维空间中，有哪些要素可能促使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有必要研究一下目前全球3D虚拟互联网最成功的代表——Second Life。与3D虚拟世界的另一线索——网络游戏的发展不同，Second Life从创立开始即鼓励玩家自行创造内容并进行贩卖。截至2006年底，Second Life用户数爆炸增长至1000万。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这个新大陆不仅开始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同时也反映出黑手党、恐怖分子、发达的色情业及金融欺诈等弊端。
不过最新消息，3月14日，Second Life首席执行官Philip宣布辞职并转任公司董事长，原因是公司已完成一个全球用户创造和分享的虚拟世界规模，接下来，不再是小国寡民的Second Life将向新使命进军。
自称受《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影响甚深的Philip认为，《黑客帝国》充满暴力和控制，他要建的世界不是这样。果然，早在2007年底，当时机成熟（用户规模和需求），Philip即重新定义公司使命──“链接每个人到一个可以改善人的生存境况的在线世界。”而此前，其已通过年龄验证、关闭赌博、色情行业、虚拟金融业等措施净化Second Life的社区环境。
客观来说，这是Philip减低Second Life商业风险的一种手段，但是，如果我们回顾2D互联网的历史，即会发现：色情、赌博、知识产权纠纷、网络交易欺诈等问题的解决，同样也是通过现实法律、政府、运营商和用户之间，不断自我调整形成管制的规则。
关于这种各种力量博弈之后的自我纠正，二维互联网的新秀Facebook是一个好例子。
2007年，初出茅庐的Facebook大获成功，业内人士认为，两个条件十分重要：其一，Facebook抓住了新需求，即针对人际网络提供服务（Google价值在为用户提供客观信息）；其二，强调用户现实中原有人际关系，避免用户盲目扩张陌生人脉导致的体验失衡有关，此后，其为竞争所需进一步开放系统集思广益，实际也体现了互联网“自由、分享”的精神或者说人类理想。
上述案例，都说明互联网提供的社交关系有可能趋向进化。导致这个结果的逻辑可能是：因为虽然人类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矛盾可能永远也无法消除（并在互联网这个被具象化的人类网络上进一步缠斗），但却可能通过各种力量的干涉而稍显清明，毕竟这是一个人类在意识到自身局限后迟到的全新世界，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网站创始人的理想（虽然与此相应，互联网上不乏污秽），如Philip信奉使用科技从正面和积极的意义来帮助人的根本原则等。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另一个可能对此形成的规约，即：互联网技术在这个全新空间中导致的“昔日重现”。
“由于网络的人际关系可能反过来影响公共空间现实，”一位传媒人士指出，从长远来说出于隐私观念，同时为保证个人人际秩序与和谐的必要性：“个体也会在网络上趋向负面情绪的节约。”
关于这种“网络人际关系可能反过来影响公共空间现实”，此前2007年中本报曾报道《这么近，那么远——探寻社交网络背后的现实困境》，中山大学心理学博士程乐华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当规模形成，网络的人际关系将反过来重构中国公共空间中的现实并纠正此前的虚拟关系。”
此后，针对网络大规模流行的“兔斯基”，他进一步提出了“网络情绪符号演进”概念。他认为，最早网络上出现的“：)”、“：(”，是为补充网络文字交流的不足而生，因人面对面交谈时，习惯借助非言语行为表达情绪。换言之，使用文字进行网络交流时，缺乏情绪表达与识别渠道。
“不过，上述表情仍局限于人脸表达的情绪范畴。”程乐华认为“兔斯基”做出了连续动作的突破，如果把其放到人际沟通的范畴考察：“‘网络情绪符号’作为人们交流的一部分，目前看来已开始影响现实沟通。”
他举例，现在一些年轻人表达“汗”情绪时，习惯伸出三个手指靠近太阳穴向下拉，这是直接复制兔斯基“汗”的表达：“这种行为的日常化，将加快人们在生活中运用网络语言的速度，而当更多人开始使用，客观上会丰富人们在现实中不同程度的情绪表达方式，从而反过来更好促进人际交流。”
遗憾的是，与基于二维互联网的“网络人际关系已反过来重构公共空间关系的现实并纠正此前的虚拟关系”研究不同，目前针对3D虚拟互联网中的这一研究尚属空白，也尚不能做上述论点提供证明（这注定是一条漫长之路），更多是在推理。
这种推理的逻辑在于：人类心灵从来不是一种可以依靠外力强行抚慰的事物。正如“农村妇女健康支持小组”从来不直接干预自杀（否则恐怕什么都做不了），3D虚拟互联网也从来没有号称要干预精神问题。但是，3D虚拟互联网却通过四维空间的再造为人的“重生”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提供了一条自然而然的路径。至少，是一条可能的路径？
不过同样遗憾的是，甚至于这种推理要在中国落实可能也需经历更漫长的时间。如因3D虚拟互联网涉及技术门槛、社会秩序和产权保护意识等，在今天的中国可能殊为不易（尤其是在农村普及）。
根据2007年8月Second Life全球观察家Wagner James Au和Uworld（另一Second Life中国版）调查透露：在Second Life的800万注册用户中，北美用户所占比重最大达45%，欧洲次之达26%，中国大陆用户只有1%，“本土用户在Second Life中往往只处于四处游荡但并不知该做些什么。”
业内人士认为，这与中国用户习惯相关，如玩家从接触网游始便被动接受事物和规则，习惯PK环境和接受任务，从中获取生存技能和物质，不存在升级、打怪的空白环境很难创造出新价值，也体验不到存在价值；又如部分国内网民还处接受信息阶段，缺乏想象力等。
所幸的是，开始Second Life式创业的国内创业者普遍认为：“长期看，未来庞大市场还在引导和创造新用户，‘3D＋电子商务＋SNS’虚拟形态是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包括可看见自己形象、虚拟物品买卖和人际关系的创造，而网游用户只是整个互联网用户群的一部分。”
我想，这可能注定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命题，但提出问题，总好过无知无觉。唯一遗憾的是，本文将注定悬而未解，因为最可能检验其可行性以及受益于3D虚拟互联网的，恐怕不是我们这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