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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1 11:19

中国人民日报周一报导,中央电视台曝光中国最大搜寻引擎百度(BIDU.O: 行情),引导使用者前往贩售假药的网站. 人民日报称,中央电视台周日报导,百度及其他搜索引擎业者透过推广三个假药网站而从中获利,这些网站已在中国造成逾3,000人受害. 百度拒绝评论上述报导. 一名知情消息人士周一向路透表示,这些网站是利用系统漏洞,依附着合法网站取得购买关键字的管道. 2008年央视曾经揭发百度一起类似丑闻,称百度刊登未获医疗许可证的医药类网站广告.百度股价随後大跌逾20%,第四季获利受创,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公开道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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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昕：打击商业贿赂不如改革

2010-06-17 15:16

“高药价、高回扣。”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中央电视台关于芦笋片事件的访谈中告诉观众,这是医药行业中公开的秘密。由此可见,公立医院药价虚高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商业贿赂的问题。实际上,这一点根本不是秘密,而是医药行业人尽皆知的事实。果不其然,“暴利门”事件还没有消停,媒体马上曝光了“回扣门”,这次处在风口浪尖的是宁波第一医院。据报道,有网友捡到的一张单子,显示有48名医生吃了20%药价的回扣。

　其实,这类事情根本不是什么新闻。这类新闻过去有,现在有,（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而只是摁下葫芦）以后还会有;不仅宁波有,全国各地都有。记得若干年前,安徽一家医院的张曙医生,从1996年起坚持不懈地向省卫生厅举报其所在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事情,从而揭露了医药行业人尽皆知的潜规则:越贵的药反而越好卖。然而,对于这一几乎人人都参与的游戏,该医院的其他800多医生保持沉默,而由于无法对这么多的医生真正施加惩罚,卫生厅自然难以深入调查。

　　记得在2007年,我曾经多次受邀就新医改的政策走向发表演讲,听众中有公立医院的院长,他们中不少人中途起身离开。我看到这些院长们听得津津有味但却抽身离去,不免有些纳闷。事后从侧面一打听方知,当时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正在搞打击商业贿赂专项整顿,要求医生们在一定时间内“坦白从宽”后一律免罪。抽身离开的院长们是为了参加本院治理整顿的动员会。

　　所有行内人都知道,公立医院喜欢使用价格贵的药品。一方面,按照政府最多只能加价15%的规定,药品进货价越高,公立医院的收益自然越高。如果政府组织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那么负责招标评比的专家们完全可以把一些高价药放进来。由于药品的实际进货量只能由公立医院自己掌握,因此“高价标上量、低价标流标”变成药品销售的常态。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大多并不满足于这15%的收益,而是通过各种各样规范与不规范的方式,让医药企业为自己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或“返点”;放任医院中的医生收取回扣只不过是最不“规范”但最常见的“返点”方式之一。

　　当药价虚高背后的“服务”、“返点”甚至“回扣”成为常态,而治理整顿的效果注定是按下葫芦起了瓢,那么恐怕就必须思考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在医药领域,如此众多的医师们,必须在违规的情况下才能生活得好一些？或者,如果不违规的话,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体面的生活？真正发生问题的究竟是“违规者”,还是现有的规则本身呢？

　　事实很清楚,正是现有的规则,让公立医院的医师无法获得有尊严的生活,而不得不被迫把药价弄高。因此,只有切切实实地推进体制改革,具体而言,以取消药品加成管制为治标之策,以推进医保付费改革为治本之策,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才能得到根治。如果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违规”,那么整个新医改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所谓“新医改”,就是要对涉及到医药行业的某些不合理或不必要的游戏规则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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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耳：中国医药市场2020年规模将增长至2,200亿美元

2010-04-29 9:19

路透北京4月27日电---德国制药及化学大厂拜耳(Bayer)(BAYGn.DE: 行情)一名高管在周二表示,随着中国即将改革医疗体系,预计未来10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将成长近九倍.

拜耳医药保健中国区总裁李希烈称,计划未来五年将20种产品引进中国,较2009年引入三种新产品的步伐更快.

李希烈在北京的发布会上指出,拜耳预计2013年中国医药市场规模将增至800亿美元,2020年时达到2,200亿美元,去年约为250亿美元.

今年初拜耳将中国大陆及香港市场从亚太区独立出来,因中国区已在去年成为其全球三大市场之一.

2009年拜耳中国区营收为5.30亿欧元(7.09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8%.该公司去年在北京成立全球研发中心,预计未来五年内投资1亿欧元.

中国计画从7月起增列更多可获得补贴的药品种类,此举将使外国药厂受益,例如阿斯利康(AstraZeneca)(AZN.L: 行情)和赛诺菲安万特(Sanofi-Aventis)(SASY.PA: 行情)等.

医药消费目前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不超过5%,但分析师表示这部分年增率可达18%,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将为海外制药厂商带来商机.

中国政府计划在三年内投资1,250亿美元改善医疗系统,目标是在2020年前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并修建数千所医院和诊所,特别是为农村地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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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利康违规销售抗精神病药物出5.2亿美元和解

2010-04-29 9:18

路透华盛顿4月27日电---美国当局周二表示,制药商阿斯利康(AstraZeneca)(AZN.L: 行情)已同意支付5.2亿美元,就指控其非法销售精神分裂症药物Seroquel用于未批准用途的官司,进行和解.

美国政府指控阿斯利康在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向患有其它疾病,比如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推销Seroquel.

结果,据美国政府司法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称,2001年1月至2006年期间,政府医疗保险计划收到要求支付这类药物款项的不当报销申请.

虽然阿斯利康在声明中否认了这项指控,但其已经同意进行和解,并按协议认真履行承诺.

阿斯利康形容Seroquel是美国市场首屈一指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药,2009年销售额超过34亿美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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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疫苗事件举报人陈涛安的三年举报历程：断裂的信任2

2010-04-21 14:00

举报者的困境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他是个较真的人，从对公示卫公司的疑问开始，他一点点调查取证，搜集了大量的原始文件资料，抽丝剥茧找到了问题的方向和源头，在他看来，这些其实都不复杂，“文件都摆在那里，华卫公司的资质，在北京一查就很清楚了”。

一开始，陈涛安还很相信系统内部的力量，从2007年5月25日开始，他向省检察院、省纪检委、省纪检委和太原市检察院投递实名举报材料，《关于栗文元涉嫌贪污、受贿、洗钱等问题的举报》，不仅提出了疫苗垄断的问题，也提出了栗文元涉嫌收受田建国本田汽车的经济问题。整整15天，没有任何回应。他每天到市检察院举报中心询问，“跑了20多次，才见到反贪局长，才知道材料转到了卫生厅纪检组”，而华卫公司依然故我，继续在楼道里贴着专用标签。陈涛安只好找到自己的战友，通过特殊渠道把材料又递进了太原市检察院。这一次终于有了反应，2007年8月，太原市检察院正式介入。

奇怪的是，明明陈涛安是举报人，栗文元是被举报者，但检察院的一些调查却集中到陈涛安身上。有朋友私下告诉他：“我们接受了询问，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正在查你陈涛安的问题。”一个月后，9月上旬，太原市检察院正式通知陈涛安，有关方面出具了一个报告，证明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是合法的。他如果不满意，只能要卫生部表态。几天后，陈涛安向卫生部发出了《质询书》，质疑华卫公司的资质，以及这种疫苗托管的合法性，还没有收到答复，太原市检察院已经在9月底撤销此案。

陈涛安说，2007年10月初，太原市迎泽区检察院反贪局两名检察官到疾控中心调查，当陈涛安提出要查验对方的证件时，女检察官居然把证件朝他甩了过来。陈涛安后来才知道，他所在单位的纪检委整出了一份盖着大红公章的“定性材料”，举报他有经济问题，“1997至2007年累计侵吞资金113万元”。有一个审计团队介入查账，其中最主要的是由陈涛安担任法人的卫生疾病信息公司。陈涛安说，这个公司成立不超过1997年，公司的经营所得都用于卫生公益事业，购买办公用品、技术设备，甚至为其他同事提供培训进修的经费。“非典”期间，陈涛安将公司的全部收益基本都用于了基层的疫情防控，公司也在“非典”之后正式结束。审计人员对于清晰而公益的账目提出了质疑：“他们说怎么可能开公司不为挣钱，反而把钱都用在公益上，太不合常理。”陈涛安说：“我不缺钱，我乐意，管得着吗？”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走上举报之路后，他深切体会到了人性的纠结和复杂。他常常看到人性中善的那一面。“帮助我递材料到检察院的是我的老战友，偷偷给我看黑材料的是审计组的一名会计。”当然也有恶的那一面，“整理我的黑材料的，是我的另一个老战友，但我理解他，他在这个系统里也不容易”。让他想不通的是栗文元，早在栗文元担任省疾控中心副科长的时候，陈涛安就与这个年长他3岁的同事关系非常好，因为“栗文元是个尊重科学的人，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经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我们两个家庭的关系都非常好，常常出去一起唱歌“。

栗文元在陈涛安的心目中，一直是“热爱科学的技术工作者“。他还提醒本刊记者，要公允地描述栗文元，“栗文元擅长检验分析，1998年山西假酒案的时候，他贡献突出”。栗文元调任省卫生监督所所长后，陈涛安也常去看望他，“一起讨论科学问题，同吃所里的大碗面”。等到2005年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当上卫生厅应急办公室主任，他们多次合作全省疫情直报演习，陈涛安如今说起来都是眼里发光的兴奋，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或许才是他内心真正热爱的。

陈涛安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诱惑改变了栗文元，他觉得2005年7月他的停职，只可能是栗文元已经动了疫苗的心思。“他太了解我了，我负责的刚好又是疫情信息管理，他知道，要让我在疫苗问题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只能让我休息了，也许他也是想保护我吧。”陈涛安与栗文元的关系也很微妙，当陈涛安开始借助系统外的力量，以实名在网络发布举报文章之后，他们的关系在陈涛安看来“并没有到翻脸的地步，我们还进行了两次长谈，分别是2008年上半年和2009年3月”。2010年3月25日，陈涛安依旧不断对本刊记者强调，“我相信栗文元肯定比我要难受，他心里是善恶两种力量在较劲”。

失衡的对抗

当陈涛按通过战友才把材料送进检察院的时候，他对这个系统已经产生了怀疑，开始求助于系统外的力量。从2007年7月开始，他找过很多媒体，“人民监督网”是他无意中发现的，他被“人民”二字所吸引，谨慎地发去了举报邮件。网站主编朱瑞峰看到了这封邮件，在通话之后，奔去太原与陈涛安见面。

朱瑞峰决定对疫苗的利益链做更深入的调查，他凭借香港的记者证和印上了《宪法》中公民监督权条款的介绍信，2007年9月10日成功采访到了时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的李书凯，也是整个疫苗事件中迄今唯一直接采访过李书凯的记者。朱瑞峰保留了全部采访录音，李书凯在采访中明确表示，省疾控中心与华卫公司的合作“完全合法”，“从法律、法规上没问题，我敢负法律责任”。李书凯还强调，这个连疫苗经营许可都没有的华卫公司，是“卫生部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公司”，到来后给山西百姓带来了福利，“以前一个乙肝疫苗，打3次的，卖到21元，最便宜15元，现在七八元”。

2007年9月14日《山西经济日报》发表文章《这个“权”能被“托管”吗？》，但影响被迅速消解。朱瑞峰留了个心眼，9月27日才将自己的稿件和陈涛安的实名举报材料放到网站上。朱瑞峰没有想到，9月28日，他就接到了删除稿件的通知。他不肯妥协，因此网站的服务器就屡屡出状况，他只能四处转移服务器，“从北京到山东，再到四川、厦门”，在国庆长假结束之前，“像打游击战一样绕着中国跑了个圈”。朱瑞峰回忆起来也觉得好笑，“以前技术不行，被封一次要6个小时才能恢复，现在只要10分钟就行了，游击战算是把我们的技术给磨炼出来了”。

威胁、辱骂、监视，各种压力接踵而来，朱瑞峰被迫同意先将网站关闭3天，“差一点就扛不住了”，结果就是第三天，12月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发出了报道《一家小公司是怎么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和《华卫背后的利益链条》，算是救了朱瑞峰的网站一次。结果换成刘万永必须面对压力，扣在他头上的帽子是“妨碍疫苗接种”。2007年底那一轮的舆论热潮，同样迅速被消解，朱瑞峰持续在网站上跟进报道，他算了一下，2010年3月这轮疫苗热潮之前，网站至少被封锁了18次。

2007年10月12日，山西省卫生厅成立专门的调查组，省纪委派出督察员参加。结果调查组开展工作的第三天，10月15日，田建国与华卫公司突然人间蒸发一般失踪了，所有疫苗也不知去向。

2008年1月7日，省卫生厅召开会议，对陈涛安的举报做出结论，和他们提交给省政府的报告一样，认为疾控中心在疫苗托管上没有任何问题，栗文元也没有经济问题，只是用轿车充当风险抵押金这样的做法不太妥当而已，并且已经纠正。同样没有回应那些贴标签疫苗的质量问题。1月8日，调查组与陈涛安见面，对于陈涛安对疫苗的疑问，同样表示，没有标签疫苗产生的恶果，“如果真有问题，省卫生厅承担责任”。

朱瑞峰觉得，其实陈涛安走到现在，也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一开始他甚至都没有想过把矛头指向省卫生厅，我拿到材料跟他商量的时候，他一个晚上没睡，他到底还是卫生系统的一员。”“高温疫苗的问题也是，一开始只是对贴标签的行为表示怀疑，但并不能确认有什么后果，当调查组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只能去寻找受害者了。”

（感谢陈超和实习记者张冉对本文的贡献）

转自人民监督网http://www.rmjdwcn.info/article/html/2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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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疫苗事件举报人陈涛安的三年举报历程：断裂的信任1

2010-04-21 14:00

山西疫苗事件举报人陈涛安的三年举报历程：断裂的信任

作者：夏一周来源：三联生活周刊发布时间：2010-04-20 1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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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权力的复合纠结

“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郭生祥：《信用经济学》

从贴标签开始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给疫苗贴上专用标签，是山西自创的官方准入门槛，获得独家授权的华卫公司由此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级疫苗市场。贴标签的行为无法在低温下进行，因此必须把所有疫苗都从冷库中取出来。这些疫苗种类繁多，它们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但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显然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在2006年初到2007年底的两年间，贴上标签的二级疫苗大量流入山西市场。

陈涛安说他首先发现的只是华卫公司的垄断经营和贴标签的可疑操作，作为疾控中心的一员，他最初的努力只是希望他所在的系统能停止所有违规操作，召回可疑疫苗，进行区域调查。但她的努力，让自己陷入了困境，疫苗利益链上的相关获益者安然无恙，他们不承认这种利益链的非法性，也不承认贴标签有可能导致疫苗出问题，甚至还理直气壮地扔出了另一个逻辑——如果觉得疫苗有问题，那就找出实例来证明。

在这种不对等的对抗僵局中，2006至2008年接种过疫苗又产生了疑似副反应的家庭真的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陈涛安发生关联，倾诉自己的悲痛，寻求解决途径。这些病例和疫苗副反应的关联，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可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山西省卫生系统依旧持续着最初的做法，否认疫苗的利益链，也否认疫苗与病患的关联。

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科学并非人人都理解，但利益链却一目了然。信任已经断裂，任何科学的专业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就像研究者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中论述的那样：“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

疫苗的“山西认证”

为了贴上那张小小的“山西CDC专用”标签，整箱整箱的疫苗从山西疾控中心的冷库里被搬出来，堆放在办公楼的大厅和楼道里。拆箱、贴标、忙碌着的那一群人并不具任何专业知识，他们只是“临时找来的宾馆服务员、临时工和钟点工”。这些疫苗暴露在室温中的时间，“短则四五个小时，多则十几个小时”。

把CDC专用标签贴到疫苗上，实在是山西的原创。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统一标志的通知》规定，使用范围仅限于“各级各类疾控机构的建筑标志及其相关物品、设备；疾控机构的指示性中标”；同时，“疾控机构标志的图案使用时，不得在标志中增删任何内容”。而山西的这个专用标签，不仅贴到了疫苗盒上，图案也做了个性发挥，把国家疾控预防机构的公益标志“CDPC长城图案”、华卫公司的拼音缩写“HW“和 “山西CDC专用”都印到了比一分钱硬币还小的椭圆形纸片上。

贴标签的场景从2006年3月开始，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尚未启用的新办公楼里持续上演，物业科副科长卫军利和许多职工都曾见证过。也有人看不下去，私下有些意见和抱怨，但没什么用，这是领导拍板决定了的事情，从2006年4月开始，山西省卫生厅陆续下发的多个文件的附件中，都明确规定“为保证预防接种的安全有效、全省要统一使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逐级配发的标有‘山西CDC专用’字样的疫苗。

陈涛安向本刊记者叙述，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是2007年4月下旬，些时贴标签已经进行了一年多。他是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军人出身，担任过坦克部队侦察连连长，1987年转业进入山西省卫生防疫站（疾控中心前身）时已经27岁，因为“一身武艺无用武之地”，有心向学，当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修医用软件，计算机与医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全班43个人，学制3年，师从马斌荣，中国卫生信息的著名专家。

陈涛安说，山西省、市、县三级疫情信息的卫生情报网络是在他主持下构建起来的，1997年信息管理科成立，他任科长，继续医用软件开发，曾推出《全国计划免疫监测信息系统》。他获得过诸多荣誉，2001年成为山西省劳模，2003年“非典”期间荣立二等功。

可是2005年7月，陈涛安突然被停职，调至后勤物业管理科。“具体的工作任务是长期休息，工资、奖金一点不会少。”这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的新任主任栗文元当面告诉他的。“他说我的工作很突出，没有什么失误，调任是中心党委的决定，不是他的个人意见，作为一名党员要相信组织，党叫干啥就干啥。”陈涛安说，他和栗文元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也看到过栗文元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停职考验”。“2003年栗文元从省卫生监督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当时就说是组织上要考验他，那一年半里，栗文元也不让我们去看他。到了2005年初，栗文元被重新启用，先担任卫生厅应急办主任，3月份就成了省疾控中心主任。”陈涛安说他那时非常信任栗文元，觉得“他是想给我一个自由空间，让我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

陈涛安说他给自己设定的“休息时间”也是一年半，全力投入“医院感染信息管理软件系统”的研发。2006年底，软件系统开发成功，陈涛安说他在2007年2月找到栗文元汇报，但栗文元的答复让他很疑惑。“他说党组织还没有决定让我回来，要我再等到三五年之后再说。”

陈涛安说，栗文元的答复，把他从二进制代码世界里拽了出来，他这才发现，原来在他的休息期间，疾控中心的疫苗管理发生了悄然改变，贴标签只不过是最表象的。

小公司的“空手道”

陈涛安说他于是发现了时间上奇怪的关联。《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疫苗条例》)2005年6月1日正式实施，他在7月被免职。紧接着，10月，负责疫苗配送、管理的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陈宏生、副站长张俊书被免职；12月，财务科科长杜碧杰也被免职。

生物制品供应站于是被新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所取代，新主任叫田建国，1970年出生，籍贯山西，已经落户北京。除了配送中心主任之外，他的名片上还印着“卫生部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华卫时代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诸多头衔。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2月12日的《会议纪要》这样表述：“根据《疫苗条例》的要求，经中心办公会研究决定，对原生物制品供应站进行了调整……经过慎重考虑，认真研究，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卫生部部属企业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一直经营生物制品，并对山西市场比较了解。单位设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由该公司进行二类疫苗的市场经营，第一年交中心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紧接着，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发布《关于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通知》称：“该中心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2005年12月31日前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的债权债务委托北京华卫公司负责清理。”

我国的疫苗分为两种，计划免疫用疫苗和公民自愿接种的有价疫苗，也就是《疫苗条例》所说的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以前两类疫苗都是“封闭式渠道管理”，由国家疾控机构统一逐级订购、分发和周转储存。《疫苗条例》实施后，一类疫苗没什么变化，依旧是政府计划分配、个人免接种、国家统一买单但二类疫苗市场被开放， “疫苗生产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疫苗批发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第二类疫苗。疫苗批发企业可以向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及其他疫苗批发企业销售第二类疫苗”。条例的初衷，当然是想通过自由竞争来规范二类疫苗市场，降低价格，使广大民众受益。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山西省疾控中心显然对《疫苗条例》做出了另一种原创解读。以每年380元的价格，将“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的疫苗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卖给了华卫公司。如果按照《会议纪要》，选择华卫公司是因为它满足了四个条件，“一是符合条例的规定，二是合法的企业，三是资质可靠、熟悉市场，四是能与CDC积极合作”。可事实并非如此。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华卫公司2004年1月6日在北京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法人代表是田建国。股东3人：田建国、黄彦红和于莉，股份分别占80％、10％、10％。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中，根本没有疫苗这一项。不仅如此，2005年7月26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还对该公司出具了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农民日报社五层520房间办公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当事人在开业登记时，委托代办公司采取垫资方式办理了公司登记。领取执照后代办公司将垫资款50万元全部提走，当事人未按规定补足出资”，“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依法责令当事人60日内补足出资，处罚罚款5万元”。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这家注册资本金不过50万元，并没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北京小公司，在山西却以“卫生部部属企业”的身份被奉为上宾，战胜了那些资本上千万元的大企业，接管了山西的疫苗配送网络——国家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花了十几亿元才建立起来的冷链和配送站点。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年11月对生物制品供应站做了一次收支统计，从2003年3月到2005年10月31日，结果显示，债权为2960万元、库存二类疫苗374万元（其中过期疫苗8万元）、债务2003万元，计算下来，就算除去过期疫苗，现有国有资产总额也有1320多万元。这也意味着，田建国接手之后，就获得了这1320多万无的国有资产。用原站长陈宏生的说法：“这个皮包公司，用这个钱就盘活了。”

陈宏生在同一天的《会议纪要》上也有了新的职务，“负责兽康消杀公司的工作”，从管理疫苗变成管理老鼠药之类的兽药，他和张俊书只能接受这样的突兀改变。 “我也早就有了预感，栗文元跟我说，老陈，工作做得太好并不是什么好事。”接替财务科科长在杜碧杰被调去从事非财务工作，但待遇不变。他也很快理解了自己的免职：“我比较坚持原则。”按照《疫苗条例》相关规定，接种第一类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接种第二类疫苗可以收取“服务费、接种耗材费”，但“各级财片安排用于预防接种的经费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挤占”。这意味着，二类疫苗经营所得的服务费和接种耗材费也必须进入财政专户。可田建国接手后，2006年1月6日，就以《结算账户告知函》的方式，将自己公司的北京账户和山西省疾控中心的财政专户一起发给了各级配送站点。钱的最终去向，至今仍是一个谜。

垄断的利益链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田建国的身份其实一戳就破，但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任何人质疑他。“他到下面去就像钦差大臣一样，风光得很。”陈涛安回忆，“以前网站上还能查到他以卫生部领导身份下去检查工作的新闻。“华卫公司与山西省疾控中心签署的协议为期5年，从2006年4月开始，全省11个市有6个与华卫签订了《合作协议》，以65万、30万、17万元不等的价格出卖了属地疫苗供应和管理权。与些同时，华卫公司还与疾控中心一起，想出了二类疫苗专用标签的办法，通过山西省卫生厅的推广，名正言顺地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标签就可以向厂家索取15％～20％的返利，这只是冰山一角，垄断给华卫公司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丰厚收益，给华卫公司的经营大开政策之门。2006年1月28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加强麻疹控制工作》的文件通知，要求各地“提高常规免疫接种率，加强对流动儿童预防接种工作的管理，消除免疫空白人群”。因为“全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麻疹局部疫情，发病以流动人口较为突出，病例以小年龄组为主，多无免疫史”。

麻疹属于一类疫苗，由国家免费接种。可是到了我们这里，却变成了《麻疹风或麻风腮联合疫苗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解释一下，麻风是麻疹、风疹联合的疫苗，麻风腮是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的疫苗，都属于自费的二类疫苗。该通知4月5日下发，附上的预防接种通知单上还明确写着，要接种的是“普祥立适”麻风腮疫苗，价格是84.2元/支。这样明文推荐某公司的产品，显然违反了《疫苗条例》第33条的规定：“接种第二类疫苗的建议信息应当包含所针对传染病的防治知识、相关的接种方案等内容，但不得涉及具体的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

更令人费解的是，国家统一下发的一类麻疹疫苗，在山西一直被束之高阁。这批生产日期为2006年7月，有效期到2008年2月的免费疫苗，直到2008年1月10日，也就是有效期只剩不到20天的时候才发到全省各个基层接种点，因为赶不及接种，大量免费麻疹疫苗就此作废。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7月，山西运城发生乙脑疫情，湖南湖北等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恐慌，但当地的专家都说，这个季节防蚊灭蚊是防病的手段，没有必要进行应急接种。因为疫苗的最佳接种期是流行季节前一个月，每年3月至5月份接种较合适。如果现在接种，等到产生抗体，蚊子已经进入自然消亡的季节。可是，山西却出现了全省范围的应急性接种。这次应急接种，运城地区消费乙脑疫苗200万～300万人份，全省合计消费500万～600万人份，乙脑疫苗也是一种二类疫苗，由北京华卫垄断供应，向厂家采购价格为9元/人份，到了山西省疾控是16元/支（包括4元的配送费，一元的返利），市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县里，县里加4元的配送费到了乡镇接种门诊，到了最基层老百姓手里就成了28元/支（不含注射费）。最保守的计算，仅这一笔买卖，华卫公司的纯利润就能高达3000多万元。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在紧急情况下，二类疫苗可以转化为一类疫苗，由财政统一买单。但山西依旧坚持疫苗的个人付费。

陈涛安告诉本刊记者，从2006年1月1日，到华卫公司突然人间蒸发的2007年10月13日，田建国在山西的二类疫苗经营收入，陈涛安计算后得出初步结论，“至少两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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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兴生物获批生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

2009-09-04 9:41

路透北京9月3日电---中国疫苗研发生产企业--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VA.A: 行情)董事总经理尹卫东周四表示,公司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大规模生产H1N1甲型流感疫苗.

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周四批准了该公司生产甲型流感疫苗,科兴生物表示,该疫苗的接种程序为一针.

科兴生物股票过去两周累计攀升了77%,并在9月1日创下12.45美元的历史新高,因市场预计其将能生产并向中国的广大人群销售H1N1甲型流感疫苗.该股周三收跌18%,报8.53美元.

科兴生物亦是全球第一家完成H1N1甲型流感疫苗临床试验的公司.[ID:nCN0690219]

此前中国政府表示,计划大规模生产H1N1甲型流感疫苗,以实现在年底前能满足中国5%人口的需要.

随着秋季新学年到来,中国上周就进一步加强了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并向公众发出防疫预警.

河南省新安县第三高中在8月30日确诊甲型H1N1流感病例80人後,该校随即宣布停课.

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流感疫情会加重,因中国报告的感染人数仅有3,981人,其中的近3,400名已经康复,且感染病人中没有出现死亡病例,仅广东有一起症状较严重的病例.

"目前形势比较稳定,虽然感染人数还在增加,但没有出现任何令人不安的迹象,比如病毒本身出现抗药性或变异",WHO驻北京发言人Vivian Tan周一说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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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药企业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五次海外并购

2009-09-04 9:40

路透9月3日电---大日本住友制药(4506.T:行情)周四表示,将以每股23美元收购美国制药商SEPRACOR,总成本约为26亿美元.[ID:nCN0719615]

这在日本制药厂商的海外并购交易规模中,排名第四,赶上了近期制药业的并购热潮.日本企业希望藉此扩展旗下药品阵营,并扩大在美国市场的业务.

日本制药业五大海外并购

年份收购目标买家交易价值(亿美元)

2008 Millennium Pharma 武田药品工业(4502.T: 行情) 89

2008 Ranbaxy Labs(RANB.BO: 行情) 第一三共(4568.T: 行情) 50

2008 MGI Pharma Eisai Co Ltd (4523.T:行情) 39

2009 Sepracor Inc (SEPR.O: 行情) 大日本住友制药(4506.T: 行情) 26

2008 Sciele Pharma Inc 盐野义制药(4507.T: 行情) 11

其中第一三共收购Ranbaxy Labs的交易中,包括第一三共斥资34亿美元收购後者43%的股权,以及16亿美元的私募配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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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巨头辉瑞罚款创纪录：23亿美元

2009-09-04 9:37

原作者：Carol Cratty原文链接：Drug giant Pfizer to pay record $2.3B fine译者：jacosis译文：制药巨头辉瑞罚款创纪录：23亿美元

华盛顿（CNN）——司法部于本周三宣布，制药巨头辉瑞同意支付创纪录的23亿美元罚款，并以此来解决因为非法宣传几种药物所面临的刑事和民事法律责任。

司法部以及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宣传四种药物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或者是剂量上时并没有被FDA批准。

其中一种药物是抗炎药伐地考昔（Bextra），在发现它可以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性之后，辉瑞公司于2005年将其撤市。

“辉瑞促销Bextra时所宣称的几种用途和计量是FDA处于安全性考虑特别拒绝批准的，”司法部在一项新闻发布中表示。

Pharmacia & Upjohn公司是辉瑞的一家子公司，它承认自己由于“处于欺骗和误导的目的来不恰当地给Bextra上标签”而违反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这一公告还表示，辉瑞还非法地宣传了抗精神病药齐拉西酮（Geodon），抗生素利奈唑酮（Zyvox）以及抗癫痫药物普瑞巴林（Lyrica）。

副总检察长Tom Perrelli告诉记者，把药物应用在没有被FDA批准的地方会造成“危害公共健康”的局面。

“在药物生产厂家没有提供某种药物全部的、精确的利益以及风险性之前，病人都可能面临真正的危险，”他说。

司法部表示，辉瑞的销售人员制造了虚假的要求：医生来询问某些药物未被批准的用途的信息。之后这些信息被寄给医生。官员们还声称，辉瑞还给医生提供度假胜地的旅游，并且鼓励他们开自己公司的药物。

司法部还声称，辉瑞公司还提供给医疗服务供给者以回扣，并且鼓励他们开其它的药物，包括立普妥，伟哥以及左洛复。

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部长Kathleen Sebelius说这一行动是历史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对辉瑞的高额度罚款，还是因为这个公司将会遵守“在美国最为严厉的公司正直条款”。

对辉瑞实行年审通过制度是合法的。他们还要求这个公司创造一种方式，让医生可以报告辉瑞销售人员的可疑行为，并且要求他们在网上公布付给医生的报酬以及礼物。

辉瑞发布了一个报告，有部分声称，“我们为自己过去的某些行为感到遗憾，但是我们对于加强内部控制的那些举措感到骄傲。”

司法部声称，如果没有辉瑞内部的人士揭发，这一调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一解决方案还包括让那6位揭发这一事件的人员共同平分100多万美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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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兴完成甲流疫苗临床试验股价上升10%

2009-08-19 10:38

路透伦敦8月18日电---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VA.A: 行情) 周二表示，该公司研发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只需接种一支就可以起效。

这条消息传出後，科兴公司在美国的股价顿升10%。

专家此前估计的是必须接种两支甲流疫苗才能达到免疫效果，但科兴称在接种一针後可产生良好的免疫反应。科兴是全球首个完成甲流疫苗临床试验的公司。

各国官员担心疫苗数量紧张，但如果由原来的一人接种两支改为一支将极大提高可接种人数。

科兴公司表示，接种一针後的免疫性已“达到疫苗的国际标准”，且没有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本次临床试验7月在北京启动，接种工作于8月15日完成，共有1,614名受试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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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医学院博士揭秘欧美制药业巨头的创新谎言

2009-08-19 10:02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目前在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就职的玛西娅·安吉尔博士于2004年出版《制药业的真相》，揭露了国际制药巨头经常同时使用各种可能的战略，延长其畅销药的市场垄断权。

罗氏的达菲。（资料图）

《制药业的真相》,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资料图）

甲型H1N1流感仍在肆虐，罗氏的达菲（磷酸奥司他韦）成为了抗击流感病毒的明星药物。

不过，达菲价格不菲，中国市场上10粒包装的达菲售价为298元，约合30元一粒。

由于人禽流感的流行，罗氏公司在饱受非议之后已经同意授权一些企业制造达菲，但专利仍是不容触碰的堡垒。于是，有的国家甚至考虑在紧急危难情况下实行强制许可。

这场关于达菲的专利博弈，无疑是欧美制药业主宰全球医药研发市场的一个体现，同时也促使人们反思制药业的发展。

2008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了21个新分子实体（New Molecular Entity，NMEs）和4个新生物制剂。而据美国艾美仕市场调研咨询公司（IMS Health）预测，2009年全球医药市场将继续增长，规模估计会超过8200亿美元。

其中，肿瘤治疗药增长率为15%～16%，HIV治疗药增长13%～14%，生物药品增长11%～12%，其他类别药物增长率为2%～3%。不过，2009年有望获得FDA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仍将处于历史低水平，估计仅有25～30个新分子实体。

在今年可能获得批准的新药中，包括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开发的降血糖药利拉鲁肽、加拿大Cardiome制药公司与美国阿斯特拉斯制药公司共同研发的抗心律失常药盐酸维纳卡兰等。

然而，在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或许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目前在哈佛医学院社会医学系就职的玛西娅·安吉尔博士于2004年出版《制药业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Drug Companies）一书，陈述了制药业从研发重大新药的初衷转变为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的另一面。

该书称，近些年投放市场的新药中只有极少数是真正重要的，而且它们大多是财政资金资助的学术机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或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研制出来的。绝大多数的“新”药根本就不新，只不过是对市场上已有的旧药进行了些微的变动。

对于该书中关于制药公司夸大新药研发投入的说法，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首席技术官龚兆龙博士表示，如果某公司研发投入大，会让公众觉得这个公司值得信任、实力强，会增加好感。

安吉尔发现这些公司试图使用非常手段使其药物看起来表现不俗。例如，公司会要求研究人员将其新药与安慰剂（糖丸）进行比较，而不是与旧药相比。

安吉尔指出，制药公司对药物市场垄断权的期限被扩展到荒谬的程度，以至于这些公司发现其他努力都没有扩张其畅销药的垄断权来钱快。

延长其畅销药市场垄断权的手段是多样的，制药公司经常同时使用各种可能的战略。

首先，根据《哈奇—维克斯曼法案》，公司可以通过修改它的畅销药来获得另外3年的市场垄断权；第二，它们申请各种专利，专利之间相隔数月或数年，以备当做起诉的借口来获得30个月的延期；第三，不论该药是否可能用于治疗儿童疾病，几乎每一种畅销药都在儿童身上进行了测试，以获得另外6个月的市场垄断权；第四，品牌药公司可能与通用名药公司共谋，来延缓通用名药公司进入市场的时间、保持药物的高价；第五，它们对畅销药的微小改动可能获得新的专利以及FDA的批准，并将其作为最初药物的改良上市。

安吉尔认为，美国制药业乱象与议会以及各种名目的政治献金有很大关系，但其直接监管者——FDA也难逃干系。

1992年，FDA推行《处方药用户收费法》，要求制药公司向FDA支付用户费用。这项规定只在加速批准药物时才生效。然而现实是批准的过程越快，危险药物上市的可能性就越大。

安吉尔称，在《处方药用户收费法》通过后的十几年，已经有13种处方药不得不从市场上撤销——这是以数百人的生命为代价的。

不过，具有在FDA有10年新药评审工作经验的龚兆龙并不认为FDA工作人员与制药公司有利益关系。他告诉《科学新闻》，在进入FDA之前，工作人员要跟公司切割开，不能拥有任何公司的股票，也不能买卖跟公司有关的任何股票。并且，FDA工作人员及其配偶的收入都要申报。 (本文来源：科学新闻作者：孙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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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公司利润背后隐藏的可怕故事

2009-08-10 14:01

原作者：Johann Hari原文链接：The Horrifying Hidden Story Behind Drug Company Profits译者：两只老虎译文：医药公司利润背后隐藏的可怕故事

这个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公开的巨大丑闻之一。在现今这个时代，世界各地最需要救命药的人却正被禁止生产这些药。这有个最新的事例：遍布贫穷国家的各个药厂为了保护其人民，正急切地想着手生产他们自己廉价的（猪流感特效药）达菲，但他们却被严厉地告之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就因为禁止生产廉价药可以让资本雄厚的各大制药公司保护他们的专利和利润。有一种能替代这种不良医药制度的方法，但我们却选择忽视这种替代方法。

为了能理解这个故事，我们要先看一个明显的费解之事。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数月发出正确的警告，如果猪流感扩散到世界最贫穷的地区，成千上万人或者更多人的生命将被剥夺。可是，世界卫生组织也不断告诫贫穷国家的政府不要擅自行生产达菲，而达菲是能减轻症状并可能挽救生命的唯一药物。

这个惊悚事件的答案涉及了我们当今世界如何运作的这种更为宏观的问题。

我们的政府几十年来选择建立一种奇怪的药品开发体系。药品开发体系的主体——科学家们将研制好的药物交给你的本地药剂师，（药剂师开药后）这些药进入了你的肺部、胃部、或腹部——是在政府资助的大学实验室完成的，是由公民的税款支付的。制药公司通常是在药品研发的后期介入的，制药公司支付成本昂贵但不再有创新的研发后期的部分费用，譬如买一些化学品和进行必要的药物测试。作为回报，这些药品公司就拥有专利以生产这些耗时数年才制成的药品并大获其利。其他人则不得生产此类药物。

虽然垄断药品生产不是在医药系统内工作的个人的目标所在，其结果往往是致命的。拥有艾滋病药物专利的那些制药公司打官司以阻止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的南非政府生产有同等效果的仿制药，这种药一年只要100美元就能挽救南非的濒死病人。这些制药公司希望南非病人每年支付1万美元购买品牌药，否则就什么也别想得到。在贫穷国家，专利制度每天都使病人得不到药品。

这个背景就是猪流感解决方案神秘叵测的由来。民主国家里的普通公民对企图阻止南非人得到救命药物的做法非常反感，公众的压力占了上风，全球贸易规则做出了小小让步。所达成的共识是，在来势凶猛的公众健康紧急情况下，贫穷国家将可以生产非专利药品。这些非专利药品和专利药完全一样，只是没有品牌名称，也就是不向医药公司支付巨额专利费。

因此，根据新规则，贫穷世界的国家应有权开始根据需要仿制数量不限的达菲。印度和中国的制药公司都说他们渴望放手大干。但拥有专利的罗氏药物公司不希望穷国为本国生产廉价仿制药。罗氏药物公司希望人去购买该公司可获利的品牌药。并非出于义务，罗氏药物公向发展中国家的若干企业颁发了许可，以开展治疗，但这些企业必须购买许可证，而且他们也不可能满足市场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似乎支持罗氏制药公司，而全然不顾我们其他人。世界卫生组织最有资格判断什么是可以酌情违背专利规则的危急局面。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讯息是：不要利用政策漏洞。

药物专利的专家布鲁克·贝克教授说：“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们受到来自制药公司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这真令人震惊。”

最终结果将如何呢？发起反对当前专利系统的知识生态国际的负责人詹姆斯·拉瓦说：“贫穷国家没有象他们本来可以的那样做好准备。如果病情流行开，死亡人数将远远超过不可幸免的人数。死亡人数将大得多。这很可怕。”

由各大医药公司提供的捍卫目前这种医药制度的论点很简单，而且乍听上去也挺合理：我们要为“我们的”药品定高额价格，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发更多的救命药。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开发更多的药剂，但只有在我们有收入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这么做。我们支持的很多研究不能转换为能卖的药，因此药品开发是一个花费昂贵的过程。

然而，很有声誉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任编辑马西娅·安杰尔博士进行了一项详尽的研究，发现医药公司只将14%的预算用在开发药品上，这些投资通常是用于并无创新的药品开发后期的测试药品阶段。医药公司的其他预算则用于市场推销和赚取利润上。即使是那14%微不足道的药品开发预算，医药公司也挥霍巨资开发“再多我一个”之类的同类药品，这些药和市场上已有药的药效完全一样，只是有某个小分子上的区别，这样这些医药公司就可以获得新的专利，并分另一大杯羹。

这种医药系统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政府问责局称，远非一种体制创新，药品市场已经“停滞不前。”医药公司在疟疾这类导致很多人类死亡的疾病上几乎没有任何投资，因为得这些病的人是穷人，所以几乎不能榨取任何利润。

这种药品专利的不良运作的结果就是我们大家都身受其害。欧盟的反垄断委员会专员内尔·克鲁伊斯最近得出结论认为，这种“腐朽”系统让欧洲人的药品支出费比实际应付的高出40%，这些钱如果更合理地配置，用于建立真正的医疗系统，则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如果这种医药系统这么糟糕，为什么我们要维持这种系统？在过去的十年中，仅在美国，制药公司就已在游说和政治性“贡献”上花费了30多亿美元。他们付钱给政治家让政治系统为医药公司的利益运作。如果你怀疑制药公司对政治影响到底有多深，来听听共和党议员沃尔特·伯顿的话，对于2003年美国通过的医疗立法，他坦言：“制药公司的游说家们撰写了法律条文。”

有一种远为优越的开发药品的方式，只要我们想采取这种方式。这种药品开发的方式由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新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提出。他说：“药品研发需要钱，但目前的制度造成了有限的资金被花在错误的地方。”

斯蒂格利茨的计划很简单。西方各国的政府应设立一个数十亿美元的奖金基金会，奖励那些开发出抵御疾病的良药或疫苗的科学家。研制出治愈那些诸如疟疾之类能夺去数百万生命的疾病的人将得到最高奖金。一旦支付了奖金，使用这种药品或疫苗的权利将归公众所有。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制造这种药，并用它去拯救生命。

这种系统对科学家的财政支持和以往完全一样，但全人类都将获得好处，而不是一少数私人垄断集团和那些屈指可数的能付得起庞大的药品开发费的幸运儿。现行药品制度不合理的地方——花费巨资生产同类药品，病人得不到救命药品——将不再存在。

新的药品体系并不便宜，它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但发展到中期，它将省我们很多钱，因为我们的卫生保健系统将不再需要向制药公司支付巨额专利使用费。同时，药品价格将大大降低到穷人能承受的范围，数以千万计的人将首次能买得起药。

然而，改变当前系统的种种行动正被制药公司和他们的说客团所阻挠。因此，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规范药品生产的方式仍然是为了服务于制药公司股东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人类的健康。

把拯救生命的医药知识禁锢起来以让少数人从中获利的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之一。我们必须破除这个不良制度，这样病人才能存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但拒绝专利的伟大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的精神传遍全球，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给药品上专利就象是给太阳上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