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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化名），曾经是吉林省辽源市一所小学的班主任。而她的先生大卫（化名），则是当地粮食局的一位员工。夫妻俩都有份安定、收入也不错的工作。原本，他们会像城市里任何一对夫妇那样，在城里忙碌却又安逸地生活下去。但是，一位亲友带给他们来自远方的消息，却打破了两人平静的生活轨迹。
（校园外景） 一天，路德的嫂子告诉是当老师的弟媳，在贵州的一个偏远地区，有一所企业赞助的民办小学。那里生活条件艰苦，师资也差，急需有经验的老师把学校继续办下去。 听到这样的消息，身为人师的路德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比起城市里的学生，贵州的那些孩子更需要她。但为此抛弃稳定工作和优越的生活环境，值得吗？女儿又该怎么办呢？只有5岁的女儿，带她到那么艰苦的地方生活，对女儿公平吗？ 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让路德与先生大卫用了半年的时间，才下了决心。坚定了他们信念的，是支教所在地一百多年前发生的故事。《在未知的中国》里，记录了这个故事：当时，一群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威宁传播基督教义，并带来了现代的教育制度。其中，有两位传教士，为那里的基础教育事业，就此长眠异国他乡。他们身后留下的，则是当地现代基础教育的起步。 丈夫大卫和妻子路德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在一百多年前几位外国人都可以为中国、为贵州山区的教育而留了下来。那么，自己作为中国人，又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听路老师说，最先下决心去支教的，是丈夫大卫；而自己，则成了丈夫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样的“夫唱妇随”，怕是人生中能遇到最美丽的一种。 2006年初，这对夫妇离开东北老家，来到贵州省威宁县地处偏远的一所乡村小学，开始了支教生涯。因为路老师曾经有5年的班主任经验，初到学校的她，便担任小学校长的职务，同时负责教授语文课。而丈夫大卫，则是小学生们的数学老师。 初来学校的路老师，觉得自己的学生都有点“笨”。但路老师知道，这不能怪孩子。学校所在的寨子，家长半数是文盲。他们没能力给孩子提供相应的学前教育。因此，许多小孩子刚入学时，连普通话都不会说。接受起新知识来，自然要慢许多。 就这样，教育的工作百分百落在学校七位老师的身上。下午4点半，是学校放学的时间。但是，老师和同学们都不会离校。老师会一对一地帮学生补习功课，监督学生做作业。晚上6点多，孩子们回家吃晚饭了，老师们则要开始另一种忙碌。 路校长说，7位老师负责这全校100多名学生的功课。晚上，寨子里的人都休息的时候，老师们却要给孩子们批改作业，并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教学目的，认真备课……每一位老师，每周都要教课近40小时，这是一个城里老师授课时间的两倍。但他们的工资，远不足一般县城老师的二分之一。但是，为了学校里的100多个孩子，老师们对自己的忙碌从没有过怨言。因为，他们从孩子们身上得到的，远不是金钱可以计算的。 路老师执教的小学，是当地第一个开设学前班的学校。当地学生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习惯用语是苗语及其它民族语言交流。为了让学生们一入学就能跟上全国统一教学大纲的进度，她在当地办起了学前班，给孩子们普及普通话。于是，路老师所在的学校，便成了唯一的一所有7个年级的小学。 路老师悄悄地告诉我，按规定学校是不允许开设学前班的。但是，为提前给孩子们打好基础，缩小他们与城里孩子学前教育的差距，路老师还是打起了政策的“擦边球”。
工作中最让路老师感动的事情，就是看孩子们的作文。因为，每一篇文章，都是孩子们心情最真实的记录： 一个小孩子在路上捡了个筐，被主人发现后，误当成小偷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被罚了好多钱。孩子的作文里，把自己当时又委屈又害怕的心情都写下来。让老师看得是又好气，又好笑。 班里有个年龄最大的孩子，今年19岁了。他父亲早逝，母亲因氟中毒再也直不起腰来。他的下面还有个小妹妹。这个6年级的孩子，已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孩子平时上课，周末去矿上挖煤赚钱。和矿上的人呆久了，也爱花点小钱买包烟抽抽。同班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孩子，小锁儿，是个小大人。小锁发现后，就教育自己的同学说：“你以后别抽烟了，花钱不说，老师知道了还会说你的。”这个大龄的小学生，就在他的作文《我最好的朋友》里，原原本本地把小锁儿规劝他的事情写了进去。 路老师说，这些孩子太纯朴了，他们就像水晶那么透明。通过他们的作文，就能读到他们的心。读他们作文时给我的感动，是在老家当老师时不曾有过的。
（孩子们在美化校园） 孩子们纯朴的心，也传承自他们的家长。寨子里的村民，许多都和路老师、卫老师一样，是基督徒。当他们看到老师们为孩子、为寨子所做的一切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感谢着老师。 老师们一直很想给学校建一个足球场。前不久，这个球场的建成了。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施工材料投入的5000元钱，学校没有多花一分钱，就建好一个长80米，宽50米的足球场（这近乎是一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因为，这片运动场是寨子里的乡亲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把土掀起、把石头铲平，一点一点开辟出来的。而它，也成了当地唯一的一个足球场地。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有了新的活动场地，孩子们都显得异常兴奋。每天，球场上都会有不同年级的孩子争着抢着踢球玩。路老师说，孩子是平均每天就要踢坏一个足球的（看来是因为没有钱，所以，购买的是劣质足球啊）。
路德老师的丈夫大卫老师，在小学任数学老师。除了任教，他还是学校的“后勤主任”。其实，说他是整个寨子的后勤主任倒更贴切些。除了完成教学任务，他会组织学生维护教学设备，绿化校园；还会帮寨子里的乡亲们修理水管，更换电线杆…… 寨子里的水，是从很远的山上引来的，水管时常会出问题。每次，都是卫老师自己，或带着几个年纪较大的学生，一起上山修好。 卫老师还是全寨人的电工。当地的老电线杆是木质的，时常引起全寨断电。后来，乡亲们决定把电线杆换水泥的。如果要电管所出力，那大家则要摊一笔不小的费用。于是，对电路比较熟悉的卫老师，便当了大家的义务电工，自己爬到高高的电线杆上，把9根木质电线杆，一根根换成了水泥的。 路老师说：“当时和乡亲们在下面远远地看着他，觉得特像一只爬杆的猴子。”说这话的时候，路老师的口吻中，三分玩笑、七分骄傲。于路老师而言，丈夫卫老师就是自己的支柱。如果没有他在背后支持着，自己就不可能一路将这份责任挑下来。 夫妻两人来支教的时候，也把女儿从东北老家带过来。如今，6岁的女儿已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校里，有几位患肺结核病的学生，一直被其他同学疏远。夫妻两人看在眼里，就鼓励小女儿和那些小朋友玩。不想，孩子因此也染上了肺结核。于是，她也成了其他小朋友疏远的对象…… 小孩子出于对疾病最单纯的恐惧，时常会用一些直接的言语来刺激患病的小姑娘。小姑娘虽然懂事，却也很迷茫，她会问路老师：“妈妈，其他小朋友为什么不肯和我玩？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我？” 出于健康考虑，孩子的饮食是和夫妻两人分开的。只有6岁的小姑娘不理解，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吃饭? 妈妈，为什么你都不肯让我亲你了？”每当这个时候，陆老师就会笑着安慰孩子说：没关系，只要好好治病，你很快就能和别的小朋友一样，就能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了。 路老师在转述与女儿的对话时，口吻很平静。平静得让人觉得，她那颗博大而超然的心，早已超出了一个世俗的心态可以去揣摩的范畴。 对于肺结核的病人，路老师不单鼓励女儿像对待正常人那样同他们正常，自己也在为治愈他们努力着。路老师说，只要方法得当，肺结核能在半年内彻底治愈。而且，这病可以由国家免费治疗。为了帮孩子们争取到免费治疗的机会，路老师曾经多次跑到200里以外县城，与疾病控制中心的人耐心地沟通。
（乡亲们建的足球场） 路老师和卫老师在黔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初来的时候，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两个外乡人究竟打算来做什么。出于一种单纯的自我保护心理，大家对两位支教的老师十分排斥。 路德老师与大卫老师刚开始负责学校教育时，就面临着前任校长给他们留下的一个大难题。加之周围人的不理解，不支持，两位老师的起步工作可谓步履维艰。但是，他们仍然一路走了过来。从当初的不被理解，走到如今的为乡亲们所热爱，甚至有些依赖。 支撑他们走下来的，不是别的，是对于学生的爱和责任。就像他们当初来的时候所相信的那样：如果他们能留在这里，让学校继续办下去，那么寨子里就有100多个孩子有学上。如果他们不来，或这个学校办不下去了，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都丧失了上学的机会。因为，其他小学距山寨太远了。而且，当地的许多家长对教育并不重视，宁可留着孩子在家放羊喂猪，也不愿让孩子翻山越岭地上学去。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会在放学后把孩子们“扣押”在学校里补课、写作业的原因了。免得大家一回去，一天的知识就“放羊”了。 采访到最后，路老师还特别强调说，这所小学能够继续办下去，能有那么多孩子接受到基础教育，其功劳并不在她，也不在她的先生，而是小学校所有的老师。缺少了哪一位，都不可能有130多名学生的校园生活。 路德老师和大卫老师所在的支教小学，是一所广东某团体援建的民办非营利村级小学校。援建方不希望学校和老师的事迹被过多的公之于众。而路德老师和大卫老师，也希望自己可以安静地在校园里，教书育人。为此，他们曾经拒绝过许多媒体的采访。 为此，这篇文章都没有出现他们的真实姓名，更隐去了小学的具体地点。或者你已经注意到，两位老师的化名“路德”和“大卫”都是《圣经》里的人物。两位老师希望用这样的化名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也希望能像路德和大卫那样，把爱的福音散布得更广更远。 虽然现在夫妻两人所有的家当只有一卷铺盖，每人每月的收入也不过400元。但路老师觉得很满足。她说：“人年轻的时候，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免得将来老了后悔。” 对于未来，路老师和卫老师是这样打算的：如果没有更好的老师来替代，他们就一直在山里教下去。因为，那里有他们的责任，他们的爱。 更多链接： 【伸出手，让爱无限大】寻找优秀乡村教师之二：24个孩子1个“爸啦” 【伸出手，让爱无限大】寻找优秀乡村教师之六、七：大寨里飞翔的一对天堂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