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上上个周六买回听诊器开始，想起来就试，满肚皮找，刚刚木木同学终于听到小家伙哼哧哼哧的心跳了！

更值得记上一笔的是，正听着，小家伙估计是想跟他爹互动下，不知道是探出了小手还是伸出了小脚，肚皮上很清晰地鼓起了小泡泡。原来传说中的胎动的鼓泡泡时代已经到来啦。

世界真奇妙哈！

       今天做了排畸B超，比起前两次被窥探，小家伙的反应大多了。在里面一个劲换姿势，摆pose，惬意得不行。临到最后一个数据，还故意跟大夫的探头玩起了捉迷藏，大夫刚找到准备测量，小家伙哧溜一下就钻到了另一边，来回搞了几次，大夫只好边看边哄“宝宝乖，不动不动，给阿姨看看”。好容易把最后一个看完，大夫下结论，说小家伙在里面长得不错，还比实际孕周略大一点。

      问起是她还是他，大夫说这小家伙玩起了脐带，正好用脐带把屁股绕了一圈……真是一头调皮的小牛，还挺桀骜不驯，估计是遮羞不好意思给人看吧。也罢，等呱呱落地谜底就揭晓啦。

　

重点大学“去本地化”力度要更大些

发布时间： 2009-05-18 07:22　来源：光明日报

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 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功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       “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

   

“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意义重大

发布时间： 2009-02-19 09:54　来源：光明日报

“千万农民工将获工会援助”,这条新闻成为近日诸多媒体的头条。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的这一决定,对当前经济形势下面临就业和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工会组织即将在全国开展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通过就业培训、创业指导、维权服务、生活帮扶等措施,对1000万名农民工实施援助。 　　据估算,春节后全国需要新就业的农民工在2000万人以上,农民工就业供需矛盾相当突出。全国工会提出从两大途径解决返乡农民工的生计问题,其一为引导再次就业,其二为支持自主创业。同时,结合产业升级开展岗位技能培训,试点小额贷款担保等几项实实在在的举措,也有望进一步破解农民工就业之困,让更多农民工感受到“娘家”的温暖。 　　曾几何时,农民工和工会还隔岸相望:农民工遭遇权益受损四处奔走呼告,却苦于不知何处是“娘家”;工会一直“兼顾”着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却也还没有响当当地喊出“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在此情形下,这一次援助,对双方而言显然都具有重大的标志意义。 　　农民工,这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产业工人的重要部分,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城市因他们得以不断成长,而他们自身却是城市中相当脆弱的一部分。农民工进城务工一直存在着缺乏组织、过度分散的问题。除了很少一部分农民工经过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介绍到劳动力输入地打工,权益保护相对比较规范,大部分农民工还是属于传统的投亲靠友,自己找工。在维护自身权益的道路上,他们也往往容易陷于单打独斗、孤立无援的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上亿会员的工会与农民工对接,就为广大农民工提供了一条获取援助和维权的有效渠道。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农民工入会率还普遍较低,很多地方基层企业工会的建设工作仍面临很大的难题,即使在已经建会的企业,出于种种原因,很多在职职工的权益维护依然是很大的难题。 　　此次全国总工会向千万农民工伸出援手,是一种负责任的担当,是为农民工提供贴心服务和切实帮助的重要举措。据了解,不少地方工会组织已经在落实这一援助行动。比如,湖北宜昌市总工会就已使用小额贷款扶持600名农民工创业,为每个农民工提供2-3万元的小额创业贷款。相信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受惠于工会援助,将有助于拓展农民工就业途径、维护农民工的就业权益,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全面健全基层工会组织和逐步统筹城乡就业市场。

　　在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公布将满一年的时候,在民生问题被日益重视的今天,又一起水污染事件暴发,令人备感沉痛。

　　2月20日上午,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发生水源地严重污染事件,近20万居民饮水受到影响。有关部门随即采取了启动备用水源、冲洗污染管网,加强监测等应急措施。而偷排污水的肇事者——位于取水口
上游的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关闭,公司相关责任人也被依法刑事拘留。

　　水污染为何屡禁不止,如何从根本上杜绝此类事件再度上演？

　　近年来,水污染事件并不鲜见,从2005年松花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到2006年含镉废水流入湘江,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这其中,有天灾的因素,更多则是人祸。除了生产事故原因,也有企业违法超标准排放污水的原因,而一些地方政府整治不到位、监管不力,则在很大程度上纵容和包庇了污染的发生。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资料显示,标新化工连续多年被评为盐城市十大标兵企业之一,二十强企业之一,创税超百万元企业。就是这样一家身为“利税大户”的“标兵企业”,却有着斑斑环保劣迹。当地居民曾多次举报该企业的偷排污水问题,2008年,标新化工被列入《盐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通榆河重点整治企业名单》,要求其限期搬迁。然而,即使这样的“重点整治”,也未能让“标兵企业”在偷排污水时有所畏惧。

　　利益驱动下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纵然是事件的罪魁祸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措施、缺乏有力的监管和问责机制,则为环保的防护堤留下了“豁口”。

　　更引人深思的是,在盐城城西自来水厂取水口上游12公里处,竟聚集了至少5家化工厂。产业布局、城市规划不合理的历史问题，新一轮产业升级中污染企业向经济相对落后地区转移的现实问题,让不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健康承受着难以弥补的损失。

　　很显然,处于此次事件中心的当地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在两个月前,盐城市政府还提出用3年时间确保境内三条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到地表二类、三类标准。

　　然而，方案一再提出,目标一再确立,事实却是无情的。关停为何总在污染后？法律的威慑力、政府的行动力需要在长效的体制规范、严格的落实措施和有力的问责机制中得以实现。惟如此,民众的权益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维护,科学发展的目标才不会仅仅停留于纸面上。

又一个阶段度过，唐筛结果显示低危，1：2524，看来小家伙多半情况应该比较正常。

B超过程比较可爱。大夫拿着探头照了一半，看得乐了起来，居然腾出手学起了小家伙在里面的样子。说是小家伙双手合十，两膝微并，作小佛爷状，正舒服享受着呢。

真是奇妙，不知道这会儿小家伙在里面作什么呢，知不知道我在说它呐。

       工作有一段时间了，见报的稿不少，这阵总算写了两篇发不了的稿，也算一种完满吧。两篇的原因都是因为慢了一步，结果就赶上某部说此话题不要炒作……不得不佩服某部工作之细致入微。看来以后得学会技巧啊。反正写也写了，索性贴在这里吧。

     4月9号写的，看来以后想说话一定得趁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孙东东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一言既出，立时激起轩然大波。4月6日，孙东东就其言论公开致歉，但风暴犹未平息，讨论仍在继续。

粗观各方观点，公众的不满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学术研究的态度不满。99%的数据没有调查、没有证据，就全凭经验感觉信口而出，有失治学起码的谨严和负责，言论的逻辑性和合理性也值得商榷；二是对其言论的立场表示怀疑。不少人揣度其或许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想法，才出此言论。孙东东的言论到底出于何种立场，我们无从知晓，不敢妄加评判，倒是这一事件折射出的学者的社会责任值得思量。

学者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通过学术研究学者可以间接介入公众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者的研究责任重大。公众对学者则抱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期待，他们希望学者拥有客观立场、审慎思考和独立见解，能够不为利益集团左右，不沦为某些群体的代言人。但现实世界却为学者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和陷阱，金钱、荣誉、知名度、政治地位……在商业理念的渗透与冲击下，学术也可以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可以成为通往更高社会地位、更多财富的交换媒介。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学者实在是一种挑战。

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要求知识分子在探讨学问时应有一种诚实不欺的态度，秉持最起码的学术良知。遗憾的是，眼下不少学者挡不住诱惑，逃不出“屁股决定脑袋”的规律，一旦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就开始用多重标准看事情，忘却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把我国学术传统中对“士”的崇尚抛到了脑后。

学者的屁股应该坐在哪儿？《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求知识分子超脱一己之利，关注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福祉。爱默生则用“他是一个将自己从私心杂念中提高升华的人，他依靠民众生动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来述说他眼中的学者。可见，扎根民众、关怀民众的良知和品格，是古今中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追求。无数知识分子也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学者的屁股应该坐在哪儿”的问题。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的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的陶行知，探索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一个个闪亮的名字至今令人铭记。

反之，为了一时的利益与名声，摒弃更广大民众的利益，就背离了知识分子最本质的使命与道义责任。更可怕的是，很多时候，学者的头衔越多，就意味着权力越大，一旦屁股做不稳，其滥用话语权产生的危害也越大。

笔者以为，公众对孙东东的道歉不满意，说到底，并不是对其个人的不满，而是对当下一些学者整日为名利奔波，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现象不满，对那些端坐书斋扛着“启蒙”大旗四处鼓吹，却从未把眼光真正投向民众生活的知识分子不满。好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底色依然鲜明，近日媒体报道一个地处四川绵阳安县名叫方碑村的普通村庄里，一群教授正在努力实践的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就让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可敬可贵可爱心生感慨。

愿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