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化大师柏杨于4月29日逝世，享年88岁。柏杨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杂文家，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足以刻划他之所以成为柏杨的特质：那就是深藏在他血液深处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柏杨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一经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原因就在于他以辛辣、刻薄的笔调，指出了中国国民性、中国文化中的某些负面元素。

　　关于中国的国民性格，19世纪末的文化大师辜鸿铭曾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国民性格有三大特点，即深沉、博大和淳朴；但中国人也天生缺乏抽象和理性思维的传统，中国人就像孩子般生活在他的心灵世界中，用心而非用理性去感知这个世界。

　　柏杨对中国国民性格的批判没有辜鸿铭那样深刻，但却较辜鸿铭更为尖锐，因而也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辛辣文风发人深省

　　虽然柏杨没有为如何解决蔓延中国精神世界的这些弊端指出一条出路，但他的辛辣的文风，在今天读来还是发人深省。当我们读到下面这些字句时，至今我们的心灵还是会发出些许颤抖：

　　“我冒昧地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样的一个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多种可怕的特征。”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更喜欢讲毒话……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恶毒、下流？”

　　“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

　　“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没有包容性性格，如此这般狭隘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我们要养成看事情全面的、整体的概念。很多事情从各个不同角度发掘，就比从一个角度探讨要完全。”

中国人如何跳出单纯情绪

　　最近一段时间，随着中西风波的渐趋平息，一些深层的问题及其思索正在发酵。笔者之前曾有评论，当西方的文化傲慢遭遇东方的历史悲情，问题往往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对东西方的人们而言，未来都须继续对话以尽可能缩小彼此差距。

　　如何理性处理历史悲情，使之作为民族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的健康的原始动力，而不是仅停留在狭隘、情绪的层面，则显然是未来中国民众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此次的中西风波中，人们可以看到，虽然中国民众以其质朴的民族感情表达了对西方傲慢的愤怒，客观上让西方世界听到了来自华人的声音，但就其本质而言，这些质朴感情的表达还基本停留在较为肤浅、情绪甚至狭隘的层面。因此，原本正当的民族情绪的表达，幷没有完全起到正面的效果；相反，一些诸如在韩国首都首尔发生的中国学生暴力行为，客观上又成为中国形象的负资产。

　　另外，风波发生之后，因风波而拒斥西方整体，以及因西方问题而拒绝反思自身等现象，均无不折射了中国国民尚无法跳出单纯情绪，以更宽广的胸襟和宏观的视野来审视中西之间的矛盾。

　　造成这一原因的因素，既有中国物质和精神现代化发展仍未达到相当水准，从而导致国民认知水准相对滞后的因素，同时也有——如柏杨先生所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

　　上述两者之中，物质和精神现代化及其导致的国民认知水准，相对而言只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则是一个更为困扰的难题。在这方面，无论是辜鸿铭还是柏杨，都只指出了问题所在，但没有开出药方。在这方面，柏杨走了，但国人的困惑和思索却仍将继续。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