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熊十力先生的教诲我一直猛记在心，“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
所以我每次吐这种槽总是觉得自己也做得不对= =
倒也不是要证明这书写得多么不好。只是看了一部分，看不下去的同时还拉杂想到点别的东西。
只翻了第四本。
1、精彩的历史？
“写史就是写人，写人就是写心”，这不是写史，这是说书。
行文啰嗦还是其次的。为了营造跌宕感，夸张地揣测描述人物的心理，把连贯的史实割裂成一个个的段子。“嘉靖三十一年的严嵩志得意满”，为了牵出次年杨继盛死劾的震动感；“某某正在得意，杀出一个程咬金”……类似的段子比比皆是。并不想牵扯学术，只从实际角度想，是会这样吗？现实中事并没有这么忽忽去来，当时情势，也不会如作者设想的这么浅薄绝对。历史学的功用很大一部分就是于大风既起之后，考察青萍之末，理出整件事情的脉络；如今这种写法忽略历史的微妙复杂，不惜人造大风，实在不觉得有什么好处。
只有听评书的时候我才接受这种一惊一乍的叙事方式，和高人空降的铺垫姿势。你好歹号称自己讲的是严肃历史，这种吭吭吭的讲法我看着就是别扭。会暗想“大家都tm挺忙的你有什么一次说完。”
2、白话资治通鉴
史书通俗化这事我觉得十几年来做的人也不少，当年柏杨的白话资治通鉴是开山作？后来的大部分同类书都延续了他大白话的笔法，他平民化的评说视角，以及他以今推古的思维。明朝那些事儿好像挺红的，那么想必是有它别的出色的地方，虽然我是没看出来。
但是有一点却是几乎所有走这一路的书至今未改的：专事史书翻译，注重对人事的讲述，忽略对当时社会、经济、制度情况的描述。把这全都归咎于传统史学也不公允，食货志写来他不看有什么办法。唐代杜佑也已经编出《通典》了，制度他不研究又有什么办法。
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些大到社会经济，小到时人用语习惯的背景分析，没有对社会运行方式的细致了解，对人物的行为方式就不可能有切实的认识。更不要说随便揣测古人的心态、讲权谋，那都是不可信的浮云了。
看过的这类书里，觉得潇水的《青铜时代的XX战争》系列写得多少和其它不同。潇水对春秋时代的社会阶层，经济的发展、下层的组织乃至地理状况、考古发现等等都有一些描述，他好像专门去历史系听过相关的课——当然也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和现在的行事方式过于不同，而明清以降，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跟今天差不多”。但就这一点，我觉得这本书比同类其余要高出一个档次。只是那本书后来出版的时候策划得很不好，封面像windows傻瓜手册一样，好像还起了个骇版战国之类的名字。实际上那个时候（8、9年前？）网上玩票性质的，往往比如今正经搞东西的更加专业。《明朝》的封面设计得挺文化的，但是看内容……
《明朝》的广告词是“历史也可以写得精彩”之类。但是说不客气一点，文革好歹也过去三十多年了。总不至于还搞那种把群众水平设想在最低的底线然后说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就是好来就是好那一套。把文字搞得跟郭德纲相声似的，肯定是有人买账，但精彩不精彩这个就另说。能感受古代散文简洁锐利之美、能体会到历史学钩稽考证的乐趣的人，是越来越多的。我想这本书针对的并不是这部分人。
以前和人说起林达的书，也有点这个感觉：放到八十年代出版自然是启迪民智，但是在国外待过或者自己仔细研究过一点相关东西的人，看他的书觉得并无必要。
3、道德和逻辑
似乎是哪位大家说的，一本个人写的史书，总有它贯穿始终的精神。《明朝》如果有精神的话，似乎是对光明的信念？对人性的信心？对传统的尊敬？对道德的高扬？……我看得不全所以就不说这整体精神的事儿，只说看过的。
比如传说中的王翠翘为徐海殉死。说了一些“亘古不移的……岁月变迁而不改的……沧海横流而不变的……我知道这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之类的表彰词。
——胡适说“道德规范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只有科学民主是前进的保证”，这话当然任何期待和谐稳定的人，包括统治者，甚至包括偏好过安稳日子的人比如我，都不可能很喜欢；不过就事论事，真要说传统，中国最初意义上的“忠”，是针对事的；对人乃至对君乃至后来一切依附物对被依附物的跟从，是它在后世的变体。什么亘古不移，没有王翠翘本人的经历背景，没有个人选择和独立意志的表现，在明清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故事的流传，我只能联想成是变相宣扬守节；这和田横五百士绝然不同。
然后是从胡海一事，谈起“杀降不祥”：
“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
毕竟死于非命，毕竟失去天下，毕竟四十暴亡，毕竟……。
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
一边高扬道德旗帜，一边拿着因果报应恐吓人，“你将来要遭报应的”“你将来不会有好下场”，嘿。
王夫之持论正大。韩愈辟佛，说南朝礼佛，难挡覆灭，梁武佞佛，终致饿死；王夫之对这种论述方式不满。他说，是非和祸福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非者，理之所在也；祸福者，利之所归也”，真正要使人通达道理，应该明白根本，何以如此是对，何以那样是错，而不是拿利益去引诱或者恐吓人。小人本来就是趋利而做出种种错事，再用祸福利害之说去迁就他，是抱薪救火，不能济事；也是对大道的违背。
但从实际来看，不能不说，结果论是“有用”的。这一点清人看得明白：
“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浅，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缁之徒，畏昌黎不畏宋儒，衔昌黎不衔宋儒也。盖昌黎所辟，檀施供养之佛也，为愚夫妇言之也。宋儒所辟，明心见性之佛也，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妇多，僧徒之所取给，亦资于士大夫者少，资于愚夫妇者多。使昌黎之说胜，则香积无烟，祗园无地……使宋儒之说胜，不过尔不必从我，我亦不必从尔，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两相枝拄，未有害也。……讲学家之辟佛，于释氏毫无所加损，徒喧哄耳。”（《阅微草堂笔记》）
这段话真是说得字字清楚。
王夫之的见解主张，是有他理想的一面，但我觉得这种理想是正当和美的。这种士大夫气格的坚持，和伏尔泰对中国儒家伦理的想象（或者说期待）刚好是一致的：把维护正义看得高于一切，注重操守甚于生命，却绝不流于迷信，决不偏执。“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只有中国的文人学士例外”（伏尔泰《风俗论》）。好笑的是《明朝》一边鄙视西方，一边宣传这种基于迷信的道德。
利益的刺激是必要的，但到了因果报应那步，无论如何是狭隘了。韩愈所说的梁武帝佞佛和他最终覆败，之间至少有实在的关系，常遇春杀俘跟他暴病而死这中间又是有什么？这是纯粹的迷信了，而且我觉得并不是什么可以以之为荣的东西。一边正义庄严地宣讲道德，一边说着报应不爽的人，要么他是不知道真正的道德和人格力量为何，要么是知道道德为何但是想把别人当傻子哄。两种情况下我都觉得没必要再听他说话。
另外小想起一个事，辛弃疾在江西还是哪里任职的时候，剿灭当地作乱的茶商首领赖文政，用的是跟胡宗宪对徐海差不多的手法：赖系被推举出来举事，本身有意愿投降，辛弃疾把他诱降，然后杀了。这段事也就是不太出名，不然是不是要说辛弃疾至死壮志未酬也是杀俘之报？或者查查辛家族谱，他以后三代也就差不多微贱了，这是不是也来段违信杀降，必有显报之类的？
我相信读史是会帮助人有所明辨和坚持，但并不是形成某种狭隘的道德观。
另外我不怎么能忍的是他总拿“西方”作为对比。为了突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动不动就“这在西方人眼里是不合逻辑的做法”“这是不合逻辑的”“西方逻辑里没有这些东西，但是中国哲学里我们有一个说法，叫作‘知其不可而为之’”……
先不说他理解的“西方逻辑”为何物，这么说是要置西方历史于何地，随便的例子，置加莱义民于何地，置可走而不走的苏格拉底于何地，置二战中的抵抗者于何地，置那些会说出“理论上我是一个悲观者，但行动上我必须做一个乐观者”的人于何地？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人知道舍生取义的道理，更不是只有中国出好人！无依据地贬低别人来凸显自己，《环球时报》倒也是记得隔三差五嘲笑一把“孔子有大韩血统”的耶？又，一切物产皆出自大韩民国，这很大程度上是网民的杜撰；有真凭实据的事情，是我们文革时候宣传要解放世界上其余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里的人口，是北朝鲜政府宣传只有自己过的是幸福的主体思想阳光照耀下的生活，是前苏联斯大林时期搞国家形象工程考证宣称西方交响乐的起源在俄罗斯；这是处在某种状态下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特征，再自我陶醉下去就真成了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了，还他妈自豪呢。
然后再说这所谓的“西方逻辑”。作者一说大夫君子，就说“西方没有”，一提舍生取义，就说“不合逻辑”；他对“西方逻辑”没啥运用的兴趣这倒是看得出来的事情。比如他讲王翠翘的人格力量之感人，可以从以她为主人公原型的《金云翘传》的知名度得见一斑，说这书在日韩广为流传，在越南更是为人尊奉，地位就像中国的红楼梦一般。但是我想这类比并不合适，或者该说它并不符合“西方逻辑”。红楼梦影响大，但显然贾府须眉并非英雄，十二钗也不是闺范。换言之这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它的道德力量。文学艺术的输出和流变，自有其种种的特殊性（这又是和地域和时代息息相关的，但作者既然“亘古不变”，也就管他娘，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伏尔泰改编引进《中国孤儿》，是因为内核经过改造以后可以符合他启蒙的理想；一战以后《道德经》在德国流行，是因为无为而治的主题迎合了大战初败消极的社会风气；至于日本的A片在中国风行，为人不识苍井空就要被笑话……嗯总之，并不一定是因为主角的人格力量。
4、黄仁宇，十年前后明史热
其实我是不大确定黄仁宇那一阵是叫“明史热”还是叫“大历史热”比较合适，但是当时他的影响力应该还是蛮大的。记得有个导演还是编剧在香港的书店里看到《万历十五年》，回来就策划了一部电视剧《海瑞》，立意全用黄书中的，连台词都有部分照搬书中原句XD
虽然是进了大学门才听到历史系老师“……只有初学者和外行才感兴趣”的评价，而且也确实是比较认同，但是如果没有十几年前黄仁宇的启蒙，我进了大学也并不一定会想去听历史系的老师说话：）
是从他的书开始才觉悟到时代的变迁、朝代的兴亡，并不是忠臣良将明主昏君可以完全解释；才开始注意到那些纷繁复杂的因素，地理、气候、社会、经济、学术思潮……按说中学的教材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纲的，但讽刺的是我看了黄的书以后才真正开始认识到一些唯物史学的观点，包括去追究那些被称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东西，说实话它们叫这个名字的时候真是让人没有探究的兴趣：）
自然我承认如果我早一些看到钱穆、张荫麟，看到年鉴史学或者其它的，黄仁宇也就未必是传统史书之后的那个启蒙者，他的位置在我这里就不一定这么重要。但是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觉得《明朝》在我看来固然不是什么，但是对别人未必如此，一时间人有一时间人的遇合，之后便是各行其是，越到后来距离越大。
黄的书大热以后，颇出来了一些模仿。但是这些书无一例外是走通俗读物的路子，原因也简单：学术不起。万历十五年在美国初版的时候，其实是有过走学术出版物的打算的，它在行文取证方面至少还是遵循学术规范。在我看来这书的特点大概是，一者因为黄氏的“大历史”观，他对这时代可能影响个体行为的诸多因素都有论及，虽然是因人设章，还是描述社会的各个方面与当时整体的形势；二者既然个体所处的环境已经有了细致描述，个体的行为史书上又有明载，那么设身处地想象人物的动机和心理也就很顺地接上。后来这些模仿者们，承继的一是对史书的通俗化叙述，二是对人物心理的主观想象，唯独少了要求相对最高的一点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情势的把握。说来说去，就还是英雄史观，朝廷上的那些事儿，无非是叙述口气更轻浮了。
黄仁宇自己毕竟做过明代的漕运研究，看三言二拍也能看出晚明商品经济相关，这种历史学的视角和功底，后来那些模仿者是没有的。所以我后来看到《帝国政界往事》《1127大宋实录》之类书甚至李国文之流都拉万历十五年来抬轿就觉得很痛苦，心想根本不是一路还硬要往上凑，什么东西就别去侮辱黄仁宇了。
我的感觉，《明朝》和黄仁宇的关系是很淡的，虽然黄的叙述风格可能确实影响到他之后的很多人。从形式到观点它都离柏杨的白话历史系列更近，但道德这点虽然是相似的坚持，柏杨倒是比《明朝》更有一点现代公民的气质。（可以参照：柏杨对白起杀俘一事有相似的正义论述，但就是站在一个现代平民的道德立场上，几乎是接近日内瓦公约的立场？他并没有要歌颂中国的传统道德。）黄仁宇一向主张历史若上升至道德层面，便无可说，所以他一直坚持在技术层面的论述；相对的，没有技术底子的，自然讲论讲论道德、播弄播弄是非、散布散布八卦比较省事，写得也可以比较多。
好像还是得重复一遍我也不清楚黄仁宇那会儿叫不叫明史热，因为他的研究方法是可以推广到其它时代的，而且那时候社会上同时流行的好像是胡玫的清宫戏……但毕竟当时对黄的注目和讨论，是偏向于“大历史”，偏向“数目字管理”，注重研究时代，注重制度，制度对人的影响、和时代的相互影响；《明朝》是什么？是权谋斗争？是戏剧调侃？是“西方逻辑里没有”的义烈道德？是“黑暗里有光亮，明天会更好”的信念？我觉得——空喊居多。但这似乎实在是大势所趋。若干年前强调“以法治国”，如今则是法治疲敝，倒是居位者对营造个人道德标杆形象乐此不疲，“信心比黄金和货币重要”；若干年前孙志刚案促成了《收容法》的废止，如今邓玉娇案则是违背法理顺从所谓的“民意”；若干年前讲一讲制度建设，现在则是但求医得眼前疮；从前说制度的力量，改变制度来改变人，现在是宣扬在划好的范围内个人修身养性。兴趣是可以被引导的，那么这种书会流行也大概想得到。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