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边缘》，雅克·朗西埃，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8月。
书名中的“边缘”是说朗西埃写书那时，主流都在说历史终结。也就是说，这朗西埃的第一本中译，是出自20年前的一堆旧纸。而且书里没有译序，没有索引，没有参考文献——毕竟只是几篇会议论文。而最最要命的是，译者的汉语能力完全被击溃了，或者说他是把汉语写成了外语，总之你与其看这本中译，真不如去找来原文加一本词典。
更有意思的是，这本烂书竟然还是世纪出版集团的大手笔。我一向以为他们把版权和最好的作者都垄断了，没想到他们家这亩地里会长不出一万斤粮食。
其实这书这样烂的写出来，也合情合理。搞文科的各得其所，谁都不骂谁，才有了刘晓枫、汪晖等一色学棍。这还是小事，可怕的是，大家本来只该立足自己的小圈子——像分析哲学一派人骂德里达晦涩，但还有美国的Manuel De Landa说德勒兹搞的才是分析哲学——争出个对错，让大家都相对化，但在这个极权的生态下，他那一套是绝对的，连对错都没有，人们都成了向慕整个“思想界”。
因此哪个出版社再拿自己有名的译作来说事，你真该配合它的幽默笑一笑，因为根本就没人会说那书不好，也根本没第二份版权另译一本。
出版社们不想想办法，就都可以去死了。有网络在，谁还需要你来给我思想？朗西埃的东西网上已经很多（英文/法文）。让这译者一边卖假发票去吧。

如果可以让我简单说说,文论就是这么想出来的:一个人看了巴尔扎克或是狄更斯,想写读后感.
多少年以后,德里达用整套哲学给乔伊斯写了读后感,而且写的很牛.
到这里,如果你回忆一下,除了德里达之类,我们还买了别的书,为什么?或者这跟买了德里达的书是一回事:这个资本主义总在大方的卖给我们"完整的生活",小说,"思想",你当然都要有.
但他那其实只有"最好"的生活,"最好"的小说,他只养着-只养得起一群"最好"的作者写书.印之前发书评介绍作者的才华,为的是印出来护封可以写上"最感人"/"最畅销".
但我们去买,不就是因为不知道该读什么吗.
而你荡气回肠一番,下一本它还会推荐"最好"的给你.
推荐的事除了交给几个文学奖,一直有学院派在帮着写书评,啊不,是读后感,好的好的,是文论.
不管研习文论的人自己在想什么,他写出来的东西用处不过就是卖书.卖消遣.
当然也有人从不这么想,哪都不卖他那类东西了也不用他来写读后感了,他还是一个人去写了一本又一本管锥编.还以自己能写点张爱玲八卦登到《万象》上为荣.
未完.

不断有人拿大学和人文精神说事,甚至越过几代人去海德格尔那找来一篇演讲.但这样只不过在保护理论生产的流水线.最具人文精神的大学文科只能研究出学院派的音乐,美术,文论.(文...史哲?你不是说易中天和周国平吧.)二十世纪艺术史的教科书,开篇写先锋派,中间介绍几种理论,结尾一章标题都写着"危机".
面对绝路,我们不妨先往回看.再一个世纪以前,黑格尔在《美学》里就宣布"艺术终结",不过他还说了艺术为什么后来其实没有死:"艺术...成为了一个自由之物,每个人都可以恰当的操作它,艺术家...的精神处于自由中."但不幸这自由到现在早已被资本收编了.而资本只够养活一部分"好"的艺术和学术.这其中的同行评审(peer review)实际上不是从所有可能的候选里评出最好,而是只选出"最好"的来让它的系统可以继续赚钱/继续申请下来研究课题.
而那些"最好"的产品,和所谓的"天才",本就不可能凭空存在,它们本来先是复制和模仿.柏拉图:艺术只是对模仿的模仿.

认清这个悖论后再看现在,我们应该乐观起来,网络已经先让复制和模仿易如反掌.而如果就像"长尾"已经长了出来,网络将来也能简单的帮人找到他需要的东西,那就没人会去听学院派和资本主义作坊的广告怎么说.
有限的想象力不能告诉我们新的自由是什么样,它怎么来.但我们不用再胡乱念叨人文精神.曾经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自认会永恒,黑格尔说它死它就死了.没了人文精神,我们还会有别的什么精神.至少,对幸运的几件艺术品和先圈了地再搞出来的几本专著恋恋不舍,那不是自由.

和菜头说到一篇康德传记, 作者虎头教授, 我查了一下, 他在「当代」写连载, 还发表过歌德, 席勒, 尼采, 海涅等人的传记, 大概都不到中篇长度. 如果写得再长一点, 这种通俗体裁就没有意思了.

然后我发现那个bbs上不只有「当代」一些文学杂志, 还有「读书」「天涯」等等文字版, 好像是每月更新. 这个可爱的盗版bbs, 好像是打算靠adsense盈利, 对待访客如此坦诚...

罗马尼亚作家Mircea Cartarescu在「性与纳博科夫」(Sex and Nabokov) 里写到他的"第一个女人", Irina. "我那时是语言学学生,对书写的文字痴迷若狂, 精神错乱, 完完全全是一个诗人(至少我自以为是), 然而我面色惨白像个鬼魂, 身体瘦小而且极其虚弱, 以致人类中我唯一有兴趣的那部分人, 也就是女孩们, 把我像玻璃一样看穿. 我生活在可怖的孤独中." 直到1979年, 23岁的他去Cluj市参加第一次(罗马尼亚诗人)Eminescu研讨会时, 在那遇上Irina. "她学的是英语和罗马尼亚语, 她丑陋, 沉闷, 而且她走起路来像绊在自己脚上. 不管穿什么都像有人硬给她套在身上. 从一开始我们就像同类, 两个疯子, 两个梦想家. 我滔滔不绝地引用我喜爱的作家, 而她话中带着讽刺, 还借用寓言."
Lettre International 杂志 200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