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一直关注WEB2.0，不过，最近却没有很认真的读过关于2.0的东西，更是不敢苟同本报同事策划的关于“WEB2.0下的蛋”的那期选题中的若干陈述。

又是同样一个问题，炒出了WEB2.0的概念，大家一窝蜂地去热捧，那么，到底WEB2.0的定义是什么？精髓和核心是什么?有几个人认真思考过？

若不是乱今天让我解释一下WEB3.0的意思，我也许不会费尽周折再回去找Mezi.Bulunbulei的博客，而1年前，这些博客我都订制了，每天会很认真地看上一个小时。

我所理解的WEB2.0，其本质是人的2.0。所谓的WEB2.0的关键是“USER GENETATED CONTENT”，其本质也是在于人性化，BLOG，SNS，RSS，TM，WIKI，都是让人在数据生产、数据使用的过程中占主导，“用户创造内容”，“用户爱好订制”，“社会网络”，无非都是让人的因素在机器化和比特流的电子世界中占主导。我觉得2.0的成功在于把人的日常社会行为网络化。

刘瑜经常说，2.0的盈利模式一定存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找到，后来，他自己也总是说谈论2.0，不要谈盈利模式。不过我后来再想想，其实也并不矛盾。

不少人认为，2.0的BSP引来广告投放，获得盈利，是小小成功。不过，方兴东当初在BOKEE100个用户投放广告盈利后自己也承认，理想是一回事，活着是另一回事。是的，不少2.0需要广告来活着。但这种模式要不说根本不是2.0的模式，要不必死，因为2.0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任何盈利模式也以用户为中心产生。那么，哪个博友会觉得在自己的博上飘个广告是以他为中心？像新浪的名人博，引来大量流量，获得盈利，那是WEB2.0的盈利？仅仅“内容用户产生”一点，它符合嘛？现在广告主也精明多了，都在追求“有效流量”，WEB2.0的初时问题之一，就是产生大量无效流量，当然，这是针对BSP主而言

“用户带来用户”，“用户创造价值”，这或许才是真正的WEB2.0的生存，像一些PODCASTING ，还有一些作家2.0的收费文学网站，我觉得就很好地实现了这一点。

我觉得收费是WEB2.0盈利的潮流，不过收费的基础，是要提供差异化的服务，这可能也是刘瑜在打造博客中国人时，为什么要留住一批“精英博手”的原因。不过，现在能提供差异化服务的BSP太少了，一旦收费，就会像当年邮箱收费一样，大量流失用户。“100E”从创立网站之初就收费，不过，王明君也在等待100E真正的WEB2.0式的盈利——通过虚拟教室，虚拟教师，带来的用户创造内容，用户创造价值。“现在教师在教室授课是免费的，到用户被粘住的时候，进教室搞一个优先级就可以实现商业价值。”

 

沪版图书’０７“走出去”抢先机

2007－1－19 总第1326期 头版二条
（记者 任殿顺）１月１６日下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与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签订了５本图书的版权输出协议。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推动下，沪版图书在２００７年伊始就打响“走出去”第一炮。

上海历来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排头兵”，每年有２００多种图书输出，但输出地以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华文圈为主，输出到欧美国家还不足１０％。此次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与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达成版权输出战略伙伴关系，将在图书选取、外语翻译、装帧设计等诸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共同“烹调”出适合西方读者的“文化大餐”，进入欧美主流图书市场。

此次签约的首批图书包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寓言故事》、《中国文化历史故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民俗文化丛书”中的《节庆趣谈》、《风水趣谈》、《婚嫁趣谈》。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还将委托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牵头组织翻译这５本图书。此次输出标志着双方合作的开始，今后，上海出版界将通过这种合作帮助更多的图书走出国门。

上海版权局副局长楼荣敏告诉记者，此次合作是以出版社为主体，政府协助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整合各出版社的图书资源，集中起来形成优势，不过政府不越俎代庖，仍让各出版社唱主角。各个出版社可以主动为国外出版单位提供优秀图书，而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看中图书后，也将直接和各出版社商谈版权输出事项。在这个平台上，合作双方将遵循两个“优先”，即上海各个出版社优先将图书版权提供给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而麦格劳－希尔出版集团也优先引进上海各个出版社的图书。

据悉，整个版权合作工作将分为两步，第一步将从上海各出版社现有图书中进行挑选，经过一个阶段实践以后，逐步过渡到第二步，即按照欧美读者的阅读口味，麦格劳－希尔集团与上海各个出版社共同策划选题，并同时在上海和欧美出版发行。

出版代理欲破有价无市困局

任殿顺 2007－1－19 总第1326期 头版头条

知名作家的书，往往尚未动笔就已经有很多出版社上门求稿，但对于许多的无名作者来说，常常是书稿在手却难寻出版之径，即使内容优秀也往往“养在深闺人未识”。过去，业内人士常常提起“出版三难”：“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近年，“三难”中的“买书、卖书”两难有很大改观，但“出版难”这一问题仍让一些作者头疼不已。扮演着出版通道中“红娘”角色的出版代理机构虽遍地开花，却始终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

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组织了首次书稿版权交易活动，让普通作者可以与出版社现场接洽，进行书稿版权交易，为出版代理中介服务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到，“要充分发挥市场中介和行业组织的作用，加快发展经纪、代理、评估等出版中介机构，建立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出版中介活动，作为文化体制改革鼓励发展的一个方向，能够疏通出版通道，促进原创作品繁荣，优化出版资源配置，在出版市场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代理需求日趋旺盛

此次全国书稿版权交易会交易的内容包括：已创作完成的书稿、译稿；书稿选题大纲；版权已到期的图书；最新外版图书；用于影视、动漫创作改编的书稿、成品书以及动漫作品等。据承办单位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版权代理部负责人张洪波介绍，交易会以“为普通作者打造平台，为出版机构提供稿源，向公众宣传普及著作权法”为宗旨，共征集到原创书稿１３４部，影视、动漫改编作品１７部，引进版权作品１６０部，输出版权作品３２部。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新浪大江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中作国安文化经纪有限公司等一批出版代理单位参加了交易会，由于场地有限，很多没有申请到展位的单位还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参展。

版权交易会的火热昭示着我国当前书稿代理的旺盛需求。近年来，国内自由职业作家与日俱增，创作手段也不断出新，书稿数量随之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出版社工作重心开始向编辑出版以外的其他方向转移，对重点图书的营销力度空前加大，使其在挑选书稿方面显得更加力不从心。有业内人士估算，我国每年待出书稿高达数十万部。

专业的书稿代理机构恰恰可以很好地解决这对矛盾，代理机构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专业优势和网络优势，通过广泛收集信息，帮助出版市场中的作者群体和出版社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为双方的决策提供参考。此次交易会的承办单位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是我国唯一一家国家级的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现每年签订正式代理合同１２０余项，主要涵盖书稿版权、音像版权、图片版权以及影视版权等领域。一些地方性的版权代理单位也异军突起，像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批准成立的湖北省咸宁市版权事务所，成立８年来从一家最初年代理出版８本图书发展到现在年代理出版图书数百本的专业机构，每年还无偿为作者推荐出版的书稿上千余种，与全国近百家出版社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事务所通过所属的中国图书出版代理网（ｗｗｗ．ｔｓｃｂｄｌ．ｃｏｍ）主要从事版权贸易、图书出版代理、版权仲裁工作，图书出版代理是主营业务，在业界享有很好的声誉。

同时，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也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代理的发展，从最初整天盯在“榕树下”等文学社区的专业找稿人，到今天的各种专业出版代理网站，不得不说是一个跨越。

诚信等瓶颈有待突破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中国作家协会曾成立文化经纪人服务中心，也有少数省市成立过版权事务所，尝试进行作家作品的代理，但因当时市场不成熟、作者认识程度不足等原因无疾而终。我国一些出版社原来也设有专门的出版代理部门，但由于我国出版社市场化、商业化程度与国外相比有较大差距，加上种种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国内出版社“代理”这一功能“运作不灵”。

目前，出版代理单位虽然在数量上迅猛发展，但由于一些没有注册的非法书稿代理机构存在漫天要价、坑骗作者等不规范经营的行为，在互联网上还有大量叫卖香港、台湾地区书号的出版中介，使得出版社和作者产生了戒备之心，有些作者甚至谈及出版代理中介色变。

严格来讲，规范的书稿代理或出版中介业务，是与“买卖书号”划清界线的。书稿代理单位不是出版单位，没有出版权，只是将书稿初审后交给相关出版社，出版社收到选题后再进行论证，确定出版形式。咸宁版权事务所主任邓永标认为，规范的书稿代理可以将作者个体行为变为单位集体行为，反而对规范出版程序、抑制“书号买卖”、打击非法出版起到辅助作用。

此次北京图书订货会组委会方组织书稿交易会，对于规范出版代理市场秩序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总经理助理魏红表示，组委会的重视表明出版管理部门充分认可出版中介在市场中的作用，让书稿代理在政策上得到支持。

出版代理除遭遇诚信危机外，经营规模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另一问题。魏红向记者透露，目前我国出版代理单位规模都还比较小，由于版权代理费用通常仅仅是版税的１０％～１５％，而一般作者的版税本身就偏低，所以代理单位的规模都很有限，代理单位的服务性大于其经营性。北京版权代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颖认为，目前我国规范化、专业性强、服务成熟的权威代理单位还相对缺乏，这使得出版代理中介难以成为作者投稿时的首选。

行业环境多方共建

书稿代理在出版业发达的国家中早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出版机制，代理者多以出版经纪人的身份出现，成为图书市场中必要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像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最初都是被代理机构发掘的。相比之下，我国近年虽大量涌现了一批版权代理机构，但真正意义上“出版红娘”、“出版桥梁”仍旧缺位，出版代理市场尚待培育和发展。

魏红谈到，良好的出版代理环境，需要出版单位、代理单位、作者三个环节的协同努力，在产业链条中做好专业分工。代理单位要做到业务专业化，保证从业队伍职业化，业务流程规范化、类型化，同时还要尽快建立起权威的网络版权信息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来满足出版机构和作者的需要。另外，版权代理也要在内容上不断创新，现在很多书稿的ＦＬＡＳＨ版权、影视开发权都有很大的市场，代理单位要及时根据变化做出调整来满足市场。

邓永标以咸宁市版权事务所多年的从业经验向记者介绍说，流程透明、标准收费、诚实守信是经营的关键。咸宁市版权事务所有一套符合出版法规的操作规程，如代理常规出版，就明确规定在向出版社提供书稿之后，策划、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各项工作均由出版社负责，事务所只代作者联系出版单位，不参与别的环节；图书出版以后，由出版社向作者支付稿酬。事务所只收取作者５００～１０００元代理费用或１０％以内版税。如受理合作出版，明确由作者向出版社提供书稿与委托书，通过出版社论证、批准、出版，由出版社按国家稿酬有关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印刷和发行等一系列工作均由出版方负责，发行利润全部归出版方所有。对于纯自费出版物，则由作者提供“齐、清、定”的书稿，发出版社审查通过后再签订出版合同，事务所起出版信息桥梁作用，如未受著作权人委托，则不参与跟出版社的合同订立、费用结算等环节，作品出版后作者向事务所支付代理费。

邓永标说，代理单位在代理出版时间周期上要有具体承诺，代理费用标准要公开，代理流程要透明，双方相关委托手续要办到位，通过长期的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出版社和作者的认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版权代理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许多代理机构都处在成长期，受访者们都热切期望能够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扶持，创造宽松而有序市场竞争环境，给出版代理业务以鼓励。

发展成熟、规范的出版代理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出版难”的问题，疏通整个出版通道，有利于降低出版中间成本，提高出版交易效率，促进出版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代理机构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的代理活动也有助于打破出版资源地区封锁和行业分割，一些代理机构还在国际间进行中介服务，对促进我国版权贸易发展，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也起着积极作用。

最近总是在讨论“数字出版”，从总署到出版社，从来没这么重视过。数字出版年会，新闻出版局长会龙新民署长报告，都把数字出版放到产业高度去落实。

不过，本人极端不看好传统出版业搞数字出版，在数字出版时代，传统出版业必然将会萎缩。

数字出版的概念在业界被搅的乱七八糟，关于数字出版的概念严重失范。现在恐怕业界没有几个人能准确地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数字出版，个个却天天喊在嘴边。

传统出版人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懂的太少。现在数字出版做的好的，像方正、书生，严格意义上说，都是IT人，他们准确地嗅到互联网给出版带来的商机。虽说现在他们并没大红大紫，像网游、视频那样赚的盆满钵溢，不过，数字出版的未来属于他们。

商学院里的第一课“做火车的老大，从来不会是做汽车的老大”。这应该给传统出版业以启示。100e的老总王明君的话，值得出版业深思：在行业转型时，传统出版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选择最好的数字出版实现商（或称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合作，而不是自己去做数字技术开发，数字技术实现。这不是传统出版业的特长。

那么，传统出版业的优势在哪里？很多人会说是内容资源优势。持这种观点的出版人或者研究者、或者政府领导，从来就没有认真研究过传统出版业的核心竞争力！

传统出版业有的不是内容资源优势，而是资源垄断优势，这种资源垄断的实现方式——就是书号。想想，有几本书是出版社的人编写的？他们只是将作者的资源发布出来。在数字出版时代，作者完全可以不通过出版社，直接将内容提供给发布商——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布单位，像现在所谓的作家2.0，这些写手已经不需要通过出版社，或者说不需要他们的书号，通过网络实现了自己的作品的发布，更重要的，他们也实现了盈利。

如果非要说出版社有内容优势的话，在于现在的一些好的出版社有一些好的选题策划人，和重大项目的启动能力。像中信、机工、长江文艺等，他们有一批好的策划人，他们对好的内容有判断力和包装打造能力，这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像高教、人教、外研、商务，他们有启动重大教育科研项目、文化传承项目的能力，这些包括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是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

不过细想，最好的策划人永远不会在出版社，最好的策划人永远不会是金丽红、黎波，他们存在于民营工作室，当数字出版产生人才驱动力的时候，这些人很容易流向互联网、IT公司，工作室策划人＋草根作者＋数字出版技术提供者，商业模式迅速形成。有出版社传承下来的珍贵文化资源，永远不会是数字出版时代消费的主角。数字时代，内容消费方式更便捷、简易，也会更偏向娱乐性和实用性，重大文化项目即使数字化实现了，也不会成为消费市场的主流。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罗小卫的思路也很有启迪性，数字出版技术容易舶来，传统出版业可以“拿来主义”，不一定要自己去大量投入开发，如要开发，应该有总署牵头，各大集团联合来搞研发。

个人预言，在数字大潮真正涌来之时，从容不迫踏在浪尖上的，一定是IT企业、互联网企业，和几家早早与IT企业、互联网企业合作的传统出版企业。总署如果想让传统出版业更好地适应数字出版，可以从政策上帮助他们，比如多设置一些进入障碍，比如开发一个类似于“数字出版准营证”之类的东西，其实就是设置一个“数字书号”，以保护传统出版业的过渡，不过，IT业、互联网业肯轻易接受嘛？

未来，传统出版最大的安慰在于，中国国民对传统图书的恋情，不会那么容易丢弃图书，全都转向互联网阅读。

论文投稿建议若干
——给为发表论文挣扎的朋友们的小小启示

    研究生阶段要求发表文章，这种文章本身就是特定主体基于特定目的的创作。证明学力，邀获学位，是写作的基本动力，也是写作的基本甚至唯一目的。
    这种体制存在一天，研究生们就要痛苦一天。
    不发牢骚，因为现在身在“体制内”，就从体制内的角度简单分析一下当下痛苦的原因。
    研究生学子创作论文之初，往往是查阅大量文献，千辛万苦谋一想法，然后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若干建构，说白了，这种自我思辩的建构，大多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自己在写文章的时候，没有经过太多的调查，往往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和导师两个人的几次切磋，文章主题和结论就已经定下来了。这种论文，十篇有至少8篇，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的。难于发表是自然。
    现在的学术评价单位，也就是期刊杂志社，难有真正的客观、公正、公平的评价系统。关系稿、指派稿，屡见不鲜。不少教授，一年到头不做学术研究，每年给权威核心期刊投一两篇稿子，找找老朋友，年底学术考核在系里还名列前茅。现在很多杂志社，也面临着转企改制的压力，转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经营，需要赚钱，需要广告，学术评价机构需要广告来养活，那么广告哪里来？当然是报道对象。那么，文章哪里来也就可见而知了。
    研究生已经遍地都是了。如此庞大的人群，寥寥有限的几家期刊杂志社，版面是有限的，如何消化这么大的要发文章的需求？也难怪那么多给钱就能发文章的所谓学术期刊出现。

    写文章有破就要有立，如何才能费尽可能小的心思发出文章来？一点点建议给经常看我博的朋友。
    1。投稿要像投简历一样，一种杂志有一种风格，写一篇文章，投给10家杂志社，除非你是大家，不然，10家估计会有10家退稿的。要根据杂志本身的特点和写作文风改文章，而现在好多人是写好了文章，找投稿对象，这是导致被退稿的很重要的原因。本人半年前做的可能是与很多人一样的事情，挨个投稿，但做了报社编辑之后，现在经常打开邮箱看到学生投来的文章，大多会觉得很幼稚。
    2。文章不宜太长。杂志编辑都是人，也会疲劳，想想，谁会喜欢看洋洋洒洒1万字而看后又不知所云的东西？要有很强的总结性和归纳性。
    3。不要把每篇文章都写的像论文一样，开始是前言，然后是关键词，下面各级标题分割清楚。现在是有很多纯学术论文的杂志，但更多的是话题类的杂志，就是编辑之前就有所策划，按照杂志社每期选题会的主旨来组稿的，这样的杂志，很少会接受纯粹的学术论文，而生活化，与实际结合紧密的文章更受欢迎。
    4。要保证时效性，不要现在各地都在放《满城尽带黄金甲》，你却在写关于《英雄》的论文。

刚刚在MSN上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李远涛老师要了本陈昕总裁的《出版产业论稿》。

虽然书还没到手，自己没有读过，不过强烈推荐每位与出版产业相关的人士读一读这本书。

如今的出版界，称得上“家”的太少，而陈昕老师绝对算的上。出版界大腕级别的前辈见过不少，很是佩服浙江新华周立伟老师，不过周前辈虽满腹理论，却少有著述。另一位很是佩服的业界前辈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周蔚华老师，或许是因为经济学的科班出身，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的角度，总给我很多的启发。当出版作为“产业”来研究的时候，经济学的功底至关重要。

来图书商报已经半年，整天在谈书，却无时间看书。

想起4月在苏州，每到周一在东区上课时，总会背着被好友笑称用来装美女的“布袋包”去图书馆借书。

所借之书，多为小说，不过，却是自在的很。

在苏州淫雨霏霏的时节，中午打开床头的灯，昏昏沉沉看到睡去，然后醒来，又睡去。

一周下来，总能看完三五本。

以致于后来的苏大图书馆，费尽心思地翻，却也淘不出几本入眼的小说。

来了北京，看着坐在我背后同事桌上，堆成山的书，很是羡慕。而且同事三天不来报社，来自各出版社寄来的新书又堆成一排。

虽然身在要闻版，大大小小的发布会，同事送书，开口要书，不出半年，家里的书架也是满满一排新书。每天床头也是这本换了那本。却没有一本读完。

虽说现在的书，伪文化太多，但书入目，终究是有收获。想来惭愧。

天天谈书，无心看书，长此以往，何资谈书？

附：贺圣遂老师为陈昕老师书所作的序

　　出版人论出版的佳构
　　贺圣遂（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
　　
　　陈昕同志历年所著有关出版研究的文章约有百万字之钜，他从中选出一部分编为《中国出版产业论稿》，交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并嘱我为之写一篇序。其实此书已有出版界前辈刘杲同志的序，以年辈与身份而言他的确是一位合适的作序人；我则不然，从哪一方面说都不合惯例。而之所以“知难而进”，因为有两条理由：往年陈昕同志曾有邀我加入世纪出版集团的动议，事虽不果，心意可感，这是私谊；复旦出版社打算从本书开头，组织出版一系列本行业人士研究讨论出版事业的著作，我忝为主事人，有些想法可以借此机会略加表白，这是公义。至于浅陋之言少说为妙，却又顾不到那么周全了。
　　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结构中，出版业具有某种特殊性。它既是一种产业，又是一项文化事业；它以产业的经济活力，支撑起自身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一个出版从业人如果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为止足，则无论怎样成功，也绝不可能在本行业中受到广泛的尊重。因为出版的内容始终关乎文化的建设与文明的传承，发现、收集、整理、引入、传播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于当代及后世有益的信息，始终是优秀的出版人投入这一事业的根本动机。而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够从商品特征上理解图书，循依产业的规则组织出版，则基本的运作都难以维持，一切宏大的计划徒然束之高阁，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就成了空话。所以，一个优秀的出版从业人，总是在文化承担与经济运营这两方面都具备足够的能力。
　　出版业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尤其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大变局，在艰难的环境里、巨大的压力下，国人努力“走出中世纪”、“走向世界”。而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出版业从其诞生开始，就成为催化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译介西方著作引入先进思想，编印新式课本昌明现代教育，到汇辑古典名著清理传统文化，正如王建辉同志在《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近代出版在经济发展和思想文化各个层面如社会参与、价值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扩散、文化阐发等诸多方面，都成为近代文明的重要载体”。而优秀的出版人如商务印书馆的早期主持者张元济，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都是以成功的产业经营，使出版机构成为沟通学术界、思想界与社会大众的枢纽，成为文化的集散中心。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大变革时期，它的历史意义恐怕怎样评价都不算高。在这一进程中，出版界同样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历史的运行，对于新的中国蓝图的不断展开，甚至常常是起着先导的作用。而一代新的出版工作者也就在这特殊的时代中获得展示他们的意志和智慧的机会。刘杲同志说陈昕乃是今日出版界的栋梁之材中的“佼佼者”，我想同行中对此大多是愿意认可的。
　　 如果用军队中培育将帅的情形作比喻，陈昕同志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在出版行业中具有完整的履历：他从普通编辑、编辑室主任做起，而后在上海和香港的几家著名出版机构展转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领导职务，做过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并于1999年负责组建了中国第一家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他熟悉中国出版界的所有层面，深切了解这一行业的快乐与艰辛，弊端与希望。在这一方面，同行中确实是罕有其配。
　　陈昕同志对出版事业的热情和超常的工作精力，恐怕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至少我自己是如此。领导着规模宏大的出版机构，他的眼光总是盯着发达国家，把了解这个行业最前沿的情况和发展大趋势作为自己的必修课，因此出国调研、考查是经常有的事情。但和一般人出国考查总要顺带观光不同，陈昕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人民日报》曾有一篇报导，引用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李远涛跟随陈昕去美国后的感想，说是“每天两个出版机构，再加上要准备大量材料，喘不过气” ；“满脑子都是访问、会谈和一堆堆数字，对美国的感觉却模模糊糊”。我还听说过一桩趣闻：陈昕率团访美，回国那天一盘算，离上飞机还有个把小时的多余时间，于是领着众人又参观了一家就近的书店。当然不仅是出国考查，差不多在任何情况下，陈昕都喜欢以紧张的节奏来工作，“消闲”二字与他全然无干。我想他也不是准备当劳模的，这就是他的风格乃至生活习惯——与人之常情有违，怕也难免。
　　出版界有以从事实务为主的，也有偏重于理论研究的。前一种类型的人往往不太重视理论，眼光不能放得很远；后一种类型的人往往对实际操作知之不深不细，所论或有迂曲。以我自己的经验，觉得在出版业中负一点责任的人，应该将两方面的知识结合起来才好。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陈昕尤为佩服。他既是一个实践经验丰富的出版家，又是一位学者。早在1978年，陈昕就写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这篇内容超前的论文，投到当时的《社会科学》杂志。此后在从事出版业的二十余年中，他撰写了100多篇论文和多部专著，着重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出版，因此获得一个“出版经济学家”的雅号，这在中国出版界是很少见的。陈昕的主要论文已经收录在本书中，它的学术价值，刘杲同志在他为本书所作的序中也有较全面的评价，我就不必多说了。我只是想强调一点：陈昕同志的研究，一方面是理论性很强，视野很广阔，从图书的商品性质、出版业的产业特点、到中国图书市场的变化与前景、中外图书出版的比较，都有堪称系统的分析；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学院派”的书斋里的学问，它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始终扣紧当下出版业运作和发展的实际问题，宏大的设想总是和十分具体的操作设计相联系。作为同行，读起来尤其觉得亲切。
　　要我另外再谈一点读后感的话，那就是常常会想起《老子》所说的 “强行者有志”。
　　出版一向被认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行当；出版人自己写书，特别是关于出版的书，颇为少见。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事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版社不再是简单地按照现行政策或领导意图编印图书的机构，它正努力成为文化创新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成为在市场的基础上以长远眼光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有待总结，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究。因此，出版一批有价值的“出版人谈出版”的著作，恐怕是有必要的。这不仅有益于同行间彼此沟通、取长补短，说到底出版乃是全社会的重要事业，它也是整个社会关注的对象。在计划编这套书时，想到陈昕同志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领头的，这一次仍请他领头。

根本没有思考的时间。在错乱和无序中继续着每天的生活。
每天坐在电脑跟前，绞尽脑汁码字。
穿过北外的校园，去食堂吃饭的路上，是每天说话最多的时间。
中午同事聊到了海。
在海边长大的我，回忆起了“童话般的童年”。
早晨醒来，海面上笼罩着朦朦的细雾。
呼吸里能感受到海水的咸。
父亲肩上扛着网。我跟在后面提着小桶。
早晨的海水蒙过脚踝，痛快的凉。
一条石坝延伸到海深处，近看是绿，远看灰黄。
父亲一网撒下去。再用力把网收上来。
把网摊开在石坝上，我把一条条活鱼拾起来，扔进桶里。
父亲一般只撒一网，便收拾起东西回家。
我提着桶，走在后面。
天边开始泛黄的时候，小桶总是满的。
在家里的院子用水冲去脚上的沙子
再次提起小桶，到邻居家敲门分鱼。
那个时候小伙伴特别多，或许也有这鱼的原因。
我总是喜欢用“不跟我玩就不给你们家鱼了”来笼络那些可爱的同伴。

童话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
仔细算来，已经快满一年没回家了。
忙碌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思考的时间。
生活的残酷，在于身体的疲惫削弱了思想的能力。
怀念我的苏州，我的青岛。
如果我离开了北京，是否也会一样怀念起这手中的厂洼路，外研红。
生活永远在别处，是的，永远在别处。

2007－1－5 第二版 《书业“走出去”，美景动人路尚远》
作者：任殿顺   周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快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随着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对承载着中国“文化走出去”重任的出版业而言，“走出去”不仅是实现我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对外开放进程进一步提升的必然选择。
　　回首过去的一年，中国出版“走出去”成绩斐然；在为成绩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冷静找到不足，在“走出去”的时机和条件日趋成熟之时，中国书业该如何迈好下一步？

“走出去”凸显十大亮点

版贸逆差取得历史性突破

版贸逆差是中国出版长久以来的痛楚。在２００６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国出版业首次改变了２０年来博览会上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严重的面貌，版权输出实现历史性突破，输出共计１０９６项，比去年增长９８．２％；版权引进为８９１项，比去年增长６．７％，输出引进比为１．２３∶１。２００６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版权输出再创新高，累计输出１９３６项，引进１２５４项，首次实现了在国际重大书展上的版贸顺差。

虽然仅仅是在两个展会上的顺差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版权贸易将进入顺差时代，但较之２００５年的７．２∶１，以及１９９９年逆差高峰时的１５∶１，２００６年的版贸逆差明显缩小。

输出品种结构有所改善

近年来，中国输出项目在内容和合作对象都有一定局限，输出品多以汉语教材、中国传统文化读本为主，这是除版贸逆差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又一块心病。２００６年，像生活类、科技类、少儿教育类、中华古典类少儿故事等一批图书相继走出国门，版权输出类别更加广泛，结构有所改善。

生活时尚类图书一直是国内出版社引进的热门书种，而青岛出版社有《花束花篮》、《家庭插花》、《世界名犬欣赏与驯养》等一批生活时尚类图书向欧美国家输出；科技图书方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和国际知名的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在北京共同组建了翻译中心，共同向国际市场推广中国的科技图书和期刊，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输出版权达到１１９项，实现了重要的突破；高教社的《基础自然科学》教材通过与汤姆森的合作输出到世界各地大学的工科院系；中国大陆出版的非中国出版资源的选题也更多地受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读者的欢迎，如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国内原创作品《比尔·盖茨：优秀员工的十大准则》输出到韩国，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成君忆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为底本，探寻东西方文化管理差异之道的《渔夫与管理学》也输出到韩国。

版权输出质量有所提高

版权输出不仅要注重数量，还要注重质量。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社长戚德祥指出，“走出去”不能是“赔本赚吆喝”，数量多不是我们输出的目的，质量高才是出版社最终追求的目标。

令人欣喜的是，２００６年我国不仅在版权输出数量上有所增长，更重要的是，单册图书的版权费也有所上涨，版权输出后图书的发行量、版税的回收等一些反映“走出去”质量的硬指标也有所提高。

跨越版贸层面，中外出版机构战略合作增多

合作出版是版权贸易之外，中国出版“走出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０６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出版单位主动寻求与国外知名出版集团合作，双方合作也从单纯的版权贸易向编、印、发各个环节深入渗透。中外出版机构共同选题策划、合作编辑加工、共谋发行方式的新合作模式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中外出版机构更加注重“战略式合作”。

中外出版机构在出版物选题策划、渠道建设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很大的合作空间，共享发行渠道，共享市场，建立双方合作的最惠待遇和有效的市场开拓方式、发行模式，成为中国的各家出版集团以及大社名社“走出去”的又一开拓之举。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始于１９９０年的大型合作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在今年又结硕果。中外作者共同讨论写作提纲、进行实地观摩、分头撰写、交换阅读、提出修改建议，最后由出版社定稿出版。辽宁出版集团与德国贝塔斯曼直接集团合作出版的《中国读本》，突破了全国出版界通行的单纯图书版权输出和成品书输出的贸易形式，真正意义上实现与海外权威出版传媒联手，在国际市场进行图书策划、出版、发行、营销等全程项目运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教育图书出版、产业研究以及战略投资领域与美国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实物出口总量逐年增加，渠道日渐多元化

我国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正逐年增加，对东南亚等华文区域的出口增加尤快。另一方面，我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实物出口，无论在实物输出数量和金额上都已经实现顺差。

像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为德国ＤＯＭ出版公司输出的德文版《建筑中国》，以及为新加坡页一堂出版公司提供的《标识精选》等５种成品书，出口总贸易额高达６４０万元人民币；湖南文艺出版社与德国朔特音乐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中英文版的世界５０部经典管弦乐作品，造货码洋达上千万元。

实物出口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出口渠道也在不断多元化。从最初的国有单位独家经营，逐渐发展到今天的民营、外资企业共同参与的局面。为鼓励出口，新闻出版总署实施了进口权和出口权分离，与商务部商定，凡新闻出版企业申请出口权，只需要到商务行政部门备案即可，无需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进行前置审批。

印刷加工贸易增长迅猛，图书的“中国制造”在崛起

经过多年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培育，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印刷加工基地。我国印刷业在成本、价格、技术、质量等方面都形成了竞争优势。

我国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印刷业务，目前广东省对外加工贸易年收入已经超过３００亿人民币。在２００６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很多中国大陆的印刷企业进场设展接单，有的订单一笔就高达几百万美金。

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模式正被引入书业，通过有效整合国内国际资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添彩。

“走出去”的集团化效果初显

中国出版界集团化进程已有７年，集团化效应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已初步显现。从几年前各家出版社在展会上的“单打独斗”，到如今各个集团，甚至“出版国家队”的抱团参展，出版单位无论是从谈判力、影响力上，还是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出版集团可以从选题结构、优势互补的角度合理分配出版资源，对重点社有“走出去”潜力的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在“走出去”选题开发、对外宣传、合同谈判等各个方面统筹安排，形成合力。２００６年的中国出版已经开始呈现以集团品牌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走出去”结构框架。

出版物输出国家多元化，合作向纵深发展

中国出版物输出的国家亦呈现多元化趋势，版权输出的语种多且涵盖国家、地区越来越广泛，长久以来只流向华文市场的局面正被逐渐打破。

像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输出的图书语种包括英、法、西、德、韩、日、俄、意、葡、阿、越、波兰文、印尼文、荷兰文等２０多个，输出国家涵盖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五大洲２０多个国家，为打破我国每年只有少量图书品种输往欧美发达国家的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组建中国图书代表团，参加了２００６年６月首届南非开普敦国际书展。辽宁出版集团的输出范围从美国、德国等世界出版主流市场，已经延伸到西班牙、希腊、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与法国、埃及、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合作由个别品种、小批量进货销售正在向整体性、批量型的独家总代理发展。

电子音像、游戏、动漫等成长为生力军

２００６年，电子音像、游戏、动漫等一些易于被普通民众接受和喜闻乐见的“俗文化”输出取得喜人成绩，正带动中国文化以多种形式和载体快速走向世界。

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所属江苏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一游记》汉语教学游戏光盘，以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输出到欧美国家，共同策划、联合出版的“走出去”模式，对电子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启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比利时根特大学所属ＶＡＲＴＥＣ公司合作，共同面向欧洲推出《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网络版；金山公司开发的《剑侠情缘网络版》在越南在线人数超过１０万，创下越南网游历史记录；三辰卡通公司的《蓝猫淘气３０００问》的播出权、影像权、ＤＶＤ版权、ＶＣＤ版权连续多年实现输出，如今已延伸至几十个国家，为我国原创卡通走出国门提供样本；在不久前结束的首届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上，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连环画《西游记》葡文版进军巴西……

电子音像制品、游戏、动漫较之传统图书更为通俗，受众面更为广泛，也更容易被受众接受。此类产品出口取得长足进步，对于国内音像、游戏、动漫等新兴产业拓展海外市场，增加新盈利点，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边境省份“走出去”积极拓寻邻国商机

中国出版“走出去”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像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出版大省，一直充当着“走出去”的排头兵。２００６年，一些出版资源相对较弱的省份，也通过多种形式整合自身资源，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像云南、新疆、内蒙古等省（区），通过与周边邻国开展交流合作的方式，积极拓展出版物“走出去”。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在邻国蒙古投资成立安德教育出版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营图书、教材、教辅、报纸、刊物的策划开发和编写、出版、印刷、发行推广工作。２００６年初，安德公司的蒙文语文教材在蒙古国成功中标，发行销量稳步提升；新疆自治区专门成立了“走出去”攻坚小组，培养和强化翻译、出版、版贸人才，并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将中华民族的优秀读物通过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输出到周边邻国。

三因素促“走出去”

政府支持成为“走出去”强心剂

为了扭转长期以来我国版权贸易逆差的状况，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总署多次组织调研和研讨会，并从政策上给予帮助和扶持，从资助机制、激励机制双重刺激各个出版单位“走出去”。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支持出版业“走出去”。２００４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启动，该计划包括资助翻译费、鼓励外国出版商和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发行中国图书、向国外图书馆赠送关于中国的图书等内容。２００５年 “推广计划”与英、法等国的１０余家出版机构签署了资助３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出版１７９种图书的协议。２００６年，该计划增大了资助额度，仅上半年就批准了１０８种重点图书的资助项目。国家还设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专门用来奖励那些对出版、推广中国图书做出贡献的国外翻译家和出版社。

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出台后，八部委又联合制定了《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根据“走出去”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有针对性地推出系列扶持政策，新闻出版总署也在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在书号、版号、刊号等方面向“走出去”重点企业倾斜，并集中财力，对“走出去”重点产品和重要国际书展予以扶持。

出版单位成为主动的自发体

作为走出去的主体，一些有远见、有实力的新闻出版单位已经将“走出去”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制定了中长期规划，并因地制宜地出台了配套鼓励措施。不少出版单位成立了专门的对外合作机构，制定了“走出去”战略规则，并从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加大对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法兰克福书展等重点书展的投入，加大海外网点建设的力度。

中国出版集团成立了专门的对外合作机构；辽宁出版集团、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成立了“走出去”工作领导小组；安徽出版集团设立了专门的外向型经贸公司。各个出版单位对外合作部门功能日益完善，在加大海外出口贸易及合作出版力度的同时，不断积累经验，结合各自实际，努力增强图书走向世界市场的能力。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刘伯根所说，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出版界的自觉需要和实际行动。

很多出版单位对“走出去”重点选题提前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地主动开展版权输出活动，从年初选题论证时，即开始着手进行全集团外向型出版物选题的谋划，为重要展会提前做好准备。不少出版社还注意提高图书装帧质量，增强形象意识，以达到“国际水准”，吸引更多国外出版商的注意。

正是由于众多出版单位的积极地自发推动，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才变得有条不紊、主动从容。

展会成为出版业“走出去”的助推器

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张福海司长认为，展会正在成为出版业“走出去”的助推器，中国的出版界不仅可以零距离地感受国际出版业的变化，探寻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可以全方位地展示最新的出版成果，捕捉更多的版权输出商机。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如今已成为亚洲最大、世界重要的图书博览会，并且和法兰克福书展形成了联动机制，许多签约项目都是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达成意向，到法兰克福书展正式签约。２００６年，无论是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还是在被誉为国际书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展团都以丰富的品种、精美的设计、独到的推介吸引着人潮，展台四处飘曳汉风唐韵。

目前，美国书展、意大利博罗尼亚书展、英国伦敦书展等全球知名书展上都会看到中国出版商的身影。

“走出去”问题犹存

版权引进和输出外汇比值逆差仍然很大

２００６年虽然我国版权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逆差有望大幅缩小，但出版物版权贸易引进和输出的外汇比值逆差仍旧很大。据权威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至少花费１．５亿美元进口国外出版物，然而版权输出创造的外汇不超过２０００万美元，图书的引进和出口外汇比值近年来始终维系在１０∶１左右，对美曾达到１００∶１。

２００６年我国版权输出在质量上有所提升，版权费有所提高，但由于我国成品图书价格、图书版权价格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版权引进输出的外汇比值一时难有太大突破，仍旧呈现逆差态势。

一些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是我国版权引进的主要源头，这些国家的科技类、学术类以及畅销书类强势产品的版权引进费用高昂，我国出版物的版权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本身已经偏低，加之像东南亚华文圈这一版权重点输出地的购买力相对较差，也客观上造成了版权引进和输出外汇比值的逆差。

名牌产品缺乏，单品效益不高，市场份额低

“走出去”本质目的是赢得中国文化的国外影响力，使我国的出版业在国际营销中占据市场份额，单纯的版权输出数字只不过是一种表征和手段，对欧美市场的“走出去”仍处于“拓荒”期。

在图书方面，我们的出口产品中还没有出现像《哈利·波特》和《新概念英语》这样的名牌产品，每种图书的输出效益虽然有所提升，但仍旧不高。近些年，以中国为主题的英文旅游图书出版了许多种，但在欧美的大书店里却很难看到我们中国大陆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旅游书，许多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手中经常拿的是香港或者台湾出版的英文中国旅游书籍。北美中文图书销售量中占主流的是联合报系的世界书局连锁书店系统销售的。在整个欧美中文书店中，尚没有一家能与大型日文书店规模相比。

“走出去”的内容建设仍有待加强

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品种多达二十余万，内容十分丰富，但真正适合国外读者的内容，适合版权转让的内容依旧缺乏。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认为，现在很多国外出版机构、影视机构、高等院校都关注中国，希望与中国出版机构取得合作，但合作的关键是要有适销对路的图书产品。国际市场永远存在，客户永远存在，渠道可以开拓，是否有真正好的内容产品是关键点。

出版社要修好内功，“走出去”的内容建设，是中国出版“走出去”面临的长久挑战，任重而道远。

“走出去”的专门人才依旧缺乏

要加快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步伐，整个新闻出版业必须要有一批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熟悉国外企业经营方式的专门人才，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翻译人才、版贸人才，但目前我国在这几方面的人才储备都明显不足。

如何克服语言障碍、文化差异障碍，进一步完善人才建设配套措施和扶持政策，都是“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问题。

缺乏真正的外向型出版发行机构

中国出版要实现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就必须有真正的外向型出版发行机构。而中国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向型文化跨国公司，很多企业正处在从事业型向企业型的转轨过程中，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尚未摆脱体制和机制上的束缚，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上与现代企业还有很大差距，在图书装帧、宣传等市场化运作方面也无法与国际接轨。

跨国公司通过建立全球化的资本融通系统和分工协作，主导着国际间的文化贸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美国、西欧、日本的跨国公司囊括了全球２／３以上的文化贸易量。德国贝塔斯曼集团，自１９８０年之后，海外营业额就大于本土。据集团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年报，集团总收入达２００．４ 亿欧元，德国以外的收入占６９％。跨国企业可以利用全球范围的规模优势，集中资本、技术和人才，形成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链，并以多种形式向全球文化市场推出，从而赢得国际竞争。

“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中国出版“走出去”靠的是出版企业和发行企业，要扶持那些有实力有品牌的出版企业或企业集团，大力开拓外向型业务，在时机成熟之时组建外向型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

版权代理机制不健全

输出渠道不够畅通，在国外已非常成熟的版权代理业务在国内尚待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虽有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等几家专业从事涉外版权贸易、图书实物贸易的单位，但缺乏深入了解国内外市场需求、能提供完整配套服务的代理机构。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王竞谈到，许多国外出版商迫切希望引进中国当代文学书籍，但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没有信心，而中国又缺乏图书推介意识及相关权威的机构，使一些高水平的文学图书无法走出国门。

版权代理机构可以凭借自身所拥有的专业优势和网络优势，通过广泛收集信息为国内外出版机构解决信息不足、信息不对称的局限，为双方的决策提供参考，并通过配套的服务为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提供便捷通道，而这种版权代理机制在我国有待完善。

随着我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中国出版产业正加速与国际出版市场接轨，不断把更多的精品佳作推向世界。

中国书业，正在逐渐融入全球市场，开创文化中国的新格局，渊源博大的中华文明也将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