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点40分、9点50分、10点三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9点30分）都低（俗称开盘三线连三下），则是典型的空头特征，表明空方力量过于强大，当收出阴线的概率大于90％。

以9点40分、9点50分、10点三个移动点与原始起点（9点30分）相比，9点40分、9点50分两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高，而另一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低（俗称开盘三线二上一下），表明当天行情买卖双方皆较有力，行情以震荡为主，多方逐步占据优势并向上爬行。

以9点40分、9点50分、10点三个移动点与原始起点（9点30分）相比，9点40分、9点50分两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高，而另一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低（俗称开盘三线一上二下），则表明当天行情买卖方力量比较均衡，但空方比多方有力，有震荡拉高出货的趋势。

以9点40分、9点50分、10点三个移动点与原始起点（9点30分）相 比，9点40分、9分50分两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低，而另一个移动点比原始起点高（俗称开盘三线二下一上），则表明空方力量大于多方，而多方也积极反击， 底部支撑较为有力，收盘一般为有支撑的探底反弹阴线。

2009年10月，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发表了共分五个部分的系列演讲，阐述了他对危机中的金融市场、政治体制和开放社会的思考与主张。在第五日的演讲“未来的路”中，他着重探讨了金融危机将如何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由中国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未来。

这次演讲的全部译稿由公开社会研究会(Open Society Institute)提供，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我在这个系列讲座中提出了一个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和事件的理念结构。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规决定的。当然这些法规的确存在，但不足以决定事件的发展过程。原因之一是情况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是事件参与者的思维所起的作用。

    我已经集中讲了相关反身性(reflexivity)的问题，即当事者的思维与现实情况的双向关联，以及我所强调的错误理解和错误观念对现实情况形成的因 果关系。但这两种影响都很奇怪地被忽视了。这些影响给事物加入了不确定因素，结果是除了非常简单的情况以外，几乎不可能预测未来。

    但我们仍然可以大略估计几种情况，并评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结果。我在这两方面都做过，而且是多次尝试。的确，我可以称为是专家，作为投资 者，我专注于预测(prediction)；作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为解决问题开处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 的讲座我想从预测和开处方这两个方面来谈。

    当下所处的时刻，不定因素的范围异常广泛。我们刚刚渡过了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个危机在量上大得多，质上也与以往的危机很不相同。可作相关比 较的，是1991年日本发生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尚未恢复；还有就是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与日本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危机仅限于一个国家，而这次危机卷 入了全世界。与大萧条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允许让金融体系垮台，而是给它上了人工生命维持器。

    事实上，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信贷和杠杆问题(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 的深度和广度比30年代要严重得多。1929年时美国的信贷余额(credit outstanding)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长到250%； 而2008年初是365% –  这还不包括30年代时金融市场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广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尽管如此，人工生命维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不 到一年，金融市场已经稳定，股市也已回升，经济显示复苏迹象。人们想回到一切照旧的情况，把2008年的崩溃只当成是一个恶梦。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有这种观点的绝不止我一个人，但我的观点与目前的主导情绪不一样。复苏的时间越长，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复苏；但是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导情绪与实际情况相去 甚远。这是典型的远非均衡的状况，此时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现实。更复杂的是，这种落后于现实是双向的。一方面，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危机不同于以往 – 我们是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未能预见到复苏反弹的程度。

    混乱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个国际舞台。

前苏盟帝国垮台后美国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没有其他大国或国家联盟可以挑战其至高无上的国力。但是这种“单极”(uni-polar) 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当布什总统为显示美国的威力，以不实之词为借口入侵伊拉克时，其效果与他的意图适得其反。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一落千丈，其结果是混乱的国际金融体系加之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此后终将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将不会再像以往那样的程度受美国的控制和左右。

为了理解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理念框架。有效市场假定论把金融市场孤立看待，完全不考虑政治因素。这是一种曲解。像我已 经多次提到过的，在市场的无形之手背后，有一个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和条件。我的理念结构关系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 效规律主宰的市场经济学。我把金融市场看成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二战后重建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没有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倾侧与不平衡是有意设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组建的，其中富国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权并且控制其理事会。这使处于该体系边缘的国家比位于体系中心的国家处于劣势。

该体系从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国控制。在布雷顿(Bretton Woods)会议上，尽管英国凯恩斯勋爵(Lord Keynes)提出了该体系的建议，但是是由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 怀特 (Harry White) 具体操作的。从那时起，我们从几乎全面监管的体系变成了几乎完全无监管的体系；这些变化由美国主导，而且所谓的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仍在继续引导这个体系。

尽管由华盛顿共识制定的法规条例理应对所有国家平等适用，但美国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却比别人“更平等”。实际上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两个等级层次 (two-tier) 的架构：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的国家是该体系的中心，而借贷要由硬通货之一来决定的国家是这个体系的外围。如果某个国家遇到困难，可以得到援助，但条件很苛刻，这对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胁，那么该体系的维存则成为第一位的优先考虑。

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国际银行业危机中第一次发生。如果债务国被允许拖欠付款，银行体系将崩溃。因此国际金融权威机构联手，采用了我当时称为的“合作出借体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贷国不得不滚动延续贷款(roll over loans)，使债务国能得到足够借款支撑债务。最终结果是，债务国被推进严重衰退，拉丁美洲的发展因此被推迟十年，而银行体系得以赢利而摆脱困境。当银行建立了足够的储蓄时，这些贷款则被重新组合为所谓的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其余的损失由银行销账。

1997年类似情况再度发生，但那时银行已经学会审查贷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绝大部分损失不得不由债务国承担。这样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债务国受制于严厉的市场戒律，但如果体系本身受到威胁，规则通常暂停执行。其整体失败将使该体系陷入危险的数家银行得到保释。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与此不同，因为它起源于核心国，而外围国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才被卷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面对的是一个新的 任务 – 保护因核心国风暴而受影响的周边国。该组织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其成员国很快联合行动募集了一万亿美元。尽管如此，应对局面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IMF的设 立是为了应对政府部门的问题，而这时信贷的短缺主要影响的是私营领域。但总的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承担这一新的任务上做的相当出色。

国际金融权威机构应对这次危机的做法，总体上与过去一样：救助将要垮台的金融机构，实行货币及财政刺激措施。但这次危机要大得多，用同样的办法起初没有奏 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败，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金融市场实际上停止运转，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维持器。这意味着政府被迫实际上是在担保，不能让 其他可能危及这个体系的机构再垮台。正是此时危机延伸到了周边国，因为这些国家无法提供同样有信誉的保证。这次东欧国家受创最重。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用 他们中央银行的资金平衡表给这个体系注入资本，为商业银行的债务进行担保，而且政府为刺激经济，赤字财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在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在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不可能再拼回到一起。让我来解释为什么。

80年代以来形成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允许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移动，难以对其征税或监管，使金融资 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各国政府不得不更多地注意国际资本的要求，而不是本国人民的愿望，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这样，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 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 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垮台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不可能再拼凑到一起。

全球性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监管，而目前的管理法规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也有一些国际协议，其中最著名的是设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的巴塞尔协议(Basel Accord)，市场监管部门之间也有较好的合作。但是监管权威的来源总是归于主权国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 未曾存在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 有可能扰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保的协 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政部的 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现 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约。所 以也许我对欧洲的看法过于悲观了。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然情况发 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肯定性较大。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 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增 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一 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 (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领导者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就是这样做 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国会成为世 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随着积 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内增长为基础，发展的 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般很 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地 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 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作为同盟国之首，美国将凯恩斯的方案做 了有利自身的修正。目前主导的，我们称其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多边体制，还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受到重创；它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式的挑 战 –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我们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 – 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 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道， 而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如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几内亚是最近的 一个例子。这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继续成功的最大障碍。

在现行主流的多边制力图自身重建的同时，中国会在双边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然中国也是这个多国体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其中的地位与它目前的国力不相 称；因此它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是比较消极的，其积极发展主要是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例如，中国会抱怨美元的作用，而且会推动特别提款权的使用。但中国不 太会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 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是取代它。

综上所述，世界面临着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形式中进行选择。这两种组织可以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垮掉；后者，以中国为代表，正在兴起。自然发展途径 (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导致了国际金融体系逐渐瓦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而双边关系体制又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冲突。所以需要创造一个建立在更健全的原则基础上的新的多边体制，它能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自然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大利益。

尽管在监管制度改革上的国际合作，几乎不可能用零打碎敲的方式实现，但是有可能通过整体重新安排，调整金融秩序的全盘交易来商定。20国集团作为国际合作的主要论坛，和在匹兹堡会议上采纳的同行评审程序 (peer review process) 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步骤。但是20国集团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运作，因为修改章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可以一举完成很多任务。它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新构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国家之间的排序，并且修改现行运作方法。会议也可以决定 怎样对待规模太大而不能让其失败的金融机构，以及考虑控制资本游动的新规则。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完全自由地游动，已被证明是不稳定因素的一个来源，需要约 束控制。

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已造成了危险的不平衡。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迁移。这样是有害的，因为它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美国不应该排斥更广泛地使用特别提款权(SDR)。这可以使国际社会敦促中国放弃将其货币与美元挂钩  也是减少国际不平衡最好的办法。鉴于特别提款权是由数个国家的货币决定的，没有哪一个货币享有不公平的优惠特权。

特别提款权中包括的货币范围也必须扩大，其中一些新加的货币（包括人民币），也许是不能完全自由兑换的。这样，美元仍可能重新将自己树立为更可取的储备货币，其前提是美元是被慎重监管的。

特别提款权很大的优越性之一，是它允许国际性的创造货币。特别像现在这样的时刻这种做法尤其有用，货币将被引向最需要的地方。针对目前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大的改进。这种机制允许不需要额外储备的富国，将他们现成的份额转让给需要储备的国家，这在小范围上已经开始实行了。

如果我们想在解决全球暖化和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也有进展的话，那么对当前主导的世界秩序的重新调整，也许必须超越金融体系的范畴。可能需要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国的参与。

这一程序需要美国启动，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以平等的地位参与。他们是布雷顿机构中不积极的成员，因为主宰这些机构的国家已不能主宰。新兴国家应该参与新秩序的创造，以确保他们是这一新秩序的积极支持者。

美国为什么应该动议改革自己曾经是主要受益者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以目前的形式不可能维持，美国如不带头对其进行改造，损失可能会更大。美国在布什执政期 间已经失去了很多势力和影响。如果没有具有远见的领导，美国的相对地位很可能继续下滑。美国仍然可以对世界起领导作用。它不再能像布什政府企图的那样将其 意志强加于人，但它可以领导一种共同的努力，不仅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这将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形式重新树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既然中国会以赢家的身份从目前的混乱中脱颖而出，那中国为什么应该接受一个新的多边体制呢？答案同样简单。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 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 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美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更为重要。一个已经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宰的衰落的超级大国，仍拥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一种危险的混合。

如我已经指出的，美国的民主在陷入困境。金融危机使不喜欢面对严峻现实的美国人备受痛苦。奥巴马总统采用了“信心增值”的做法，宣称衰退已得到控制。如果 发生再次衰退，美国人会更容易受各种散布恐惧心理和蛊惑人心的煽动。如果奥巴马总统失败，下一届政府会强烈地试图制造事端，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注意，这 对世界将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总统的思路正确，但他需要看得更远。他相信国际合作，而不是像布什和切尼那样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但是他有很多急迫的问题需要考虑，重建国际金融体制 在他的日程上位置不高。他的一些经济顾们似乎仍然相信有效市场假设论是正确的，除了一百年可能有一次不灵。幸存下来的金融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竞争 力，必将抵制会限制他们权力的系统性全面调整。目前缺乏的是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体制已经崩溃，需要重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些讲座中阐明的有关金融市场 的理论应该被更多的人接受，是如此重要。

中国领导人需要比奥巴马总统更有远见卓识。他们是在掌舵，而且如果要向更开放的社会迈进，他们必须放弃一些已有的特权。现在中国人还愿意将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但可能不会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这样公民可以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决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领导，它必须学会 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中国太习惯于认为自己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看不到自己 正在开始进入帝国主义的位置。这也正是为什么它与非洲国家和自己的少数民族打交道有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希望中国的领导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 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

谢谢。

　　市很可能还会大幅下跌，而从长远看，在未来的40年内，美国债务规模将超过GDP，因此大家要提防美元的突然贬值，最好是配置一点黄金，应付可能的危机。

　　危机根源是经济失衡

　 　宋鸿兵于2008年7月成功预言了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昨天在世界黄金协会举办的二季度全球黄金市场报告会上，他再次对下半年全球金融市场走势进行了分 析。宋鸿兵表示，从2006年一直到现在，自己始终认为导致这场次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但是这种根源性的矛盾，到目前为止病根并没有得 到有效消除，“因此危机并没有真正见底”。 宋鸿兵表示，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对美国银行和企业投入的最大救助金额是23.7万亿，接近美国两年的GDP和八年的财政收入，一旦美国出问题财政将无法偿 还。但尽管采取这么大的措施，美国7月份制造业PMI仍然在50％以下，消费信心指数也显着下滑，由此可见，所谓美国二季度GDP复苏出现“绿芽”是靠不 住的。他认为，美国政府不久之后将不得不推出第二轮经济刺激。

　　全球股市下半年或调整

　　宋鸿兵表示，苏格兰皇家银行信贷部主任鲍勃去年曾经准确预测过全球股票市场的崩盘，上个星期他再次向全球客户发生预警，认为全球股市很可能出现重大调整，爆发日期在下半年的几个月。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尼尔博科森最近也表示，现在美国经济状况与1929年美国股市暴跌后在1930年出现的一次着名的熊市反弹非常相似，都是反弹幅度非常猛烈、速度非常快，但反弹之后紧接着再次暴跌，再次反弹，经过五六个反弹，最后才到底部，累计下跌89％。

　 　宋鸿兵表示，美国政府对失业人口的救助时间是26个星期，对大多数失业人口来说，如果失业时间超过26周，政府就不会救助。一旦政府停止救助，从现在开 始算3个月左右，将会有404万美国人失去政府的失业救济金，等待他们的将是汽车贷款、房地产贷款，学生贷款等等的违约，比去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的170万 人还多，因此年底前美国金融市场形势非常严峻。

　　建议老百姓买一点黄金

　　“为什么我 对美元不看好，对黄金看好？”宋鸿兵表示，美国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率在过去50年平均是3％，而美国负债到2008年是57万亿美元，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 去，算一个简单的账，假如利息成本是6％，以利滚利速度，40年之后美国债务总的规模将高达586万亿美元，而40年之后美国GDP总额应该是33万亿， 而586万亿按6％利息成本计算利息支出将是35万亿，比GDP还高，美国全部老百姓一年创造GDP全部总和没有办法还债务，这是美元的大限。“因此在 40年之内美国一定会爆发重大危机”。他表示，当然美国政府不会允许这个情况出现，美国政府会让美元一次性大幅度贬值，来缓解债务成本的压力，在历史上至 少出现过两次，一次是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后，从20美元一盎司黄金到35美元，也是没有任何征兆。第二次贬值是1971年8月15日，关闭黄金窗口， 当时35美元兑换一盎司很快涨到70美元一盎司。

　　“美国政府操作美元贬值的时候，决不会给你逃离美元资产的机会。”宋鸿兵表示，他可以 明显判断美国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一定会做这个工作，这对持有大量美元国债和手上拥有大量美元资产的国家非常不利。所以一直呼吁外汇储备中一定要增加黄金。 他还建议“中国老百姓一定要买一点黄金”。因为当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时候，大宗商品可能剧烈上涨，比如石油，中国企业要用进口石油的话，购买成本立刻上 涨，导致输入性通胀.

What It Takes To Be Great

Blogbuffett 转载

来源：东方港湾董事长 钟兆民 分享、推荐

是什么使Tiger Woods如此伟大，成为世界顶级高尔夫球手？是什么使Warren Buffett 成为“股神”？我们曾经认为：每一个伟大的人，他们都是天才，都天生就具有了成就他们事业所需的才能。就如Buffett在不久前告诉《财富》杂志说的“他是天生就具有管理资本的能力的。”这可是百万份之一概率的事情。要不，你拥有天才，要不没有。

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方面，你没有拥有一种你注定适合做某项事业的天赋，因为既定的天赋并不存在。你不是天生的CEO，或天生的投资家，或天生的象棋冠军。你要成就伟大，就只有通过极大量的多年的艰辛努力。同时， 仅有简单的艰苦努力还不够，还必须是持续不断的、甚至是痛苦的艰苦努力才行。例如，Buffet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出了名的有纪律，并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企业的财务状况。所以，好消息是，假如你缺乏天赋，那将没有关系——天赋与伟大很少有、甚至是没有关系。你能够进入任何领域，甚至使你自己成就伟大。科学家已经在广泛的领域进行研究，并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结论：天赋并不意味着智力、能动性、或者个性特征的杰出。它只是一种潜在的能把某项事情做得特别好的能力。以英国为基础的研究人员Michael J Howe, Jane W Davidson和John A Sluboda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我们研究的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观念——优秀是拥有天赋的结果。”

让我们来看一看研究人员是怎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的。事实上，每一个领域都有许多人开始时学得很快，然后变慢，再后，就完全停止了发展。然而，只有另外的少数人，能够多年、甚至几十年持续不断地在进步，直至成就伟大。令人好奇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些人能够持续地进步？或这些人是怎样持续进步的？弗罗里达州立大学的K.Anders Ericsson教授说，他们是通过对许多领域伟大的成功人士的持续观察来寻求答案的。自从1993年Ericsson教授以及他的两个同事发表了令人注目的论文起，世界范围的科学家已经进行了多个领域的广泛研究，许多研究专注在体育、象棋比赛等比较容易测量与评估的领域，但是，大量的研究同样在其他领域进行，其中包括商业。

研究得出的第一个主要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过艰苦的努力而成就伟大。如果你相信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领域，并一开始就注定你会成功，这很好，但事实不是这样。没有证据显示，不经过实践与训练就能有高水平的表现。这更加证明：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在更广泛的领域同样适用。许多人之所以成就伟大，都是经过数十年艰苦的努力才达到世界级水平的，这种模式被研究人员叫着“10年规则”。Bobby Fischer在16岁就成为世界象棋冠军，“10年规则”适用吗？毫无疑问，他的经历正好证实了这一规则。在获得冠军时，尽管他只有16岁，但已经经过了9年极其艰苦的训练。南加利福尼亚大学John Horn教授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Hiromi Masunaga 教授经过观察研究，认为“10年规则描绘了一个粗略的评估，而且，大多数的研究表明，10年达到世界级水平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还不是平均水平。” 在许多领域，如音乐、文学等精英们要达到他们的事业颠峰，大约需要20至30年的时间。

因此，伟大不是上天赐予的。成功要求付出许许多多艰辛的努力。而且这样还不够，因为许多人尽管付出了十多年艰辛的努力，却没有通往伟大，甚至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许多领域表现得最好的人，都是那些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寻求“精细训练”的实践者。所谓精细训练就是为了改善表现、为了超越现有的能力、为了对现有表现提供反馈并高水平的不断重复。比如，简单地击完一桶球不算是“精细训练”，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高尔夫球手不能进步的原因。用8号铁杆击球300次，每次的目标是误差在20码内，而且追求80%的命中率，持续地观察击球的结果，同时不断地作出适当的调整，并且每一天都坚持这样的训练几个小时，这就叫着“精细训练”。坚是至关重要的。正如Ericsson指出的“粗略地发现：不同领域的精英们，他们每一天，包括周末，都是进行这样的精细训练。”

这种发现在不同的领域同样大量存在。Ericsson和他的同事们研究了20多岁的小提琴演奏者，最好的一队（由音乐学校老师们评判）在他们的演奏生涯中一般要1000小时的精细训练，比较好的一组一般需要7500小时，再次一级的一组需要5000小时。在外科、保险销售，甚至是每一项的体育运动都存在着同样的故事。更多的精细训练就等同于更好的表现。大量的精细训练就等同于造就伟大的表现。

并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完全同意才能神秘论的假设，不过他们的反对不适针对核心论点，其中一点，他们认为天赋这件事情是难于琢磨的。比如，两个运动员同样地辛苦训练，如何解析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四分卫Tom Brady能 够在比赛最后的两分钟表现出更高的水平？研究人员同样注意到，比如天才儿童在一个不寻常的早期能够讲话、读书，或者演奏乐器。但是，经过研究，这些例子一 般地与他们的父母有着较高的相关。同时，许多天才儿童不能持续地在他们早期优秀的领域走向伟大，同样，许多伟大的成功者在他们幼年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 优秀的天赋。当然一些重要的特性是来自遗传，如身高体重和智力，但这些因素对影响一个人不能做的事情要多过影响他能做的事情。一个5英尺高的人一定不可能成为美国国家联盟足球队员，一个7英尺高的人也一定不可能成为奥林匹克体操员。Ericsson指出，甚至这些限制也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低，“一些国际象棋冠军的IQ只有90多。”研究进行得越多，精细训练可以成就伟大的设想就被越坚固地证实。

以上这些说法都是学术性的研究，简单的事实也可以证明伟大是如何炼就的。举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惠斯顿。丘吉尔是一位口吃病人，经过强制地练习演说，终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Vladimir Horowitz 说“假如我一天不练习，我自己知道；假如我两天不练习，我妻子知道；假如我三天不练习，全世界都知道。”他无疑是一个极其严格的精细训练者。世界级的音乐家如Ignane Paderewski 和Luciano Pavarotti同样引证这一道理。许多伟大的运动员在常规的训练中都被传说为魔鬼式的训练。在篮球方面，Michael Jordan的强烈的训练超越于团队训练之上（假如Michael Jordon拥有巨大的打篮球的天分，那么他在中学时就应该不会被淘汰出校队了），在足球方面，一直拥有盛誉的Jerry Rice曾经被15支球队认为他动作太慢而淘汰。他训练极其刻苦，以致其他球员跟着他都被累倒了。研究发现，Tiger Woods是教科书式的经典例子。在他只有一岁半的时候，他父亲就带他接触了高尔夫，并一直鼓励他艰苦地练习，当Woods在18岁成为美国最年轻的业余高尔夫冠军时，他已经经过了至少15年的精细训练。研究还发现，Woods从没有停止过寻求进步，每天都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训练，甚至两次重新改变挥杆的动作，以追求挥杆比以前做得更好。

各种事例，科学地或带有传奇色彩地都说明了“精细训练”是成功之源。那另外一个问题：做生意如何训练？事实上，商业的许多因素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获得的。 比如介绍产品、谈判、评估、财务报表的分析等种种技能，都可以经过训练获得。尽管如此，这些还不足以体现伟大管理的本质。在信息不完全的不确定的环境下， 要求作出判断和决定，与人们互动，寻求信息，这些能力才是做生意最需要的，那么，这些能力可以训练吗？是的，可以。当然不是以训练萧邦练习曲的方式进行训 练。

相反，这些训练就是关乎你怎样做你每天都在从事的工作。在工作之中，不断地创造着训练，这要求你作出一些关键的变化。首先，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新的目 标：不仅仅是完成任务，你的目标是使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得更好。包括发现新的信息，分析信息和解释信息以及写任务分析报告——这些都是可以提高的技能。在主持公司董事会之前，你需要对公司的战略寻求一个深度的理解，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变化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观点，同时为讨论建立一个基调。任何人在工作中做任何事，从最基本的任务到最高位置的工作，都是一种可以提高的技能。

由这种思维模式武装起来的人，将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投入工作。研究表明：他们会更深入地处理信息，也更持久地保持信息。他们寻求更多的关于他们所从事工作的 资讯，和更积极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对未来采用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在各种事物中，这种思维模式都持续一致。你不仅仅是正在做某项工作，从更深的意 义上说，你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这种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是非常重的。比如，一个业余歌手学习一节音乐课，他们以快乐来体验课程，作为紧张的宣泄。但 是，对于一个专业歌唱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 他们提升注意力，专注于课程的细节，求提高表演能力。同样的活动，不同的用心，结果也就不同。

反馈是至关紧要的，在生意上获得反馈应该是容易获得的。但是，许多人并不寻求反馈，他们仅仅在等待反馈，有一半的人是希望最好没有反馈回来的。高盛公司的领导力培训主管Steve Kerr说“在你做一件事时，假如你不知道自己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功水平，有两件事会发生：其一，你不会做得更好，其二，你不再关心结果。”在一些公司，像GE，经常的反馈是一种公司文化。假如你不能幸运地获得反馈，那么你就积极地寻找反馈吧。

在整个过程中，你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所谓的“你的商业的精神模式”——指出怎样的因素适合集合在一起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如何发生作用。你关注得越多，你的精神模式就越得到加强，你在商业上的表现也变得更加好。Andy Grove（Intel 的创始人）能够把整个世界正在改变的技术产业的模式保持在他的头脑中，以使Intel适应这种变化的需要。Microsoft’s 的创始人Bill Gates有同样的习惯：他能够看到PC的最终变化，因此他让每一个人的书桌上都有一台电脑的目标，也就创造了一个大得难以想象的市场。同样地，John D. Rockefeller当工业化正在改变世界时，石油作为一个新产业，他看得相当长远。Napoleon可能是最伟大的一个，他不仅能够把广泛的冲突的因素纳入自己的脑袋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这些因素发生他所不希望的变化时，他还能够极快做出反映。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平常众多的精细训练——只有经常地这样做，精细训练才能在建立起有效的思维模式中发挥作用，否则，只是偶然地这么做，也是毫无益处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已经足够辛苦，无须使它更加艰苦。那些额外增加的步骤是如此的困难和痛苦，以至于他们几乎不能做到。但是，这是成就伟大的必经途径。 假如成就伟大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伟大就不稀罕。现在我们讨论伟大的另一个问题，即当专家们懂得，极大量的行为努力和精细训练可以成就伟大时，对于这 些可以成就伟大的行为是如何产生？专家们却知道得很少。其中的一个研究人员总结到“我们仍然不知道哪些因素鼓励个体从事精细训练。” 正如Michigan大学商业学校教授Noel Tichy 在对管理人员进行了30年的研究后，他说“一些人会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积极主动，但是，我不能回答为什么会这样。”现实是，我们对一些自然地赋予的天分没有足够的把握，这一天分隐藏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能够做到我们所希望做到的（假如我们足够努力的话）。奇怪地，这个想法并不普遍。相反，人们沉溺于另外一个假设——如果人们发现他们内在的才能，他们将会达到名誉与富裕的彼岸。但是，这个观点的条件被忽略了，因为在成功路上，人们必然会碰到无法回避的种种困难，在经受困难考验的过程中，人们会认为自己并没有拥有天赋，于是就放弃了努力。

或许，我们不能期望大多数人都成就伟大。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令人欣喜的消息是：伟大不是为少数人而预定的，你，乃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伟大。

读完下文，相信很多读者都和我一样最想知道，孙涤当初所买的一股伯克希尔股票是否卖掉，如果没有，到今天已由7200美金增长到8万多美金，增长11－12倍。希望以后有机会向孙涤当面求证。孙涤在文中说“读者也可以试目以待。这些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述”。现在十年过去了，致力于研究巴菲特与中国的blogbuffett栏目，很想向孙涤先生约稿，来谈谈这些故事。当然这十年，中国投资者对巴菲特的故事都是耳熟能详，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和哲学在中国已悄然扎根。

而到今天，孙涤早期介绍巴菲特成为一段历史被铭记，成为一段佳话被流传！

陈　理

2005-10-25

布费在1965年建立的控股公司的股票到1993年的28年间已“暴涨”　了7000倍。即当年因为信任布费而投了1000美元的人，现在已可成为拥有超过700万美元的大富翁了。

证券投资巨擘华伦. 布费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孙涤

记得笔者1989年作为大陆留美杰出学人首次访问台湾时曾和朋友们聚餐。当时台湾的股市非常红火，加权指数在一万点左右。席间笔者好奇，问友人有没有在牛市里捞到一点好处，结果发现学位越高的获利越少。当下颇感叹：一个人的分析能力似乎和冒险勇气成反比。次年5月，台湾股市崩盘，加权指数猛跌至不满5000点。笔者在8月初应邀去台湾大学讲学。友人重聚，又是济济一堂。席间老话重提，谁赔了钱？这次学历高的人算是扬眉吐气了。博士们赔钱最少，硕士们赔得不多，而大学以下的人全都“蚀”了。

分析能力和风险决策能力怎样和股市赢利挂钩，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探讨一下什么样的人适于在股市中操作也许不无帮助。“假如您不能在亏损了一半本金之后，仍能从容不迫地规划或执行计划，那您是不适合做投票投资的。”一位成功的美国证券投资家说。

股市波动频繁，良机虽不缺乏，但都稍纵即逝，很是扑朔迷离。我们知道银行 往往是在你缺钱时不肯借；在你资金充裕时又偏偏游说你贷款。股市也一样，手头有余资时找不到有利的机会；等到市场上到处都是便宜股票的时候，又发觉自己的 钱都已被绑死。所以好的投资者要有耐心和纪律，握有可用资金，等到确有潜力的机会，才果断出手。上述那位美国投资家也是这样认为的：“假如您要去猎一只跑 动迅捷的稀有动物，那么最好还是时时刻刻带着上了膛的枪。”

和体育竞赛一样，股市操作也强调“稳、准、狠”。刚刚提到的那位投资家就是当今世界证券交易的天皇级顶尖高手，他的名字叫华伦. 布费（WARREN　BUFFETT）。布费先生白手起家，现在已是美国首富。他在1992、1993年便拥有这个头衔。1994年让位于微软电脑公司（Microsoft）的盖茨后，1995年重又夺回。他的个人财产已超过130亿美元，而且完全依靠证券交易获得，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今年65岁的布费和盖茨是忘年交，两人常在一起切磋经营之道。但他们之间有一个不同的地方：盖茨做什么事都离不开计算机，而布费却连股市信息都不用计算机。盖茨曾向布费介绍计算机有什么什么好处，并好意送了布费一台连网电脑。但布费只有在打通讯桥牌时才偶而用之。

　　布费的投资之道极堪玩味。笔者在阅读他向股东大会提出的报告时获益良多，甚至超过任何一本金融教课书。布费在1965年建立的控股公司股票到1993年的28年间已“暴涨”了7000倍。即当年因为信任布费而投了1000美元的人，现在已可成为拥有超过700万美元的大富翁了。这种年增值逾30%的业绩远远超过市场平均率，要是照“任意走向”的概率来统计，其概率当为四千万分之一！

　　1990年下半年美国股市随着经济衰退而大幅跌落。布费的控股公司股票也在颓势中由14000美元一股暂时跌落到7200美元。笔者出于对布费本人的信心趁机买了他一股。当时我这个穷教授的“枪膛”里也只有这么一发子弹。到了1993年，这一股又跃升到17000多美元。这个小小的收获使笔者对布费的信心有更进一步的坚定。须知那两年美国的利率还不满3%。 布费的投资策略十分高超，然而其原则却直截了当。首先，他认为市场价格和股票的内在价值经常有很大的背离。由企业的基本经营所决定的内在价值，终将反映在 股价上；其次，他认为股票投资是个高风险的事业，因此只有在股价远远低于其内在价值时，才值得考虑去购买，而这种机会又大多只在股市低迷、众人失去信心时 才能碰到。例如，1990年美国股市熊气弥漫，布费在自己的控股公司股价暴跌时毅然斥巨资（2.089亿美元）购进濒临破产的加州大银行威尔斯.法哥（Wells Farglo）10%的普通股，其时股价为58美元。不少投资家讪笑那家银行几乎已经死定，布费此举非陷入泥潭不可。但是到了1993年该银行的股价升到110美元，唱凯歌的仍然是布费。今年布费又大笔（20亿美元）购进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的股票。事实上运通的股价已从25美元上升至最近的40余美元。布费力排众议，认为运通公司的前景非常灿烂，每股实际值86美元。读者也可以试目以待。这些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讲述，本文作为开篇，想先介绍一下布费投资理念的基本原则。

　　布费不用电脑操作和判断，这已卓然与众不同，更有趣的是，他从不理会 政府的经济政策。他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货币利率措施不会影响他的投资决策，甚至相信这些政策的存在与否归根结底与企业的内在价值无关，所以没有必要去预 测和理会它们。这种与众不同的看法和独行其是的做法使他成为最著名的也是彻头彻尾的基本分析家。布费本人也从不讳言这点，并且一有机会就鼓吹他的投资哲 学。布费常说他有两个宗师：格拉罕姆和费雪。他的投资哲学85%来自前者，15%来自后者。

　　格拉罕姆（Benjamin Graham）是公认的基本分析方法的开山祖。他的《证券分析》（《Securities Analysis》）初版于1934年，后略有增删，到1976年他逝世时已是第五版了。费雪（Philip Fisher）的《普通股和不普通的利润》一书初版于1958年。这两本书被布费视为圣经，虽然其内容平实，但却极具真知灼见。如果国内尚无中文译本，倒是很有价值去翻译的。事实上两书的精髓已部分融入金融证券的教课书中了。

　　布费是格拉罕姆的关门弟子。布费大学毕业时申请哈佛大学商学院未被录 取（布费称为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失败）。他写信给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格拉罕姆，格氏邀他去哥大，使他有幸投其门下，奠定日后成功的基础。布费拿到硕士 之后即在格拉罕姆的投资公司里工作，尽得格氏真传。1956年布费21岁那年，格氏退休，布费也离开公司成为一个投资合伙人团体的经理。另外7个投资人各出15000美元，布费则出资100美元。那7个人每年的固定收益是6%，若有超过这个数目的利润，则从中再拿75%，布费拿余下的25%。布费的投资天才于是得以施展。13年内这个投资团体的资产增至2600万美元。布费挟其丰厚的利润从此长袖善舞。（注：作者将在下期《财经闲话》栏目里介绍格拉罕姆的投资理念。）

Blogbuffett 原创 陈理

2009年6月29日中午，中道巴菲特俱乐部在上海宴请了孙涤教授——中国大陆传播巴菲特理念的先行者。

参加聚会的还有价值杂志主编张志雄，东方港湾董事长钟兆民、总经理但斌、研究主管孔鹏，上海彤源投资总经理李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总裁施宏俊，前东海证券副总裁姚文平，平安信托马建昆。遗憾的是巴菲特专家、汇添富基金首席顾问刘建位、向查理·芒格推荐比亚迪的李禄等几位超级巴迷临时有事未能出席。

孙涤教授谦逊平和，神采奕奕，大家风范，向大家赠送了《议事规则导引》、《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两本他编和译的书，并签名留念。

他回顾了1995年在上海衡山路某酒吧和张志雄会面，在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学人》专版设“财经闲话”栏目，传播经济学、管理学和格雷厄姆、巴菲特投资理念的经历；他简述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通过基金会的方式资助专门人才翻译、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实践，包括巴菲特等的经验。

孙涤教授在比较美国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时，提出他对所谓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原则的理解，认为就是neighborhood,即邻里的状况、素质和层次。实际上，居民层次高的楼盘不断升值的空间才大，所以投资物业时要注重邻里层次高的房产，而不在买价格便宜的房子。孙教授的观察和判断是基于近十年来在国内参加经营管理的练历，他1999年至2005年先后担任建总行的战略规划首席顾问、研发部和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和重组上市办公室负责人等，并在2005至2008年任深圳发展银行的首席信息官。 记得2002年 冬他曾应邀参加北京一场如何规范房地产市场的研讨会，会上孙教授提出了两个见解。第一个见解是认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到底是否存在，恐怕只有在它们破灭之后 才能够确定。当仍有许多人在嚷嚷泡沫时，泡沫很可能还有很大的膨胀空间，破不会在顷刻之间；第二个见解是，在房地产行业和房价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的研究上， 应当采用中位值而不是国内通常的平均值，否则分析的结论很可能误导扭曲。

张 志雄先生提出要警惕投资复利的困难、陷阱以及债务复利的必然性；强调了理性、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在投资的重要性，反对把巴菲特当成一面旗帜，极力主张要有 实践理性的勇气；通报了自己去年底抄底上海楼市和近期上海楼市疯狂上涨的乱状，表达了对未来楼市泡沫及其破灭带来的后果的担忧，主张一半仓位、一半现金， 注意控制风险的投资策略；他还批评了玩世不恭的态度，特别指出当今世界各国都玩世不恭的严重性和可怕后果。

钟兆民先生认为，中国未来至少在以下四类企业中蕴藏着潜力巨大的机会：有核心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民族特色产业、有本土品牌和网络优势企业以及部分资源垄断的国有企业；他表达了支持李禄翻译查理·芒格传引进中国等公益事业的愿望；他还主张向巴菲特学投资，向芒格学思考，向卡内基学做人。

但 斌先生在浙江出差，专门赶回来参加聚会。谈到黄金时，他列举了近两百年的统计数据，指出黄金长期投资的回报率略高于通货膨胀，仅能保值。但斌先生出席过伯 克希尔和韦斯科金融公司的股东大会，孙涤教授向他求证了巴菲特、芒格中后期不再收取出资人管理费的情况和原因。但斌先生有事提前离开，没来得及发表更多高 见，留下遗憾。

李威女士一贯具有热心助人、成全他人的美德，近年投入很多精力从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公益事业，表达了和孙涤教授进一步商讨如何用更好的方式推动公益事业的愿望；在谈到房地产市场时，她打比方说，中国的所谓“运势”呈反时针旋转，目前转到了东北的“环渤海湾”地区，下一步会转到西南，她经过实地考察，感受到资金的暗流在涌入云南，认为云南的房地产升值潜力很大。

施宏俊先生介绍了出版界的情况，并带来世纪出版集团新近出版的《美国大萧条》、《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两本大部头书。

姚文平、马建昆先生介绍了东海证券和平安信托合作发行私募产品组合的情况。

陈理传阅了收藏了十几年的、已经发黄的文章剪报——孙涤教授1995年底至1996年初发表于上海证券报的三篇传播格雷厄姆、巴菲特思想的文章；向大家汇报了研究巴菲特的最新体会——不仅要研究巴菲特本人第一手的言论，而且要研究对巴菲特影响至深的人物的思想和书籍，除了格雷厄姆、费舍、芒格等人外，还应该包括罗素、卡内基、富兰克林等等。其中，陈理在阅读《罗素文集》中发现，巴菲特一些思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来源于罗素。例如，巴菲特对黄金的态度和“荒岛分析法”，就明显受到罗素的影响。巴菲特有一句名言：“我想我不会投资黄金，因为我看不出将这种金属从南非的地底挖出，再把它放到福克斯堡的金库中有何意义。”《罗素文集》 “现代迈达斯”一文中有相似的论述。陈理还分享了未来值得长期关注的四大产业群：广义消费（日常消费、地产、零售等包括在内）、金融服务、资源垄断和传媒网络。

附：

孙涤简介：http://www.aamp.org.cn/pic/Show.asp?id=32

张志雄：孙涤印象：http://baike.baidu.com/view/1647875.htm

孙涤：证券投资巨擘华伦. 布费（十周年一）

http://blogbuffett.bokee.com/3317637.html

孙涤：基本分析大师―格拉罕姆（十周年二）

http://blogbuffett.bokee.com/3353280.html

孙涤：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http://blobuffett.bokee.com/3451355.html

孙涤：买卖股票如同经营企业（十周年三）

http://blogbuffett.bokee.com/3363015.html

孙涤：为富求仁--巴菲特的积累和捐助的效率

http://blogbuffett.bokee.com/5502369.html

陈理：巴菲特思想在中国十周年纪念

http://blogbuffett.bokee.com/3343178.html

这是来源于搜狐绿野风云的博文,几乎可以完全代表我此刻的思想.如果有人问我关于股市的事,在这篇文章都能寻到回答.

关于股市预测的随想

　　世事如烟，人生如梦。2008年11月，上证综指跌到1600多点，沪深两市风声鹤唳，血流成河。仅仅半年多，上证综指就重返3000点下方。

　　3000点确实是个敏感的点位。这个时候，股市预测的声音分外热烈了。龚方雄说目前是牛市的初期，还会涨。侯宁说快见顶了，会再创新低。

　　对于侯宁而言，2008年是风光无限的一 年。1800点的预言成真，他一举成名，成为散户万众瞩目的大预言家。于是，他在知钱理财俱乐部网站上开了收费博客，靠预言，捞外快。夏雪宜对此的评论 是：“斯文扫地”，我深以为然。接下来的事情更没意思——这是我从网上粘贴来的新闻：

　　“杜先生称，他误信知钱理财顾问公司的宣 传，在其网站上购买了60元的知钱博客阅读付费点卡。2008年，他用该卡阅读了网名为‘侯宁’的博主在2008年发表的对股市看跌的一系列文章后，绝望 性割肉出局，损失达20万元。2008年底，杜先生本想补仓止损，又因看到侯宁博客仍警告大家不宜买股而继续空仓，结果股市大盘上涨，其一直操作的一只股 票上涨一倍多。博主侯宁因被网友讨伐，在网上消失，杜先生所购买的点卡失去用途。”

　　“因此他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双倍赔偿点卡费120元，双倍赔偿因“财经三国”荐股行为给其造成的损失3056元，赔偿因侯宁博客对股市的失败性预测给杜先生造成的损失1万元和交通费300元，并要求其登报道歉并停止非法收费荐股行为。”

　　今年初我也在电视上看过一回侯宁。他自信满满地预言，2009年A股市场会见到1500点，恒生指数会见到7000点，道琼斯指数会见到5000点。

　　不由想起老子的话：“刚者易折，上善若水。功成身退，天也。”如果预测过1800点后就闭嘴，本来可以很完美。

　　不过，还是很喜欢侯宁说的那些点位。手头 是已经有了一些投资，成本相当低，不怕跌。如果侯宁美梦成真，我就可以在更低的位置，用更低的成本，买入更多的优质资产。彼得林奇说“我从不认为熊市是一 种灾难。我认为，熊市是时间赐予我们的礼物。”巴菲特说：“我们欢迎下跌”，据说1929年的崩盘常常在他心头引起温暖的感觉。

　　1929年的美国也有过一位著名的股市预 言者。1929年10月，在大崩盘之前，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了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了 某种永久性的高地。”这次预测成为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一生的污点。如今的人们想起他，往往不是因为他伟大的学术成就，而常常是因为历史上最有名的预言之一。

　　无论是侯宁式的看空，还是欧文·费雪式的看多，都是有风险的。用格雷厄姆的话来说，就是有断了自己后路的风险。

　　《聪明的投资者》被誉为“投资人的圣经”。格雷厄姆在其中写道：“一个人从华尔街得到的越多，他就越应该对预测和时机持怀疑态度”。“在这一转变和多变的时代，投资者的投资目标一定要准备应付各种情况。他决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也不能把一切冒险都基于对股市未来进程的乐观或悲观态度上。”显然，格雷厄姆是不相信股市预测的，他认为投资人那样做有可能“断了自己的后路”。历史证明，欧文*费雪断了自己的后路。侯宁如何，不敢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有趣的是，格雷厄姆自己也犯了预测的错误，作为巴菲特的老师，差点断了巴菲特的后路。这个故事来自《沃伦*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

　　“1951年巴菲特毕业时，格雷厄姆和巴 菲特的父亲都劝说他不要进入股界。他们在经历大危机之后各自都怀有对第二次灾难的恐惧心态。格雷厄姆指出除了今年以外，道琼斯指数每年都在某个时刻跌到 200点以下。这位人物建议道：为什么不推迟到第二次危机之后再进入华尔街，而且同时在宝洁公司那里找份稳定的工作呢？

　　这个建议可不怎么样——它违背了格雷厄姆的不要试图预测市场的信条。事实上，道琼斯指数再也没跌到200点以下。‘我当时有1万美元，’巴菲特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我现在可能还是只有1万美元。’”

　　博学如欧文*费雪，伟大如格雷厄姆，对股 市的预测都失败了。股市的短期波动，不是依靠人的智力可以预知的。可以碰巧说对一、两次，但是谁能总是正确呢？那是上帝才有的能力。可笑的是，市场上总有 那么多自命不凡的预言家，孜孜不倦、坚持不懈，隔三岔五地推出自己的“神谕”：

　　2008年，8002点；5000点比1500点更健康；上证综指向600点进军；2009年上证综指支撑位1500点……

　　关于预测股市，《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中有三段话值得终生记取：

　　“在预测市场的时候，最重要的技能不是去聆听别人的讲话，而是要对别人的讲话嗤之以鼻。投资的窍门不是要学着去相信别人，而是要约束自己不去理会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只要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你就要一直持有手中的股票。”

　　“你无须具备预测市场的能力就可以在股市上赚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连一分钱也赚不到。”

　　“‘如果你必须预测的话’，一位睿智的预言者曾经说过，‘那么你就经常预测’。”

　　股市的短期波动是不可预测的，但是从两个方面来说，股市是可知的。

　　第一个方面，就整个市场而言，从长期来看，跟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同步，是螺旋式上升的，大盘指数是震荡向上的。1951年，格雷厄姆预测道琼斯指数可能跌破200点。目前道琼斯指数8000多点，而且是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

　　第二个方面，就个股而言，格雷厄姆说得好：“短期而言，股市是投票机；长期而言，股市是称重机。”个股的资产、收益、前景是重要的，预测和过度关注股价的涨落有什么意义呢？

　　2007年秋天，高位买入博时第三产业、 上投亚太优势、南方全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2008年春天，开始定投万家180。2008年秋天，开户买入股票。2009年春天，低位补仓上投亚太优 势、南方全球精选、华夏全球精选。目前股票盈利100%，股票和基金全部的投资盈利30%。如果听信侯宁，我就该清仓退出、获利了结。这段日子，出不出的 问题让我苦闷。随着大盘的上涨，我的失落、担忧在增加。思之再三，最终的决定依然是无为。我认为，现在不到出的时候。

　　经济的景气与萧条，就像四季轮回、昼夜交替。股市的牛熊亦然。钟摆永远从这头摆向那一头。2007年秋天，是钟摆的这一头。2008冬天或者未来的某个时候，是钟摆的另一头。

　　在钟摆的轨迹上，我的成本，接近于熊的这头。功成身退的时刻，应该是钟摆靠近牛的那一头。

　　关于目前的经济状况，是否走出衰退、迎来复苏没有形成共识。关于目前的证券市场，有人说是牛市的初期，有人说是熊市反弹的高点，绝大多数人不认为牛市已经来临。那么，这肯定不是我要出的时候。

　　未来的某个时候，经济确已复苏，牛市确已来临，市场上一片乐观，预言家们将发布他们研究得出的“神谕”：市场的景气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一定会涨到多少多少点。那个时候，我会悄然退出市场。

　　如今，不论市场如何震荡，不论是继续上涨出现更多的利润，还是掉头向下利润化为泡影，我的策略只是无所作为而已。最多是战术上调仓换股，策略上不会贸然增加投资或者减少投资。我会记着彼得林奇的话：投资成功的关键——耐力胜过头脑。

　　不排除这种可能，侯宁还能预测对一次。市场已经处在3000点下方，也许，反弹将随时结束，股指会二次探底，甚至再创新低。就算是那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非常欣赏彼得林奇的这段话：“股市的下跌如同科罗拉多州一月的暴风雪一样是正常现象。如果你有所准备，它就不会伤害你。每次下跌都是大好机会，你可以挑选被风暴吓走的投资者放弃的廉价股票。”

　　钟摆总会回到那一头，无论多长时间，我有耐心等。

　　形势

　　毛兔业平稳发展

　　20年前，毛兔业在兔业行业中可谓龙头老大，500克兔毛180多元，但好景不长，一些人急功近利，只顾眼前，不看长远，发生了大范围的兔毛掺假事件，违背了“好事业要用好思想去办”的经营理念，使好端端的毛兔大好形势一落千丈，并经历了十年多的艰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在农业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下，在全国兔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兔业发生了飞跃式变化，取得了很大成绩。毛兔业也由低谷上升起来，走向平稳发展、良性循环。

　　肉兔业稳中有升

　　近10年来，随着人们对兔肉质量认识的提高，对“要长寿，吃兔肉”和“一两兔肉强壮我中华民族”的宣传正被逐步接受，出现了接受兔肉，消费兔肉的良好势头。还有不少人看到了商机，纷纷投入肉兔业，因此，肉兔业的龙头企业增多，兔肉加工企业也在增多，兔肉加工的产品品种繁多，更具地方特色和绿色要求，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加工企业促动、消费兔肉拉动的稳中有升的好形势。

　　獭兔业进入商品生产阶段

　　獭兔业是由20年前的观赏、试养到今天的商品生产，达到了年均出口獭兔皮400多万张的水平，是一个了不起的质的变化。

　　今天，我国兔业已经不是家庭式的副业了，而是上升为兔业产业，成为年创产值百亿元的大产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

　　优势

　　兔毛优势

　　我国是兔毛生产大国，也是兔毛出口大国。随着毛兔业科技含量的增加，我国正在向兔毛加工大国过渡。兔毛作为贴身穿着的纺织品，具有比其他天然纤维纺织品更好的保健功能：它不仅不断线、不起球、不缩水，而且最轻、最软、最滑、最白、吸湿性强，不愧“兔毛是软黄金”的赞誉。

　　兔肉优势

　　兔肉蛋白质含量高达21.4%，是猪、鸡、牛、羊肉不能相比的。兔肉的脑磷脂高于胆固醇的25倍，一些发达国家把兔肉称为“保健肉”、“美容肉”、“益智肉”。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我国兔业主导产业的肉兔业经历了“稳中有升”的大发展。2006年生产兔肉46万吨，出口还不到1万吨，也就是说，有45万吨兔肉被国内市场销化了。可见内销市场之广，需求量之大，令人鼓舞；同时，也证实了兔肉“立足内销，欢迎外销”的市场定位不仅是正确的，也是准确的。

　　兔皮优势

　　獭兔是皮肉兼用兔，特别是獭兔皮效益较高。獭兔裘皮服装不仅满足人们祛寒保暖需要，更可满足人们的心态需要。

　　环境

　　政策环境

　　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养兔走进的是农村，贴近的是农民，增加的是农民收入，解决的是农民增收难的问题。

　　养殖环境

　　我国农民有养兔的传统习惯；当今农民有养兔增收的要求；养兔技术好普及、农民好接受，农村还有取之不尽的饲草资源；这一切都是农民养兔增收、发展兔业的好环境。

　　市场环境

　　今天，如果农民手中有100张、1000张、1万张兔皮，收购商将会蜂拥而至，争相抢购；如果农民手上有100只、1000只肉兔，加工商也会闻风而动，上门收购；如果农民手上有兔毛，也能卖到115元~180元的好价钱。

　　综观当前兔业形势、兔业优势和兔业环境，可以看到：2009年我国兔业将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当然，对于养兔者来说，一定要避免那种“高潮时期养兔，低潮时期宰兔”的错误做法，提倡“低潮时期养兔，高潮时期卖兔”，养兔才能成功。

　　广东一直是我国水海产品出口的重要基地之一，尽管全省外贸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而陷入低迷，但是水海产品出口依然呈现逆势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2009年1-4月，广东水海产品出口4.7万吨，同比增长16.6%，价值1.4亿美元，大幅增长59%。

　　水海产品出口量自2009年2月份扭转了2008年下降态势以来，已经连续3个月实现增长，4月份创出2007年以来月度出口量新高。其中2月、3月和4月分别出口1万吨、1.2万吨和1.4万吨，增长15.2%、25.9%和40.4%。

　　1-4月，广东对香港出口水海产品2.7万吨，下降1.8%，占同期广东水海产品出口总量的58.5%；对澳门出口4,569吨，微增0.3%。同期，对美国和东盟则分别出口8,244吨和1,593吨，大幅增长2.3倍和1.5倍。

　　1-4月，广东出口活鱼1.7万吨，下降7.3%，占广东水海产品出口总量的35.4%，为最大的出口品种。同期，其他主要水海产品出口均实现 大幅增长，其中冻鱼及冻鱼片出口8,184吨，增长1.9倍；冻虾仁2,698吨，增长6.8倍；鲜、冻对虾出口1,983吨，增长2.7倍。

　　1-4月，广东出口活鱼平均价格2,576美元/吨，增长11.5%；冻鱼及冻鱼片平均价格3,366美元/吨，增长73.7%；鲜、冻对虾平均价格4,856美元/吨，增长29.4%；冻虾仁平均价格6,220美元/吨，增长41.9%。

　　广东水海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佛山、中山和深圳等地区，1-4月上述地区合计出口量占广东水海产品出口总量的50%。其中，佛山出口8,327 吨，增长26.3%，为广东第1大水海产品出口地，且基本是由顺德区出口，占佛山水海产品出口量的 97.3%；深圳出口水海产品7,520吨，增长14.4%；中山出口水海产品7748吨，下降10.5%。此外，部分城市水海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其中珠 海、湛江和汕头出口量分别增长40.6%、5.2倍和53.4%。

　　尽管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在延续，但水海产品作为日常刚性需求产品，国际市场需求量不断增长，2009年以来广东水海产品出口保持了较 好的增长态势。但水海产品出口成本不断攀升，食品安全标准也不断升级，尤其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市场频繁设置" 绿色壁垒"，抬高了我国水海产品的出口门槛。

　　专业人士建议，应加强国内水海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确保出口水海产品的质量安全；鼓励企业进一步开拓新兴出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稳步提高出口竞争力；企业也要抓住机遇，不断提升出口水海产品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