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出席中国企业家论坛第九届亚布力年会

张跃是大陆第一个拥有自己飞机的中国人,他还有直升机的驾驶执照

所有企业行为都有环保空间

深度对话：在2009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我发现你一直在讲环保，你强调要削弱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作用，你不赞成“环保是负债的”的论调，认为环保产业其实是可以赢利的。具体到您的远大空调公司，您是如何实践环保理念的呢？

张跃：你到远大，看到一个“初识远大”的小册子没？远大是社会企业，我们的理念，只做社会急需的、别人做不好的东西。我们宁可少卖空调，我们卖空调的目的就是节能，我们会通过很多方式改造空调设备，让全世界空调消耗污染减少百分之九十。

其实，搞空调是很有环保空间的，因为空调有两头，一头是在设备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能源消耗，提高效率；另外你完全可以指导客户怎样使用你的空调，把房子的保温加厚一点，把窗户的玻璃由一层变成两层、甚至三层、铝合金的窗户框。你看我这个办公室，敲敲这个墙，这个墙壁是做了特别处理的。

你看到远大很多办公楼在施工，我们正在实践德国建筑的隔热经验：通过采用厚达10~40公分的泡沫保温墙、三层玻璃塑窗框、外遮阳这三种简单的技术，使空调负荷下降。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其实，所有的而企业都有环保空间，这要看是否有心。

深度对话：那么你们有这个理念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的？记得您在1997年购买了一架美国制造的喷气公务飞机，成了中国第一位购买私人飞机的企业家，这件事被外国媒体当成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信号。驾驶私人飞机与环保节能是否相矛盾？

张跃：高度总是一步一步来的，是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形成的。1997年，为了出行方便，我购买了一架美国制造的喷气公务飞机，享受私人飞行带来的惬意。但近四年来，我已经主动断割了这份享受。我们的公务机，现在是少于6名乘客不起飞。

每次出行，忍受机场搜身式的安检、枯燥的等待、不时的延误。为什么要放着上亿元的飞机甘愿去受罪？因为在2005年的某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组数据：一棵树平均一年吸收18.3公斤二氧化碳，我的飞机从长沙飞到北京往返3000公里排出的二氧化碳，相当于8棵大树生长60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从那天开始，我乘坐私人飞机商务出行就成了历史。

从空中俯瞰远大城

温家宝视察远大集团

远大空调的目标是：用价值代替价格

“我不搞任何机会主义的经营方式”

深度对话：这次金融危机对远大的经营、企业理念会有什么影响？

张跃：目前远大不受什么影响，我们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第一，远大企业比较简单。一直来说规模不是很大。虽然订单是明显下降，但是对我们的经营没什么冲击，因为我们在过去几年积累的订单，还能做很长一段时间；第二点，远大资本比较充足。远大从1995年开始，已经14年没有向银行借过一分钱，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负债，群殴从来不搞任何机会主义经营方式。金融危机来了，就只是发展慢一点，收益低一点吧。

深度对话：远大的规模在空调业界，处在什么位置？做企业的，为了盈利，似乎都有种把企业往大里去做的趋势，远大怎么看待发展问题？

张跃：回想远大创业之初，我们开发非电空调的主要动机是为个人挣钱，次要是为国家节电（当时电力奇缺），第三是为地球减排氟利昂（非电空调使用零污染的天然冷媒）。后来，钱多到一辈子花不完了，我注意到由于人类过分使用能源，导致气候暖化，危及后代生存。这样，我的主要动机变为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许多年来，总有好心人劝我：凭你们的能力，如果做电空调，规模可能比现在大10倍。但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十多年来，远大空调达到了奇迹般的节能水平。2008年6月，“气候组织”发起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他提交给八国集团首脑的会议报告上，唯一举了一个企业的例子：“中国的远大空调公司所出售的空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传统的空调要少，其效能高出2倍。”

深度对话：据统计，美国去年共有25家银行倒闭，超过此前５年的总和。而今年头两个月内倒闭的银行数目已上升到14家。您怎么看待这次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银行，以及沿海的企业倒闭？

张跃：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些本质性问题，或者是应该吸取一些教训。作为一个创业者，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你办一个企业，如果你产业选择不对，或者说你的经营理念急功近利的成分很大。当它的规模很大时，看上去很风光。事实上他给自己背负了不能承担的包袱和压力，最终的结果呢，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失败，企业的失败和做人的失败。

　　这个金融危机可以说非常悲惨，我创业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想过一个企业可以失败到这个程度。但是既然这次亲眼见到这么多事例，我觉得对我也是很好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以后要更加谨慎，要办企业办到自己更加有底，要选择这个产业，选择自己的经营方式，要更加注重它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符号。不要做任何机会主义的事情。

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如果政府不救市？

远大集团是布莱尔在提交给八国集团首脑的会议报告上唯一提及的企业

农业要搞“有机农业”

危机是要人类反省而不是更堕落

深度对话：金融危机之下，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救市措施。您怎么评价政府救市行为，怎么看中国政府的4万亿救市措施？

张跃：这个问题，我要从哲学的高度来和你谈。为发展而发展的这种政治主张，或说社会主张，本身是走不通的，走下去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金融危机，就算走得通也是罪过，因为造成了大量不平等，对受害者之间的不平等，造成环境的污染，是对下一代的不公平，把下一代的东西全部给毁掉了。这个社会每一分子，包括企业、国家，如果都是为发展而发展，为经济而发展，整个社会将会进入一个恶的循环。从传统哲学角度看，在吃不饱饭的年代，马克思预料到资本主义会满足人类的生存需求。但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以后，剩下的是什么？就是把牛奶到进海里。每个人都在浪费，你承认么？人对物质的需求是很有限的，现在的危害是制造需求，制造浪费。本身我需求10分就可以了，现在让我需求30分，也可以，增加30分满足我对奢侈生活的追求。但是，现在已经增加到200分，多了170分，也就制造了170分的浪费。你换了几个手机了，一个电脑你用得上三年吗？生产方式就是在不断地淘汰，不断地制造浪费。

　生态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再造能力也是有限的，过度的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力影响，可能需要一万年才能恢复。所以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环境角度，都是恐怖的。现在金融危机这么严重，大家都认为应该救市，救银行，还有“汽车下乡”，让那些本来没有钱购买汽车与房子的人，去过度消费，用一种方式把不符合道德的消费行为和刺激消费的行为合法化。很可笑，这种情况不止在中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做，所有的救市的行为都是在加速这个罪孽的进程，在金融危机中，欠钱可以理所当然不还了。金融危机本来就是赖帐造成的，国家救市使赖帐合法化。本来金融危机可以使我们反省，现在却使我们更加堕落。非常奇怪学者没有人说这个问题，但我说了。我和个别人谈到这个问题。大家利用这个危机把一些肮脏的东西堂而皇之扔在大地上。比如说，那些盲目发展的企业一定是做了很多假帐，一定是发布了很多虚假信息的，但金融危机一来，它的这些行为就合法化了。

深度对话：你这个说法让我有些困惑，危机之下，政府如果不救市，行吗？

张跃：为什么要救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河里的水也有涨有落。在我看来，用财政的百分之一把穷人给救好就行了，让穷人有衣穿、有饭吃、有钱看病，就行了。社会的发展最终结果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解决这一条就可以了。经济的发展只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但是人道主义是要的，很多穷苦的人是因为地域的差异，天生的地域不公平，导致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没有机会获得比较好的个人竞争力，比如我们国家的西北地区，每年还有好几千万人吃不饱饭，政府只需要救好这些吃不饱饭的人，不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人道角度。

深度对话：站在执政者的角度，遇到金融危机，如果保守着不动，可能没法交代？

张跃：民选政府压力会大一些，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民选国家的总统肯定不能无所作为。可我们中国有这个条件，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有优越性吗？有经济基础，又有独裁。我们解决失业人的问题就可以了，农业搞有机农业。搞直接有利于优化环境的农业。剩下的就发放救济金。

　　金融危机，我用个比喻就是得了癌症，确诊了。确诊了就治疗，为什么还要加速呢？金融危机是银行、政府都发现自己的癌症了，不去管它，都捂住自己的钱包，这个时候要人担保就没有人担保，资金链断了，这不就出现危机吗？你不去治，还进一步加速，或者是进一步毁灭。有这么做的吗？

　　人生在于享受生命，比如享用原汁原味的食品，呼吸清洁的空气。以人为本，这个看似非经济的问题，其实是最真本的经济问题。丹麦正在全国实现“农业有机化”，他们不富裕吗？我们历史上——盛唐、康乾不丰衣足食吗？把农民赶到城里去打工，然后是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失业，民众要这种宿命吗？办那么多工厂、开那么多公司，然后是商品过剩、产能过剩、泡沫满天，然后是周期性的亏损、破产，难道企业家需要这样的宿命？

　　如果这场危机能够让人类冷静下来，回到以人为本，人人有工作、餐餐有可口而无毒的食品、穿天然纺织品、用天然漆刷家具和墙壁、骑自行车或开省油而耐用的车，回到企业家只开办创造价值且稳健经营的公司，全世界实施拾遗补缺的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人们把多余的钱存入银行而不是急于挥霍、银行理性地把钱贷给急需钱用的企业，让企业持久地生存并服务于社会……如果这样，这场危机就拯救了人类。

“中国民校第一人”：信力建（本文所有图片均为资料图）

拉萨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在朗读藏语课本

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深度对话：改革30年来，回顾我们的教育，在改革的第一个十年，89之后，邓小平说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第二个十年结束的时候，上学难、上学贵成了关键词，第三个十年结束，教育之病未见缓解，作为浸淫其中的业内人士，您对这个评价怎么看？如果说我们的教育一直是失败的，是失败在什么地方？

信力建：这个要讲得远了。1949年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时候，带走了大陆100万的军人和100万的精英，包括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换一个说法……也就是说1949年以后，基本上文化人都没了。还有两类人媒体很少提及的，一类是企业家，一类是工人，资本家被带跑了，或者被专政了；同时，1949年以前有一类真正是搞技术活的工人，这类技术工人在1949年以后等于是消失了。

深度对话：连小手工艺工人都消失了。

信力建：没错，你观察到了。还有第四类，这类就更冤枉了，就是农民。现在我们谈粮食安全问题也好，谈其他什么也好，都忽视了一个问题——1949年后，农民也被消灭掉了。

深度对话：就是自耕农没了？

信力建：在1949年以后，他们被称为“富农”，在苏联也叫做“富农”。 “富农”就是农业生产的组织者，1949年后，地主、富农、中农、上中农都被打倒了。可以说，各个层面的精英全部都被打倒了，不管是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这些人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为什么1949年以后中国的农业生产一直不能够供给，跟苏联同样，苏联革命以后粮食产量基本上没有恢复，以前苏联是欧洲的粮仓，这一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回到刚才讲的教育问题，邓小平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现在我们谈教育要跨越性发展，要优先发展，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是有问题。

　　首先就是教师的失缺，精英都没了，就是没什么可做教师的人了。过去我们的教育，更大的层面是“师徒制”。过去农村为什么尊重家长？因为他是农业好把式，儿女们是跟着他们学农活的。你看《西游记》，为什么三个徒弟跟着师傅，他们是跟着师傅学道。

　　过去不管是木匠、铁匠，还是牙医，包括唱戏的，都是手把手地教，“学”和“习”是同步的，这个很重要。现在的教育学和习是分开的，从小学到大学是“学”而不“习”，大学毕业再习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找工作都困难。中国人几千年前就认识到，就叫手巧心灵，或者心灵手巧，就是手和脑袋互动是必须同时建构才行的。我们现在把学和习完全拆分开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

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

教育的目标是让每个人有提升

深度对话：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89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最失败的是教育”。20年过去，我们的教育似乎依然问题重重。作为浸淫其中的业内人士，您怎么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30年？

信力建：现在我们谈教育要跨越性发展，要优先发展，这隐含着的信息说明:我们的教育确实是有问题。有哪些问题呢？我个人分析了几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学”和“习”的分离。我们过去的教育，更大的层面是“师徒制”，手把手地教，“学”和“习”是同步的。现在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学”而不“习”,大学毕业出来再“习”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所以找工作都难。

　　第二个问题就是核心价值观出现偏差。改革开放前后30年，教育的核心价值观，第一是政治，第二是经济，完全脱离了以人为本的内在需求。

　　第三个问题，建国后撤销了私立学校，在公立学校实行行政管理。行政管理的最大特点就是官僚化，官僚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事倍功半，耗费大。

　　第四个问题，1949年以后中国跟世界隔绝了。在世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60、70年代以前，大概五到十年知识更新就翻一番，80年代以后就是三两年翻一番。但我们还一直停留在德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代的知识层次上。其中，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只是一种灌输，就是说只教孩子认识一条鱼、两条鱼，而不教他如何打渔，也不教他思辨。

　　第五个问题，学科建设完全分离和割裂。我们古代是文史不分家，经、史、子联动。现在是分科之后却又丝毫不顾及整体，导致学经济学的不懂法学、学法学的不懂社会学。第六个问题和第五个相关联。现在的教育方法正好采用了东西方两种教育方法中错误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是死记硬背，但那时背的是什么？是四书五经，是经典。

　　怎么表述这个问题呢？它牵扯到我后面要讲的问题，如果你像古人那样3岁启蒙，再用7年时间把四书五经全部背熟了之后，你这个人生，就有了传统的价值理论里最核心的东西，这个东西足够你用一辈子。所以为什么民国时期群星灿烂，有那么多的文化精英。他从3岁开始就打下了国学的基础，发挥一个人记忆方面的天分，把经典都记下来了。而我们现在是6岁、7岁开始学，学什么呢？学王二小放羊。

　　就是说，从6岁到20岁，你去背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美国的杜威强调生活教育，但生活教育不是要你把中国最传统、最经典的文化，切得鸡零狗碎，今天背一首唐诗，明天背一首宋词。文化，是一种魂魄合一的东西，是一个整体。

深度对话：您讲到了教育所存有的六点病症，我想知道从体制上、从整个宏观层面上看，还有哪些问题？

信力建：在这个层面上看，现在有好几个关系是颠倒了。第一是财政供给的颠倒。就是中央财政应该主要做九年义务教育，不应该搞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更不应该主要用于办大学。现在恰恰倒过来了，以乡镇财政的钱做九年义务教育，用国家财政的钱做高等教育，违背了国际惯例。

    第二个颠倒是，政府做了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比如一些职业培训、中专、技校，包括MBA课程，现在都是国立大学在做。这就乱套了。国立大学最应该做的，比如师范教育，全世界师范教育都是国家支持的；比如航天或者军事科技这些特殊学科，航天或者军事科技要由政府做，其他你就可以放开了。

    第三个颠倒是，一般的政府是“雪中送炭”，而我们的政府却是“锦上添花”。比如说，政府将大量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城市中的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这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农村教育，城市流动人口教育、残疾人教育、贫困生教育，这些“雪中送炭”的事情，政府却“略”掉了。

    我们整个教育是一个不断产出失败者的教育。每个学习阶段总有人被淘汰，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失败感。在班里面一般要问你排第几，你得了99分，要问你小子为什么不得100分，你排第二名为什么你不排第一名，从这个角度来讲都是失败的。

    你上了一个二类本科，你干嘛不能上重点本科，上重点本科的你为什么不能上清华、北大？教育的目的本来应该是让人树立信心，但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不同层次的失败者。

    我到澳大利亚，看他们的教育，他们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兴趣，各种兴趣，到了初中老师就在琢磨孩子，不是琢磨他的分数和他的缺点，而是琢磨他有什么特长，然后建议他去发展哪一块。他们的每一个老师都是伯乐，而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是刽子手。

    教育部说是要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什么叫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天下好标准的学校千万间，让天下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读书。

    而教育部现在的价值取向是，要办所大学，没有两个亿，没有几百亩地，没有多少个教授，就不能够办大学。

    教育部的价值取向应该是尽快地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够提升他的教育水平、道德水平、思维水平，提升个人福祉，从而提升整个民族的福祉。

“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

如今幼儿园招生都引来家长彻夜排队

深度对话：梅贻琦有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信力建：大楼，从教育部的概念来讲，这个大楼绝对必须买下来，租来的都不行。至于大师，实际上，即使在美国那样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出大师也只是少数研究性大学的任务。一般大学，担负的是培养普通劳动者的任务。

深度对话：现在我们整个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教育政策，有点让人莫名其妙。

信力建：对，没错。现在的情况是，你有钱，你是考试尖子、是精英，OK，你能够有资格学习，接受高等教育。错了！恰恰是最穷的人、最落后的人，甚至是最残疾的人更需要学习机会，更需要受教育的机会。

深度对话：现在的教育是从起点开始制造不平等的一种教育，从重点幼儿园到重点小学、到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大学也分为部级大学、地方级大学，不断制造等级差别。这是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的问题。

信力建：现在是受教育者被带到一条黑道上了。用另外一个说法，我们的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分层分类的成功，刘翔跑步跑成功，姚明打球打成功，条条大路都是通的，行行业业都能成，这样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没有意识形态，只有利益之争”

深度对话：教育问题也牵扯到一个平等国民待遇的问题。教育的改革跟我们其他方面改革都是很相关的，我们的教育30年来一个最大的改革就是恢复了高考，除了恢复高考这个新闻点之外，这么多年的教育改革好像没有什么很大成效，像最近搞高校评估你怎么看？

信力建：政府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它的职责应该是信息披露。

深度对话：评估一个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主体，应该是公众、受教育者，学校的学生。学校的声誉怎么样，应该是市场来评价，而不是政府行政部门给出。

信力建：你说得很正确，高校教育评估要由独立的第三方做评价。现在教育部的身分很尴尬，大学是他办的，文凭是他发的，然后他又来评估，这是一种荒唐逻辑,也是劳民伤财之举。政府应该做披露信息，居中裁判。当然也有一个行业自律的问题。学生就可以根据学校提供的服务来付钱，这就是市场的活力之源，也是学校教育质量提高的根本。

深度对话：政府对教育这一块管制太多，比如关于民办教育，您提出过比以前更缩紧了。您觉得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怎么做？

信力建：就是刚才讲的，政府应该做市场不能做的事情，比如开放办学，国内的企业能办学、私人能办学、社团也能办学，包括外国的大学也能来办学，政府就做宏观调控、管理服务。

深度对话：站到政府的立场分析一下，不愿意放开教育的严格控制，是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对教育内容的“正确把握”？

信力建：我觉得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考虑，只是利益之争。99%以上是利益之争。以前我们是政治挂帅，现在以经济挂帅，这是什么意识形态呢？因此我说，现在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只有利益之争。

深度对话：政府为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服务？

信力建：客观讲，它的出发点是希望促进民办教育，但是现在没人执行。因为教育部同时拟了一个实施条例，限制和扭曲了这个民办教育促进法。

深度对话：拿2008年与1998年相比，这十几年中有没有政策变化的转折性时刻？对民办教育的政策，是放松了还是更加收紧了，还是没变化？

信力建：收紧了。

深度对话：表现在哪些方面？

信力建：他不断地规范，不停地规范。原来只是意识形态问题，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不允许搞民办教育，现在是作为一个经济利益来对抗。国有民办、公办民助、民办公助以及校中校，无一不是教育系统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体制的弊端孳生出来的怪胎。其存在的标志，就是拒绝公平竞争，打压利用社会力量办教育，不给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以生存和发展空间。

深度对话：说白了就是利用行政手段行市场垄断之实。

信力建：全世界政府都应该做最困难的环节。比如说外来工学校，政府应该来做，可政府不去做。民办学校做了一些外来工学校，政府却要把它关掉。现在的政府有关部门，既想参加游戏，又不愿意遵循游戏规则。如果政府做好了旁观者或者是宏观调控者，中国的教育就有希望了。

解放后第一所县办大学：沙洲工学院

改革之道：提倡县办大学，开放私立教育

深度对话：我记得您曾提出“县办大学”的概念。您说，中国有2200多个县，如果每个县有一间大学，至少可以增加2000多间大学，这时中国就真正把教育搞上去了。

信力建：在美国4000多所高校中，共有1200多所“社区大学”，拥有1000多万注册学生。“社区大学”是属于某一地区或城市的大学，在美国称为某城市或地区college，有的在中间加上community。

    社区大学里有些专业的文凭是专科文凭，有些专业学生达到一定的要求后，可以转到university继续上。这些大学由各级政府资助，它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学费，比university要便宜得多。许多美国人先在社区大学挣到一些学分后，再带着这些学分转到某一大学去读，这样既拿到了本科文凭又节省了很多钱。

    社区大学为美国社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为综合大学提供了大量生源。我之所谓“县办大学”，就类似这种大学。无论从发展的需要、国家的实力还是教育的提升看，在中国，每个县办所大学都是必要与可行的。

深度对话：您主张大学教育要从精英转向大众。

信力建：对，我就是要冲击它，我就是要明确地冲击它。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取向，最缺德的是限制了中国人的发展。

深度对话：我发现您主张的几个概念都比较好，每县办所大学，开放民间办学，推广私立教育，具体怎么推行呢？

信力建：这几个方面，我都写过文章，一篇叫《我为何要提“县办大学”？》，一篇叫《私立教育，国之利器》，你上网搜一搜，就看明白了。在以公办教育为主体的中国教育陷入渐行渐难几至举步维艰的今天，从他国私立教育的成功以及它成功的原因之中去寻找我们教育改革的更新之路，

武克钢（本文所有图均为资料图）

50年代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

武克钢：中国民企发展３０年见证人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人们有很多话要说，左的、右的观点都有，众说纷纭，甚至交锋很激烈。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历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们也在看这三十年。我们的看法，或许鲜少理论色彩，却有实实在在的自我体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是企业家最喜欢的事情。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在我看来，总体上就干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把农民对土地的耕种权或者说是支配权还给农民；第二件大事，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厂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吸引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第三件大事，就是中国人可以做买卖，自己可以办工厂，可以当商人、当企业家。”

　　与武克钢的对话，从对三十年改革的回顾和反思开始。30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从无到有，到发展壮大。中国企业这个庞杂繁复、欣欣向荣同时泥沙俱下的发展进程，武克钢是当之无愧的见证人。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青少年正好是赶上中国社会最动荡的年月，我们见证了由于这种动乱带来的国家的落后、社会发展的受限制和个人能力的被压抑。”“我们要到哪里去？”武克钢的回答是：走向工商文明。“工商文明有四项基本原则，科学、人文、法治、民主。这些人类共同的文明财产是共产党人几代人追求的目标。

如果没有这样基本的追求，全国人民不可能跟着中国共产党奋斗这么几十年。我们不能把这些基本原则简单否定掉了，抛给所谓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说不是我们想要的。”

武克钢的个人经历，堪称丰富。他当过工人、当过知青、当过水手、当过兵、当过学生、当过工程师，再当干部，最后弃政从商。他被人称为“红色贵族”，他的外公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他的父亲是南下老干部，而母亲曾任中国金融学院（人行研究部前身）的教务长。

1973年，武克钢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北方交通大学，1980年作为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毕业后他进入北京一个条件非常优越的国家工程机关工作，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工程技术人员。1980年，召开中国第一届科学大会，武克钢得了“青年优秀科学家”，“绝对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

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掀起的改革开放浪潮的召唤，他到了中国开放改革的第一个试点深圳蛇口区，5年过去，1985年，他是蛇口区的常务副区长。“当时已经是厅级了。正是改革开放的浪潮，给了我们机缘、给了我们机会，才使我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实验区非常辉煌的时候，武克钢感到了自己的不足，1987年，他赴美国读书。“我们当时一直在争论西方社会是怎样的，有人说是非常美好的，有人说是非常腐朽的，有人说是人吃人的，有人说是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阶段。

我和夫人到了美国，给我们第一震撼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当时的中国相对讲还是一个非常贫乏的年代。我当时想，如果哪一天进超市能够像当地采购者一样，根本不用看标签的价格就把东西放进购物车，我们就成功了。”

　　“30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超市的物产极其丰富，很多人走进超市不用太多地看标签了。这些从哪里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一切的繁荣了。这一点有目共睹。”

长三角某市民营企业座谈会

繁忙的码头——民营企业还要向外“做大做强”

　　无可置疑，30年时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武克钢的思考，都凝聚在一篇著述《中国呼唤工商文明》里。

在这篇文章中，武克钢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工商文明的重要性，同时也论述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中华民族正从农耕文明时代走向工商文明时代，保护工商文明的发展是中国民富国强的基础，为此要建立起促进工商文明发展的文化和制度。

工商文明的发展必须反对“暴君”和“暴民”对峙的“两暴”文化。什么是工商文明？就是要搞明白该干嘛的干嘛去。现代工商社会里，企业家阶层、官僚阶层、市民阶层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才能达到平衡。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

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以暴对暴。“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

　　武克钢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对企业管理思考的边界，这既是对企业家经营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的呼唤，也是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思考，在这样的意义上，武克钢被誉为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代言人。《中国呼唤工商文明》也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企业家主动思考工商文明最具影响力的杰作。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杨鹏先生认为，与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一个以企业为中心的工商社会已经到来了。中国社会将会在工商界的价值和工商界诉求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重整和改造，因此企业家们的价值和思想形成对中国未来、对中国社会的制度改造、价值改造和信仰改造意义深远。

“当我们看到一个群体中的不同人物他们表达出来的思想居然有如此的趋同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深切地感觉到企业家的价值共识和思想共识正在慢慢地成形。比如他们都对自由贸易很感兴趣，没有自由就没有办法发展。同时对契约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在契约关系的背景下成长的。比如他对法制非常感兴趣，因为如果没有法制就没有企业良性的经营环境。同时对公共政策的参与非常感兴趣，因为公共政策已经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到企业本身的命运。平常过去学术界所讲的自由、平等、契约、民主参与、法制等等，你会发现工商阶层、企业阶层的成长必然需要这样的价值，而且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开始逐渐形成共识。”

“公交涨几毛钱都要搞听证会。4万亿这么大的事倒不搞了”

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中国企业整体性信任危机

中国工商业发展进入全球化时代

深度对话：通过网络搜寻了你的一些资料，发现您的经历堪称复杂。

出身“红色贵族”，当过知青、工人，当过干部、学者，如今经商，做投资，并投身公益，您的这种经历在您这一代人民营企业家中，是否具有代表性？回看人生，哪一段经历是最具有咀嚼和分析价值的？

武克钢：我的这种经历应该说代表了一批人。我现在还不习惯回看人生，未来的事还很多，还有不少梦想在前头。要说经历，最具有咀嚼和分析价值的就是我从商做实业的经历。

我曾开玩笑说，万般皆下品，唯有从商高。我这样说，是指今天，改变中国最深刻的力量就是工商力量，工商业的利益及价值原则，正在塑造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未来是工商中国的未来，工商中国会生产出自己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社会关系。

我能真切感受到工商的力量，1996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在弥勒投资农场做葡萄酒生产基地，眼看着一座城镇的兴起。她一头连着贫困的农民，一头她又是奢侈品。一个民营企业现在能惠及一万农民。这是一种真切的力量。

深度对话：可以说，您亲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全过程，请问，您对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评价？

武克钢：对外贸易依存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资源问题。中国人均资源不足，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建立在大量引进国外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只有用劳动力去换取国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评价呢？

这样高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中国在全球化道路上走得很远了，意味着中国工商业已全球化了，这背后就是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逐渐成为一个工商民族。

深度对话：近日，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扩内需”的经济救市计划，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您对这个举措有什么期待和评价？

武克钢：4万亿扩大内需，这是好事。尤其是在国外金融危机，国际贸易萎缩，国内出口加工业遇到困难，中国经济增长放慢这样的危险时刻。

中国经济的稳定确实需要扩大内需来支撑，扩大内需，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正确的方向，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正确的结果，我们还需要考虑具体的措施和办法。

现在决心要投4万亿，但如何投？4万亿，这是很大的一笔资金，有多少用于提高投资需求，有多少用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呢？用于投资的部分，是如何分配呢？通过什么渠道分配呢？这笔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如何保证廉洁与高效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的思考、讨论、分析。钱走向那儿，本质就在那儿。

中小型民营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这4万亿中有多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呢？农村教育是中国社会的短板环节，这笔资金中有多少用于农村教育投入呢？有多少资金用于保护环境和建设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呢？或者，这笔资金会主要用在现有的官商垄断企业上，继续扩大特权垄断企业的力量，使中国完全被垄断官商所控制，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在这个意义上，分配4万亿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分配这4万亿，是对当今执政者的最大的政治测试和政治挑战。总体来说，4万亿的计划是一个应急计划，没有时间来进行深入的分析，更谈不广泛的社会讨论，但从其规模来说，这个应急计划完全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十几年中国的经济或政治命运。

我只希望决策者小心行事，在决策前要有广泛的讨论和分析。现在，公共汽车票价涨几毛钱，都要搞一下听证会。4万亿这么大的事，倒不搞听证会了。

深度对话：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中国企业整体性的信任危机，您认为企业应该坚守一些怎么样的基本商业原则，以保证信任关系的不崩溃？

武克钢：本次三聚氰胺事件中，我注意到一个与舆论关注焦点不同的地方，就是知识不足的问题。我不认为蒙牛、伊利这样的企业是明知害人而去害人，我想这里面可能有一个知识不足的问题，这就不知道三聚氰胺会造成孩子结石这样的伤害性。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敬畏和谨慎的原则，对“自然”的敬畏和对“非自然”的谨慎。对食品来说，自然就是好，千万不要往里乱添非自然的东西。对食品企业来说，这可能应是一条血的教训。

另外，就是食品生产企业，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病从口入，弄不好就害了人。

我从三聚氰胺事件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敬重。没有对自然的敬畏，就可能犯错。没有对生命的敬重，就可能犯罪。

牛根生的“万言书”事件

企业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深度对话：您对牛根生的“万言书事件”怎么看？在我看来，这件事体现了中国企业界，整体上对商业规则的漠视，对江湖规则、对江湖义气的迷恋。企业家的这种集体精神气质，是不是与您呼唤的工商文明还有些距离？

武克钢：人在危难中，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牛根生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困境，这是他的选择，我不好评价。我只是感到，公共舆论时代来临了，我们企业家普遍还不太适应这个新时代。

万言书事件，是商业规则还是江湖义气，还很难说。中国企业家的集体精神气质，与理性的工商文明当然还有距离，不然就不用我们呐喊呼唤工商文明了。

深度对话：我注意到您一直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身公益事业，比如孙冶方基金，比如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环境治理工作，您认为企业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

武克钢：我参与不少公益事业，例如在云南办乡村图书馆，例如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担任监事，例如资助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等。

我认为，如果社会出问题，企业就好不了。所以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家应当关注社会的改善和进步。

同时我也认为，企业成长的过程，是赚钱的过程，其实也是深刻的社会进步的过程。企业家不仅仅只是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家还应该是社会的改革者，所以，企业家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做好企业的同时,做好公益事业,这是企业家人格完善的两个方面。社会上总有人在骂企业家，说企业家无商不奸，为富不仁，是不是没有坏富人呢？当然有。

但是不是社会上就没有坏穷人呢？当然也有。人好人坏，不能以穷富来衡量。有为富不仁者，也有为穷不仁者。

企业家从事公益事业，我认为重要的不是给别人看，而是自己心灵生活的需要，是自己自然的需要。中国已进入工商文明之中，企业家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企业家掌握着经济资源，自然也就承担着责任。企业家不仅应有经济自觉，还应有社会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