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晖：跟着我的节目去旅行 (2)
　　
　　从《新青年》到《波士堂》：生命与职业的重合
　　
　　　　生命的成长也许永远是一条双行线路。一个“我”在现实的世界里奔跑，前行；另一个“我”总在另外的路上看着我们，与我们永远同行。杨晖内心深处的精英情结最终使她北上东行，在娱乐狂潮席卷的年代，寻求精英电视节目的生存之路。
　　　　在所有的电视工作经验中，杨晖的心爱仍旧是《新青年》。那是1998年，世纪交替，新的千年即将到来，所有的人，都被一种莫名的激情涌动着，希望能做出一档叩应这种情绪的节目。有人说，叫阳光地带，有人说叫青春风景线，想了很多名字，仍旧不满意，然后，某一个时刻，杨晖忽然一拍脑袋，说，就叫《新青年》吧。
　　　　这个名字把所有人都吓着了。那是一个神圣的无人敢碰的名字——以它为名字做一档电视节目？开研讨会的时候，湖南师范大学一个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老教授痛心疾首，说：你们千万别把这个名字给糟蹋了……
　　　　包括柴静。当时，杨晖甚至没有见过柴静，也没有听过她主持的在当时在长沙已经很有名气的晚间谈话广播节目《夜色温柔》，只是在报纸的一角读到了她的一小段文字，记住了她的灵气和一些不一样的气质，就做了决定。
　　　　这个节目，在后来，轰动全国。
　　　　柴静，直发飘飘，安静而略带伤感地坐在哪里，和全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们谈国家大事、谈使命责任、谈个人理想与梦，吐出一些诗一样美好的句子——
　　　　不象是主持，然而就是主持。
　　　　这个节目包括后来的月度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年度十大新锐特别节目，以它的高度厚度和大气震住了电视界。
　　　　那位曾经为痛心疾首的老教授发出了赞叹；一位已经不再年轻的技术人员给杨晖打电话，一定要表示感谢。
　　　　很多很多这样的细节。
　　　　一个节目，感动了很多人，点燃了很多人心中也许都不再燃烧的那把火。
　　　　杨晖也享受着这样的时刻。那是作为一个电视人最大的职业满足的时刻。
　　　　但是紧接下来的电视节目开始纷纷走大众路线，湖南卫视也开始以娱乐资讯定位频道，《新青年》换名《谁是英雄》——一档大众化的综艺娱乐节目。她想证明自己也能做成功的娱乐节目，同时要给一起打拼的团队伙伴们一个交代、一种安排，因为她要离开。作为个人，她无法摆脱精英类节目的情结——也许是从内心深处，她需要他们——奋进的气息、昂扬的姿态、成功的激情——激励与被激励，她从来不仅仅在观看。
　　　　职业的一个高峰结束。
　　　　2004年6月，杨晖辞职，她说，从前，她是一枚非常优秀的棋子，而现在，她要学习下棋，因为将来，她要做下棋的人。
　　　　2004年9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攻读影视学博士学位。之前的2001，在同时做三个栏目制片人，带领几十号人一起干活的她，以优异成绩结束了湖南大学MBA班的学习。
　　　　同时，受聘任CNBC亚太中国区项目经理。做节目的同时，也在学习国外媒体的经营管理经验。
　　　　一年半的双城记之后，2006年1月，杨晖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创办《波士堂》，生命的鼓点终于敲到了绷得最紧的那根琴弦。她说，为了这一天，她准备了好多年。
　　　　是否电视作为大众媒体，就只能走娱乐路线？1998年，《快乐大本营》已经很火，但是《新青年》硬是脱颖而出，赢得了很多眼球。这说明精英电视节目仍旧有市场。只是取决于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孔。杨晖确信。中国的商业领域，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且得到贯彻，但是同样作为产品的电视节目，以观众为中心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或者，是一些浅显的解读。
　　　　2006。上海。精英密集城。
　　　　这个时候，已经是网络天下，世界是平的，看精英的视角也是平的，多元。
　　　　一次去FOXTOWN购物，忽然就想，TOWN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啊，还有DOWNTOWN，一种中心、向上、主宰的力量，似乎辉映着杨晖心中对于精英阶层的定义——正在成长和崛起的中产阶级，他们有责任感、有思考的张力、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意见领袖，代表着社会的方向和未来。于是BOSSTOWN诞生了：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老板集镇（聚集地）；一是老板过堂，总之是一档当下最博眼球的各行各业各种各样拍板人的节目：
　　　　红得很正的热闹的现场背景、同样红色简单舒适的单人沙发、老板坐在上面，接受来自斜对面的三位观察员的轮番发问——其中有一位一定是看起来非常潮流的才女+美女。然后，你可以看到青岛啤酒BOSS金志国的山东快书、金蝶BOSS徐少春跳起民族舞、太平洋建设BOSS严介和耍起石锁、搜房网老总莫天全的模拟街头制服窃贼的散打功夫……
　　　　杨晖在电视中把老板们还原成一个个个体，他们不再是老板、不再是某某企业的形象代表、不必一再重复紧张的商场故事、他们只是他们自己，随性发挥，表现自己。她把《波士堂》称为TV2.0，称它是最具网络精神的电视节目。
　　　　比之《新青年》，《波士堂》更娴熟、淡然、超脱、更加轻巧。曹启泰的举重若轻和老板们的轻松自我、观察员的机智风趣，让这个节目很好看。但是并非轻得没有力量。中国的商业非常年轻，中国的企业家也很年轻，展示他们的成就与个人魅力的同时，也试图在节目里寻找商业文化背后的大人格。这才是节目的立身所在。
　　　　一名观众，看了《波士堂》，打电话给杨晖说：我又看到了《新青年》的某些影子，我很高兴，它还在那儿。杨晖也很高兴，观众的眼睛雪亮，他们能看到这些大俗大雅的背后对内心张力的追求，理想主义还在。
　　　　她觉得自己和节目成长在互动。这也许是一名女性的成长道路。曾经很在意很多东西，公平，得失，毁誉，急着证明自己。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发现生命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对一切宽容，包容，学习、吸取，但还能发现和坚守简单的快乐和生命的本质。所以才把凝重的《新青年》变成了快乐的《波士堂》、把国家民族大义换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把网络引入电视……
　　　　接下来，2007年1月，她马上要推出一档日播职场脱口秀《上班这点事》——给每日打拼职场的精英一些幽默的抚慰、一些善意的调侃；还是她熟悉的精英群体，不过那将是体力脑力平衡力诙谐力的一次全面大检阅。
　　（转自人民网）
　　

　　杨 晖：跟着我的节目去旅行 (3)
　　
　　旅行：从远方回到家
　　
　　　　人生是一场旅行。出生就是出发。有的人一出发就是离开；有的人出发了，又回来；有的人出发就是为了回来。杨晖的旅行，是背着所有的担子，离开；然后，从远方回到家。
　　　　杨晖现在非常爱笑。她说她真的觉得现在的生活很快乐，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工作就是全部的生活。
　　　　问她是否有过旅行，她辩解说：我一直在旅行，我的工作就是旅行。做《新青年》时候，我对团队说，只要你们想得到，拿创意来，我们就去。
　　　　她跟我们分享的旅行镜头如下：去乌镇，在茅盾家的后院里，谈“文学的力量”；去西藏，在布达拉宫前看“金色喜玛拉雅”；在西安南城墙上谈人才——镜头推过去是充满现代气息的商业广告、川流不息的繁华大街；摇过来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这是历史、现在和未来交会的行为艺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会处，听中西部企业家观念的撞击声；在鸭绿江的断桥边看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新疆天山脚下，直面西部环保问题——这是一期彩色时代的黑白节目，但是字幕是绿色的……在岳麓书院、丽江木府、孔庙杏坛、北大、清华开讲千年论坛；2000年5月4日，上海外滩，远处是充满活力的浦东新区，近距离是新鲜出炉的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他们畅谈人生体验和未来梦想，这是“新青年”的特别节目“中国十大新锐人物撞击2000”的节目现场……
　　　　她没有旅行，但是她在创造风景——包括那些壮阔的场面场景还有澎湃的情感思想，无数的观众在电视机前跟着节目去旅行。
　　　　唯一的个人旅行，是在从CNBC辞职后的一个月休整中，陪父母出游三亚，做个称职的乖乖女，鞍前马后，只为他们开心；工作这么多年，自己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把父母送到了新马泰，还想把他们送到在美国工作的妹妹那里看一看。
　　　　大学毕业那年，父亲曾让她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她一直也没走远。所有的春节都是回家过的，所有的中秋节，如果回不了家，一定要寄月饼。
　　　　她说她的家想起来永远是那样一个地方：如果妹妹有一块糖，她一定要咬成三份儿；如果有肉吃，你会看到筷子在打架，妹妹夹给我，我夹给父亲，父亲又夹给妹妹这样……感谢上天让我们这样几个人成了幸福的一家。这么多年，所有的努力也许都只因为有这样的精神支柱：能给父亲一生的辛劳一些回报，能给妹妹永远提供好的建议，给她指路。
　　　　父母在，不远游。她要守着家。等着家人从远方回来。
　　　　家在那里。湖南郴州边上一个叫711的地方，那是核工业部下属的一个大型厂矿，没有围墙的大院，杨晖的幸福童年持续到11岁。11岁，母亲去世，妹妹四岁，父亲因工伤终生拄着双拐；一夜之间，杨晖的生命清晰地指向两个纬度：一个当下，务实，养家；一个，向前，永远要看着比远更远一点的地方，为自己、为妹妹、为这个家指引正确的方向。
　　　　那是一个过早承担家庭责任的女儿和姐姐，享受过极度的贫困、极度的苦。仍旧笑，因为要给妹妹、父亲希望。如今她已能笑谈所有的苦。那是一个百分百经典的励志教材。她却不愿意多说……
　　　　711——湘潭——长沙——北京——上海，那个笑呵呵的小姑娘一路走来；2004年6月9日，飞机在上海落地的那一刻，34岁的杨晖对自己说：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也是我的上海。家在心在的地方。
　　　　在我们聊天的5个多小时里，只有两次，我记得，在说话的间隙，她侧过脸，眼睛向上寻找的过程里，眸中突然清澄一片，明亮、清澈，稚气，甚至有几分娇羞，和面前这个阅历过感受过奉献过付出过收获过的自信坦诚干练操劳侃侃而谈的杨晖是那么的不一样。
　　　　那应该是一双定格在11岁父母温暖怀抱下的小女孩的眼睛，稍纵即逝，然而永不磨灭。
　　（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