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元月,俘虏大队的工作结束以后，我又被抽调和陈贻霖一起参加了赴建始县的下乡工作队。

我们这个工作队来自军分区各直属各单位的约三十余人，再加上由地方机关抽调的共五十余人。工作队的任务：一是“征粮”，二是“清匪反霸”。我们先在县里集中，接收任务，学习政策，统一工作步骤和方法。工作队下又若干小组，按一个工作小组负责一个乡，小组人员再分工由两个人负责一人保。我们列席了县上的农代会，在会上就与要去的那个乡以及那个保的农民代表接上头。因为当地刚解放不久，我们只能要求农民代表必须是贫下中农，但是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能不能代表农民说话，我们心里并不踏实，因为这些代表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伪保长指定的。真正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能作为我们依靠对象的,要靠我们自己在工作中去发现。

我们这个组到距县城约七里路的下坝乡（指乡政府），乡政府设在公路旁的一个集镇上。工作组组长叫崔正华，是“军大”的学生，因为他曾在伪政府任过职，有文化，有农村工作经验。我和警卫连的一位排长叫罗贯中的分在一起，负责一个保的工作。罗排长是个翻身农民参军入伍的，不识一个字，他说他还没有使用过钱币哩！但他是一位典型的魁梧又朴实的革命军人，不善言辞，背一支中正式步枪。

我俩第一次下乡由那位农民代表带路，翻过几座山，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安排我们住在他的家里。这个农民代表约四十多岁，妻子去世了，有个儿子和我一样的年纪。他为了有人操持家务，给儿子娶了个比他大四岁的媳妇，长得很漂亮，也许是因为儿子不谙事故，还不懂得男女间的事，也许是满足不了她吧，那个伪保长趁虚而入，与他的儿媳有染，她常常彻夜不归，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后，已有所警惕。

下乡后第一次召开的群众大会，由我宣讲党的政策，重点是征粮政策和具体实施办法，其实我也不善言辞，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没料到我讲话之后，那个伪保长不怀好意地接过我的话，很嚣张地明目张胆地说共产党长久不了，以后还是他保长说了算。我们感到情况不妙，我和罗排长商量，因为不掌握他的底细，暂时不和他正面冲突。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新中国已经诞生了,现在是人民的天下,指望国民党卷土重来那是痴心妄想,就宣布散会了。第二天我们回乡里向工作组汇报，和工作组领导研究对策，决定以乡政府名义召集保长开会为由，把他抓了起来，押到县城去了。我俩也转移搬到一家居住条件很差的贫苦农民家里。

“征粮”的办法是:先各村民小组开会，各户自报耕地和产量，按比例确定应上交公粮数，再由大家进行评议。现在看来应该是基本准确的,因为如果有一户人家隐瞒了产量，其它农户就会增加负担。为了发动群众，征求意见，进一步讲解党的政策，我俩还要去走家串户，一般是几户人家聚在一起。为活跃气氛，我还给他们唱《白毛女》和《刘胡兰》的插曲，他们把自家的炒米花、苞谷花之类的食品招待我们。那里虽然是解放不久的新区，老百姓待我们都很热情。

“征粮”工作告一段落后，接着进行“清匪反霸”。我们的办法还是通过访贫问苦，了解社情敌情。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当地情况，心里又没个底，所以形势显得很严峻。首先是如何设防保障自身的安全，我哪有什么主意啊！我们住在那户贫农家里，房子十分简陋，四周通风。罗排长说住在这里很不安全，敌人从墙缝里塞一夥手榴弹进来我俩都完蛋了。根据他的意见，我们转移到了一个地主家前院一座碉楼的顶层，（那个地主已被抓起来了）楼梯进出口是可以封闭的，他认为这里万无一失。老罗还提议给我配了一支手枪。他还教我如何使用，第一次试枪因为没有掌握要领，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在扣动扳机的同时，我把枪也扔了，哪知道那枪在射击的同时还会产生那么大的坐力。那时候，罗排长是我的“保护神”。

那地方出门见山，村与村之间至少要翻一座山吧！我俩每晚要出去走家串户，召集群众开会，所以每晚都要走夜路。山里生长一种叫麻杆的植物，用它的纤维晒干后再拧成绳索，走夜路时可以用来照明。在山里走夜路都举着这种火把，不怕风吹，而且可以持续很久。所以在走夜路的时候，常常会看见或近或远的“火球”在移动。

老罗说，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在山里走夜路，我们两个不能紧挨在一起，至少保持五米的距离。这就令我为难了，心里在滴咕，走在前或走在后我都害怕，若走在前面遇到敌情我怎么办？若走在后面，敌人不动声色地把我摸走了而老罗还不知道怎么办？反复掂量我还是选择走前面，至少我在前面发生了情况老罗随时都会知道吧！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幸好没有遇上敌情，才保住了我这条“小命”。

那时候想没想到过死呢，怕不怕死呢？当然想过，也怕死啊！但是到了那种地步，唯一的想法只能是豁出去了，听天由命，总不能当逃兵吧！而且还能表现出无所谓畏惧的样子。我唯一的依靠就是老罗，我坚信他能够应付突发情况，老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像兄长一样的护着我。

进入“清匪反霸”阶段，下坝乡进驻了一个武装排，以备随时应急增援各地，作我们的后盾。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检举坏人，摸清敌情。我们俩所在的那个保，为首的地主恶霸和那个反动保长已被抓起来了。他们手下有四，五个爪牙已逃跑不知去向。这个阶段约一个多月，基本摸清了情况，达到了预期目的，县里通知我们收兵。

在乡下的全部工作过程约三个月，开始在县上集中学习四天，结束的时候总结工作四天。因为长期没有洗澡理发，身上长满了疥疮和虱子。那个地方很容易长虱子，上山一身汗，下山一阵凉风，又长期不洗澡不换衣服，这就是虱子最好的生长环境。治理头上的虱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剃光头，干净又彻底。要消灭身上的虱子只有把衣服被褥全部用开水煮。在当时治疗疥疮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烧着了的稻草来烘烤，把溃烂的地方烤成干疤。这些土办法还真见效，至今我身上还有黑色疤痕就是那时候留下的。现在想起虱子身上会起鸡皮疙瘩，而当时的虱子被称为“革命虫”，还以此为荣耀哩！

一九五零年二月，工作组的任务全部结束，在县上集中总结工作的时候，老罗要我写一个要求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申请书。我当时对团组织谈不上有什么认识，但至少认为这是对我工作表现的一种褒奖吧！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共产党员罗贯中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入团后参加党小组开会过组织生活，直到回司令部机关有了三个团员才成立团支部。

工作组解散后，没有让我们再回政治部，而是住招待所等待分配。就在住招待所的那些天，传言恩施城区周边的土匪武装将联合起来攻打恩施县城，气氛很紧张。住招待所的人员都不例外的组织起来，每人一支枪，两人一岗轮流放哨。深夜里和我一起站岗的是位老同志，我们的哨位在两条小道交叉的地方，左边有一片竹林，右边是一条小溪。他似乎察觉到我的紧张和胆小。在深夜到了换岗的时候,他征求我的意见：由谁去通知下一班人来换岗呢？我又犹豫了，虽然没好意思说，但心里在盘算：若是我去，我将单独走一段路程，若留下我一个人，有了情况怎么办，但我还是选择了后者。他走了以后，我自己端着枪，猫在掩体里，不巧这时候从竹林里窜出来一条野狗从我前面冲过去，吓得我一身冷汗。

恩施解放初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故。一个刚入伍的新兵，在夜深值勤站岗的时候，带班的排长出其不意地突然出现在他前面。因为害怕，精神高度紧张，他没来得及问口令就扣动了板机，那个排长无辜的牺牲了。人在生死关头都会害怕，保存自己是人的本能。也许那个排长不应该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新战士也缺乏锻炼，还不具备沉着应对的本领。这个故事也使我增加了几分恐惧。

所谓土匪进攻恩施城的传言，实际上是一场虚惊，很快就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