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分洪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项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分洪”就是在长江洪峰到来时，在最险恶的地段，划上一大片相当于一个县面积的凹地，在四周筑堤，当长江水位威胁着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特别是威胁到武汉市的时候，采取泄洪的办法以降低长江水位。在黄河的三门峡库区也是这个办法。我想，这应当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舍车保帅，代价之大也是可想而知的。

分洪工程就每个参加施工的单位来说，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筑堤。按一定的地段划分区域，掌握住高度和坡度，一层一层的填土，夯实。质量测定也是很原始的，就是钻一个很小的坑，再往里注水，看在多长时间内可以渗透完，夯得密实就渗透得慢，否则就渗透得快，渗透的时间达到规定就算合格了。

参加分洪的部队有两个加强师，仅我们师就有五个团近万人（为承担分洪任务又增加两个团），还有数以万计的民工。

我们作战科住在街的尽头靠堤坝。当街是一个大间，左边是摆有两台土造织布机的作坊，右边是我们办公的地方，马路对面住的是师首长。

我初来乍到，文印室三个人工作由我统一安排，向他们交待如何掌握各类公文的格式，如何保证质量，向钟某传授刻写方块字的技巧。这位仁兄虽不善言辞，但很有心计，一九五四年他回广东老家探亲，到朱桂嫦家的时候胸前戴的是荆江分洪立功奖章，她父亲来信说:钟同志荆江分洪立了功，你为什么没有啊。其实他的奖章正是朱桂嫦的。打字员刘某是个不谙事故，单纯却又不拘小节的女孩子，我虽然不会打字，但她工作起来往往离不开我，不时要问这问那，机子出了毛病要我来排除故障。我到司令部不久，都知道作战科来了个我这样的小伙子，仿宋字刻得不错，还会修理打字机。政治部的打字机出了问题也请我去修理。可以说一炮打响，已经小有名气了。

  

    参加筑堤工程，师直机关也是有任务指标的。直属连队，机关勤杂人员都要按时上堤，像

我们有业务工作的机关干部则有很大的机动性，全凭本人自觉，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自己

安排时间上堤。

那时候筑堤坝完全是很原始的劳动、铲土、挑土、操平、打夯，从堤内低凹处一担一担地往堤上挑土。一个战士发明了“母子活勾倒土法”，倒土时不用弯腰，减轻了劳动强度，受到军委的嘉奖。夯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四根木棍井字形绑着一个约一米高，四十公分见方的石墩，由八个人操作，一起一落把土夯实。另一种叫飞硪，是一块六十公分见方，二十公分厚的石块，四角有孔，再套上八条绳索，也是由八个人操作，扬起来约2.5米高再用力夯下去。打夯的时候为了使大家动作整齐一致，必须有一个人领头叫号子，叫号子的人都比较幽默，喊出的号子有鼓动性的，也有逗大家乐的，很有趣味。

   

    我们这一类不是固定的劳动力，有了空闲就上堤，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明确分工，走到哪人家都欢迎，干干这又去干干那，所以不觉得很累。有时候一日三餐吃在工地，劳动中有说有笑，也是一种乐趣。

那时候部队的婚姻制度没有改变，营级以下干部还是不准谈婚论嫁的。但我们仍属于小字辈，和什么人交往没有禁忌，在工地上可以交谈的女同志除了朱桂嫦、王端哲，还有在军区招待所认识的杨爱忠和王健，都是一般的往来。

在这里我所见到的，有个别老干部的婚姻，并不像在恩施所见的都那么美好，有几起畸形或者说是不幸的婚姻给我印象很深。（具体事例略）

荆江分洪期间我在各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主动争取能有更多的时间上堤参加劳动，工作量不多的时候，我把任务交给他们干，工作量多的时候我自己也干，干完了就抓紧时间上堤，有时候白 天上堤，把刻写的工作放在晚上加班，那积极主动并不完全是为了表现自己，主要是上堤参加劳动比在办公室更有趣。                                                  

我在荆江分洪中的表现得到了师首长和机关干部战士的称赞，荆江分洪任务结束，我们作战科宋铭钦被评为一等功,我被评为二等功，出席了师一级的功模代表大会，戴上光荣花的照片，给家里和朋友们都寄一张，感觉挺自豪的。

根据我的表现，杨有全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启发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这才开始考虑入党问题，那时候还谈不上觉悟，只把它当成一种荣誉。但经过反复思考，申请入党首先要考虑对党忠诚老实的问题。所以我并没有写入党申请书，而写了一份“关于申请更正所谓参加三青团问题”的报告，实事求是地阐述了我所知道的《抗族中学》的情况和在机训队没有顶住压力，无奈地承认加入三青团，从而欺骗了组织的错误。

因为在这之前组织上已经看过我的档案，知道我有参加三青团的问题，说明即便有三青团的问题也不影响加入党组织。但我为了实事求是没有申请入党，而要求更正历史错误，这充分证实我的态度是忠诚老实的。

   

    我的这个报告引起了组织的重视，杨有全与时任机训队队长王树昌是宜昌军分区的同事，

就这件事写信给王，王树昌也实事求是地叙述了我当时承认参加三青团的背景情况，表示认可

我要求更正的态度，但要经过调查，有了证据才能否定。这封回信杨有全给我看了。这个问题

从此成了悬案，但我感激杨有全和王树昌对我的信任。

   

    从此，组织上对我是否参加过三青团的问题进行了漫长的调查工作，为什么久拖不决呢？因

为部队一直在流动。这期间在我们部队驻防武昌沙湖的时候，我曾与赖昆培一起到汉口洞庭街

的一幢二层小楼，找到当时在《抗族中学》任教的老师曾卓，他当时是地下工作者，我们想由

他出具的证明应该是很有权威的。但没想到曾 卓说他那时候在学校教书，只是以此职业作掩

护，对抗族中学的情况全然不知，这样的答复令我们十分失望。直到一九五八年，公司党委派

人查找敌伪档案，才证实了《抗族中学》没有三青团组织，这个问题才得到澄清。

我的正式入党转正的时间是我参军整整十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七月，至少推迟了六年。我是五三年被提升为见习秘书的，秘书工作是机要工作的一部份，接触并掌握大量的机密，在当时我是唯一的担任秘书工作而不是党员的，所以说那些年虽然我不是党员，但并不影响领导对我的信任和组织上对我的使用，这也说明我的工作态度和我的为人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