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陈贻霖在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接到通知要去司令部军务科报到。军务科的干部干事张宝玉接待我们，分配我们俩在军务科的文印室当缮写员。对这次的分配我没有丝毫犹豫，好像我就个是当缮写员的料，何况是司令部机关，又还是和陈贻霖在一起。

军分区司令部机关在城区东大街，距东门不远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原是国民党时期的法院。临街的二楼有一排走廊，进一楼大门穿过宽敞的过道有一个网球场般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一楼和二楼都由一圈走廊相连，走廊的内侧就是办公室或寝室。司令部的主要科室都在这里，管理科和卫生所在街对面的巷子里，机要科、电台和军分区首长住在隔壁,是一套花园式的平房。这相邻两套房子的后面是相连接的操场，由操场出后门就是清江河。那时候的东大街，人来人往属于比较繁华的地段。

军务科在二楼临街走廊的一侧，对着军务科的另一侧就是我们的文印室，科长江中男（现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岗位上离休），主管我们的参谋就是张宝玉（现在襄樊军分区离休）,张宝玉调干部部后主管我们的参谋叫谭 玺。我和陈贻霖去的时候有两位缮写员，在这两位老同志的悉心帮助下，我们很快掌握了刻印的全套业务，虽然还不算精，但可以承担任务了，文印室的工作由我俩取而代之，他们调到县里当参谋干事去了。

一九五零年四月份，军分区军政干校结束后，分配到文印室的四个女同志是邓国琳、滕远凤、吴成玉和毛寿全，领导指定我为文印室的组长。从此，在我的全部工作的经历中，开始扮演了一个不是领导的领导角色。四个女同胞中毛寿全学习刻蜡板，我们又成了她的师傅，他们三位派往省军区学习打字。

解放初期，各省军区，军分区都举办军政干校，招收一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充实部队，以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其中的一批女同志同时还解决了许多老同志的婚姻问题。

恩施军分区军政干校也设在原飞机场（空军基地）。干校结业分配工作前，凡军分区够条件结婚而没有结婚的营以上干部都到干校去挑对象。女学员集合在操场作队列训练，老同志们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窗挑选自己的意中人，当然是按级别高低为先后秩序。被挑中的女同志就分配在他所在的科室，有个别科室配两个文书，因为有正副两个科长。毛寿全就是江中男科长选中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这些女同志到机关半年左右都先后结婚了。刚开始也有个别女同志不情愿的，组织上会出面做工作。嫁给老干部可以上升到革命工作需要的高度，所以还没有不成功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解放初期的第一次婚姻高潮，那段婚姻演绎了许多故事。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和褚琴那一对磕磕碰碰打打闹闹一辈子的例子虽然也是真实的，但并不多见。我接触过许多这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夫妻，日子都过非常温馨美满。

当时分配到我们文印室当打字员的三位都还不够结婚年龄，像滕远凤一九五一年发展她入团时还不足十四岁哩！

司令部机关自这批女同胞的到来，立即有了生气，我们团支部的工作也开始活跃起来，开展文体活动，逢开会就有歌声。

我和陈贻霖参军时才初中两年学历，仍享受知识分子的待遇，一开始就定为副排级干部。第一次换新装的时候穿的是干部服和光皮鞋，而战士服的上装是直筒的，只上面有两个口袋（不满的战士叫它“狗钻洞”），脚上穿的是翻毛皮鞋。部队开始搞正规化，凡内务条例和队列条例都是照搬苏联的，机关人员每天早晨出操进行队列训练，进首长办公室要喊报告词。我们（所有的干部）进出司令部大门，卫兵还要敬礼，但战士对我们这些刚参军不久的“小字辈”很不服气，背地里发牢骚：“老子们打的天下，这些小兔崽子倒神气了”。

参谋长熊光武有时把我叫到他家里（就是他和张干事的寝室，也是他的办公室）给他抄文件，他认为是重要的东西就抄在一个本子上，桌上放一把糖，他去干他的事，我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参谋长叫我“小知识分子”，遇到张干事在家的时候，给我讲她在《抗族中学》的往事。武汉解放前夕杨敦三跑到重庆，以后又跑台湾去了。

派往省军区学习打字的三个女同志两个月后，带回来一部机械打字机，这在当时算是一件很新鲜很现代化的东西了，机关的人都来参观，县里来开会的领导也参观，他们要看看文件是怎样打出来的。

文印室同时增加了三个女同胞，毛寿全调军务科当文书，我们五个都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字辈”。邓国琳显得少年老成，滕远凤活泼开朗，吴成玉憨厚老实，我和邓国琳还是团支部委员。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从来没与女同学有过交往，偶尔说句话还会脸红，现在却“掉进女人窝”了，但却应付得十分自如。她们三个人共用一部打字机。在业务还不熟练的情况下，轮流着一个人上机，一个人当助手，一个人再熟悉另一份文件做准备工作。遇到晚上打字，还得有一个人举着蜡烛照明。大家工作热情很高，配合得十分默契。我的责任是安排协调和解决疑难问题，打字机出了毛病都是由我摸索着修理，每次都能排除故障。

恩施在解放初期还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全靠蜡烛。有次我加夜班，靠一支蜡烛的光亮刻写蜡板，大概是吸多了蜡烛烟雾的缘故，我的小舌头掉下来卡在喉咙里，我们几个都不知所措吓得哭了。一起到卫生所，值班的医生是王司令的爱人，她胸有成竹地笑着要我们别害怕，她用棉扦蘸一点盐放在小舌尖上，一会就好了，我们大家又高兴地笑了。

一九五一年年终，在总结清匪反霸活动中，我被评为“一小功”。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都能真诚相待，互相友爱的情谊现在难得见到了。记得刚到司令部不久，一位通讯科的樊参谋看到我的床上垫的太单薄，他送我一条灰色纯毛的美式军用毛毯，并说明是战利品。这条军毯我一直保存着，女儿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上面绣上女儿的名字，待外孙女上幼儿园时，我又在上面绣上了外孙女的名字。两年前我在广州问起这条军毯，女儿说不知弄到哪去了，那条军毯见证了我的一段美好经历，丢弃了实在可惜。

司令部的参谋中我最钦佩的是作战参谋吴晓明和通讯参谋封中道，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说，他们是我心中的偶像。吴晓明江苏人，参军前读高中时加入党的地下组织。皮肤白净，两眼炯炯有神，中等身材，腰间佩带一支勃朗林手枪，显得特别英俊潇洒。在机关他属文化层次高的，我们文印室划归作战科（兼办公室）建制后，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还兼管过机关团支部的工作。封中道原在国民党军中任职，身高一米八二，走路迈大步，亦步亦趋，很有军人气质，也深得领导的赏识。大概因为手大的缘故，书写时手握在笔的顶端，字写得大且刚劲有力。他待人和蔼，喜欢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都亲近他。姜中男科长比较严肃，尽管他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待人很和气，我们对他还是有点敬畏。以后又调来了一位程副科长，他却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带我们去照相馆照相。有一次军务科全体合影，他事先占好位置坐在地上，让我们坐在后面凳子上或他的两边，坐在后排正当中的是科里的通信员，而坐在通信员旁的是姜科长。还有一位电台的台长叫雷闪，经常带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馄饨，那时候所体现的官兵一致、团结友爱的情谊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只剩下记忆了。

那时候部队有一条严格的纪律，营级以下干部是不允许谈情说爱的。这对机关连排级参谋干事来说，无疑是一条不可逾越的横沟，不得越雷池一步。但对我们这些“小字辈”却不设防，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大大方方地交往，我们一起上街，一起看电影，一起到河坝去洗衣服。我们把每月的津贴费集中起来买零食吃，最喜欢吃的一种食品是用米浆炸成的油果子，是带有辣味的肉馅叫“油香”，还有“三鲜豆丝”等。大家都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真诚相待，情同手足，相处得十分融洽。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被选调去省军区机要工作训练班学习。是我们之中第一个调离恩施的，大家都难舍难分，我们当时彼此有个承诺，今后难免天各一方，但我们要保持联系，做永远的朋友。一年以后程贻霖考上大学，其他人也先后调离恩施了。

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我们都没有食言，当年我们文印室的五个“小字辈”，而今都年逾古稀，儿孙满堂了，但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那个时代结成的诚挚的友谊，终身难以忘怀。

在人的一生中，朋友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记叙我和许多好朋友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