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誉为九省通衢的大武汉一个几经衰落的城市贫民的家庭里。

我的幼年时期适逢“八年抗战”,是在战时省会——恩施度过的。小学阶段的学业是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完成的。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时我在读初中二年级，为了寻找出路，武汉解放后的七月份，还只有十四岁的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湖北军区文工团文艺工作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随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参加了西南战役。恩施解放后，在恩施军分区司令部工作了两年多，一九五二年底调建筑工程第七师，参加了荆江分洪。后转辗海南岛，广东南海，湖南湘谭和福建福清，又回到武汉驻防在武昌东湖。一九五五年随部队集体转业去大西北参加三线建设。这些年以来，机构几经调整，但我始终被困在这个单位直到离休，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我们那是个老企业，老职工所占比例很大。到一九九二年底，有些老同志超过了离休年龄，组织上一再做工作还不愿退下来。而我为了给后来者腾出位置，还不到离休年龄，以工伤造成身体不适为由，提前两年申请离休，并办理了异地安置手续回到武汉。

一向以武汉人自居的我，我爱我的故乡，更爱我的这个大家庭。

一九九三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应聘在广州《天龙大酒店》打工，又干了三年。一九九六年我主动辞去了“天龙”的工作回到武汉，这才算过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居养老生活，同时陪伴老祖母，侍奉她的起居。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我又担当了一个“掌门人”的角色。

我所在的建筑公司，在计划经济时代，被誉为善于打大仗硬仗的“野战军”。承担过苏联“老大哥”援建的156项工程中的六个大型军品工业厂房建设，参加了我国的两个核工业基地和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建设，曾经辉煌一时。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还承担了我国第一座彩色显像管厂，西安杨森制药厂，陕西国家制币厂，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等大型工业与民用项目。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这个建筑行业昔日的“老大”已风光不在。至今仍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下挣扎着。所以，我们这类作为企业“包袱”的离退休人员则每况愈下。不过，目前维持低生活标准还是有保障的。

我也算是个长期受党教育的老共产党员了，可以说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年幼的时候，先是奶奶后是姑妈常常带我去教堂做弥撒，十岁那年受洗礼，赐教名“彼得”，但那时候的信仰是模糊的。一九五零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近四十年的磨练，使我笃信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无神论者。随着时代的变迁，到了九十年代，已是花甲之年的我，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我又被这滚滚的浪潮击懵了，竟摸不着方向。真的、信仰又发生了动摇。

我们这一代人常常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作为一名社会角色，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面临的尽是灾难。作为一名家庭角色，不仅自己要求生存，而且上要赡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肩负着的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而今已年逾古稀，当身后可预见霞光万丈的时候，而面对的已是夕阳西下了。

每当回首往事，也会有情不自禁的感叹：我们年轻时也曾经潇洒。因为逆境重重，潇洒才更显得有价值，因为潇洒就是真诚、就是脱俗、就是能够展现真实的自我。

我从记事的年纪开始，经历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反右斗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十年浩劫”和如今的“改革开放”。虽然还不曾遭遇过那么刻骨铭心的灾难，相比之下还算是在平平淡淡中度过的，但仍饱尝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我们这一代在共和国成立前后参加工作，由各级“革大”、“军大”及各类训练班招收的一大批知识青年，分布在地方政府的基层、部队基层连队的全部文化教员、文书和指挥机关的参谋干事之类的工作人员，如同七十年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前者的绝大多数因家庭出身的缘故，而注定了他们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阶级斗争的弦恰似紧箍咒，搞得人人自危、噩运随时都将降临，能够明哲保身的就是万福。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那一批人，能够有所作为的真是凤毛麟角。而我在相形之下，比上不足、如果说比下有余的话，还算是个幸运儿。

我参加工作不久，从一九五零年起，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不是领导的领导角色，诸如文印组长、区队长、秘书、秘书科负责人、教导主任、不脱产的团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等。直至十年浩劫收场，拨乱反正以后，我才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办公室主任，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又是十五年。

历年来，在评功摆好的活动中，我一贯坚持反对当领导的把那些光环往自己头上套。要不然我还可以多得到一些奖状。但在这些岗位上，使我受到了更多的锻炼。使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样去做人的工作、丰富了我工作中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这些无形的财富，使我在《天龙》期间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的人生哲学是：谨慎、诚实地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尽心尽力的工作。诚恳热情地对待我遇到的一切值得信赖的人。与人为善、善待一切人，包括那些自己认为还不如自己的人。我拒绝不义之财，我做过许多善事好事，我也得到过许多人包括萍水相逢的人的关爱和帮助。我深信好人一生平安。

有生以来，我还不曾与人发生过纠纷，不会骂人，更不会打人。但我认定在一个单位工作，要有好的人缘就必须处事公道，坚持原则，而坚持原则就要得罪人，所以有那么几个对立面才应该是正常的。但我认定，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居多啊！

在我年轻还不成熟，不谙世故的时候，尤其显得单纯朴实。凭着满的腔热情，努力追求上进，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待人谦虚谨慎，人们常夸我少年老成。待我日趋走向成熟，到了“不惑”的年龄，才算有了真正的敬业精神，老成持重，凡事都有了自己的主见，不随波逐流。

可以这样说：我参加工作的前十五年，少不更事，还不知道怎样工作的时候，一直受到领导的关爱和呵护，才使我逐渐成熟起来。那么在后来的年月离开了原来的老领导，我才凭着我自身的实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但反过来讲、也就是这个缘故，在领导眼里我成了中药铺的甘草—少不得，以致于我这一辈子从一九五三年起，尽管机构不断变更，但我一直没有离开所在的单位和岗位。现在看来，人们常说的“人挪活、树挪死”，人的一辈子都工作在一个单位里，的确是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我拥有许多诚挚的好朋友，包括半个世纪前我的同学和参加工作初期的几个好朋友。

多数的圈我参加工作至今都工作在女性占子里。如果说女人是本书，对这本“书”我却“读”得很有悟性。在我所接触的女性中，包括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或喜欢我的和不喜欢我的，我都能很好的与之相处，并演绎了一些有趣的值得回味的故事。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亲情、友情、恋情，在我的美好记忆中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传基因，家庭影响，在社会实践中的摸爬滚打，勤奋与机遇，我都不曾很好的把握住，以致失之交臂。

如今两袖清风，日子过得还算充实。不过也使我悟出来了，淡泊名利，不为世俗所动，平平淡淡过自己的日子，展现真实的自我，这也应该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年少的时候在天主教堂接受牧师的洗礼,是被人左右，毫无信仰可言。入团的时候也只是凭着对共产党的满腔热情，直到申请入党的时候，才可以说初步有了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激情。

我也应该是个老党员了吧！随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浩劫和接踵而来的拨乱反正，更多的是困惑不解。

自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以来，国门敞开了，我们才听到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才感受到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缤纷多彩的。如果我们仍然闭着眼睛喋喋不休地宣传资本主是腐朽没落的，就像某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至今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长辫子一样荒唐可笑。反思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与我曾读过的党的教科书，许多方面竟格格不入，很自然的信仰发生了动摇。

我曾几次悄悄地走进教堂，且堂而皇之地阅读了几个版本的《圣经》，企求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和力量。但依然如雾里看花，始终找不到感觉。到了“知天命”年龄的我，反而困惑彷徨了。我的“主”啊！你在哪里！

七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昨日的少年壮志，如今已是暮年黄昏了。这就是我的短暂而平凡的全部人生。

在广州的时候，外孙女李惠子常常要我讲故事，而且她饶有兴趣地要听阿公小时候的故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我，用我这拙劣的文字，记叙自己的故事,回顾我全部的人生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