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1958-2008：为“三面红旗”的死难者一哭

二OO八年到来了。

半世纪前的这个年头，一九五八及其后的几年里，一片锣鼓喧阗、红旗招展，掩盖着绝望中的疲劳、饥饿、死亡。当时所有的非正常死亡，都是悄然无声的，没有葬 仪，草草掩埋，亲人邻里也在生死挣扎中，甚至失去放声一哭的力气。不止是孤寡人一死全休，还有一家家一户户一个村一个乡连片死光的，谁为他们培土立碑，谁 为他们挥泪送行？

一眨眼五十年过去，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办过多少隆重的庆典，办过多少隆重的祭典，但那都是为的党国要人，头面人物，无一及于不正常年代的千百万死难者。

饿死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是“非正常死亡”的高峰

任何社会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水旱火灾、海啸地震、车祸空难、疫病流行、战争动乱，都会致人死命。而在几乎所有极权统治下，政治迫害或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独占最大的比例。从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起，三十年间全国范围的非正常死亡，可以划分三个阶段：起始的一个阶段是毛泽东自己归纳的“五大运动，三大改 造”，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①，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间大约相当于一九五Ｏ年至 一九五六年；末后一个阶段是从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农村“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迄一 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阶段，有以司法形式出现的刑讯逼供，错判错杀，有以群众运动形式出现的斗争清算，肉刑致死，也有软刀子 杀人的种种办法，或侮辱虐待，或断其生路，造成名为自杀其实无异于他杀的冤死。

而在那三十年的中段，就是一九五八年前后——前三年可从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风和机关肃反算起，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都有无辜者死于非命；其后三年则指一九五八年提出“三面红旗”后，在一九五九、一九六Ｏ、一九六一年直接间接死于饥饿的大饥荒时期。

这一次大饥荒死了多少人？只能回答说“死人无算”，因为没有官方数字。在当时是封锁消息，在事后则行若无事。以户籍制度严密着称的大陆中国，哪家哪户住进 个外来客人，都立即由居民委员会会同街道办事处，乃至上报公安派出所来“查户口”，难道死了成千上万的人，竟留不下相关的记录？以常情常理度之，倘非秘不 示人，就是销毁了档案。以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说“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三千三百万人”，还有的说达到了四千万人以上。 总之，这是全人类二十世纪和平时期人数最多的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

如此悲惨的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甚至“人相食”的惨象，只是事情的可怕的后果，追问它的原因，则大饥荒的制造者诿过于天，坚不改口，我们众多城市中人也多 人云亦云，至今许多主流媒体还在沿用“三年自然灾害”的统一提法。我是迟至一九八八年看到《方法》杂志上一篇文章才知道，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这三年，并无 全局性的自然灾害，在这个事实基础上，人们查阅有关年份的人口记录，减去依历年平均死亡率计算的人数后，得出三年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之谱的初步结论。更 确切的数据，还有待国家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统计部门和档案部门详加披露。

既然不能归咎于天，那必然要问责于人。早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习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折衷看 法。他又曾向毛泽东说过“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或作“‘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这样露骨的话。虽然对大饥荒的逐步形成，刘少奇自亦不 能辞其咎，但他在关键时刻有此直言，毕竟是严肃负责的态度，但也正是这一直言，开罪了毛泽东。

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如蝼蚁，如鸿毛，如敝屣

说到人祸，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解释，包括中苏关系紧张后向苏方还债的因素。然而，今天看来，这仍是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不过，在那次大会上，毛泽东也不得不 在七千名党员干部面前，承认“我们这几年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并且作了简短的表态说，“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凡是中央犯的 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虽说语焉不详，蜻蜓点水，但出自他的口中，已经很不容易。果然，到这年秋天，他就大批所谓 “黑暗风”、“翻案风”，指责别人把形势说得一团黑暗。在他的心目中，死了成千万条生命，只是由于各级组织和干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不过是相对于 “九个指头（成绩）”的“一个指头”罢了。这令人想起斯大林说的，“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百万人是个数字”。毛泽东更是青出于蓝，他在说明原子弹不可怕， 核战争亦不足畏时，很轻巧地说过：死一半人，还有三亿——当时中国人口是六亿。这样的话传出后，不但印度总理尼赫鲁大大吃惊，就连中共党内许多人也几乎不 敢相信，这是他们敬爱的伟大领袖亲口说的。但也只有从这个高度去领会毛泽东思想，才能懂得一九五八年毛泽东为什么会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生产劳动也发动人海战术式的“大兵团作战”，不但调动七千万人大修水利，而且在全国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搞全民大炼钢铁动员九千万人。典型的“马上得天下”，复在“马上治之”，仍然采取战争时期的社会动员方式，名为群众运动，实为运动群众，强迫命令加瞎指 挥，大肆违反自然规律和价值规律，导致经济混乱，生产凋敝，全国城乡都处于饥饿的威胁下，饿死的首先是农民，几千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劳动者）默默地走向 死亡，这是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弱势人群，更遑论话语权，五十年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五十年来依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那些人和事不见叙述，那些因和果不见研究，有个别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却被现行的文化、教育、科研以及新闻出版的体制所封杀。广大在大饥荒中侥幸不死的人，也被剥夺了知情权和表达权。

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确实开辟了一个新时期，但因实行的是有限度的改革开放，不久就在意识形态方面层层设卡，对例 如反右、文革的话题，日益严控，讳莫如深，与此同时，对一九五八年后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同样竭力屏蔽。最近三十年来，随着一两代过来人陆续老去，四五 十岁以下的中青年，对课本中绝不涉及的某些历史现象全无所知，或略有所知却是经过歪曲伪造的，无法辨别真伪。可见强制遗忘的愚民措施不可谓没有奏效。

拒绝遗忘：他们死于“三面红旗”

中国大陆正走向老龄社会，有关方面公布，目前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万人；换一个角度，就是说，生于一九四七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已能记事的亲历者， 只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一九五四年出生在鱼米之乡无锡南门外五里湖边北祁头自然村的王仲良，前年回乡为母亲奔丧，在告别式上想起从公共食堂分粥回家的情 景：处于饥饿状态中的父母，总要省下小半勺，让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多吃点——“我回顾这段经历，村上所有为我母亲送行的人包括那些五六十岁的壮年人，都失 声痛哭。”（《随笔》今年第五期）可见，毕竟还有一亿多人是那不正常年代的活见证，这个人数，比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多得多了。

我建议人们，首先是曾经亲历大饥荒年代的这一亿几千万人，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为大饥荒中的死难者放声一哭，为一九五八年前后的死难者放声一哭，这是压抑 了半个世纪的一腔怀念、痛楚和幽愤，——当时的死者无力一哭，当时的生者欲哭无泪——时至今日，难道还不该一吐块垒么。大饥荒和其它非正常死亡的制造者， 以及拼命维护他们治绩的后继者们，千方百计且不惜以暴力封锁历史真相，企图扼杀我们的记忆，但集体记忆仍然活在民间上亿人的个体记忆之中！

今天健在的五六十岁的人，是被誉为“生（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他们记得许多诺言和谎言，却也能记得近亲和远亲如何在“红旗下”非正常死亡，更确切地说，是死于“三面红旗”下！

但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两代人，则不知道何谓“三面红旗”了。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些年轻人甚至把长辈的真实记忆，当作荒诞无稽的笑谈。

这里不能不为四五十岁以下的读者多说几句：“三面红旗”，指的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何谓总路线？何谓大跃进？何谓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第一面——总路线

第一面红旗——总路线，在这里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并经大会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只是一个鼓动口号，怎么能构成一条政治路线呢？

毛是玩弄文字的专家，而仅仅这十九个字后面，的确藏有深邃的背景和推敲的功夫。三年前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就大反过“小脚女人”——以邓子恢为 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了全国大多数农户入社的高潮。毛泽东据此要求各级党委做“促进会”，使本来要用十五 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即对农民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的剥夺，只用三年多就基本完成了。这又推动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公私合营，变 相没收，对资产阶级私人所有的资产的剥夺；同时，还推动了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的高潮，实则是急躁冒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因此，周恩来、刘少奇等着眼 于经济秩序，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毛泽东极为不满，但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到一九五七年所谓反右派斗争结束，他在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便回过头来就 经济问题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去年“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说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扫掉了多、 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本来，最早 是周恩来在一九五六年一月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在后来的实际运作中，周恩来发现急躁冒进倾向跟贪多求快、不顾好省分不开，故在八 大审定《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时，删去了“多、快、好、省的精神”这个短语，不料这就成为毛泽东敲打他的口实。又如毛泽东十分反感“稳妥可靠”这个 话，主张代之以“充分可靠”。这类事一再发生。凡此，都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也不仅仅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之争。毛动辄指责右倾，已经有把意见分歧上升 为路线斗争的趋势，只是引而不发罢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又一再指责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搞得六亿人民没有劲”，说：“在经济建设里面，真正的 左比右好，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没有什么不好，反冒进……把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所谓“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民 主人士陈铭枢等在“鸣放”时向毛泽东提的批评意见，陈已在反右派时打倒，此刻毛把党内的“反冒进”相提并论，矛头所向呼之欲出。

毛泽东主张的斗争哲学，围绕着一个权字。在党外斗争中，他是为了争夺党的领导权即统治权，扞卫一党专政；在党内，他是为了争夺领导地位，扞卫个人独裁。在 一九五六年秋的八大前后，他从种种迹象预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以为第一线的同僚们要把他架空为党的“名誉主席”，因而步步为营地加紧部署，以加速革命、建 设的步伐，来加强发言权，巩固“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