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上旬至今，已有915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死亡的消息再次把安徽省阜阳市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实 上，在长达1个多月的时间里公众始终没有从政府部门得到准确的疫情信息。从有关报道看出，在整个事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点，4月15日，在这一天阜阳 政府出面在当地媒体上就人们议论纷纷的疫情“辟谣”了，但事后证实，这一天的辟谣是谎言。而对此事政府的解释依然是老套的“怕引起恐慌”。有媒体评论说政 府的如此做法有违良知。

　　阜阳事件很容易让人们引起太多的联想，一度肆虐全国的非典疫情、哈尔滨水污染事件、同样发生在阜阳的“大头娃娃”事件，以及与此有关的即将正式 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有这些联想都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那就是在面对公共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公布信息，指导公众有效地化解危机，要 把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欺骗公众，丧失政府的公信力。“谣言止于公开”这一点我们已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连续绊倒三 次，如果在面对类似事件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还不能做出正确选择的话，那显然就不再是经验和能力的问题了。

　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是人在做选择时考量的依据，以此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时候会本能地首选谎言，而不顾谎言被戳穿后的 危险。细想起来，首先政府的这些谎言要应对的首要目标不是公众而是上级，就如华南虎照事件一样的，一张连业余水准都达不到的伪照竟敢拿出来接受世人的检 验，结论只有一个，这照片本来就不是给世人看的。而照片真正要欺骗的上级部门也许确实水平低辨不出真假，但更重要的是造假者深知当地是否真的有老虎并不能 对上级的行政决策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不是理由的理由。再回到阜阳事件上来，同样道理，阜阳政府部门的谎言也不仅仅是说给公众听的，大事化小、 粉饰太平、欺瞒不报惟一的获益者只能是当地政府。说公开信息公众会恐慌，不如说政府比公众更恐慌。在这一决策中公众的利益并没有被政府放在首位，而一些拿 不到桌面上来说的理由却在起着决定作用。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自身可以频频地从谎言中获益，那别人的谎言即使被戳穿一千次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方式，他可能仅仅将其归结 为偶然。如果一些地方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已习惯于从做假中获益的话，在面对疫情可能会蔓延这样重大的危机时可能还会从早就习惯的方式中寻找解决办法。毋须多 言，在一些地方数字出政绩、造假出政绩，夸夸其谈者扶摇直上，默默实干者一世平庸早就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试想，如果这已经成为一种官场风气的话，我们怎 么能期望在这种风气浸淫下的官员在公共危机面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今天开始要实施了，很多人体对该条例能够推动中国行政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寄予了厚望。但阜阳事件恰恰就发生在条例即将实施之前， 这使人们备感深重。一项制度可以在一天时间内从无到有，但人的思想却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发生质的变化，制度需要由人去执行，如果执行者的思想还停留在制度之 前，人们就不可能不对制度的效力发生怀疑。长期以来，我们的政府行政承载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以至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决策时总是会悖离行政管理的本 意。印度的圣雄甘地曾经有言，政治没有道德，科技没有伦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就会发生动摇。谎言不能屡屡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化解公共危机的首选，是到 了我们该认真思考还政府行政以其道义和良知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烨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