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长私访揭真相”是佳话吗？

十年砍柴

人民网>>观点2008年05月09日08:50 来源：新华社—现代快报

山西省山阴县某些官员最近很郁闷，本来要作为“治超（货车的超载超限）”先进单位介绍经验，可因为省长孟学农的微服私访，发现“双超”问题严重，县长最后被免职，正面典型一夜间成了反面典型。

（《新京报》5月6日）

这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原来“正面”和“反面”只有一线之差，上司没发现真相，就是“正面”，不幸发现了，便成了“反面”。那么能被省长微服私访发现真相的概率有多大？为什么到了今天，《康熙微服私访记》这类轻喜剧还要在中华大地上上演？

照理说，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有网络，有电视，有报纸，官方还有自己独特的内参渠道，而货车整日超载超限走在马路上，不是那种谋于秘室的勾当，发现真相，还得让省长亲自去微服私访，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三晋大地煤资源丰富，如果省长要私访才能发现真相的话，恐怕学孙悟空也忙不过来。君不见，自打有了网络，人肉搜索引擎无比强大，一件事在网友的追索下，真相几乎从来都遮蔽不住。“华南虎照”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为什么在公共权力领域，却如此容易“一叶障目”呢？

这件事或许能让我们认识到，真相的显现，科技发展不是最重要的促进方式，而制度设计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渠道里，科学技术的威力完全可能被消解。无论古今，公权力体系内部一定有一种较固定的信息传输方式，比如过去的奏折今天的报告。由于官员个人总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所以他们一定会在信息传输上做取舍，很多情形下“去真存伪”才符合自身的利益。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经过一道道信息遮蔽后，处于信息末端的高层被蒙蔽就很正常了。想有作为的统治者希望改变容易被蒙蔽的局面，一般只能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用严刑峻法惩治欺君之罪，二是用别的补救办法，比如微服私访或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情报机构。饶是如此，精明勤政如明洪武帝、清康熙帝，也照样会被下面蒙骗。原因正如黄宗羲所说：“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再贤明的皇帝哪能完全让所有的官员忠心耿耿。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当国家主权由一家一姓享有变成全民享有，关键是有现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人民主权落到实处时，官僚体系内部的信息传输失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主权在民一旦成为现实，人人就可能成为发现真相报告真相的志愿者。有人大代表对官员的监督，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公民提供救济渠道，有媒体全天候地伺候，谁能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但是，如果当某地的官僚体系对民意机构、司法机构和传媒能够进行有效控制时，那么虽然信息技术很发达，虽然公众日夜都生活在真实之中，真相也不能自由畅通地传输到决策层。

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微服私访的老剧本重演，我以为决不是什么佳话。


期待个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作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网易 > 新闻中心 > 媒体评论 >2008-05-08 07:16:19　来源: 大洋网(广州)

在向县政府申请公开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材料遭到拒绝后，湖南省汝城县的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于5月5日将汝城县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据了解，这是今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全国首例市民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案（《法制日报》5月6日）。

正如我们所知，“徒法不足以自行”。温家宝总理在5月4日与青年大学生谈及法治的精神时，也着重强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而言，制定本已不易，践行当更艰难。五一假期之后已有数个工作日，之前悬而未决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依然没有相关信息公开，阜阳疫情是否存在瞒报或迟报，也都还没有最终定论。倒是有媒体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对政府信息公开准备不足。而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通过到正式施行，留足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过渡期”。所谓“准备不足”，也许是根本就未引起重视，更无对这部行政法规的遵奉之心。

应当承认，中央政府对信息公开的认知并不代表所有政府官员的认知。相当一批政府官员基于长久以来的行政惯性和特权意识，还停留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陈旧管制观念之下。在此现实之下，要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纸面走向地面，从自律走向他律，非引入外部监督无法达成。行政诉讼在国家法制架构中，正担负着此种使命。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前，一些公众以行政机关侵犯“知情权” 为由告上法庭，却常被法院以“于法无据”为由不予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明确将“行政诉讼”规定在行政相对人“知情权”的救济权利之列。法院再想回避“知情权之讼”，在立法上已无退路。

虽然公众在“知情权”被侵犯之后已有了救济管道，但这一管道是否有效还需要实践来检验。基于中国司法独立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有着更多的亲近性，敢于“为权利而斗争”并愿意将争议付诸司法的公民还颇为罕见。在此意义上，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无疑值得我们倍加尊重和珍视。法治的良好运行，本就有赖于公民为权利而斗争的主体意识的支撑。中国于建设法治之路上坎坷难行，不正是因为我们太过忽略这种为权利而争取的行动，因而总让良法悬置，而政府违法得不到纠正，现有法律的公信也因此而逐渐流失。

对普通公众而言，法治总是希望我们为了追求利益或补偿受损的利益而积极主张权利。否则不仅是我们放弃自身权利的问题，还将使法律的期待无法实现，并可能导致行政权的滥用、越界或不作为却得不到纠正。

对法院而言，由于人财物均由地方行政机关把控，若坚守法律勇于裁判行政机关败诉的话，很可能触及自身利益。但和公众的权利主张一样，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也为宪法和法律所确定，如果这种权力不被主张，也就形同虚设。如果法院因惧怕伤害到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良好关系”而一味只顾追逐自身利益，则法治的有效运转也就存在障碍，支撑整个司法体系的权力网络都可能因此而运转失灵。司法不彰反过来又将影响公众寻求司法救济的信心，并加速司法公信的流失。

就汝城这一个案而言，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已走出了第一步，当地法院将如何接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成败。我们期待一个地方法院能够成就一个公正的判决，也期待这一判决能够成为公民诉政府的一个司法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