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2009年7月4日三味书屋邀请张鸣教授演讲，题目是：清末新政与权贵维权，已由张屹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授权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转载。演讲内容丰富，论及的问题甚多，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本应全文转发，因尚未去徵得三味书屋同意，故仅在此扼要介绍，（文中加重的字都是五柳村编者处理的）全文在这些网址都可以看到。---200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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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教授说：“现在很多人谈改革时有一种担忧：改革会不会被革命所扑倒？会不会改着改着就改不下去了，革命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实际上有过这么一次，改革被革命所 扑倒的历史。既然是有过这么一次的，而且我又是做历史的，我就想把这个联系一下，也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次改革被革命所扑倒的历史，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 什么可以借鉴的。”

张鸣教授指出：所谓被革命所扑倒的改革就是所谓“清末新政”。 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清末新政没有改好，引起了所有王朝覆灭前的种种毛病，什么吏职腐败啦，什么横征暴敛啦，什么人民民变蜂起了。“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史料比较多了，大家研究比较公允了，态度也比较放平了，就发现实际上清末新政，包括辛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是一团糟，没有很强的末世景象，不是说我们这个王朝已经完了。“

研究过辛亥前就是1910年的民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证实过，那个时候的民变，都是小规模的，全国一万起。那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 万。我们去年的，他们告诉我是八万五千起，今年肯定比去年还要多。怎么比较呢？这么大一个国家，那时的面积比现在还大呢，那么多人，才一万起，就是太平盛 世了，没什么事儿，别看一万起挺多的，那胡椒面撒在那么大国家、分散在一年里，没多少，不像一个受不了的事。

当时的国家改革前，刚刚受过八国联军的入侵，整个国家，北方残破，辛丑条约签订了以后，庚子赔款，实际上拿走了中国的主要收入，就是关税和盐税。在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两亿四千万两白银，在关税和盐税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么多的收入，说明国家的能力是在提高的，而且各项改革都在很有序地进行，没有造成什么大乱子来。1911年清朝垮台的时候并不是它最失民心的时候，老百姓对它的感觉还不错。倒是民国，没了皇帝以后老百姓反弹很大。

但问题是，当时——现在也是——决定政治走向的，不是底层老百姓，底层老百姓对政治的作用是非常缓慢的，或者非常间接的，真正的每个历史关头，车怎么转向，扳这个方向盘的，还是大人物，不是老百姓，从来如此。搞得不错，为什么它就完了呢？而且完得那么快，稀里哗啦就完了？

张鸣教授认为是1911年王朝的当家人犯了两个大错。但这两个大错也有道理。他介绍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这是一个转折点。

当家人中间比较有经验的、老成的，都死了。

张教授认为，”从历史上看，西太后这个人不是顽固派，当年戊戌变法为什么她反对，为什么她搞政变，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政治结构决定的。就是说你这变法搞成 功后，我也就得退休了。因为她是实际上的皇帝，名义上的皇帝是光绪。名义上的皇帝可以明正言顺地搞，搞成功了，这个老太婆就得退休了。为什么呢？她甲午战 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就是你老太太的问题，就是你老太太没搞好，中国失败了，后来她不得不让光绪来主持变法，自己退居颐和园，歇着了。但是光绪呢还要向她 请示，但光绪一旦把这个变法搞成功了，她就只好退休了。我们知道让这个政治强人退休都是个很难的事，谁都不愿意退休。权力是强人的春药，这没了春药活着没 意思，就没有精神头。这个结构本身导致的。

　　加上当时戊戌变法当时很多满人权贵，不想大局，他就想保自己的权位、势力，不想变法。一旦老太婆退居二线了，他们就是天天去游说老太婆。最后， 当然呢，变法过程中，两个人又有点磨擦，前方后方的，二人结构都是这样的，中国也如此，总是要磨擦，越磨擦越大。开始两个人都挺好，到最后就败了。中国的 事老是重复进行，没什么新鲜的，当年也就这样。最后老太婆出来，想把光绪废了，光绪挂起来闲置了，你就得把新法废了，变法不能搞了，就往后退，退到义和团 了。你想，为什么要变法，变法就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国际形势、国际压力。那时的压力和今天不一样，真是能把你这个国家灭了，那时讲究这个，弱肉强食嘛，丛林 时代。怎么应付呢？就变法。现在不让变了，压力还在，我就告诉你，义和团那边有刀枪不入的神术，真有神术不就可以了吗？加上周边人的配合，最后老太婆就信 了，真有神术，那就了不得了，就开战呗。中国在1914年之前唯一的一次宣战，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光绪就急了：我们一国都打不过，十一个国家，我怎么打？ 哭了，在堂上。宣战之后一败涂地，发现他没有神术，谁也没有神术，都是吹的。完后老太婆就下定决心变革。新政很大程度上，真正的领导人是她。就像我们 1992年之后邓小平一样，咬紧牙关，就一定要变了，力度很大，进步也很快，连预备立宪都答应了。

　　但是老太婆又有隐忧：她当时七十多岁，光绪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按自然规律，他要死在后面。她犯了个大错误，她把变法给废了，杀了六君子，这 是个大错误啊。一旦她死了，她就担心舆论清算。历史记载，都是后面人写的。光绪当家了，就翻案了。这是她的一块心病，无论如何得把光绪搞掉。最后老 太婆临死之前把光绪搞死了，她只有一点时间了嘛，于是匆匆忙忙地把一个三岁的溥仪当皇帝，当家谁当呢？溥仪他爸爸——摄政王载沣，载沣当时有多大？才二十 五岁，像我们今天八〇后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当家了，他什么阅历都没有，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这样的人，一个少年权贵，而且他当家之后， 几乎满人的少年权贵全都出来了，溥伟、载涛(溥伟，恭亲王奕訢嫡孙；载涛，醇亲王奕譞第七子－编者注)，一大帮，少年贵公子，当年就是骑马遛鸟的这帮人全 出来当家了。完了就开始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权力从汉人手里头收到满人手里头。

　　收权就典型的表现就是成立皇族内阁。他说是我要搞立宪，成立内阁，成立后，里头一共十一个人，九人是满人，其中五个——或者有人说是七个——是 皇族。大失人心。

　　第二个错误，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最典型 的标志就是收回京广铁路和四川铁路的修建权。这个京广铁路收回了，但四川铁路没收回来，就造成了保路运动。虽然说当时四川人办了好几年铁路了，一寸铁路也 没建成，钱都让经办者拿到上海炒债券去，亏了，但这个权力是人家的，你中央不能轻易地收回来。

　　这两个错误实际上是太要加强中央集权。中间犯了一个大忌——世袭制的大忌。收回到权贵手里，你们才有资格管理国家，我们就没有吗？这么长时间 了，我们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突然之间你们让我们没有发言权了，你们这些少年权贵就要当家了，人得罪得很大，彻底失望，这些上层的土坤们失望，不是老百姓 失望，老百姓其实无所谓。

　　有两个指标性事件，1911年4月份，革命党人集中了全党之力，在各省选锋，到广州由副统帅黄兴亲自统帅，当时把全部的资金砸进去了，人、精 锐。怎么样呢？一败涂地。仅仅是水师提督李准和两广总督张鸣歧这两个地方官员就给收拾了。起义的结果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同志受伤了跑到香港。孙中 山彻底绝望，远循美国，就是没戏了。

　　然后皇宫内阁出台，铁路国有出台，到了十月份，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之前的领袖不是死就是逃了，没有头儿了。只是传说，机关被破获后， 名册被人拿去了，瑞澄按图索骥，这是谣传，实际上没这事，他没这胆量。但是谣言的份量很大、动员力量特别大。因为很多新军与革命党多少有点瓜葛。当时北洋 六镇不革命，只有一些从外国回来的头儿想革命，多数下级军官不想革命，但各省的新军都倾向革命。军队就是这么个分野。这帮人是不是革命党，都多多少少有点 来往，就怕这一追查，正在人心惶惶时，突然有一个军官拍掌骂了几句，一枪打死了他，大家就意慌慌，说咱反了吧!就冲出来了，奔了弹药库，把炮拉出来向总督 府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是头儿，没有人指挥。瑞澄是个饭桶，一听炮响，马上就从总督府的围墙挖了个洞，跑到江上去了，他要是带点兵在那顶着，乌合之众 打散了。当时那个师长、统制张彪是个没什么行武经 验的人，他象征性带兵镇压了一下，没压下，也跑了。头儿都跑了，第二天天亮就全占领了。咱头是谁啊？没头儿。后来熊秉坤说他是什么连党代表，当时革命党根 本没有，他根本没有头衔。他就说，我是头儿。咱们的旅长不错，于是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捞出来当头儿。就这个事儿，全国响应。一帮乌合之 众，一哄而起，成了。你看看这事，有心裁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这个体制就是这样，他大失人心了，没人帮忙。地方的士坤们不帮忙。如果他们乐意帮 满人去镇压的话，就弄住了，肯定能摁住。各地方都这样，满人先跑。扬州，是很大的地方，当时是盐商的汇集地。古代的扬州比今天的扬州要油，这么大的地方， 也不是革命党人光复的，也不是当地倾向于革命党人去的，是一个纯粹的小混混儿，连地痞流氓都不算，临时找了几个人，弄了些白绸——抢了个绸布店——往身上 一捆，当时人们传言，革命党人都是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报仇来的嘛。进城满人就跑了，满人知府与盐税衙门的头儿全跑了。你哪怕弄几个衙吏也按住了。可以说 没用啊。从整体上，当时，没用啊。我们知道后来，袁世凯反动时，禁卫军这两个师也没什么意见，变天了，但有一点，我们的编制别给我们弄掉了，我们的薪饷 ——禁卫军的薪饷比较高——要维持。行，答应。你说这么没用的一个统治集团，居然敢收权，收了权得罪了人之后，于是天就翻了。

　　这个道理为什么？为什么老百姓并没有什么不满。当时老百姓还是跟着士坤走，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跟着我熟悉的人走。他们的政治理念、意向都要通过士绅来表达，他不想那么多。所以这些上层说变也就变了。

　　这是我们讲的清末新政的问题。反过来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好像，我现在感觉当年犯的错误都犯了。大错误，比如清政府的义和团，这种反动的错误我们 也犯过了。政府也犯过了。后来，中央收权，也收过了。分税制就是一个中央收权的过程啊。分税制之前与分税制之后，中央内外轻重已经差距很大了，现在是越到 地方、越到末梢越没钱，越到中央越有钱。而且世袭制的错误也正在犯。打江山坐江山的呼声是甚嚣尘上。可靠，这也犯了。但，好像还可以，还没有什么事儿。我 们今年虽说是多事之秋，中央很紧张，好像迄今为止没什么事儿。为什么呢？道理何在？当年为什么就一下子不行了呢？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中间层缺乏的社会。中间层不是没有，有，但他与底下脱节，而且是越来越脱节。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 改革在高速进行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后面的二十年严重脱节，政府很有效地安抚了知识分子。注意，这个安抚是在高压之后的安抚，所以显得特别有效。

　　还有一个问题，整个知识界在九十年代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自觉，就是回归学术。的确，后来的学术是比八十年代要深了一点，规范化了很多。回顾看 来，今天整体的国内学术水平比那时高了，但近年学术官僚化问题败坏的比较快，但总体来说比那时高，翻译水平、研究水平是比那个时候高多了。但也提供了一个 借口，让知识分子遁入象牙塔，尤其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这两个脱节，近年来更明显。专家被豢养化的情况很严重。一有什么事儿，如要涨价了，专家参加听证会，肯定出来放话，向着政府放话。他放话的力度 比政府说的还要狠。这个结果导致整体上的丧失信心。本来老百姓对你有知识的人，还有点信念，希望你们说句公道话，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真正能说点真话的人 非常少，而且在体制内非常孤立。你不要以为像我这样的，我不算是什么真正的了不得人物，真正能抗命，发言。即使这样，已经很孤立了，没人待见你。你别以为 我们都会，到哪都是鲜花美酒、群众欢迎你啊，没那事儿。这整个体制它确实做到这一点了。大众经过长期的全能主义的统治后是分散的大众，是一个原子化的大 众。即使很不满，想让他有点什么反映这个是很难的。反映也是个体的反映，开始农民于叶荣他搞农民抗争，开始很好玩，几个村子，抗争了。抗争后政府来镇压， 先把当事者、干部给撤了，再给点好处，收买，你把领头的供出来。农民就特别痛快地——就把头儿供出来。现在农民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不是这样了。现在再想摆 平群体性事有难度了。公民社会成长、公共空间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顶的打压，而且我们还缺乏一些条件。而且它能 长成什么样子，现在不可预期。原来，八十年代能代民请命的，能站在第一线的，能表现最激进的，这一块，现在基本上已经不行了。大学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一个什 么什么的中心了，不可能。别看当局很防犯，其实没事儿。你别说让他自发出来闹事，就是说你去发动他都不一定干【笑声】。他不仅仅是被安抚了，更加严重的是 犬儒化——或者官方有个词儿：“低俗化”。你别认为低俗化是个不好的东西，其实政府特别喜欢低俗化【笑声】：你大学生如果低俗化了，没事儿，你再怎么折 腾、声色犬马，这事跟政府没关系。(现在)那么多滥事儿，档次特别低，教授做那点事儿吧，比流氓都不如。流氓有时还敢作也当：一拍胸脯，咱就干了。他特别 恶心，干完了不认账，偷人东西占人便宜还耍赖，磨磨叽叽的不认账。地方流氓干的事他们都干，以前说“士子无耻”有夸张的成分，现在真是无耻了，这就是所谓 低俗化，就没有风险了，脸都不要了，还有什么风险了。这就没有形成一个力量对政府构成压力。

　　但问题在于，你把这层收买了之后，不见得民间就平安无事了。你可以看出，群体性事件他们处理起来越来越难了。你不要认为地方没有经验。其实这几 十年过来，他们很有经验了，有很多成套的办法，但是现在越来越不灵，为什么呢？草根精英在崛起。政府很有麻烦，但麻烦不是顶上在底下，挺麻烦的。而且公信 力不是因为精英出来给政府说话就能提高，恰恰相反，他是加速了公信力的丧失，连知识界的公信力一块搭进去了。害得像我这样的，都不好意思被人称做“教授 ”，咱们就直呼其名，我最不喜欢人叫我“教授”，这头衔已经完蛋了。但这些人还中热衷做这些事。草根在成长，所有的东西都草根化，或者网络用语就是“草泥 马”化。但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是精英还没有丧失公信力时，这个社会的稳定是可以期待的，如果都草根或草根精英在崛起，这个动荡的方向你就不知道了，你 就完全失控了。你比如以前，很简单，这个地方出事儿吧，你这边有头儿，找乡坤，乡坤一出面就摆平了。而且后患比较小。他也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你找 不到头儿。现在农民也不像以前似的了，就把你出卖了，现在出来敲锣、领头闹事的都是大妈、孩子、老太太、七八十岁的，你总不能把老太太抓去吧？都有经验 了，双方之间就是道高、魔高地折腾。

　　不光这个，比如说宗教。一般说宗教，正经八百的宗教，比较正规的宗教，都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无论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他存在对社会稳定都有帮 忙。所以几乎纵观古今，各级政府都在利用宗教，利用正统大教来抑制小教。但我们现在很奇怪，大教本土化被腐蚀掉了，公信力在丧失啊。大家一看这和尚不像和 尚啊，情妇都找了。有的方丈呢，都是买的，公信力就丧失了，想扶都扶不起来。基督教呢，三自系统，是我们承认的，没力量。地下教会，无处不在，又取缔不 了，以前是取缔，现在只能让他生存——非法生存。但结果就是异端非常猖獗。原来是担心政府来压它。政府不扶持正教的话，异端一定会起来。但异端它要干什 么，你就不知道了，就失控了。民间也是如此，你一旦把它都变成精英都收买了，都就成你那样了，你整个对民众的掌控就没有了。这个风险可能比革命都大。当时 辛亥革命动荡不大，他们讲文明革命，整体来说我们不能抢东西，不能去打外国人，破坏很小。很多地方说革命必须破坏嘛，苏州也革命吧，拿个大竹杆把他们家瓦 挑一块摔碎了，就算破坏完了。整体上相当平和，除了发生战事的，像武汉三镇、南京，其它地方相对平和。但如果我们这样放任走下去的话，我们的风险是相当大 的，现在不好预期。这个社会的理性力量，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被安抚的精英和草根精英都不够理性，被安抚的精英不要脸：政府说什么我都说好；草根精英是反弹 很大。现在看来，我感觉尽管说，为什么说，今年看来好像还没什么事，但我感觉改革的危局还是依稀可见。我想可能现在中央政府比我还着急，他很多招儿出来， 他也在改进，但是他当年的、清末的时候，统治者的忧虑与他的忧虑是相近的。清末的时候——我曾写过一个小文章——曹汝霖，“五四卖国贼”，其实他当时不是 卖国贼，以后也不是，留学生，也被招进宫——现在是政治局——给太后讲课，这当时还上了很多，与现在政治局讲课一样。当时他比我们的尺度要大一点。他那时 的忧虑与我们现在的忧虑是相似的，就是说，一旦我立宪，实行选举了，我的地位会怎样？我的地位是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会不会亡，我们怎么样，这个是最关键的 问题。今天改革也是这个问题。好多问题，最后都归到“我会怎么样？”都挤在这儿。当时满族清贵能大幅度地收权，当然他做得很差了，实际上也是这个忧虑的体 现。他认为我把这些权拿过来就没事了。恰恰相反，他灭了。但是，如果我放，会不会慢慢的也灭了。这估计是与现在他们想的问题差不多。其实这个问题还没有解 决。中国转型，到现在也没有转完，这个结，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其实差别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