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历史规律不能用实验来证明。其实，更确切地说，人们不希望历史规律用事先安排的大规模实验来证明，但这种实验常常经由某些“历史巨人”之手而发生。

　　中国当代史上的人民公社时代，特别是1958到1962年那个时期，就像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想证明一个乌托邦理想，但它被否定了。否定这个理想的代价是惨重的。

　　在人类历史上，这一次乌托邦理想“实验”不是时间最长的，但作为和平时期发生的事件，它却是最惨烈的。1958年是一个普通年景，“大跃进”的 政治高热却使得一部分庄稼没有被收获。中国农民本来过着精打细算的生活，但人民公社“大食堂”在早期几个月内让社员“敞开肚皮吃饭”很快耗尽了粮食。政治 高压下掀起了粮食生产“放卫星”的攀比，证明自己“卫星”放得高的办法是给国家多交粮食，于是，一些地区农民家里的藏粮被搞得一干二净。以革命胜利的军事 余威做后盾，这些事情连续发生，农民就没有饭吃了，城市居民就营养不良了。

　　悲剧在于平均主义乌托邦政策从生产领域侵入了消费领域，私人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而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破坏后产生的掠夺行为加剧了食品的短 缺。略感幸运的是党内仗义执言的人士并没有彻底缄默。当私人生活空间恢复到一定水平后，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停止了，但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制度仍然如梦魇困扰 着中国农民。

　　邓小平、万里、陈云、胡耀邦这一批党内的觉悟者、改革者在获得政治权力以后，开始和乌托邦平均主义做斗争，但这种斗争相当艰难。直到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前后，党内议论土地承包制度时，胆小的人仍然噤若寒蝉。改革者铁了心要埋葬人民公社制度，形势才慢慢好转。就在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张浩来 信”，给旧体制的维护者打了一针强心剂。然而，土地承包制顺应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反对声已经完全不能左右形势了。1982年以后，土地承包制在绝大部分地 区替代了人民公社制度。它的效果如何？没有偏见的当代年轻人让你的父亲看着你家的饭桌，比较一下过去，就该清楚了。

　　反对土地承包制、主张退回到人民公社时代的声音现在还有。有报道说，当年率先搞土地承包的几位小岗村农民，看了河南南街村后“翻然悔悟”：我们 搞了承包制，现在还穷；南街村没有搞承包制，现在富裕起来了！他们不知道，南街村早已资不抵债———这又是一个乌托邦“实验”，它正在给自己画上句号。到 如今，还存在一定意义上的“实验”，开明的制度允许这些“实验”继续着。

　　最恶的制度也总有人能获得利益，也许只是短期利益。政治家的英明在于他们能为绝大多数人谋得福利的增长。当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时，为大多数人所欢迎的制度终能壮大。也许我们应尊重那些坚守乌托邦理想的少数人，但我们要正告他们：你们可以自由地做“实验”。

　　但如果想借此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将承受的是人民的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