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FT在牛津词典上的解释是“在屋顶之下、存放东西的阁楼”。但现在所谓LOFT所指称的是那些“由旧工厂或旧仓库改造而成的，少有内墙隔断的高挑开敞空间”，这个含义诞生于纽约SOHO区。
“（SOHO区）全是上了年头的老建筑，而且建筑风格几乎是一个样子：大方块状的几何体、红砖外墙、老式防火梯、又黑又旧的水塔……这里以前是囤积纺织品的仓库区，所以这些建筑根本不是为了审美而设计的，它唯一给人的感受就是高大、宽敞、结实。（贫穷的艺术家）通常的做法是：把建筑里大开间或者挑空的部分设计成工作的区域，然后在空间中的某一局部搭建出阁楼用以居住，这就是LOFT的雏形。家具也许是捡来的，所以得用花布遮住破损的地方，花布是隔壁作坊自制的，所以看上去很独特；房间中的墙壁很厚很结实，而且面积太大了，钉一些阁板就可以放东西；将所有的墙壁用水泥抹平实在是没必要，粉刷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些建筑设计之初，根本就不考虑采光的问题，而且即使有巨大的窗户，窗外也没有风景可言，所以墙壁被涂上灿烂的颜色，巨大夸张明亮的工业照明设备经过改造被继续使用。为了生活，艺术家们把这些建筑的一层临街的房间改造成商店，出售自己的作品。他们没有多余的钱去装修如此巨大的房间，于是这种工业建筑本身的特征被充分地裸露在外面，与橱窗和商品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视觉反差，这种视觉矛盾产生了令人好奇的效果。”（魏来《纽约的SOHO》）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LOFT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艺术时尚。如果说， LOFT的诞生是源于贫困潦倒的艺术家们变废为宝，那么今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时尚潮流的LOFT已经完全演变成一种炫耀性消费。
LOFT的内涵是高大而敞开的空间，具有流动性、开发性、透明性、艺术性等特征！
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幢景
乌托邦是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如同西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一位学者提出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美好,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就像世外桃源.乌托邦式的爱情也是美好至极的 [redface]
乌托邦主义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它试图藉由将若干可欲的价值和实践呈现於一理想的国家或社会，而促成这些价值和实践。一般而言，乌托邦的作者并不认为这样的国家可能实现，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绘的形态付诸实现。但是他们并非在做一项仅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乌托邦主义这个词汇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图《理想国》（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乌托邦）中所显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於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在某些其他的场合，例如摩尔（Sir 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1516），其目标则主要是批判和讽刺：将乌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当时社会的罪恶作巧妙的对比，而藉之谴责后者。只有极少数的乌托邦作者––贝拉密（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即是佳例––企图根据其乌托邦中所认真规划的蓝图来改造社会。就其本质而言，乌托邦的功能乃是启发性的。
直到十七世纪之前，乌托邦一般均被置於地理上遥远的国度；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航海探险的发现，使人们大为熟悉这个世界，因而使此一有用的设计消声匿迹。自彼时起，鸟托邦所处的空间或移到外太空（十七世纪开始有月球之旅）、或海底（像经常发现的传说中沈没於大西洋的大陆文明）、或者地壳底下的深处。然而渐渐地乌托邦就由空间的转置变成时间的转置，这一进展最初是由十七世纪的进步观念所鼓舞，之后则被李尔（Lyell）的新地质学和达尔文（Darwin）的新生物学中钜幅扩张的时间观念所鼓舞。，乌托邦不再是较好的空间，而是较好的时间。威尔斯（H.G.Wells）乘著他的时光旅行家航向数十亿年后的未来，史德普顿（Olaf Stapledon）在《人之始未》（Last & First Men，1930）中，则用二十亿年的时间比例来表示人类朝向全然乌托邦境界的攀升。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於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鸟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理，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或许乌托邦主义是人类情境所固有的，也许它只内在於那些受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影响的文化之中；但是我们大可同意王尔德（Oscar Wilde）的话：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