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顿悲歌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罗马建城第634年。   　　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年份，罕见的和平笼罩着整个罗马城。但这仅仅是大乱后的短暂沉默而已，一个已经故去的名字依旧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如梦魇般挥之不去：格拉古（Gracchus）！十几年来，平民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为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平等和限制贫富分化推进可歌可泣的农业改革，要求授予所有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一位罗马元老（Senator，即参议员）曾经惊恐地问道：“如果格拉古让我们把所有违法土地都交出去怎么办呢？”“就是把整个罗马城都给他，我也不敢有意见！”他的同僚回答。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特权阶级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大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遇害，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1年被迫自尽，在两次事件中被罗马士兵屠杀和逮捕后处决的本国同胞高达近四千人。如何冠冕堂皇地废除由格拉古兄弟起草，并由公民大会所颁布的农业法，成为罗马统治者们此时的当务之急。   　　罗马的外部环境似乎比它的内政安宁得多。经过三次布匿（Punici，即腓尼基）战争和三次马其顿战争，伽太基（Carthage）和马其顿这两大死敌均已被罗马所吞并，西班牙、山南高卢、希腊与小亚细亚尽入版图，埃及、叙利亚、努米底亚诸国莫不俯首称臣，茫茫地中海，俨然已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内湖。所向披靡的罗马将士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似乎已经达到了孤独求败的境界。   　　但历史很快就将为罗马人安排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纪元前欧洲最为惨烈的大决战已经一触即发。   　　话说在那遥远的北欧海面上，横卧着一座日德兰（Jutland）半岛，它和它周围的几座岛屿构成了后来被叫做“丹麦”的国度。日德兰之名来自朱特人（Jute），意思是“朱特人之国”；而丹麦之名则来自丹人（Dane），意思是“丹人的土地”。朱特人和丹人都属于日耳曼族群（Germani，其实应该念作“格马尼”，“清史”翻译作“邪马尼”），不过当时还根本没有“日耳曼”这个名字，日德兰半岛上也不住着朱特人和丹人，而主要是三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追授的“日耳曼民族”：辛布里人（Cimbri）、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也有一小搓学者们根据语言学资料，顽固地认为他们实际上应该属于凯尔特（Celtic）族群。后来同属日耳曼族群的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不学无术，竟然用“日耳曼人”来称呼德意志人（Deutsche，几个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的混成体），而用“条顿人”来称呼整个日耳曼族群，实在是数典忘祖。   　　顺便说一下，就连“日耳曼”这个名字也是凯尔特语，意思大约是“邻居”的意思，因为这两大族群在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断。凯尔特人本来发源在现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Bavaria）高原，后来连这老根据地都被日耳曼人夺去了。凯尔特人落荒逃到莱茵河西岸，管这里叫做“高卢”（Gaul），就是“凯尔特人之国”的意思。哪知过了不到八百年，此地先为罗马所征服，又被日耳曼族群中的法兰克人（Franks）夺去，改名叫“法兰西”（France），即“法兰克人之国”的意思。现在地球上已经剩不下多少红头发的凯尔特人了，其残部散居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等地，但遍布欧洲的巨石建筑群和“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等少数几只球队的名称还可以勾起好奇的外人对这个古老族群的追思。   　　这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吧－－此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经济以 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依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散居在公社似的村庄里，基本上不存在蓄奴制度。各村都有议会，负责商讨内政外交事 务，并推举他们中最勇敢善战的人当国王。日耳曼人用敌人的尸体和鲜血祭祀各种自然神灵，对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极其敬畏。古罗马大文豪塔西陀（Tacitus）的名著“日耳曼尼亚志”对 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十分可疑，毕竟塔西陀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以东的那片土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日耳曼人虽说不大爱洗澡，但实际上还是很喜欢打扮自 己的，经常往自己的头发上涂黄油以保持发型－传说他们的头发就是这么黄起来的，把胡须扎成辫子的形状，发明了剪刀以便理发和剪指甲，发明了镊子以便拔腋毛 和鼻毛，梳子、牙签、肥皂一应俱全，都有文物可以证实，另外他们还会制造两样中国人直到十九世纪也没发明出来的东西：玻璃和剃须刀。前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 发明家们不争气，后者则是因孔老夫子的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日耳曼人用木头建造单层长屋，和自己养的马、牛、羊、狗等家畜－－个头都特别小－－一起住在里面。出于猎人的天性，他们的情绪急躁易怒，标枪、长矛和战斧是他们的主要武器，用于防御的则是铁制的头盔和木制的盾牌。 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曾经这样问道：“有谁会离开四季温暖宜人的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穿越未知而危险的海洋，移居到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环境荒凉的日耳曼尼亚（中北欧）去呢？”当时的日德兰半岛也和日耳曼尼亚其它地区一样，布满了森林和沼泽，终年雨雾弥漫，“十年倒有九年荒”。不久前丹麦出土一具条顿少女的遗骸，经法医检查，死时才满13岁的她竟然有11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也许正是由于生活所迫，就在公元前120年前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中的大多数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并由此揭开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最初的序幕。   　　刚走出日德兰半岛（当时叫做“辛布里半岛”）不久，这三个日耳曼民族就迎面碰上了一条大河，也就是当时被罗马人叫做阿尔比斯河（Albis）的易北河（Elbe）， 它发源于现在的捷克山区，向西北方流入北海。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对这条日耳曼尼亚地区第一大河早有耳闻，他们沿河流的右岸逆流而上，向欧洲大陆 的腹地开去。沿着河流行进是古代民族迁徙的普遍特色，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已方人员获得足够的淡水和食物，二来也不至于在森林中失去方向。要知道，当时欧洲森 林的覆盖率高达80％以上，松鼠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俄罗斯蹦到葡萄牙，中间都不用从树上下来一次。没有指南针的帮助，想在这样的密林中辨清东南西北，是件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知他们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自从日耳曼这个族群形成以来，他们的民族迁徙就周期性地影响着全欧洲各个民族的命运。它决不是什么 和平之旅，探索之旅，而是掠夺之旅，战争之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的队伍所到之处，莫不十室九空，易北河沿岸的民族要么交出自己全部的财富，焚 烧自己所有的房屋，与他们一起踏上南征之路，要么就将惨遭屠戮。但在易北河上游的山区里，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波吉人（Boji），一支曾经占领北意大利，建立博洛尼亚城（Bologna），此时在日耳曼尼亚硕果仅存的凯尔特部落，依靠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最终迫使日耳曼人放弃了征服他们的努力，转向更加遥远的南方。此时由波吉人居住的土地以后也将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波希米亚（Bohemia），“波吉人之国”。   　　穿越波希米亚森林之后，宽广的多瑙河突如其来地展现在日耳曼人的面前。他们顺流而下，在公元前118年前后抵达了现代人所说的匈牙利平原－这块欧洲文明永远的伤心地。一千年之前，多利安人（Dolian）、伊利里亚人（Illyrian）和佛里吉亚人（Phrygian）等民族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出发，南下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埋葬迈锡尼和赫梯等古老文明的。从此之后，匈牙利平原上的居民虽然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都严重威胁着南欧诸国的安全。   　　此时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也是一个凯尔特民族－－曾经在公元前279年与伽拉太人（Galatian）携手入侵过希腊的斯科迪斯克人（Scordisci）。他们无法抵御日耳曼人的猛烈攻势，被迫向对方臣服。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至此终于获得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沃土，他们立即定居下来，在今贝尔格莱德西郊建立了首都“条顿堡”（Teutoburgium）。另有一支辛布里人继续沿多瑙河东进，一直抵达黑海，与当地的色雷斯人发生了接触。还有某些人思乡心切，携带着南方的珍宝返回了日德兰半岛，其中的一个金盆是当今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然而好景不长，北方蛮族的异动终于传入了罗马人的耳中。居住在匈牙利平原西南边陲的另两个凯尔特民族：诺里克人（Norici）和陶里斯克人（Taurisci）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新邻居的威胁，于是派使者赴罗马求救。蛮夷相争，自古有之，罗马人起初并未特别重视此事，但意大利东北边境日益动荡的事态终于勾起了他们关于公元前387年凯尔特人攻入罗马城的不快回忆。公元前113年春，罗马元老院遣当年的执政官卡波（Carbo）率领两个整编军团前往诺里库姆，去“安抚”那些闹事者。如前所述，罗马人此时还不知道日耳曼族群的存在，因此把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都当作凯尔特人或西徐亚人（Scythian）。 当卡波抵达事发地点时，他大吃一惊。这 倒不是因为对方人数众多－－号称有一百万人口，能作战的成年男子超过三十万；也不是因为对方身材高大－－成年男子平均身高达一米八十，比罗马将士们普遍高 出近一个头；而是因为对方的态度十分友善。辛布里使者毕恭毕敬地听完罗马执政官的训斥，然后表示他们无意发动什么侵略战争，而只是在寻找土地；既然已经定 居在此，他们就不会再去找邻居们的麻烦了。卡波当面表示，他对这样恭顺的回复非常满意，但暗地里却打算乘对方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突袭他们，以便获取 军功。他的邪恶计划在付诸实施后变成了巨大的灾难：日耳曼人在战斗初期确实措手不及，但很快就稳住阵脚发起反击，把罗马军杀得落花流水。若不是战斗中突然 天降雷阵雨，迷信的日耳曼人以为这是天神武丹（Wotan，也称奥丁／Odin）让他们停战的指示而停止追击的话，那罗马人肯定要全军覆没了。执政官卡波带着几千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意大利，遭到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谴责。更加糟糕的是，他愚蠢地发动的这场“诺里亚（Noreia）战役”为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长达十三年的血腥战争揭开了序幕。   　　诺里亚战役之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无法在中欧地区住下去了。他们并未乘胜追击，向南方的意大利开进，而是不可理喻地折向了西方，先逆多瑙河而上，再顺内卡河而下，于公元前110年前后渡过莱茵河。现在该轮到到居住在这里的高卢人做恶梦了，而他们也都是罗马的盟友。   　　高卢盟友的求援让罗马人颇为头痛，因为就在不到一年前，身为“国际警察”的他们刚刚向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王国发动了朱古达（Jugurtha）战争，此刻实在分身乏术。偏偏朱古达国王深通兵法，战事久拖不决。而与此同时，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日益深入高卢地区，有把战火燃烧到罗马行省山南高卢的意向，实在不能等闲视之。罗马元老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避免两线作战，先命执政官贝斯提亚（Bestia）与朱古达讲和，撤兵回来对付北方蛮族。可是朱古达野心膨胀，很快撕毁和约，发兵杀死自己的竞争者，然后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如是可忍，孰不可容，罗马元老院只得在公元前109年命二位执政官两路出兵：梅特卢斯（Metellus）率两个军团南下增援北非，希拉努斯（Silanus）　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迎战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   　　且说执政官希拉努斯率领两万余罗马军和相等数量的高卢盟军抵达罗讷（Rhone）河上游，迎面正碰上辛布里人的主力部队。和在诺里亚战役之前一样，日耳曼人还是先礼后兵，主动派使者来请示罗马人，能否考虑在这附近划给他们一块适宜生活的土地，他们甚至已经向罗马派去了使团解释此事。希拉努斯将对方的请求一口回绝，还补充了几句“汝等蛮族人面兽心，我罗马绝不可做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的蠢事”之类的话。辛布里使者气冲冲地回去了，同日下午两军合战于罗讷河谷，希拉努斯当场阵亡，四万多罗马、高卢联军将士无一生还。   　　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日耳曼人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过于落后，缺乏政治经 验，既无雄才，也无大略，小富则安。此时他们本应离开高卢，南下直捣防卫空虚的罗马城，将其夷为平地，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并非难事。但在罗讷河战役后，他 们却就在当地定居下来，给了罗马人以喘息之机。   　　但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在高卢中部的活动却还是导致了高卢本地凯尔特人的迁徙浪潮。公元前107年，凯尔特人中的提古林尼（Tigurini）部落离开他们的本土南下，杀死了罗马执政官卡休斯（Cassius），并逼被俘虏的罗马军队钻了轭门，这一奇耻大辱至今还被记载在拉丁文名著《高卢战记》里。   　　可能是由于歉收导致粮荒的原因，公元前105年春天，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突然又离开了罗讷河上游，沿着河岸向南方的马赛城前进。他们此时估计并不知道，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罗马野战军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自从罗马诞生以来，它还从未集结过六位 数字的大军，即便是在布匿战争中面对汉尼拔这样的劲敌时也没有过。但在连续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利，国际威信丧失殆尽，又接到蛮族威胁高卢南部行省的报告 后，罗马终于决定倾举国之力与敌人决一雌雄。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朱古达战争已经结束，朱古达本人被俘虏，这就使得罗马可以完全忘却两线作战的烦恼。   　　公元前105年10月6日，欧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两支军队在马赛城北的阿劳西奥（Arausio）小镇郊区相遇了。日耳曼方面总人数约为30万，其中能够战斗的成年男子有15万左右，主帅是辛布里国王波伊奥里克斯（Boiorix），副将是条顿国王条顿伯德（Teutobod）；罗马方面投入了16个军团，加上联盟部队及随军奴隶，总数超过12万人，主帅是执政官马里乌斯（Mallius），副将是代执政官凯皮奥（Caepio）和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Scaurus），半数罗马元老均随军参战。为了树立统帅的权威，马里乌斯和凯皮奥事先均被元老院授予大元帅军衔（Imperator，后来演变为罗马皇帝的头衔），这在此前还绝无仅有。当年的另一位罗马执政官鲁福斯（Rufus）因病不能成行，所以推荐军事经验丰富的凯皮奥为代执政官顶替自己，但凯皮奥与马里乌斯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糟糕。假若鲁福斯能够预知未来的战况，不知道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大笑还是痛哭。   　　阿劳西奥大血战实在过于残酷，以至于后人对于战况的发展全然不清楚。似乎马里乌斯制定了一个东西合 围的战略，和凯皮奥把军队平分为两部分，打算先把辛布里人引入他设在罗讷河谷内的圈套内，然后夹击消灭，最后再来收拾包围圈外的条顿人。凯皮奥当面答应， 但为了抢风头，却在作战时执意率本部提前突击，结果一触即溃。由于战线过长，马里乌斯对此全不知情，反而被正杀在兴头上的日耳曼人团团包围，虽然尽力死 战，但终于还是无力回天。总而言之，就在公元前105年　10月6日这一天之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便于阿劳西奥战场上全歼了16个罗马军团，执政官马里乌斯阵亡，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在被俘后惨遭斩首。可怜12万罗马将士竟然仅有十人生还，其中之一就是战败的罪魁祸首代执政官凯皮奥。他后来遭到军事法庭审讯，很不名誉地死在监狱里。   　　与战斗本身相比，日耳曼人在战后对待战利品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如前所述，他们此时还处于原始共产 主义社会阶段，对奴隶制度完全不理解，自己不想当奴隶，也不要别人给自己当奴隶。因此，所有罗马战俘、乃至于随军的奴隶，不分贵贱，均被就地处决，他们的 内脏和鲜血被用来祭祀日耳曼人的战神武丹；更有甚者，日耳曼人连罗马人的武器装备和金银财物都不要，反而把它们一律扔进罗讷河里祭祀河神，河水为之不流。 由于日耳曼人古怪的宗教信仰，即便罗马人的随军牲畜都无法幸免：在方圆数十里的树林中，树干上遍钉着罗马人的首级，树枝上挂满了从战马、驴、骡身上扒下来 的皮毛，鬼哭狼嚎之声直上云霄。   　　若干天后，意大利全境，尤其是罗马城内，响起了比阿劳西奥战场上更加响亮的哭声：这场惨败导致的人 口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罗马社会均为之摧毁。半个政府、半个元老院都已经不复存在，元老阶级和骑士阶级全加在一起，也无法再组建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保 卫家园，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压制平民和奴隶阶层。是放弃意大利，退守希腊或北非，还是从各个邻国中召集雇佣军？国难当头，罗马呼唤民族英雄，而民族英雄也 很快应运而生了。他的名字叫：马略（Marius）。   盖乌斯·马略出生在罗马远郊的一座村镇里，他的父亲是位破产骑士的后代，以给地主当佃农为生。贫穷的早年生活打造了马略勤劳直率、吝啬凶残的复杂性格，而与名门世族朱里乌斯（Julius）家族的联姻则大大提高了他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是个非常现实的人，从不特意去讨好部下和群众，对学术毫无兴趣，甚至连当时西方的通行外交语言希腊语都不学。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真正伟大的民族是不需要学外语的，公元前30世纪的苏美尔人、公元前27世纪的埃及人、公元前　24世纪的阿卡德人、公元前18世纪的巴比伦人、公元前8世纪的亚述人、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人、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都不需要学外语，为什么公元前2世 纪的罗马人需要学外语呢？希腊文明像夕阳，再灿烂的衰亡也是衰亡；罗马文明像朝霞，代表了人类前进的方向。只有反复无常的外交间谍、唯利是图的国际倒爷、 百无一用的酸儒说客们才需要花费精力去学习外语，像他马略这样光明正大的政治和军事天才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外语盲马略成年后加入军队，曾经在名将小西庇阿帐下服役，最终在朱古达战争中崭露头角。多年的实践经验使他深知，罗马在布匿战争中形成的军事体系弊端颇多，早就有意加以改革。公元前107年，马略首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但是区区一年的在任期使他难以改变很多东西。阿劳西奥惨败后一个月，他以朱古达战争的胜利者身份返回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并以绝对优势当选了公元前104年的执政官，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此时都已魂丧沙场。作为罗马共和国此时硕果仅存的宿将，马略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推行他的军事改革了。   　　马略军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设法为罗马召集起足够数目的士兵。截至到公元前104年为止，罗马已经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正面交锋四场，加上因日耳曼人南迁所直接引发的三次与凯尔特人的冲突，九年内七战七败，三名执政官阵亡，26个 军团只轮不返，再加上同盟部队，损兵折将总计高达二十余万众，比三次布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总和还要多。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兵源，马略一上台就联合元老院发布 了这样的禁令：所有能够拿得起武器的男子，无论民族和阶级成分，从即日起都一律不得离开意大利本土，否则杀无赦。当天他们就将两个打算航海去希腊的商人斩 首示众，总算是阻止了潜在的难民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