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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岛：《青灯》
独眼 2008-4-23 for 新京报

《青灯》很薄，书名出自北岛献给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 Wakeman）教授的诗句，“青灯掀开梦的一角/你顺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没有前言后记，分作两辑：辑一写人，那些令他心头一颤的故人、友人；辑二写他颠沛流离的旅行，大部分内容仍然是写人，他所知、所遇的学者、诗人。文字延续了《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的笔法，沉在中年人对现实与回忆的梳理里，文气又淡然的描述中总是会忽然散发出硬朗又有些柔情的诗意来。
北岛敏感，有着一种内在的天真，甚至是善良，这是身为作者值得读者追随的可爱。从冯亦代到他的日本朋友、他在美国小镇的“邻居”，北岛将心比心，看到和写出这些人坚强之下的哭泣和脆弱，他们心里有致命的实在与固执。谈及北岛，常常有人说“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如何如何，只有北岛还坚持理想主义”，但看他笔下的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理想主义和浪漫的结合。他的随笔散文经得住反复读，除了流畅的叙事之外，动人的妙处正源于他的诗人气质，经历那么多之后他仍然是在瞪着眼睛看世界，非要从中看出他的颜色不可，在他眼里，故人虽去，故国已远，但“天空不死”。
北岛在《智利笔记》里关于聂鲁达的一段话，“伦敦大学的威尔逊教授写道：‘我看到两个聂鲁达，一个是贫穷的、劳工阶级的聂鲁达。作为诗人的头三十年他是所有体制的叛逆者，另一个是浪漫主义者的聂鲁达，相信亲身经验。他在印度、缅甸等远东国家呆了五年，发展出一套十分个性化的写作风格。’”想到北岛从建筑工人到诗人到如今的漂泊，这就像他命运的映照。

2008-4-21 for 世界阅读日

七十年代末出生的我们是阅读上与时俱进的一代人，儿童时期看《小布头奇遇记》，少年时一遍遍翻《丁丁历险记》、《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欧美卷）》，之后我们读《儒勒•凡尔纳全集》配合玩世不恭的王朔，奇情怪趣的古龙、刀剑如梦的金庸，发现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聪明、斯蒂芬•金的阴暗，又去龙应台和李敖那儿寻找批判的激情，在林白、陈染里自我折磨，跟着朱文、韩东走进硬冷潮湿的现实，然后，忽然发现《围城》、《四世同堂》、张爱玲平静割人的好，捧着《挪威的森林》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为自己看透了世界，实际很茫然。于是，年过30开始吟诵《论语》，向老子的《道德经》讨智慧，与此同时又在地铁上对着《货币战争》发呆。
我们中的大多数看的近五十年的作品比前几百年要多得多，除了四大名著之外，只念过语文书上的古文和零星的《金瓶梅》；对于世界名著的印象大多来自那套连环画，体会不到福楼拜语言的音乐性，对他，只能想起那小说的女主人公叫娜娜，她出走了，越是著名，越是知道了内容就不再想去读它们，我们不必读就能侃侃而谈。我们读的翻译书比中文原创多，好多原创又搬弄着翻译腔的长句，或者效仿着“新现实”的冷冰冰，脑子里明明燃烧着欲望，却非要用一个个排比句絮絮叨叨地剖析自己。阅读影响了我们说话和遣词造句的方式，是个名词前面都能套上两个以上的“的”字，繁复的咏叹取缔了古老的对偶，更有甚者潜意识里将每个长句翻成了外文。
上小学的时候，记不得“阅读”课上都读了什么，只记得上课的是我们校长，他一本正经地跟我们讲，看书不必从头读到尾，记住书名、作者，翻翻目录，读一遍前言，看清里面的内容概要，记牢主要人物的性别和名字，“这样，别人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你不至于无话可讲。” 而所有阅读课，在我记忆里只留下那一堂。我也逐渐发现，无论读一本书的时候多么血脉喷张、春情荡漾，一字不跳从头看到尾，不久之后，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会忘记，偶尔想起的只剩下女主人公卷曲的发梢。当去年，我知道一个法国人写成了《如何谈论那些你还没看的书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我不禁觉得我们校长真是太有前瞻性了。原来他早就告诉我能谈论一本书，才是更重要的。
我这一代，阅读这么私人的事儿，变成了一种群体行为，不然别人谈论起某本书，要面临无言以对的尴尬。书太多了，那些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似乎总也读不完，大家总在谈论新书，只聊新书，既匆忙又速食，没有人会像我爷爷那一辈以十进制来读《红楼梦》琢磨那一颦一笑的妙，我们更像是结合了我小学校长和大学老师的阅读之法，一口气将二十本书搬到面前，读取那些泛泛的信息，找到自己所需的那几页，只看那几页，在心里装订成一本格式工整充斥着引注和参考文献的论文，看似很有想法，又不堪一翻。

2008-3-2写

2007年4月，爆出新闻：中银舱体大厦（中銀カプセルタワー，Nakagin Capsule Tower）即将被推倒。消息太惊人，以致大部分人都不信，甚至《建筑实录（Architectural Record）》也是在6月刊才登出这条信息。毕竟，一个建成于1972年，在现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筑，怎么能这么轻易地作出死刑判决。何况它的建筑师黑川纪章是出了名的意志坚定的战士，怎么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
2007年10月12日，黑川纪章死于心肌梗塞，仿佛可以看到主将落马，战旗倒掉的惨状，人们只好抱着无奈纷纷去“瞻仰”中银舱体大厦，遗憾于它即将发生的过早夭折。

幻想时代

1960年，在日本举办了世界设计大会，26岁的黑川纪章和当时都很年轻日后成为大师的几位建筑师、艺术家经过两年的准备 ，明确地表达了作为日本新一代设计师的立场，发表了第一个宣言——“新陈代谢（Metabolism）主义1960——新城市主义方案”：“我们之所以借用生物学上的术语‘新陈代谢’，是因为我们认为设计和技术应该为人类的生存服务。我们不认为新陈代谢只是指接受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不过我们希望这个宣言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积极的新陈代谢式的发展。”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战后的百废待兴如无情铺平的白纸，给建筑师施展拳脚提供了大好时机；补充战争损失，人口急速增长，尤其是东京等大城市，公共和民用建筑都很缺乏，经济在“Japan as No.1”的口号下初步发展，有了启动建设的基本资金；而同时，日本建筑师们又希望借此建立日本正面积极的国家形象，在现代主义之后开创新路，受革命情绪和科学幻想的影响，日本建筑业内蔓延着一种“只有未建成才属于真正建筑的信念”，建筑师们埋头思考大型、虚无的实验性规划与设计。
现实是，黑川纪章、矶崎新等人，都在丹下健三手下学习和工作，当时盛行“协作设计”，署名“丹下健三研究室”，那么最终设计的功劳只会归属丹下无疑。在大学中的年轻人，只有靠发论文或参加活动抛头露面来赢取功名，那么，搞搞实验性的东西也不错。当实验成为风气，纵使丹下也要参与一把才行。
新陈代谢运动初露端倪时，黑川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要做什么样的建筑，要建造什么样的城市，所有的草图、设计、言论，都集中在生涩的语义学和没谱的未来幻想上，海上城市、空中城市 ，比英国的设计组阿基格拉姆（Archigram）的设计构思更大型、更可怕，也离现实世界更遥远。以致建筑理论家尼区克（Günter Nitschke）在1966年评价新陈代谢运动说：“只能被看作是一些不适时宜之物，……至少可以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它们都不是现代建筑的一种进步。”

天生明星

从一开始，中银舱体大厦就备受关注。
1962年，黑川就提出过“弹丸”式公寓方案，七年后又发表了《舱体结构宣言》。初衷非常有说服力：“迫于人口增长速度的压力，过去传统建筑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对居屋的需求了。……必须帮助人类掌握技术并且努力创造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根据人类的选择会出现各种变化。建筑师的工作不是为社会推荐理想的模型，而是发明那些市民们可以操纵的空间配置……我用我提出的绝对保障个人生活的空间作为战争宣言，这是一场为了恢复在现代化进程中丧失的东方个人精神进行的战争。”
可是，1970年大阪万国博览会之后，外界评价这是日本新陈代谢运动集体最卖力的终级表演，显露出气数已尽的颓唐。即便加上黑川1968年建成的东京太空舱夜总会（Space Capsule Dsicotheque）和万国博览会上天体主题展示馆的舱体屋，舱体住宅仍给人难以置信的感觉。毕竟整个新陈代谢运动，从轰轰烈烈的团体开始到默默无闻的四散独行都没有几栋建筑真的建成。
1972年最终完成的中银舱体大厦总算是给了建筑师和公众一个交代。那些宣言中所表达的意思，还是可以化为实际的，建筑师也不是说说而已纸上谈兵。大厦位于东京的银座区，两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塔楼，一栋11层，一栋13层，由群房连结。红色高出的部分为交通和核心结构，附有圆窗集装箱般的舱体则分别“插”在连接件上，理论上好像在电脑主板上多插几块硬盘。早在黑川上大学期间参加工地实习时就有了这种念头，他第一次看到预制件的拼接感动不已，觉得如果住宅能用上同样的原理就解决了大问题。于是，舱体内部集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类元素，包含有厨房、卫生间，柜子和床也是一体，甚至还集成了电视、音响、电话等家电，不过空间狭小，主要是提供给单身住户居住。
这种想法即便在当时也不算十分独特。阿基格拉姆也有内嵌城市（plug-in city，1964年）的构思：将各种功能单元吊装在巨型结构体上，1967年建成由丹下健三设计的静冈新闻・静冈放送东京支社，也是将建筑的使用空间设计成长方体挂在核心筒上。可是，中银舱体大厦是第一个实现了每个舱体都由工厂制造，运到现场连接到支撑结构上的，将预制幻想变成现实，被称为21世纪的住宅。
中银舱体大厦令黑川纪章声名鹊起， 2007年的《Casa Brutus（日本设计杂志）》仍称他为“现在在日本唯一筑起都市的建筑师”，他是所有讲述世界现代建筑历史的书籍不能回避的人物，为这栋大厦，甚至新陈代谢运动，也变得独树一帜，不可忽视。

薄命之相

一切像日本“非主流”建筑师内田祥哉几十年前预言的那样：“如果明天的目的与今天的不同，那么今天备受好评的东西明天也许会变得一无是处。”
中银舱体大厦内的居民，不仅对污浊变黑的舱体、陈旧过时的设施不满，毕竟镶在墙内的电视还是30年以前的款式，2年前还终于找到了整个设计的硬伤——石棉污染，报料给了媒体。这让一切出于功能、革新和纪念意义的解释都化为无用。中银公司破产，将大厦专卖给一家美国风险防范基金会。80%管理者、使用者赞成拆除大厦，他们决定以14层的新塔楼取而代之，这样可以保证增加60%的楼层面积。
这对黑川纪章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设计的大阪索尼大厦完成于1976年，30年后的2006年也被推倒，已经确定要在原址上新建全新的玻璃幕墙商业建筑。可是中银舱体大厦，对他来说意义完全不同，它如同他建筑师生涯的纪念碑，是他希望能够比自己存在于世上更久的作品。
在接受媒体参访的时候，他说：当初的设计是25年全面更新一次舱体，那么所谓的落后、老化问题，都可以解决，他一次次地重复：“如果25年更新一次的话，再过100年也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当初新陈代谢的进化构想啊，原本以为它至少会挺立200年。
但是现在，当初的140个住户已经不在了，新的居住者想法完全不同，产权分属于他们个人。风险防范基金会也无心做这事，无法完成更新。
1996年选中银舱体大厦作为世界遗产的Docomomo 国际委员会和日本建协（JIA）等组织还表示支持黑川，意图保护大厦。可在环保问题暴露之后，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弱。不知后来他是否曾要自筹资金购买大厦或者更新舱体（他说根据他的计算更新一个舱体需780万日元），但是在网上看得到中银舱体大厦专题中他的斗争轨迹，好像在保护一个被社会判了死刑的孩子，非常非常艰难，与风险防范基金的沟通失败，一次次听证、辩论、起诉媒体、申请赔偿，完败，法院每次都驳回他的诉求（对媒体的败诉是在他死后11天公布的），所有努力耗尽他的气力，仍无力回天。
黑川在自己最著名的“共生理论”中说：“我所主张的不同文化间共融的建筑模式是一种有机结合的建筑模式，不同文化元素共存其中：它还是一种通过传统的继承和最先进技术的使用使之融于自然的建筑……”他一直在向他认为正确无疑的这个方向努力，倡导尊重，但世界变了。
2007年，对黑川纪章来说，无疑是黑色的一年。他寄望于通过政治途径来继续实现他的“共生理论”，然而4月，他竞选东京都知事候补委员落选，7月，竞选参议院议员再次落选。本来一直像位将军在办公室摆放武士刀的黑川纪章，即使在一个建筑项目都接不到的时候，也没活得如此压抑。
或许撒手人寰对他来说，也是幸福的，至少是解脱。如果让他眼看着中银舱体大厦倒掉，将是更痛苦的折磨。
如果中银舱体大厦最终真的被毁，被取代，那么日本建筑界新陈代谢运动就少了重要的实物证据，这是对一个时代的否定与回避。
面对摄影机，“这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黑川无奈地笑着。

2008-1-27写

设计世博会的国家馆，这个题挺难，不画图，用文字描述，更难。世博会的场馆，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者团体的自我认识，并非世界对它们的认识。纵观历届世博会，场馆们要么实在优雅，要么狂放不羁。我肯定不会设计一个大规模的建筑，总是老老实实的好，在世界上的地位，取决于精神影响力，在这方面，中国目前似乎没有太多的优越感。
首先，我考虑的是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Better Life）”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既可以理解成是对现状的描述，又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世博会的内容中心集中在探讨城市面临的挑战，提出未来能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我的场馆作为世博会的“一分子”应该或多或少体现出对这一主题的理解。结合中国的实际，城市正体现出了极度分裂的生存状态，特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布满古迹的旧城与新兴CBD之间的面貌差异，居民生活水平的贫富差异。或许我设计的国家馆应该有两个主要空间，它们一大一小，一新一旧，尽可能有着比较大的空间反差。
世博会场地正选在了黄浦江边原来的老工业区，想必世博会后，上海将又少了一片工业区，又多了一个“浦东新区”，这里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亮点。原有的造船厂、钢厂、纺织厂，曾是这个城市生产力最重要的见证，其后，它们除了留下少量工业遗产和近现代建筑外，就将被新的商业建筑、文化中心所取代，这种兔死狗烹式残酷的“新陈代谢”，恰恰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方式，甚至也是中国人令生活“更美好”的主要方式。我想，场馆内小空间应该像一个坚硬结实内聚的团城，相对封闭，不易改变；大空间像钢筋玻璃做成的半透明的巨泡；它们之间不仅要有自动扶梯、楼梯甚至坡道相连，在边缘处会互相侵蚀，钢筋、玻璃与青砖之间纠结不清，弥合缝隙的却是古老实用的麻刀与灰浆。这种构造方式让两个空间变得有些扭曲，多半会有些狰狞、杂乱，像个叙述过于庞杂的装置作品。
结构技巧已不再神秘，把玩“表皮”才是当今建筑设计圈里最流行的，也是国家大剧院、鸟巢、水立方这些著名建筑使用的手法。在两个空间外面，应当有一层由高科技材料制作的“表皮”。这层表皮应当尽可能透明，其中含有会变换色彩的电控光纤。比较理想的方式是，表皮外的关键部位安装上风感与温感设备，借助黄浦江潮湿的暖风，改变建筑表皮局部的颜色，制造一种瞬息万变的效果，内部的空间在这种光影中若隐若现，未必美，却还是会有点儿意思吧。
馆内的展品不以体现建设成绩为主，世博场地不远处的外滩与浦东，就是中国城市化建设最突出的成果的实体展示，不需要缩小版的重复，倒是中国在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举步维艰，才是真的值得一提。中国的城市发展之路更像是一个冒进与纠正的反复，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文物保护、人口与住房建设，都是在不断与世界城市水平接轨时渐渐暴露的，那些我们曾确信无疑的发展路数，总是在走到半途中正被西方批判着，回头无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在高耸、变化多端的建筑造型中间，展出那些应该保留下来，却没能保护好的——比如那些古迹，像北京的城墙，比如干涸的河流与灭绝的小动物；那些始料未及却后果恶劣的各类效应、污染，谈谈城市建设对气候与生活质量的不确定影响，还有无处不在越来越扎堆儿的人群。当然，不能不说，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过去与现在所尝试过的、所能想到的种种办法。这种回顾，可能会让人觉得不好意思拿出来讲，却是讲出来最有意义的成果，或许没有什么比四处碰壁仍摸索坚持更能打动人的了。把这些拿出来说，是对世博会主题真诚实在的回应，反思与求索，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途径。
我想这个场馆远看应该没那么明确的符号，不要红，不要中国结，不要大屋顶，有些模糊、混沌。可惜，这只是我关于中国城市一厢情愿的喻言。

——《勒· 柯布西耶书信集》

南方都市报 阅读周刊 2008-3-27写 2008-4-6发

从历史的角度，勒·柯布西耶绝对是现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是最先倡导现代精神、提出现代建筑基本模型的思想家。他认为新建筑五要素是自由平面、自由立面、水平长窗、底层架空柱、屋顶花园。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每栋现代建筑上都能找到这五要素的影子。武断地说，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没受他影响的现当代建筑师，都在说谎。

《勒·柯布西耶书信集》从他的4000多封信中选出了329封编撰成书，它们寄向亲人、朋友、委托方、政府官员，全像单方面发报，没有回答。勒·柯布西耶曾认为自己是“作家”，他善于让文字连绵激荡，生动有想法。他的信情绪鲜明、神经质，喋喋不休，反映了作者从1907年不到20岁起到1965年去世前的生活。这是一沓自画像，一张张翻过去，透着一个大大的“我”，诉说着一个思想家、建筑师、艺术家的成长，他从自负的男孩变成了孤独的大师。

勒·柯布西耶不到四十就写成了有影响力的著作《走向新建筑》，很快就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欧美各地出版流行，被称为“现代运动的先驱”。在群雄辈出的年代，他都是最受关注的。人们曾以为他的孤高、傲慢底下是打不垮的自信。可在信里，显露出盛名之下，他只是一个怀着艺术家之心富于责任感的卑微的建筑师，想做设计想到了成痴的地步，甚至寄希望于星相。

他著书立说传播思想，只有“无法建筑”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苦恼。年轻时代，他希望父母以他为荣，炫耀自己的理想和成绩，为没能出现在“镇上小报的荣誉栏”里羞愧，可“人们不允许我盖房子”，“熄灭小小的火苗（1913年）”。中年之后，他颇有名气，却得不到作为建筑师的信任，“人们目前不承认我除了制造‘居住的机器’还会干些什么（1927年）”。由于他当时的“前卫”，不断地受到质疑、诋毁、诽谤，“我全部的努力都集中在实验性的工作上，我的学说传遍全国，然而我接手实际工程的范围却仍十分有限（1935年）”。他不在乎政治立场，不惜通过各种方式取悦各种人，只是希望能够接到委托，结果却是没有人真正接纳他、认可他，甚至为他在战时的胡乱投诚而鄙视他。他一再希望能受到法国政府的重视，却总不如意，“另一件足以令我感到难过的事。我65岁了，我只获得过一项国家的委托（1952年）”……后来，他的萨伏伊别墅（1931年）在他生前就列入了法国的历史文物，而1952年的马赛公寓和次年的朗香教堂都让他成为争论的焦点，载入史册。他一生的建筑作品并不算少，他自己却不满足，不快乐。

对于像书信这样即时又纪实的文体，不容易评价它写法的好与坏。作为名人书信，无非包含了多元化了解这个人和那个时代的双重价值。作者有着不凡的见解，可信里，勒·柯布西耶并没讲思想和理论，从中能找到的对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启发并不多，实用和研究上的意义远不如《勒·柯布西耶作品全集》；他也并不常描述周遭的事物，不大思考身处的时局，大多数时候，他整日画画、设计，只关心自己的事业、追求，想着怎么才能取得竞赛的胜利，得到认可，盖起建筑，甚至连家庭生活都不太提及，不能指望他的信更多地表现时代。

在我眼里，这些信构成了一部完全主观视角的现实主义小说，描写了 “我”光彩的荣耀与阴暗的孤独成正比的一生，光环越发亮，活得越不如意。似乎没什么可抱怨的，“外表坚硬，内心柔软”的主人公越期盼越想得到的东西离他越远了，像一个猎人身上背满珍禽异兽，却仍没法射中他给自己画定的红圈，总是感到没能以他所希望的方式得到认可与尊重。他的骄傲，削弱了他对别人诉说的冲动，在信中露出一分的难过，那背后可能潜藏着十分的痛苦，同时，骄傲却又增加了他的愤怒。以柯布西耶所处的位置和他的性格，又没人会觉得他真的需要或值得宽慰。作为人生，大概没有比这更糟的了。甚至那未出现的结局，勒·柯布西耶的死法——在他熟悉的海域游着泳溺水而亡，都显得这么戏剧性的孤独无助。

各时代都有团伙，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初中那几年，北京的少年团伙很多很活跃。我们穿着松垮垮的萝卜裤敞着长长大大的校服，单手把书包往身上一甩，横着上了街。坊间流传着教导主任被打，学生被扎，两方拿瓜刀对砍之类的故事。打打杀杀，偶一为之，日常也就是抽着烟、去游戏厅、泡泡妞、打打台球、看看录像以及在街上溜达，“天空瓦蓝瓦蓝，少年晃荡晃荡”。

称兄道弟的这几位，家庭不幸遭遇大挫折的也有，无端就骂骂咧咧反政府反人类的也有，出身幸福性格内向的也有。有人心里装着满当当跟年龄不相称的事儿，也有人心里是说不清楚的空洞，无论什么都流进来又流出去，比如我，也想追求什么，抓住什么，既不知道要什么，又觉得浑浑噩噩未尝不可。

加入团伙那天，我刚在学校演了《最后一课》的韩麦尔先生，穿了不合身的我爸的西装，事儿事儿地系着领带，回家路上遇到小学女同学，说着话走了100米不到，有人骑车从身后追上，一个急转将我们拦下。我才知道，女同学已经成了“老大”的“女人”。她解释、介绍、调停，我数着我的心跳。事情并没有我一瞬间想象得那么糟。然后眼前那高我半头挡住阳光的人嘿嘿地露出白牙笑。

我跟着他们“混”。以为自己学会了抽烟，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我只是把烟吸到嘴里再吐出去，满口形式化的烟味，根本不像老大教的那样：“跟喝酸奶似的吸到肺里再吐出来。”我拿烟的姿势土得掉渣，像老农一样用食指和拇指捏着，而不是置于食指与中指间，更不像当时流行的《爱你没商量》里冯宪珍那样，很帅地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打群架，我只当旁观者，他们想了想连刀也没分我一把，一会儿老大跑来给我个铁管，让我放在袖子里，有人砍我时可以挡过第一刀。根本没动手就被在景山公园里巡逻的报了警，我们笑着跑散了，好像大家只享受那种剑拔弩张，不是真的想见了谁的血。

不久我们各奔高中。再见老大，他敲着我家窗户，叫我出来，借100块，说是打台球，输了。我进屋取出200，知道这钱回不来了。他接过，愣了一下，说：“谢了。”

几天前，去汇报方案，我放好图板，摆正模型，连通笔记本电脑和投影，打开ppt，等着我未曾谋面的甲方领导，手掌湿湿地死盯门口，这种事做多少次都还是会心跳突突的。被众人簇拥着进来的，正是以前的“老大”……

“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他生硬地毙掉我们的方案——“不喜欢”，笑着留我吃饭。推杯换盏间，心中空空如也的感觉，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