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罐
　　
　　葫芦是一年整蔓生草本植物，许多民族都有庭院种植葫芦的专统习俗。少数民族民歌常以“小小葫芦开白花”之类与葫芦有关的词句来比兴起句，以婉转引出“我想和妹做一家”的爱慕之情，可见少数民族种植和使用葫芦的历史已十分久远，并相当普遍。葫芦成熟后，掏空籽瓤，在细茎处系上绸带或绳索，即可用于盛装籽种、火药等贵重物品，但更多的是外出耕作、打猎。走亲访友时用于盛酒。由于外形美观、体积小而容量大，携带使用方便，彝族、苗族、傈僳族、傣族、景颇族等群众都喜欢制作和利用酒葫芦。葫芦罐是少数民族社会会中较为常见的酒具之一。拉祜族苦聪人不但用葫芦盛装酒，也用剖开的葫芦敬酒。
　　
　　
　　
　　董棕壶
　　
　　
　　
　　董棕壶出于滇西怒江、澜沧江、独龙江流域峡谷地带。当地少数民族有用董棕树制作酒壶的习俗，其中，尤以独龙族最善制作和喜爱使用。早在本世纪初，独龙人制作的董棕酒壶已引起山外人的极大兴趣，倍受商旅欢迎。董棕壶有如下记述：“董棕竹酒壶，尤为奇异特产。其形与普通竹筒同样，唯是特具一自生之颈，粗处不及筒身六分之一，颈后且留有手柄，极便携带，看着也很可爱”。至今，董棕壶在滇西地区的独龙族群众中仍有使用。
　　
　　
　　
　　兽角杯
　　
　　
　　
　　各族群众有用动物角具制作酒类的传统习俗。明清之际，滇中、滇东北彝族撤弥支系“其人面目多黑，男子椎髻，青布裹头，衣褐披毯，白布束胫，著革履，腰短刃。俗嗜酒，以角为杯……。”可见，以动物角具为杯是十分普遍的，而且不但民间使用，上层社会也流行，可谓雅俗共赏。
　　
　　
　　
　　至今为止，彝族、哈尼族、苗族、侗族等群众仍保留着制作、使用兽角酒杯的传统习俗。他们在宰杀强壮健康的牛、羊时，截角为杯，截取的长短视酒杯容量的需要而定。牛角杯因其容量大，滇东北地区的彝族群众还兼以为壶。镇雄县流传的古歌谣《挎上酒壶找舅舅》反映了彝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寻根情绪，每段叙述一次寻找舅舅的方位和地点，每次寻找都以“挎上盛酒的牛角壶”开端，即是以牛角为壶。在哀牢山区，彝族的牛角酒、苗族的羊角酒是贵客临门时必敬的一杯酒，由于牛角杯和羊角杯都是自然利用，不加雕饰，其圆口尖底的造型，使客人接过酒杯后，不一饮而尽就无法放下酒杯。这真是“人不劝酒杯自劝”。
　　
　　
　　
　　在昆明西山区核桃箐的彝族婚礼中，有用牛角杯或羊角杯行“轰客酒席”的习俗。婚礼的第四天午宴时，新郎新娘手持红线拴系的牛角杯或羊角杯，逐席向客人敬酒。客人则必须接过杯子一饮而尽，饮完再敬，直至客人不能再饮、称谢告饶为止。不能饮者即刻离席而去，许多人因不能把角杯酒一饮而尽或者怕醉后失态，纷纷逃席。“轰客酒”虽称轰客，但主人家都是在客人大多已饭馆酒足后才“轰客”。“轰客酒”后，婚礼即告圆满结束。熟知民俗的人，见到新郎新娘手持牛角杯或羊角杯款款而来，即明白喜庆已席终宴罢。在这种场合上，牛角杯、羊角杯具有了文化符号的功能。
　　
　　
　　
　　陶制酒具
　　
　　
　　 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都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其中，云南大理白羊村文化遗址出土的各式陶罐，距今已有3770年左右的时间；而元谋盆地大墩子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盛器已有罐、钵、盆、壶。瓶、杯等种类，其中，鸡形随葬陶壶，是云南新石器时期一件难得的艺术品，其形成时代约在距今3225年前；滇东北鲁甸马厂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制盛容器有单耳小罐、平底瓶、三耳瓶等类别，并出土了打磨极光亮的灰胎黑陶器。这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早在3000多年前即已能制作和使用陶器了，而精致如鸡形陶壶者，显然不会仅仅只用于盛装水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中，陶制罐、瓶、壶用作酒具已不容怀疑。
　　
　　
　　
　　明清以来，铸陶业日趋发展，许多陶窖都以精致美观、实用大方的陶器而远近知名，如滇西大理赵州的瓦罐、丽江坝和永胜县的土坛、昆明灰土窖的瓦罐都是上好的贮酒器。饮用酒具中，滇南建水五色彩陶“制作精巧，无物不备”，1915年曾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建国后一度与江苏宜兴陶、广西钦州陶、四川荣昌陶并列为全国四大名陶，而“声如罄、明如水、亮如镜”的建水陶制酒具也成为酒具的上品。
　　
　　
　　
　　藏族的酿酒器具“朋咱”（酒甑）为陶器，相传由唐朝文成公主传进西藏。此物高约60厘米。甑底用于盛水；中安甑蓖，用以装盛青棵；甑口安放天锅，内注冷水；天锅下设漏斗。粮食久经蒸煮，经漏斗而蒸馏为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