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戴维说：“中国人的脸孔，演戏最好，世界第一。中国人什么戏都演得，美国戏、苏联戏、法国戏，因为我们鼻子扁。外国人就不成了，他们演不了中国戏，他们鼻子太高了。演中国戏又不能把鼻子锯了去。”

“您的诗有很多读者，”戴维说，“但相比之下，您的著作读者更多。因为您的著作印了几十亿册。”戴维想说：“比《圣经》印得还多。”但斟酌一下，改了口：“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

“我的那些书没什么好读的。”他说，“我在里头写的没什么教育意义。”
“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改变了世界?”他笑了，“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你瞧，”他朝沙发右侧努努嘴，那儿摆着一个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可他脸上分明带着一种切西瓜的痛快神情，“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戴维笑了：“说得好。”
他突然问戴维：“你们吃中国菜习惯吗?”“不习惯。基辛格说，美国人一吃中国菜，肠胃功能就不正常。”“我的肠胃功能也常常不正常，尤其是在北京。”毛泽东顿了顿，“只有在战争中，我的肠胃功能最正常。”

“可惜中国不会再有战争了。”
毛泽东提高声音问：“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爱好和平。”戴维为自己得体的回答感到高兴。

“谁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毛泽东的语调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那是瞎说。事实上，中国人很好斗。”他显然觉得意犹未尽，补充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和谁斗呢?”“不打仗，也有敌人，各式各样的敌人。”

“按我的理解，您说的敌人是指右派，是这样吗?”他向戴维送来一瞥，笑笑，笑得很神秘。
“不，错了，恰恰相反，我喜欢右派。你岳父算右派吧?在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岳父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将来我还要投他们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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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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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没钱是绝对当不了官的，因为没钱的人不但无力参加竞选，而且选民也决不会选他，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会搞经济的人凭什么强国富民呢？所以人家得先发了财有了钱，才有可能想当官，也才有可能当成官。而由于任期有限，所以人家一旦当了官，便尽心尽力实施自己的施政措施，以求赢得人心再图升迁或留下个名声风光。要是当官的胆敢伸手捞油水，对不起，马上请你下台滚蛋，连总统也难例外！

......只要当了官，便不愁没有生财之道（明收暗刮、巧取豪夺、文明古国的祖传法宝多的是，人家美国嫩着哩，哪有这些国粹！）一旦有了钱，就证明你有能耐，这官没白当，这便是荣耀，便能结更大的网，买更大的官，捞更多的钱。万一不慎“栽”了，一纸调令还能易地照干。至于任期问题，当然就更由不得选民了。倘若你想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对不起，不但说明你落后愚昧，不谙世情，升不了官发不了财，连原位也难坐稳。

夫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呜呼，二千年的改革进化改不了中国水土。

1916年《新青年》（陈独秀）：“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

“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惧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做官发财”观念与“天命观”相结合，使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被完全遏制，造成两千余年来我民族习焉不察、以为当然的事实——老百姓对于任何自身基本权利的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更不会从权利角度去抗争。“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