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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个认定，嘉兴人曹先生还背着二十多万的夫妻共同债务。

　　一张55万的欠条

　　男方姓曹，女方姓邹，共同经营一家模具工厂，老婆是法人代表，老公是董事。两年前，老公提出离婚。

　　离婚官司在财产执行阶段卡了壳，邹拿出一张欠条，说模具工厂对外欠款55万。

　　这张欠条是作为工厂法人代表的妻子邹某，以单位名义向陈某借的，借款理由是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当时，陈拿着这张欠条向法院起诉，邹某非常爽快地承认了这笔借款。案件以调解结案，双方约定三日内归还。

　　丈夫说，这张欠条直接导致了他在离婚后不得不“光身”离开，连苦心经营的模具厂也变成“尚有外债”，使得他没拿到一分回报，还要承担部分债务。

　　丈夫曹某提出，这借款是假的。

　　“债主”是个私家侦探

　　模具厂大都是丈夫在打理，4年的时间，从投入2万元的小作坊到目前200万左右的资产，自从两人开始闹离婚后，生意基本上就不做了。不做生意仅仅是不再产出，而不是这么大数额的亏损。

　　丈夫向法院提出申诉，要揭揭这张欠条的底。

　　法院调查后发现，果然有问题。陈和邹说这55万是现金交易，陈说不出这55万的来源，邹说不出要借这55万的用途。还有欠条上的公章，经鉴定后证实是邹私刻的。

　　这55万元的借款因此被推翻，有意思的是，丈夫发现原来这个出借人陈某是妻子邹雇来的私家侦探。

　　本来是要调查丈夫过错的

　　私家侦探陈某本来的“工作”是调查丈夫有没有过错。在离婚官司中，如果一方有过错，在财产分配上是要作出让步的。据悉，陈的一路跟踪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不知怎么一想，居然转而帮助邹某伪造欠条了。

　　离婚后，30多万的夫妻共同存款，丈夫分得15万，但存款早已被取走，丈夫申请强制执行，妻子被处以15天拘留。钱，丈夫还是没能拿到。

　　关于这张假欠条的事情，丈夫又向公安局报了案，要求调查和处理这种“妨碍司法”的行为。

　　在离婚之前，这对夫妻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儿子现在21岁。

　　当年两人经人介绍认识，婚后的日子还是甜蜜的。模具厂开了四年多，家里的条件好了起来，买了设备又买车，但感情也就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变化。

　　妻子为什么要请私家侦探？丈夫说，可能是我应酬多了，她以为我在外头有人了。那为什么是丈夫提出离婚？“我发现她有了外遇”，丈夫想了想说，也许她想用自己的外遇报复他的“外遇”。

　　委托调查婚外情被骗

　　王某与丈夫结婚后，怀疑丈夫在外面有情人，但拿不到确凿证据，一时无法和丈夫摊牌。因现在已经有一些调查公司，也就是俗称的私家侦探所，开展婚外情调查业务，王某得知后，就想寻找这样一家公司。

　　2005年5月25日，王某与该顾问公司签订了一份民事委托协议，委托该公司调查丈夫的婚外情，双方约定该顾问公司为王某调查第三者所生的小孩的出生证明、照片以及其丈夫和第三者婚外情的视像资料，合同期限是一个月，王某应支付调查费用6000元，协议签订之日，王某向该顾问公司先支付了4800元。

　　一个月过去后，顾问公司却一直没有向王某提供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证据材料，并且一直拒接王某的电话，王某此后多次到该顾问公司要求协商解决，但是都遭到了该顾问公司的拒绝。王某一怒之下将该顾问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该公司退回她交的4800元钱。法院调查后发现，该公司并非调查公司，其经营范围是生物产品技术咨询、计算机网络集成及软硬件销售、开发和咨询。

　　顾问公司被判返还费用

　　禅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协议有悖社会公义，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该委托协议无效，法院最后判决顾问公司向王某返还调查费用4800元。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王某和该顾问公司签订委托协议，目的是该顾问公司为王某调查其丈夫婚外情的证据，而顾问公司如果想达到合同目的，只能通过跟踪、盯梢、偷拍等非正常的途径去搜集相关证据，在此过程中势必会对王某的丈夫及所谓的第三者的隐私权造成侵害，并且这个行为还会干扰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该合同有悖社会公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判决无效。

　　■律师观点

　　联合公证处取证才有效

　　私家侦探调查行为被法院认定有违社会公共利益，但当事人确有调查需要，应该寻找什么机构帮助呢？广东至高律师所律师张伯权认为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因为虽然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取证或者起诉后委托法院取证，但个人取证并不方便，而法院调查也时间滞后，当事人在未掌握证据前很难起诉，而对方被起诉后也完全有时间毁灭证据。张伯权称佛山也已经出现私家侦探，业内称为专业调查公司，但因私家侦探目前在我国还不合法，这些公司往往“挂羊头卖狗肉”，以顾问公司等名目注册。

　　广东源浩律师所律师徐玉发则建议，确有需要的当事人，最好在拿到线索后，由居委会和当地派出所警员及社区保安等前往查处，然后由这些人在法院作证，证据被采信可能性就较大。而如果委托专业婚姻调查调查公司，应该同时让调查公司联合公证处取证，这样证据效力就高了许多，只要对方没有足够证据推翻，公证处取得的证据都会被法院采信。

　　1994年春，在朋友聚会场合，张军认识了张怀玉，并爱上了这位漂亮姑娘。

　　1996年5月，张军、张怀玉结婚。第二年，生下女儿丽丽后，张军便让妻子做了全职太太。此时，张军的生意越做越大，几年下来便积累了100多万元资产。他们购置了宽敞的住宅，各买了一辆轿车。

　　2004年2月初，一名叫李小梅的女性前来应聘。张军见她漂亮、能说会道，便聘她做业务员。李小梅积极肯干，还有股犟劲。试用期间，谈成几笔不小的生意。

　　一个月后，张军提拔李小梅做了业务经理，两人接触更多。渐渐地，两人越谈越拢。闲聊中，张军得知，李小梅的丈夫在外地工作，两人处于分居状态。

　　2004年4月的一天，李小梅悄悄把一件毛衣递到张军手里说：“天还冷，我给你买了件毛衣。本来想亲手给你织一件，又怕你老婆知道。”说完，李小梅满脸通红，转身走了。

　　几天后，张军约李小梅去酒吧见面。深夜时，他们到一家宾馆开了房。凌晨3点多钟，两人才分手。路上，心情复杂的张军给李小梅发了条含蓄的短信：“我第一眼看到你时就喜欢上你了。可我不知以后如何面对妻子和女儿。”李小梅回复：“做你的情人我就知足了，我保证不破坏你的家庭。”原来，李小梅有自己的小算盘。她也很爱自己的丈夫，但好强的她做梦都想干出一番事业。这段时间她看出经营烟酒利润丰厚，自己也想开一家经营烟酒的公司。如果和张军是情人关系，她单干后就能得到张军的扶助。

　　果然，两人确立情人关系仅仅一个月，李小梅就向张军摊牌，向张军提出辞职。张军不解，李小梅说：“你老婆每次去店里都格外注意我，盯得我心里直发毛。为了咱俩的关系能长久，我还是离开为好。”张军点点头，又惦记李小梅如何生存，李小梅说：“我也打算搞烟酒批发。我已把家里的房产抵押了，加上存款，又借了一些，钱已凑够了。我丈夫在银行有熟人，以后资金周转不成问题。”张军看出李小梅已酝酿很久了，没再说什么。

　　妻子雇侦探捉奸

　　李小梅的烟酒批发商行于7月中旬开业，距张军的商贸公司仅隔两条马路。由于有张军暗中出谋划策，李小梅经营的烟酒批发商行很快上路。而张军的摊子铺得太大，资金常常周转不开，多亏李小梅多次出手相助。至2004年底，张军已从李小梅处借了总计5万余元。

　　2005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张怀玉的好朋友刘娜无意中看到张军和李小梅亲昵地走进一家宾馆。刘娜一年前因丈夫感情出轨而离异，对第三者恨之入骨，马上开车去张怀玉家报信。张怀玉听了刘娜的描述，迫不及待地要给丈夫打电话。刘娜一把拉住她：“当初我就是沉不住气，听到风声就和前夫闹，结果他和第三者更隐蔽。因为没抓住他的把柄，离婚也没在财产上占到便宜。”

　　张怀玉觉得好友说得有理。几天后，她悄悄走进一家商务调查中心，雇了一名私人侦探。很快，私人侦探把数张张军与李小梅手牵手走在一起的照片摆在张怀玉面前。7月的一个傍晚，张怀玉接到私人侦探电话后，火速赶到位于太原北街的宾馆。私人侦探骗开房门，张怀玉把衣衫不整的丈夫和李小梅堵个正着。

　　给两人拍照后，张怀玉狠狠扇了李小梅两记耳光。没等她继续发难，李小梅突然给张怀玉跪下了，流着泪哀求：“张姐，是我一时糊涂。求你别报警，更别让我丈夫知道。我保证以后不再和张军有任何来往。”原来李小梅觉得自己的事业稳固了，更不想再借钱给张军，早就有意与张军分手。张怀玉见情敌这么轻易服软，半信半疑。不过，她也怕传出去丢脸，犹豫再三，最终让李小梅写下一份保证书，放情敌走了。

　　回家后，张怀玉仍难消除怒气，常忍不住数落丈夫，还添了失眠的毛病，和丈夫的性生活也不再和谐了。

　　疯狂骚扰第三者

　　2005年10月，张怀玉发现丈夫有意避开她打电话，她控制不住情绪冲到张军面前，张军尴尬地收了线，向她解释：“我以前向李小梅借过钱，现在她催我还款。”张怀玉半信半疑地说：“我信你这一回。不过钱可以先欠着她，我得敲打她一下，免得她有什么非分之想。”她逼着丈夫说出李小梅的手机号。

　　张怀玉拨通李小梅的手机，开口就骂。李小梅一听是张怀玉的声音，一句话没说就关了机。张怀玉的“邪火”没散尽，又接连给李小梅发了十余条谩骂、警告的短信。李小梅被骚扰得心烦，软中有硬地回道：“从前我确实对不起你，可那早已是过去了。再说这事你丈夫也有责任，你有精力的话，还是管好他吧。如果他再出轨，再也遇不到像我这样心善的第三者，那时你就惨了。”

　　这话既像道歉又像是奚落，张怀玉被彻底激怒了，她近乎疯狂地执著报复就这样开始了。此后，李小梅多次更换手机号，张怀玉总是能通过两家共同的客户很快查到她的新号。只要心情不顺，张怀玉就给李小梅打骚扰电话。半个月后，李小梅怕生意受影响，不敢再换号。看到来电显示是张怀玉的号，李小梅只得挂断或不接。但张怀玉自有办法，改用公用电话骚扰。

　　又过了半个月，李小梅撑不住了，给张怀玉发手机短信：“我向你保证过，和你丈夫不再有那种关系。我说话算数，你饶了我吧。”收到这条短信，张怀玉收敛了一个星期，可随后她又开始不停地骚扰。

　　第三者走投无路雇凶杀人

　　李小梅终于恼火，第三次给张怀玉发了短信：“你再骚扰，我也要骚扰你了。”这短信把张怀玉气得够呛，给李小梅回了条短信：“我受了那么深的伤害，对你怎么做都不过分。我还要加倍惩罚你，看你能把我怎样！”

　　张怀玉的骚扰电话更勤了，还挖空心思地破坏李小梅的生意，李小梅被激怒了。2005年12月9日，李小梅又接到张怀玉的骚扰电话，她说：“你折磨我够了吧？我把你的短信都保留着，你再骚扰，我就报警了！”张怀玉轻蔑地一笑：“求你赶快报警，让全市人都知道你这骚货干的好事。告诉你，除非你离开这个城市，不然我不让你过一天安生日子。”李小梅再也不抱和解希望，故意气张怀玉：“你再闹下去，我就撺掇张军和我私奔，你信不信我的魅力比你大？”

　　张怀玉把这话当了真，她又恼又怕，惩治手段再次升级。几天后，张怀玉来到李小梅住的小区，逢人就说李小梅如何勾引她丈夫。李小梅很快察觉到小区的人看她的目光怪怪的。一次，她听到背后有人小声说：“这女人是个‘破鞋’，风骚得很。”从此，白天她再也不敢轻易出现在小区了。

　　李小梅再次给张军打电话，要他马上还欠款。张军对妻子说了被催债的事，张怀玉说：“我不答应现在还她钱。得拖她三五年，她伤害我这么深，必须让她吃足苦头。”李小梅再打电话催债，张军只得说：“我从家里拿不出钱来，具体原因你也能猜到。容我时间，等借到钱我就还你。”想到张怀玉对她的报复，李小梅生怕钱再也要不回来。想到当初两人的经济来往没有任何书面凭据，想打官司也打不赢，李小梅慌得六神无主。

　　2006年1月初，李小梅硬着头皮主动给张怀玉打电话，低声下气地说只要张军把钱还给她，她马上关店到其他城市发展。张怀玉回答：“那钱你就别想要了，算是你赔我的精神损失费，这还算便宜你了。”

　　李小梅认定钱要不回来了，对张怀玉恨意加剧，产生了以恶报恶的念头。2006年2月16日，张怀玉打听到李小梅丈夫的手机号，于是打去电话，说去年李小梅勾引她丈夫出了轨。现在她丈夫悔悟想摆脱，李小梅仍死缠着，让他好好管管自己老婆。第二天李小梅的丈夫就赶了过来，把妻子一顿暴打，并提出离婚。

　　伤痕累累的李小梅在床上躺了几天，悲愤万分地给张军打电话，发狠地说：“你老婆逼得我生意做不下去，弄得我在小区里抬不起头，还要拆散我的家。她再不收敛，把我逼急了，逼得无路可走了，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张军忙警告妻子：“狗急还跳墙呢，复仇也不能太过分。”可是，此时张怀玉的复仇行为已成惯性，一天不骚扰、谩骂李小梅，心里就觉得缺了点什么。李小梅忍无可忍，终于铤而走险，雇凶杀人。

　　4月10日，李小梅及其帮凶被公安人员抓获。

　　尾声

　　俗说话：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本文的主人公张怀玉本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本是有理的一方。如果她能在李小梅与丈夫张军了断后，既往不咎，或者复仇不至于过分，适可而止，而不是逼得李小梅走投无路四面楚歌，那么，李小梅也不至于铤而走险，张怀玉也就不会丧命。因此，凡事都要有个度；放过别人，也就是放过自己。如果把对方逼得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那么，你自己也面临着险境。以恶制恶，终究会两败俱伤！

　　目前，私人调查机构在我国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主要原因在于其执业活动与个人隐私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其一，公民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存在着矛盾，私人调查机构对委托人知情权的满足，可能以侵害被调查者的隐私权为代价；其二，私人调查机构执业中惯用的偷拍、偷录、跟踪等调查手段，极易侵入公民的私密生活空间；其三，某些缺乏职业道德的私人调查人员，可能滥用调查获取的个人隐私资料，胁迫当事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基于此，理论界及实务界多对私人调查机构的存在持反对和抵制态度。

　　笔者认为，公民的隐私权固然应当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但私人调查机构的执业活动与公民的隐私保护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此消彼长”关系。那种认为必须通过取缔或禁止私人调查机构方能有效保护公民隐私权的观点，有待商榷。其实，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运行，可以在私人调查机构与公民隐私权保护间形成和谐共生的均衡状态。

　　１．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首先，从理论上讲，隐私权与知情权是否绝对冲突，学界本就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隐私权与知情权二者并无冲突之处。理由是，全社会的信息可分为“法律保护的信息”和“法律不予保护的信息”两大部分。而隐私权的客体为法律保护的信息，知情权的客体为法律不予保护的信息，故二者是不会冲突的。另外，即便将两者视为两种相对立的权利类别，也不能得出两者水火不容的结论。因为，隐私权与知情权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两者都有一个相对的边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在两者间保持适当的均衡关系，而不强求为了一者完全地放弃另一者。因此，私人调查机构执业过程中只要合理把握一个度的标准，不逾越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随意去扩散其所掌握的被调查者的隐私，不仅可以满足委托人的知情权，同样也不会侵犯被调查者的隐私权。

　　２．调查机构获取的私人信息并不一定都属于合法隐私。现代意义上的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对私人信息、私人事务或私人空间，享有的不受非法侵扰、知悉、利用或公开，以及对其私人信息自主支配和利用的权利。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但公民隐私权的范围并非毫无限制。法谚云：“隐私权到公众利益为止。”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权涉及到了公共利益时，此时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优位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同时，对于个人违反社会公德或违法的私密行为是否构成“隐私权”的问题，实然法并未做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隐私都必须限定在合乎法律和道德的范围内，不得以主张“隐私权”而对社会公共利益或另一方关系人私人利益形成侵害。当被调查者的个人行为违反法律、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社会公德，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就不应再是法律保护的“隐私权”。因此，执法机关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揭露，不构成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同样，私人调查机构搜集被调查者的违约、侵权证据，也不应视为对其“隐私权”的侵犯。

　　３．私人调查机构所使用的调查手段和工具，并非一概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少私人调查机构依靠非正当的手段收集资料。例如，调查“第三者”或是调查债务人财产时，调查人员一般都会配备红外线照相机、远程望远镜、跟踪仪、窃听器、针孔摄像机等高科技设备，调查手段也常常是跟踪、偷拍、偷录等秘密方式。私人侦探的上述做法涉嫌违反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及国家安全法“不得非法使用侦查手段及窃听、窃照器材”的相关规定。但是也应充分注意到，我国现行法律对上述调查手段和器材的运用只是“限制”而非完全禁止。因此，有关部门关注的重心应是如何合理规制上述调查手段及工具的非法运用，而不能简单化地一禁了之。

　　如前所言，调查机构执业活动与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机制，既可以满足委托人的调查取证需求，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制约私人调查机构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首先，通过立法来明确私人调查机构的法律地位。私人调查机构的法律地位模糊不清，不仅没有达到遏制其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而且，还助长了部分打着“信息咨询公司”、“商务调查公司”旗号的调查人员规避法律的侥幸心理。笔者认为，与其回避和放任，不如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私人侦探的行为范围，确定哪些行为是可为的，哪些是禁止的。明晰的立法，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对私人调查机构的规范管理。

　　其次，制定调查机构的行业准入标准，构建执业管理机制。作为职业的调查人员，不仅应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识，还应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为此，应严格限定调查人员的准入资格。可以考虑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认证考试制度并实行注册管理，将滥竽充数者及不良人员拒之门外，提升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道德水准、保密意识，以实现该行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同时，还应加强对私人调查机构的行业管理。有必要建立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通过外部监管及行业自纠，控制私人调查机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风险。

　　再次，限定私人调查机构的执业手段和业务范围。现实中，私人调查机构的工作手段除了跟踪、窃听、窃照外，还包括走访、询问、通过技术手段搜集信息等情形。通过限定特殊调查手段及工具的使用，可以压缩私人调查机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空间。

　　此外，还应当规范调查业务范围。如英国有关法律就规定，私人调查机构可就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开展调查活动，但不得染指涉及国家机密和政府机关的案件，不得妨碍警方的犯罪侦查和执法工作。我国可以借鉴各国行之有效的做法，将私人调查机构的调查范围限定在民事和刑事自诉案件领域，对于触及公诉案件和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严格禁止私人调查机构涉足。

　　最后，完善关于隐私权和诉讼证据的立法。由于我国没有关于隐私权保护的具体法律规范，对隐私权范围也没有明确界定，在实践中很难判断私人调查机构的活动是否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故宜借鉴国外立法，在现行《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和侵权行为规定的基础上，制定有关隐私权的具体法律规范，明确规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同时，我国现行的诉讼证据规范散置于三大诉讼法及其他法律和司法解释之中，没有形成一个较完整的证据制度体系。因此，我国还应尽早出台《证据法》，明确私人侦探调查获取证据的采信规则、证明力大小等，以引导并规范私人调查机构的取证行为。

　　（摘自：正义网）

　　章子怡是1979年2月9日在北京出生的，那么她母亲李涿生应该是在1978年5月份左右怀上章子怡的，而恰巧远在西安的张艺谋在1978年5月到过北京，当时张艺谋因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借到长沙出差的机会窜至北京，时年27岁，精力充沛、如饥似渴，5月的北京正是思春的季节，青年男女一时冲动做出偷情的事情完全可能。在张艺谋初期的电影中，偷情是个重要的主题，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张艺谋把偷情导演的如此真切，想必对此有极深的心理烙印。

　　2. 名字的暗示

　　张艺谋出生于1951年，刚刚解放，他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当时为他起名为“张诒谋”，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民党最后退守的台湾，联想到阴谋，这个名字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六七十年代是很危险的，况且他家的出身又不好，于是聪明的张艺谋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现在的名字，成名后张艺谋说改名的原因是因为经常有人把“诒”字念错，究竟是何原因暂且不论。而章子怡的“怡”与“诒”是相似同源字，这是否在暗示她是“诒”的“子”女呢？1983年3月31日张艺谋与肖华的女儿出生了，起名叫张末，据说是因为月末出生的，所以取名张末，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谁的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做末尾呢？而如果把章子怡和张末的名字放在一起，可以看出其中隐藏的关系，章子怡的“子”是地支中的第一位，而“末”表示末位，这样就前后呼应了。

　　张艺谋章子怡

　　3. 离奇的幸运

　　章子怡在北京舞蹈学院附中毕业后，于1996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女孩子做明星梦的太多了，竞争异常激烈。考前章子怡上了一个培训班，而老师就是日后她在中戏的班主任常莉，在章子怡自己都不知晓的情况下，常莉到章子怡以前上学的舞蹈学院附中，找出章子怡以前舞蹈比赛获奖的档案，使章子怡可以免考文化课；初试时，章子怡朗诵一首诗，叫《假如我是一滴水》，朗诵到一半竟然忘词了，是评委老师接着她把这首诗背完，这样也居然通过了初试；复试时，是一群人表演在公共汽车上，据章子怡自己回忆说当时在台上晕头晕脑的，但仍然通过了复试；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而当时中央戏剧学院规定报考中戏要年满18周岁，而章子怡当时只有17岁也顺利过关。在一件事情上有一两次幸运还可以让人理解，而这么多幸运集合到一个人身上，就难免让人怀疑了，是不是有人在暗中帮助章子怡呢？那么这个人又是谁呢？日后这个人为章子怡的成名而极尽能事方露出幕后一角，那就是张艺谋，1996年的张艺谋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导演，通过关系让一个女孩考入中戏是不难办到的。

　　4.《我的父亲母亲》

　　1998年秋天，张艺谋为章子怡量身定做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片中极力表现了我母亲当年情窦初开，勇敢追求爱情并对爱情矢志不渝的纯朴少女形象，而我父亲的戏份少之又少，重点突出了章子怡饰演的我母亲。有趣的是当年巩俐是在《红高粱》中饰演我奶奶而出名的，显然，巩俐和章子怡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两代人的关系，虽然捧红的手法相似，但辈份不能乱。

　　5. 舐犊情深

　　张艺谋一心要把章子怡培养成大明星，当演完《我的父亲母亲》后，曾有一些电视剧邀请章子怡加盟，章子怡征求张艺谋的意见，张艺谋告诫她要想成为大明星就要走大银幕路线，并很快把她推荐给李安参加《卧虎藏龙》剧组，在拍摄中当章子怡遇到困难时，就打电话向张艺谋倾诉，张艺谋会耐心地告诉她如何处理角色。显然这种亲密关系已经超出了导演与演员的一般关系，于是外界便传来了绯闻。如果是与其她女演员的绯闻，张艺谋也许会置之不理，但如果与自己的私生女有了绯闻，岂不要闹大笑话，同时也怕伤害到章子怡，聪明的张艺谋找到女儿张末向她做心里表白:我与章子怡没什么。之所以向女儿张末做表白，有两层意义，其一向外界展示向女儿表白不可能撒慌，是真诚的；其二是心理暗示章子怡也是他的女儿。

　　张艺谋章子怡

　　6.《幸福时光》

　　2000年的《幸福时光》是张艺谋导演，赵本山、董洁主演的，赵本山与张艺谋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西北，都是从底层通过奋斗而成名的，一个是小品王，一个是电影王，成名后，都抛妻别女，另寻新欢。在潜意识上，可以说，赵本山饰演的老赵是张艺谋的化身，而董洁饰演的盲女则是章子怡的化身，盲女幸运地能靠按摩每天都能赚到钱，殊不知都是老赵暗地为她安排的，就象懵懂不知的章子怡的幸运，暗地里是张艺谋为她安排的。

　　7.破解《英雄》的名字

　　2002年张艺谋拍摄《英雄》，在电影片尾，字幕是这样介绍导演和演员的:导演张艺谋，主演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及甄子丹。

　　六大主演的名字及其在影片中的人物名字向我们讲明了一件事情:李连杰在片中的名字叫“无名”，而李连杰如果无名，就剩下一个“李”字；张曼玉在片中的名字叫“飞雪”，曼是轻柔的意思，轻柔的玉应该象雪一样，而雪飞了，那么就剩下一个“张”字；梁朝伟在片中的名字叫“残剑”，伟是大的意思，而既然残了，也就不大了，所以剩下“梁朝”二字；梁有桥的意思，如桥梁，而这个桥梁把上面的“李”字和下面的“张”字连接到一处勾搭上，注意章子怡的母亲姓“李”，而张艺谋姓“张”；再看“朝”字的左半部，上面一个“+”号，下面一个“+”号，表示上面的“李”与下面的“张”相加，中间是个“日”字，“日”在地方粗话中有做爱的意思，这个字也可理解成“曰”字，“曰”有叫做的意思，那么上下二者相加，产生的结果叫做什么呢？朝字的右半部给出了答案，叫做“月”，而章子怡在片中的名字就叫做“如月”。

　　再看下面的三个名字:陈道明在片中饰演秦始皇，而秦始皇历来被怀疑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么陈道明是说“陈”旧的“道”理说“明”，章子怡是说“章”家女“子”叫做“怡”的，及甄子丹是说会涉“及”“甄”别“子”女的问题，注意最后“丹”字，与“母”字相近，只是把“母”字下面的一点一横隐去了，这样就可理解为甄别子女就要涉及她母亲下面的隐私。

　　蹊跷的是在甄子丹的前面用了个“及”字，演员表中没有这样用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这个“及”字的是否是别有用心呢？我想它的用意在于暗示要把章子怡和甄子丹两个名字联系起来，首先看二者的姓，表示姓章是需要甄别的，而把二者的姓都换成同音字“张”和“真”，就是说姓张才是真的。另外，章子怡在片中的人物叫“如月”，甄子丹在片中的人物叫“长空”，而把这两个名字联系起来，会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词，叫“长空雁叫霜晨月”，而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忆秦娥”，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秦朝，娥可分开为“女”和“我”，意为“我的女儿”，忆有想的意思，总的来说，张艺谋是要通过这些暗示表达想自己的女儿。

　　章子怡

　　8.《十面埋伏》

　　2003年的《十面埋伏》，是张艺谋全面提升章子怡影坛地位的一部力作。在影片一开始，章子怡以惊艳的盲女形象出现在妓院里，呼应了《幸福时光》中董洁饰演的盲女，说明那个不知自己幸运是被人安排的女孩就是指章子怡。本片尽情展示了章子怡的各种魅力:舞姿、打斗、调情、野浴、三角恋、男女激情戏等，重金邀请天王巨星刘德华和混血明星金成武为章子怡争风吃醋并大打出手，以此凸显抬高章子怡，刘金(刘德华、金成武)二人，屈尊为章子怡镏(刘)金添色。其实这部影片最大的埋伏就是章子怡是张艺谋的私生女，张艺谋要利用这部影片力捧章子怡，而观众，包扩投资方、制片方，都中了老谋子的埋伏。

　　9.《千里走单骑》

　　2005年的《千里走单骑》可以说是张艺谋压抑心灵的一次深情呼唤。高仓健饰演的高田与儿子的关系寓示着张艺谋与张末的关系，而李加民与私生子的关系寓示着张艺谋与章子怡的关系。其中最感人的就是在监狱的那场戏:李加民戴上面具要唱关公的戏，却怎么也唱不出来了，当他摘下面具时，已泪流满面，抽泣着说:“我想我的儿子”。而高田在一旁说:“能把想儿子的话说出来，也是一种幸福”。张艺谋就不能说出想自己的女儿章子怡，而始终藏在大导演的面具后面，只能用暗示的方法来表达想念之情，这方面真的连犯人都不如。

　　10.《满城尽带黄金甲》

　　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张艺谋对自己感情生活的一次情感回顾。片中周润发饰演的皇帝是张艺谋的化身，陈瑾饰演的前皇后是前妻肖华的化身，巩俐饰演的皇后就是现实中巩俐，刘晔饰演的大太子是章子怡的化身。皇后与大太子私通，坏了规矩，皇帝对二人的取舍是留大太子，而用药慢慢毒死皇后。现实生活中，早期张艺谋肯为巩俐背上喜新厌旧抛弃妻女的骂名，与肖华离婚，而在96年前后，巩俐想要和张艺谋谈婚论嫁时，张艺谋却又迟迟不肯，为什么？因为章子怡已考入中戏，张艺谋计划要捧红章子怡，而与巩俐结婚势必会继续重用巩俐而阻碍对章子怡的捧红，所以张艺谋舍弃了巩俐。十年后，章子怡已是国内头号女明星，不必依赖张艺谋的继续追捧了，于是，张艺谋与巩俐再度合作这部影片，算是对巩俐的一个感情交代吧，片中周杰伦饰演的二太子可以说是张艺谋与巩俐的爱情化身，面对维护体统的重兵包围，虽竭力拼杀，最终还是失败了，拔剑自尽。最后皇帝的所有亲人都死去了，他依然坐在皇位上，吃着佳肴，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而现实中张艺谋的所爱都离他而去了，心里是很孤独很悲凉的，虽然他依然坐在国内导演的第一把交椅上。

　　11.证据.基因

　　说话是要有证据的。想要找到当年张艺谋与章子怡母亲的通情证据已不大可能，毕竟时光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了。感谢科技的发展，为我们寻找证据提供了一条新途径，那就是DNA鉴定。因为是个人所为，我没时间也没能力去取证，就找了一家私人侦探社，秘密跟踪张艺谋与章子怡，采集二人的DNA检材。终于觅到二人的一些带毛囊的毛发，可做鉴定，鉴定结果，二人是父女关系的可能性为99.9%，但我怀疑这些检材的真实性。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在此我想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或证据，趁着当事人都还在世的时候，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以免象侯宝林和谢东，或吕不韦和秦始皇，后人们再怀疑再考证，也死无对证了。

【原创小说精彩片段】

吧台上放着鱼缸，里面窜游的小金鱼异常镇定，毫不寂寞。仿佛喧嚣并不能影响它们的游行。我走进它们，努力盯着，它们的自由是天赐的。

“你为什么盯着他们看？”那个一直在吧台擦杯子的男人凑到我耳边大声问。

“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觉得我思路变得简单迟钝。

“你想跟它一起游泳吗？呵呵。”男人露出整齐的一排牙齿，笑容刚好，恰入心窝，嘴角弧度透露的温柔连接上阳光。我抬眼看了看他，这是一个眼神润燥的男人，充满情欲又闪烁着节制和柔和。他长着一张适合亲吻的脸。我看着他有点发呆。

男人推来一个透明的玻璃盘子，干净圆润的手指，手腕上带着Blancpain的一款手表，简约素雅，“送给你吃柠檬。你喜欢生吃吗？”

我的脑子突然像被塞满了铁钉般哐哐作响。柠檬，这是谁的味道，生柠檬的凛冽滋味，透着酸甜涩和独特的辛辣，为什么这种味道让我身体微震，眼睛酸涩，仿佛是我最初对爱的记忆。我死死盯着那盘柠檬，它们在沁人灯光的衬托下泛着光泽，是从未有过的奇特光泽，像某种神鸟的翎羽，不断引领我走入一个神秘的方向，或是花园，或是深渊……

“你好，我是金子，我是这间酒吧的老板。”他笑了笑继续擦拭着杯子，我想若不是他手腕上价格不菲的表，别人也会以为他和普通的吧员无甚区别，“你好象天天都来。可以认识你吗？”

“我叫妖。一个来这里骗点酒喝的人。”我友好地回答这个可爱的男人，然后将手伸到吧台里，展开手心与他交握，“这样算认识了吗？”

男人清朗地笑开来，他的笑容越发诱人，纯净而甘甜，却在眼神里饱含沧桑和容忍，灌溉着激扬。那一刻他递来一双大而温热的手掌完全握住我，我不记得我们还曾聊过什么，这卸下防备的第一次交谈已让人久久不能平息，我们在第一次认识另一个略有好感的人之时永远是相处中最纯粹唯美的时刻，带着某种期许，带着某种幻想，我们告知对方姓名，握手，带着纯真的心情，然后憧憬所有可能美好的未来。

我开始频繁到糖块儿等待他的出现，或是巧合，一切都如我所愿，我总能坐在吧台上看到那个眼光如水，微笑的时候嘴唇露出温柔的弧度，有一张适合亲吻的脸庞，戴着宝珀表却躲在吧台后默默擦拭杯子的男人，他见我来总是微笑，然后递来一盘新鲜的柠檬切片，并与我闲聊。

我们总是着迷于那些无法深入了解的陌生，而许多单恋与激情便在这自我幻想与猜测中越陷越深，愈演愈烈。与其说我被他迷住了，不如说我被我自己的幻想迷住了。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清楚了他的身份，或许是他告诉我的，也或许我曾穿过他送我的那些他所代理的昂贵衣物，到过他拥有大半股份的夜总会，去过所有他的美容美发店染过各色头发，看见过他坐在公司巨大而庄重的案桌前接听电话……更或许后来我为了爱他，甚至找到私人侦探调查了他的身份……我不记得了，那些正在发生或是发生过的事情仿佛梦中朦胧的镜头，毫无控制地只顾拼命上演，找不到来时的轨迹。

金子，男，天蝎座，血型A，在湖南长沙出生，2岁时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来到北京，后在北京定居。现是某国际知名品牌服装中国总代理商，拥有十家美容美发连锁店，一间国内顶级夜总会的大半股份，另有一家投资置业公司，主要针对各大中型旅游城市的房地产。

他开一辆宝马X5，为人低调，清闲时最爱做的事是到自己开辟的糖块儿酒吧擦杯子，看各色人群，并为客人调一杯名叫“蓝天”的鸡尾酒。

正如我也不记得在这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每每努力回忆都会引发剧烈的头疼，可那些细小的联系总是牵动我的神经，一碟柠檬片，一个眼神沧桑的男人，甚至糖块儿酒吧，我确信曾经跟他们有过深刻的关联，只是怎么也无法想起来，我究竟是谁？

《侦探成旭》剧照 甘婷婷

　　日前，电视剧《侦探成旭》正在山东、浙江、贵州、河南等地同步热播，该剧除有于荣光、午马等知名演员加盟外，由青年演员甘婷婷饰演的女主角“魏秋婷”以其美丽机智而成为剧中一大亮点。

　　该剧讲述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两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故事。于荣光扮演的警察厅探长“成旭”，由于处理要案得罪了高官而遭非议。于是他愤然辞职，开办了一家私人侦探所，并在女主角“魏秋婷”（甘婷婷饰）和助手“邓凯”的协助下屡破奇案……剧中破案过程逻辑性极强，运用了许多心里战术，充满悬疑色彩。

　　海润影视的年轻艺人甘婷婷在剧中饰演女一号“魏秋婷”。“魏秋婷”是警察厅美丽精明的女法医，同时也是“成旭”的义妹。在她的帮助下，成旭屡破奇案，两人暗生情愫。而“成旭”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周子元”（刘牧饰）也深爱着“魏秋婷”，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贯穿全剧，让剧情更加紧张刺激。

　　此次甘婷婷在《侦探成旭》中首次与于荣光、午马等知名演员合作，甘婷婷表示，这次合作对她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她会努力完善自己的演技，而她在剧中倾力演绎的“魏秋婷”也将展现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甘婷婷。

　两年的暗战

　　7月9日，对于中国的转基因产业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获得原则通过，并要求“抓紧组织实施”。

　　转基因问题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来讨论，并最终得到了高度肯定，这还是第一次。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涉及13亿人未来食物来源和安全问题的大项目，国内各大媒体并未给予任何大篇幅的报道。

　　会议刚刚结束，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接到了起草小组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的电话。“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振奋，专项通过显示政府已经把现代生物技术作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黄季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也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转基因专项的实施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个听上去似乎可以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发展路径的科技支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事实上，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上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唯一一个农业内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2004年末，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消息发布后引来一片质疑声，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又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参见本刊2006年4月5日《中国提高转基因安全门槛》一文）。支持派开始反击。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2006年6月和11月，安委会每年两次的固定例会均搁置了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申请。

　　显然，这些质疑声音也增加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的复杂性。2006年，转基因项目起草小组成立，由科技部会同发改委、农业部等七大部委共同组织，专家成员包括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万建民、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以及中科院的黄季、朱祯等。

　　“初稿修改次数之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黄季对《商务周刊》回忆说。从最初的初稿到今年7月9日报请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定稿，中间经历了反复的专家论证和修改，“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开各种论证会，在我印象中起码有二三十场”。

　　据《商务周刊》所知，在讨论是否将转基因立项之时，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主要从科研、财政、环境以及产业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其中就邀请了大量来自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部门甚至企业的各类专家。然而，一旦被问及关于论证的前后详细过程，从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到科研专家，对外都是三缄其口。“农业部明确禁止与会专家透露关于该专项的具体信息”，全程参与了各项论证的专项起草小组组长万建民婉言拒绝了《商务周刊》的采访。

　　“围绕转基因项目的争议一直很大，如此对外界保密，除了因为相关实施细则当前正在讨论之中尚未明确之外，害怕社会舆论给该专项的实施带来负面压力，也是相关部门所担心的。”黄季解释说。这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过去几年中，围绕转基因的任何举动，都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甚至是轩然大波。

　　时隔两年，资金高达200亿人民币的转基因专项终于得以审议通过，或许是出于保护项目的目的，农业部还是下了“封口令”。在这样的遮遮掩掩中，转基因支持派静悄悄地获得了“完胜”。

　　薛达元的最后一次会

　　转基因项目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据《商务周刊》从多方了解，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也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在专家论证会议上就遭遇了尴尬。2007年上半年薛达元代表环境部参加的一次专家论证会议上，他成为仅有的一位在会上提出审慎发展转基因产业意见的代表。

　　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说：“我主要‘轰’了两条意见，其一，从这么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因为涉及利益、名利问题，大家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一轰而上，却忽视了常规研究，导致后者资金短缺，相比转基因来说，农业常规技术发展缓慢；其二，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话音一落，会场陷入了沉寂。“此后，最多有两三个人附和了我的观点，有专家也提出，不能将‘宝’押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然而，至于后来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且贯彻在方案的起草中，薛达元已经不得而知，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受邀参加专家论证会议。

　　“一些专家因此对我有些意见，后来的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薛达元无奈地说。

　　据了解，早在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曾经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立时遭到四五位支持派科学家的批评。

　　“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薛达元激动地说，“我提这些意见也是基于国家和民众利益考虑。”

　　他说：“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有100个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薛还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薛达元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种一面倒的现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针对转基因的争论，科学家也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损害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

　　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对此问题就曾经指出：“这些年来，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同样，在国内，转基因学者们也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同时，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话语权的扩大。“涉及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薛达元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损害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自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在国内外的争论声中，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8月5日，也就是转基因立项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薛达元拿着刚刚收到的聘书，高兴地说：“我也是成员之一。”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虽然与转基因专项并无直接关系，但薛达元认为，“可以看出，从高层的角度，还是很关心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几百亿的项目需要有人提不同的意见，需要有人把脉，这就是此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边实施，边完善

　　转基因立项一个月后，本刊记者见到“抗虫棉之父”郭三堆时，他谈及此事仍然满面笑容，并一再说“不容易，不容易”。两年来，作为中国农科院转基因棉花研究首席专家的郭三堆多次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批准立项，并尽快启动。“有些事情拖得越久就越难做，所以我一直想这个项目能尽快地运作，而不要只是表面上的批示。”相比较薛达元的保守，郭三堆等转基因专家更希望项目能够先实施再完善。

　　7月9日的国务院审议会议上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号，“专项实施方案经过科学、民主、严格的论证，已基本成熟，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完善方案，抓紧组织实施。”

　　转基因专项“抓紧组织实施”的背后，有着国际粮价飞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农业产量、减少饥饿、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承担的巨大责任。有关专家也向《商务周刊》透露，“许多年来，国家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

　　根据黄季介绍，转基因专项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安全管理和商业化三大部分。当时申请的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配套金额均为12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水稻、小麦、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以及猪、牛、羊等主要牲畜。“具体内容、产品目标、时间节点和拨款额度等，将会在未来一个月内有所披露。”黄季对《商务周刊》 说。

　　不过，根据7月9日国务院审议会议的决议，转基因专项的主要目标已然很明确:“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自主创新在中国的转基因研发中至关重要，”中国“抗虫棉”专利的持有者、曾经取得转基因棉花技术重大突破的郭三堆向《商务周刊》强调说，“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你的知识产权，而拿不到知识产权，也就谈不上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曾透露，1999年至今，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投入上十亿资金，中国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获得新基因610个，其中包括新型抗除草剂基因、隐性抗水稻白叶枯病基因xa5和xa13等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46个。

　　但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也对中国是否真正拥有这些“新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提出疑问。以上述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为例，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贾士荣是该基因的发明者。但据调查，该基因的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有媒体曾经报道，贾士荣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绿色和平的调查显示，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和销售，美国转基因生物巨头孟山都公司正是该实验室的重要伙伴。

　　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农业与食品项目主任罗媛楠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中国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国外专利”。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依赖标准的技术和方法，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的研究员搜索专利数据库，发现这三种转基因水稻品种均使用了标准技术，这涉及了国外公司持有的多项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和杜邦先锋等公司。其中Bt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CpTI水稻涉及至少5—7项国外专利，CpTI/Bt水稻涉及至少10—11项国外专利。

　　据了解，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专利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目前转基因科学研究不收取专利费，但如果是商业化生产，专利所有人可能会要求停止生产，但是多半会要求收益共享。”罗媛楠不无担心地说。

　　薛达元也认为，即使是那些在国内已经成功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等转基因产品中，“专利是否属于我们，还说不清楚”。

　　黄季则透露，“规避潜在的专利‘陷阱’、健全的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以及寻找适合的商业化模式，是目前迟迟未出台的专项实施细则的几个重点讨论环节”。

　　转基因专项此次涉及中央财政拨款120亿元和地方配套资金120亿元，除主要用于加大研发投入外，有20%将用来进行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测试和相关设施建设。对于这笔资金中有多少能够真正到位，也有专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在谈到此问题时，道出了心中积攒了很久的话：“与国外相比，由于国内很多专家为一己利益考虑，导致大家对科研部门的研究经费申请意见比较大，对此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规则。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顿了顿，吴燕民说，“这也正是影响了国内科技创新、转基因技术研发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

　　这一层利益纠葛的矛盾，在围绕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商业利润追逐中，无形中又被进一步放大了。

　　转基因金矿的圈地与反圈地

　　谁将抓住转基因“金种子”，不仅国外巨头和国内生物公司在较量，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划分也没有落定

　　□ 记者 袁瑛

　　转基因专项立项的消息一经传出，商业化生产所搅动的巨大财富“转轮”就开始嘎吱转动起来。

　　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丰乐种业、登海种业、隆平高科、亚盛集团等国内一干从事转基因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受到热捧。

　　伴随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立项，争议不断的转基因水稻，由于一直是转基因科研投入的重点，被认为很有可能成为继转基因棉花之后下一个批准商业化生产的粮食作物。作为主粮的水稻自然有着比棉花更为广阔的种植面积和消费市场，谁将抓住这颗“金种子”，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窥视水稻的巨头

　　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丰乐种业，一直被誉为“转基因水稻第一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乐种业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展开合作，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转SCK基因水稻。根据丰乐种业的公告，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的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分别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18％和17％。此消息一出，丰乐股价遭遇两个“涨停板”。

　　不过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称，因为国家一直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这个项目已经暂停。但该负责人表示，“国家政策一旦放开，我们的转基因水稻项目会立即上马，毕竟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种子公司，丰乐在杂交水稻、转基因棉花方面已居国内领先水平。据报道，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福建省农科院合作，对后者研发的转SCK基因水稻进行大田测试。作为一个将来可能走向市场的转基因作物，它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以及商品化生产四个阶段。目前，福建省农科院的转SCK水稻已经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工作，一旦商品化生产的许可申请通过，丰乐种业依靠科研部门的研发支持，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

　　丰乐这样的具备农业开发背景的专业公司，是“接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些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对《商务周刊》说。除了丰乐，黄季还提及了隆平高科。事实上，这些公众公司也仅仅是转基因产业中的前台公司，更具控制能力的另有其人。

　　国外种子巨头，尤其是孟山都和杜邦先锋，面对媒体一向显得颇为低调。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媒体官员Michelle Chang在接受《商务周刊》时坦言：“孟山都自转基因棉花以来，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生产方面一直采取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

　　孟山都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实际上一直占据着中国转基因棉花市场的主要份额。然而随着国产转基因棉花的崛起，以及孟山都始终无法确保在中国通过其惯用的专利垄断模式获得高额利润，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对于孟山都企图垄断市场的质疑给后者带来了很大压力，孟山都最终选择了“隐退”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我们一直采取和中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希望能够将孟山都的高科技、高质量的优良种子引入中国，以获得共赢。”Michelle Chang强调说。在不希望招致中国政府以及公众的对立情绪的前提下，孟山都选择了更为稳妥地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创立合资公司。早在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杜邦中国区公共事务负责人王勋彪也向《商务周刊》否认了杜邦在中国市场开展有任何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经营活动。不过不难发现，通过合资公司同样的途径，杜邦也为自己占据了制高点。据本刊了解，杜邦先锋已经在国内与多家种子公司展开合作，包括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杜邦先锋占投资比例49%）。其中，山东登海种业是国内杂交玉米领域的领跑者。显然，这是转基因棉受阻后，外资巨头在中国的潜伏战略。

　　“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产通过，这些跨国巨头的合资企业必然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为生产和销售转基因水稻铺好路。”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的转基因大鳄

　　这些国际巨头在中国也不乏已成气候的对手。国内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的销售渠道回溯到源头，都是来自一家名为创世纪转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曾经在国内转基因棉花市场上击败了孟山都。

　　走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幢办公大楼里，远远就能看见一棵硕大的由无数个棉桃装饰的大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里就是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作为国内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生产最成功的企业，创世纪的主营业务与收入与这棵树上所结的“转基因抗虫棉”息息相关。

　　杨雅生，不高的个子，戴着黑边眼镜的他掩饰不了身上浓厚的学者气息，他正是这家转基因棉花市场大鳄的“掌舵者”。作为留美生物学博士，杨雅生同时还具备了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他曾经是另一家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奥瑞金的创始人之一。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杨雅生毫不掩饰对转基因水稻市场的向往和期待。虽然相比国外种子公司大手笔的研发投入，创世纪在研发方面累计投资1000万元的数字并不很惊人，但创世纪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堪与国内一流实验室相媲美的生物技术中心。创世纪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技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技术准备和积累工作。”

　　创世纪与中国农科院从创立之初就存在一衣带水的合作关系，也是创世纪获得技术资源的一个重要保证。10年前，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式启动。1997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成功推出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国家。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卓有远见的撮合下，郭三堆带着他的技术落户深圳，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以专利入股，拥有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创世纪公司33％股份，剩余股份则由私营公司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创世纪目前拥有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专利的排他实施许可权，公司总裁杨雅生向《商务周刊》介绍说：“目前使用创世纪转基因技术的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90%以上。”2008年度，创世纪所销售棉种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万余亩，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创利润近2000万元。

　　创世纪的早期业务基本上围绕着出售专利权的技术许可来获得收益。然而，由于国内专利保护意识淡薄，创世纪初期举步维艰。即使2004年郭三堆亲自上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创世纪也面临濒临倒闭的窘境。

　　杨雅生当时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奥瑞金的总裁，看到了创世纪的价值所在。“奥瑞金当时已经在杂交玉米方面经营了5年，正准备美国上市，它瞄准的下一个业务点就是抗虫棉。”杨雅生回忆说。与杨共同创立奥瑞金的韩庚辰，现任奥瑞金总裁，曾经在全球知名的种子公司先锋（后被杜邦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担任研究院及亚洲地区技术经理，将美国种子公司的商业化运作经验搬回了国内。两人瞄准了创世纪在抗虫棉方面拥有的技术优势，入股34%，杨雅生成为被重新注入新鲜血液的创世纪公司总裁。

　　“奥瑞金借鉴了先锋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我则是将奥瑞金的模式复制到了创世纪。”杨雅生说。

　　所谓孟山都、杜邦等全球知名种子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就是一方面生产、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同时利用获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专利保护出售专利技术，通过技术垄断占领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杨雅生接手后的创世纪，也将业务重点从单一出售专利许可到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两相结合。

　　2004年之前，占据中国市场90%以上的是来自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1990年代末，孟山都先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安徽省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这两家合资公司主要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这些转基因种子凭借其领先一步的高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了国内95%以上的抗虫棉市场。

　　然而，由于孟山都按照国际惯例收取的几近20%的高额使用费，它们的种子相比创世纪当时主推的棉种，价格几乎高了一倍。在这样的压力下，曾经辉煌一时的冀岱公司退出棉种行业，而安岱公司所销售的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种子已经转为国产种子。从此，在国内抗虫棉市场很难再见孟山都身影。目前，中国转基因棉花生产面积380万公顷，几乎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这其中90%属于转基因棉花，使用的都是创世纪的技术。在创世纪看来，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迫使孟山都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最早商业化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与创世纪关系密切的奥瑞金，目前也正在就一项转基因玉米品种——转植酸玉米走相关的审批程序。据相关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9月即将召开的国家生物安委会将通过一项关于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的决议，而这个品种很可能就是中国农科院主导研发的转植酸玉米，奥瑞金拥有将这种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的独家授权。顺利通过审批，奥瑞金最晚于明年就可以在国内销售这种玉米种子。

　　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对《商务周刊》坦言道，“创世纪已经垄断了国内转基因棉花的大部分技术，奥瑞金在转基因玉米技术上肯定要走同样的商产道路：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

　　独占了转基因棉花的创世纪，和即将独领转基因玉米市场的奥瑞金站在一起，不仅令人浮想联翩，或许，中国的“孟山都”就此初见雏形。

　　科学家与商人

　　作为创世纪的创始人之一，郭三堆认为，“创世纪的模式基本是成功的，它现在的运作基本是好的”。目前来看，科研成果与商业资本融合，催生该产业的领军企业，这一模式也很可能会应用于日后从转基因专项中脱颖而出的新品种。

　　然而，据《商务周刊》了解，以技术入股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是对创世纪颇有微词。面对记者的询问，该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选择从侧面回答说，“以最近我们的技术人员跟澳大利亚建立相关合作为例，合作方式是由我们将此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对方一次性支付500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的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比较高兴，因为他们的研究在这笔资金的带动下，可以进一步深入，所谓的产、学、研结合就是这个道理。”

　　一言概之，农科院与创世纪的分歧主要来自于利益分配，截至目前，创世纪从未根据股权比例进行过分红。

　　“企业跟科学院如何结合，如何形成一种共赢的模式，这是未来政府针对此次出台的转基因专项需要去探索的。”吴燕民指出，“这关系到我们优秀的技术如何产业化，只有更快地产业化，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才能不断地更新换代。”

　　在此问题上，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政策的黄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对《商务周刊》说：“国家应该多采取科研奖励的办法，鼓励科学家研发的同时，使得后者不再急于为了获得经费自己去推广技术。为什么现在抗虫棉市场存在参差不齐的几百个品种，不论批准不批准都上市想搞产业化。这是因为研究人员都想推广自己的品种。”而针对企业，黄认为，“通过技术拍卖由企业直接买断，获得的利润，不论做科研还是作奖励，都不会产生创世纪这样双方都‘叫屈’的现象。”

　　创世纪的模式也引起了一些下游企业的不满，它们对创世纪按照美国运作方式收取专利使用费感到不解。丰乐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就曾经向《商务周刊》抱怨说：“国家花钱给科研院所研究，然后企业通过合作或者买断的方式获得这些技术专利，后者到处收钱，我们认为并不合适。”

　　“但跨国种子巨头的全球运作模式，确实是通过专利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创世纪作为吸收了海外运作经验的种子公司，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杨雅生认为，“相比孟山都高达20%的使用费，创世纪仅收取2%不到。然而，孟山都一年能够获得几亿美金的专利许可收入，创世纪一年这方面的收入很难超过500万元。”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需要与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相配套的还包括一个规范的种子市场。即使作为转基因棉花的龙头企业，杨雅生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每年出现在转基因棉花市场上的上百种名目繁多的种子。“只有在一个有序管理的市场上，种子公司才会在健全的体系下维护自己的信誉、推出优质品种，同时，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推广，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才会真正获利。”曾经碰到农民“恳求给点好种子”的黄季对此感触颇深。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研发、安全管理还是商业化生产，转基因专项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有序、渐进地实施，因为，伴随着棉花、玉米、水稻等的大门依次打开，中国的转基因产业不仅机遇在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合法”掠夺农民的孟山都

　　一家跨国生物公司在给农民带来高科技同时，也破坏了农民与土地延续几千年的共生关系。对于孟山都，中国准备好了吗？

　　□ 记者 吴丽 陈楠

　　“村子里家犬在为饿孵争斗不已，数以万计的贫穷妇女沦为娼妓，父母开始贱卖自己的子女……”这是发生在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中的场景。就在大饥荒前，殖民统治者还在将8万吨谷物从孟加拉出口。

　　孟加拉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然而，伴随着一个新的体系在全球建立，印度农民的粮食再度被他人据为己有，而且是“合法”的，相反农民自己保留粮食收成反倒成了一种罪行。通过全球收购、政治游说以及专利垄断，孟山都是这一体系的始作俑者。

　　1998年8月9日，印度发起了“孟山都退出印度”的运动，以此来抵抗孟山都对种子和粮食的大肆劫掠。这次运动给全球农业带来了暂时的动荡，但很快，它就在孟山都静悄悄的全球扩张中被淹没了。

　　孟山都创始于1901年，是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原为一家化学试剂生产商，其旗舰产品Roundup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剂。目前孟山都已经发展成转基因 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国际市场份额。这家跨国生物公司在给农民带来高科技同时，也破坏了农民与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共生关系。

　　全球扩张

　　孟山都改造全球农业是从控制全球种子公司开始的。

　　1908年，孟山都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斯州的商用酸公司，从此开始扩张步伐。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直到19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孟山都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幸运的是，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从1985年到1993年，孟山都进行了多次重大战略重组，将重心更多放在生命科学、农业、医学和食品上。

　　1990年代，孟山都控制了美国一大半的农业种子市场。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到农业垄断巨头，孟山都走了将近一个世纪，然而，将触角伸向海外，成就全球种子霸业，孟山都仅用了三年时间。

　　1996年，孟山都以1.5亿美元收购了W.R.格雷斯的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术公司；1997年，以2.87亿美元的价格从圣尼斯手中收购了雅士哥公司；当年11月，孟山都以30倍高于市场价格的巨资收购了霍尔顿种子公司，美国有21%—30%的玉米播种面积用的是霍尔顿种子；1998年5月，孟山都斥资23亿美元接管了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尔，这使得孟山都公司成为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之后花费18亿美元，孟山都购买了台达松景兰德，由此拥有美国棉籽市场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

　　1998年7月，孟山都花费5.25亿美元收购了联合利华在欧洲的小麦育种企业。这一收购行为是其推进基因工程小麦生产和销售垄断化的一部分。孟山都还以高于24倍市场价值的代价收购了印度最大的种子公司——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的巨额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的合资公司。

　　“这是孟山都大踏步迈进印度农业领域的成功一步，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是它们次大陆战略的最好工具。”安信证券的农业分析师尤宏业对《商务周刊》说。

　　随后孟山都又斥资14亿美元，购进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1999年5月，孟山都与卡吉尔公司联合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生物农产品开发公司。业内人士认为孟山都是为了利用卡吉尔遍布全球的客户信息网，从客户处接受所需产品的订单后，与农民签订生产、收购合同并提供种子，再将收获的农产品利用卡吉尔的全球流通网送到客户手中。 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孟山都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种子产业。”

　　农业的产业化推动了单一种植，因为它需要以此来满足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和对食物的集中分配。单一种植和公司垄断由此相互得以强化。孟山都早些时候就通过与Agent Orange的联合认识到了这一点。2005年，孟山都在兼并了Seminis以后，真正成为了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领跑者。

　　政府游说

　　在从领跑者变为全球种子帝国霸主的过程中，孟山都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政府游说。

　　1990年代初，针对美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出口量下降的局面，美国一方面通过主导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主张降低并最终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取消农产品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清除美国农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障碍；另一方面，美国将较其他发达国家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通过实施以提高产量与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的转基因农业战略，继续维持其世界农业强国与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孟山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1991年2月，“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在其“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的方针。此后，孟山都将重点彻底转向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商业性开发应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

　　通过不断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孟山都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之后，孟山都再进一步通过游说政府，控制市场和更为深入的消费者洗脑，将商品化后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充到全球。

　　在这个过程中，孟山都的政治攻坚给人印象深刻。

　　为了在尽量多的国家将种植传统农作物的耕地转为耕种转基因品种，孟山都设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都尽己所能，通过政府公关和政策游说克服当地的监管藩篱，防止当地国家采用适当的生物安全政策阻碍它的进入。

　　同样，孟山都还采用贿赂等方式使其农作物得到认证，取得监管当局的批准。一份来自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1997年到2002年期间，孟山都向印度尼西亚至少140名政府官员及其家人受贿，总额达到70多万美元，这些钱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从孟山都在印度尼西亚销售的杀虫剂账户上转出的。在巴西，2004年起草的《生物安全法》草案是由一名为孟山都工作了多年的律师主持完成的。

　　专利海盗

　　中国人早就领教过国外大公司对中国电子产品收取巨额专利费的前车，但很少有人想过，这样的局面也会降临到农产品身上。孟山都就是善于利用农业基因专利获取利益的典型。

　　粮种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仅仅是未来作物和粮食之源，它也是粮食产业安全的终极标志。在孟山都的游说之下，美国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通过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推广开来，它允许企业篡取粮种通用知识和技术并以宣布专利的方式将其垄断。久而久之，这就导致孟山都这类企业对粮种本身的垄断。

　　孟山都控股的雅士哥种子公司因大豆专利起诉美国农民温特布尔一家的案子曾经闹得沸沸扬扬。温特布尔是拥有500亩农场的衣阿华农民，1987年起，他们开始向其他农场出售自己培育的作物种子。1995年，孟山都以雅士哥对大豆种子享有植物品种保护权为由提出起诉。温特布尔本希望诉诸植物品种法案获得保护，但法庭判决温特布尔败诉，并对该法案作出修正。

　　从2003年开始，孟山都开始在全球收取专利费用，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弥补在Roundup除草剂上的利益损失。该除草剂专利在2000年失效，孟山都通过降低价格以面对欧洲和中国普遍使用草甘膦的同类产品的竞争。

　　2004年后，孟山都又与阿根廷发生专利纠纷。阿根廷近95%的大豆为转基因品种，大多数农户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草甘磷大豆种子，阿根廷农民大都将自己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用于播种。而在欧洲，农民必须每年为此向孟山都交纳“仿制费”。为了剥夺阿根廷农民的此项权利，孟山都公司与阿根廷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为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允许生物技术公司对擅自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给予严厉的处罚。依照这一规定，孟山都对未经允许播种该公司种子的农民每公顷罚款1200美元。孟山都公司还通过与其有业务联系的种子、除草剂、农药销售商，甚至动用私人侦探对农民进行监督。

　　更为严厉的是，孟山都建立了一个异常坚韧的专利金收集体制。专利金是以“技术费用”或转基因产品的额外附加费用的形式收取的，一般在销售种子时收取30%或以上的种子价格。农民购买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保证他们绝不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这一“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繁衍生息的习惯，而且在很多案例里，农民并没有看到或签署这份协议，但种子经销商伪造了他们的签名，或干脆规定购买种子就等同自动认可。

　　一些农民为了抵抗专利金收集体制拒绝使用孟山都的种子，但不幸的是，在一些采用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农民如果选择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将失去抵抗污染的法律保护，甚至可能因农作物通过风媒或虫媒授粉而存在孟山都转基因作物的DNA就被起诉。

　　孟山都专利的授予范围大多覆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工程品种。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场合法化的“知识产权”劫掠中一笔勾销。

　　目前，孟山都正在为打造一个全是转基因农产品的新世界而努力。该公司最鼓舞人心和最蛊惑人心的预测是：“如果全球都采用转基因农产品，那么这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内给公司带来每年2100亿美元的收入，而发展中国家则会得到最大的潜在收益——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2.1%。”

　　“中国转基因产业潜在的危机很大”

　　——专访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

　　“我国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有的时候过于扩大化。一些人一听到安全就很害怕，不敢生产转基因作物。转基因进口大豆我们国家吃了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却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大豆，这不是在给国外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吗？”

　　“在商业化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形成大的集团，让一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来推动它的商业化、产业化”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育出来新品种，让别人白白就拿去用。一定要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目前，国外公司已经开始向中国的转基因产业的上游研发投入了，这样一来，一旦产品出来，就有人家的股份，而他们同时也占有优先使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