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按其对抗形式，有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等等。按其规模，有世界大战、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战术决战、战略决战，等等。按其战术运用方式，有中心开花、迂回包围、围点打援、破袭战、短促突出，声东击西等等。对战争进行这样的分类，可以使我们理解战争的表面形态，但不能让我们抓住战争的实质。

现在，国际关系的变化需要我们更加科学地了解战争的性质。科学地对战争进行分类，有利于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采取军事上或外交上的主动。我们不要在科学地认识某一场战争之前，糊里糊涂地去支持一方或反对另一方。由于国际关系复杂，现代战争的性质已经不能根据“正义”或“非正义”来进行简单的概括。比如说，日本和德国在我国山东半岛所进行的战争，就很难说哪一方属于正义，哪一方属于非正义。二十世纪80年代美国暗中支持阿富汗的塔利班与入侵的苏联军队对抗。后来塔利班容忍恐怖大亨在阿富汗设立恐怖训练营地，而这个恐怖基地组织又一再针对美国进行恐怖袭击，美国在“九一一事件”后发动了对塔利班政权的毁灭性打击。这前后所发生的战争，也很难简单地用“正义”或“非正义”来概括。而且，用“正义”或“非正义”来划分战争，不利于我们对某些战争采取中立立场。这就要求我们，对战争的分类必须根据战争本身的特点来判断，而不要把各种不同类型战争的划分简单化。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尝试着这样来对战争进行分类：
 
（1）领土争夺性战争　
 
国与国之间，作战双方都有可能存在一个主权之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争地盘”。它是由收回地域控制权而形成的战争。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日德战争就是这一类的战争。
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为争取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战争。所谓“正当权利”就是法律依据很充分的战争。比如，根据国际条约或双边协定确认的领土权利，你为了获得这一部分权利而采取的战争就属于这一类。
二是为争取有争议地区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战争。
国与国的交界处，历史沿革往往多变，现时的归属不明，国际条约或双边协定中的依据不充分，或完全没有。这时，在这个地方，或为了这个地方，就有可能爆发战争。
三是为权利控制的发展而主动占领某一个地区所进行的战争。18世纪的俄国皇帝占领车臣就是这样的战争。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车臣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战略地位很重要。欧亚大陆的分界线在这里。同时它还有利于控制里海和黑海。所以自从18世纪以来，历代俄罗斯统治者都拼死也要把这只烫手山芋捏在手里，因为它有利于地域控制权的发展。
这一类战争的战争方式大多采用了“先下手为强”的方法，尤其是对有争议地区，大多是这样。
 
（2）干涉性战争
 
当战争已经爆发，突然地，参战的一方加进了一股外来势力，从而使原来的战争平衡情况发生改变。这股外来势力参加的战争，通常就叫做“干涉性战争”。假若A国和B国在打战，C国出于维护某种国际条约的动机而援助A去同B交战时，C对B发动的战争就叫干涉性战争。
干涉性战争，自古以来就有。罗马帝国的兴起差不多就是靠参与一些干涉性战争发家的。英国征服印度也是这样。它先挑起印度内部派系之间不和，然后突然参与，把另一方打败，再从胜利的一方获取利益，从而控制了整个印度。
干涉性战争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加。除了干涉内政之外，还会出现某种外交的或外贸的干涉。其中，以外交干涉方式参加的干涉性战争含有三种不同的目的：
第一，维护国际条约。如维护联合国的决定。
第二，维持国际军事平衡。假若某一个地区，有一个国家军事暴力膨胀过快，其它相关国家都不曾有军事暴力的膨胀，就有可能发生针对军事暴力膨胀过快的国家的外交干涉战争。
第三，使已经发生了的战争产生某种预想的后果。拿破仑1807年沿波罗的海沿岸进攻俄国。这时，它把后背露给了奥地利。如果此时的奥地利组织十万人从拿破仑的背上戳他一下，拿破仑也许就玩完了。但是奥地利没有这样做，可能也做不到。于是拿破仑打败了俄国，迫使俄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奥地利如果真在拿破仑与波罗的海国家交战时作为第三者打一次干涉性战争的话，19世纪就有可能是奥地利帝国的天下，也不会有后来的法奥战争和法俄战争了。可是奥地利没有发动这样的的外交干涉战争，而是待拿破仑凑足了40万人的兵力以后，再回过头来与奥地利交战。奥地利最后败在了拿破仑的手上。
可见，干涉性战争未必不是正义的战争。
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参战了。美国两次参战，都是打的干涉性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没有美军的干涉，欧洲和亚洲战区的战争可能还不会结束得这么快。由于美国的参战，我国人民才从滇缅公路获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援助。二战纪录片《曼德勒之路》就是关于美英联军如何开通从印度加尔各达通往中国的滇缅公路的真实记录。由于美军有效地切断了日本的经济命脉，迫使日本战时经济陷入混乱，从而也就迫使日本向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投降。
不过，与罗马帝国通过参与一些干涉性战争而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领土不同，美军参加的干涉性战争，没有占领他国一寸领土。但是，美军却从参加干涉性战争中扩大了对世界事务的重大影响。它今天作为“世界警察”的霸主地位，就是从参加和领导这些干涉性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新干涉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不仅确认了国际干涉的必要性，而且增加了干涉的主动性。新干涉主义者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下列情况之一，都可以进行干涉：
1、地区军事平衡遭到破坏。如朝鲜政府推行的核武实验危及着亚洲国家的军事平衡。国际社会正在对朝鲜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北朝鲜无条件终止核武器实验。
2、不接受国际法约束的国际冲突。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成功地对这场战争实施了干涉。
3、影响地区稳定的国内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如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之间的矛盾，危及巴尔干半岛的稳定。北约通过轰炸南联盟结束了这个民族冲突，避免了战火往巴尔干半岛蔓延。类似的还有海地反政府武装迫使前总统阿里斯蒂德流亡，也危及了加勒比地区的稳定。国际维持和平部队进入海地后，不但维护了海地国内的稳定，也维护了加勒比地区的稳定。
4、国内种族矛盾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如，卢旺达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民族仇恨而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才解决问题的。东非小国索马里，由于军阀混战导致了一系列的国内人道主义灾难。1992年12月，联合国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对索马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进行干涉，也属于这一类干涉战争。
新干涉主义者认为，这些冲突都应该在可被干涉之列。不仅如此，所有应该干涉的地方，都应该及早主动地进行干涉，以防患于未然。但是，几乎所有的新干涉主义者都赞同，所有的干涉性军事行动都应该是有限的，而且必须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并以联合国的名义进行。
 
（3）侵略性战争
 
侵略战争是以征服别国为目的侵入别国领土、掠夺别国财富而进行的战争，侵略性战争（aggressive war）与干涉性战争（intervening war）具有不同的战争目的，但它们很容易被混淆，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战争特点，那就是侵入性（invasion）。不侵入就不能征服。同样，不侵入也不可能进行干涉。一场侵入性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看它是否以占领或掠夺被侵入国为目的。既侵入又占领和掠夺就是侵略；否则就属于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战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太平洋岛国，这明显属于侵略性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日本南进作战政策的组成部分，为的是先下手为强反对美国干涉亚洲事务，属于争夺亚洲控制权的争夺性战争。美国参战，包括为运送战争物质而援助中国修建滇缅公路、夺取印度加尔各达港口控制权，击溃驻守泰国和缅甸的日军，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打击日本经济。这一切显然属于干涉性战争。如果美国不加以干涉，单凭亚洲各国人民的实力与日本对抗，战争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格局。中国和其它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显然属于反侵略战争。从某种意义上，它也属于争夺性战争，即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土控制权。
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应该分清这三种不同的战争，即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和干涉性战争。否则，不利于我们恰当地处理国际关系。
毛泽东研究战争，一开始就讨论怎样对战争进行分类。这无非是两个用意：一是从分类中发现战争的不同规律，二是从分类中准确把握战争的性质。至于，怎样对战争进行分类更科学，更便于我们把握战争的性质，那是可以讨论的，不必胶于一定。
 
（4）思想性战争
 
由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引起的战争，我们把它概括为思想性的战争。穆罕默德（Muhammad）死后30年爆发的回教徒之间的战争是意识形态原因引起的。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则是雅斯里卜的犹太人拒绝承认并加入伊斯兰教而遗留下来的宗教问题。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三世纪发生的基督教教徒征讨伊斯兰教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也是因为意识形态原因引起的。1996年，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专家出版了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谈到二十世纪的战争，尤其是“冷战”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和避免战争爆发的协调机制。可见，思想上的差异是可能导致战争的。
在以上列举中，诸如基督教的十字军讨伐穆斯林教徒的宗教战争，700多年来再没有发生过了。穆斯林不同派系之间的战争则至今未息。为了让各位对当今世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战争以及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的起因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简单介绍相关历史如下。
先讲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来的。
公元570年，穆汗默德出生在麦加。公元610年，穆汗默德自称有一位加百列天使长向他显灵，传达安拉的神谕，并要他把安拉的神谕传达给麦加的人民。这就是最早的《古兰经》的由来。这位天使长本是早期基督教里边的人物。《旧约全书·但以理书》最早记载了这位天使长。《古兰经》把这位天使长的名字翻译成了“哲布列勒”，略称为“俩目”。他被认为是仅次于真主安拉的一位宗教人物。伊斯兰教徒在祈祷的时候，总是先呼唤：“艾列弗、俩目、米目”这三个人的名字。其中，“艾列弗”是真主安拉的简称，“俩目”是哲布列勒的简称，“米目”则是穆汗默德的简称。
起初，穆汗默德以哲布列勒的名义传达真主旨意的时候，麦加城的居民并不怎么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去执行被穆汗默德称为“安拉的旨意”的那些话。更有甚者，麦加当时由一个绿洲寡头统治着。该家族十分富有而兴旺。这位寡头拥有自己的家族神。他把他的富有和兴旺，归结为家族神圣殿的崇高声望。穆汗默德传教以来，这个家族就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他们认为，穆汗默德在麦加传播真主的神谕严重妨碍了这位寡头对家族神的崇拜和信仰。于是，穆汗默德被禁止在麦加传教。从此以后，穆汗默德被迫由公开传教，改为冒险私下传教。为了号召大家信奉，他把这种宗教命名为伊斯兰教。“伊斯兰”就是“顺服”的意思。这种宗教认为，人类只有顺服真主才能获得救赎。
穆汗默德冒着生命危险在麦加传教12年，赢得了不少改宗归依的信众，其中就包括他的岳父阿布·巴克尔（Abu Bakr）。由于穆汗默德坚定不移的传教活动造成了巨大影响，公元622年，一个很小的绿洲农业国家雅斯里布（Yathrib）的使臣，来到麦加邀请穆汗默德去他们那里传教。在阿布·巴克尔等坚定的信徒的帮助下，穆汗默德成功地逃脱了麦加当局的追杀，到了雅斯里布公开从事他的传教活动。这才有了今天的伊斯兰教。这一年就被定为了回历元年。雅斯里布的首府麦地那也因此而成了一座圣城。
穆汗默德在雅斯里布的传教活动总体来说是很顺利的。境内的非犹太人都相信并加入了伊斯兰教。唯独早已信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居民坚持认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神，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拒绝改宗皈依伊斯兰教。从那以后，穆汗默德就在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严厉谴责以色列人和基督徒拒绝顺服真主的行为。《古兰经》中也充满了这种对以色列人的仇恨。这就埋下了伊斯兰教徒与以色列人之间世世代代仇恨的种子。
再讲伊斯兰教徒之间的矛盾。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汗默德逝世了。穆汗默德生前的贴身信徒们便联合推举阿布·巴克尔（Abu Bakr）为哈里发（caliph，意为“先知的继承人”，执掌最高政教大权）。这种由先王老臣(即今天我们所谓的“逊尼派长老会”)和各教区代表集体选举哈里发的工作，在阿布·巴克尔逝世以后，还延续了两届。在由谁继任第四代哈里发的问题上，伊斯兰教徒就开始分裂了。
公元656年，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按照集体选举方式，决定第四代哈里发由沃马亚（Ommiad）担任。然而，就在沃马亚担任第四代哈里发期间，伊斯兰教的什叶派（Shiites或Shiat）,又称“阿里党”,坚持按照与穆汗默德的血统关系来确定哈里发。于是，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废除沃马亚的反叛活动，推举穆汗默德的侄儿兼女婿阿里为第四代哈里发。5年后（661年）阿里被暗杀身亡。沃马亚重新执掌哈里发大权，并把圣城移到了大马士革。此时，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分裂了。与沃马亚相对立，什叶派则推举阿里的儿子哈珊继任。哈珊死后，又推举阿里最小的儿子侯赛因继任。680年，侯赛因将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迁到了卡尔巴拉（今巴格达城区内的卡尔巴拉清真寺附近）。这样就在伊斯兰教之间，形成了选举哈里发的两种惯例。什叶派穆斯林主张按照穆汗默德的血统来确定哈里发；逊尼派则主张通过各教区选举出来的长老组成长老会民主选举哈里发。其中，逊尼派穆斯林占伊斯兰教徒的85%，什叶派穆斯林占伊斯兰教徒的15%。
伊朗的霍梅尼属于什叶派。他在1979年发动了一场所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名义上是推行所谓无宗派的“泛伊斯兰运动”，实际上却更加巩固了什叶派穆斯林在伊朗的绝对统治地位。逊尼派穆斯林则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是伊斯兰教徒，但他的教派特点并不明显。他极力主张政教分离，同时又反对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因此，他反对霍梅尼的“泛伊斯兰运动”的主张。
萨达姆1937年生于伊拉克萨拉赫丁省提克里特市外的阿瓦扎村。1956年10月，十九岁的萨达姆参加了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同年，加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这是他参加伊拉克政治活动的开始。此后几年中他在党内的职务迅速提升，并长期担任地区领导机构的副总书记职务。1958年，参加了反对原伊拉克国王的政变。1959年10月，参加了刺杀总理卡桑的行动，被伊拉克政府判处死刑，而他本人则经叙利亚逃到埃及。1960年，在埃及开罗大学学习法律。1963年2月8日，在复兴党发动军事政变夺权后回到伊拉克巴格达。1963年11月，复兴社会党政权被推翻，他也被逮捕。1964年被判刑并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当选为复兴党的副总书记。1967年再次逃亡。1968年7月，萨达姆回到伊拉克协助发动政变，推翻阿里夫总统，使复兴社会党再次掌权。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掌权后，立即颁布了伊拉克临时宪法，宣布伊斯兰教为伊拉克国教。伊拉克本来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全国有95%的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中什叶派穆斯林占54.5%，他们主要分布在伊拉克南部和巴格达西部地区。长期以来，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处于被统治的低层，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而只占穆斯林人口40.5%的逊尼派却长期处于统治地位。
由于人口结构与权力分配的失衡，伊拉克逊尼派与什叶派长期不和。复兴社会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极力主张实施政教分离政策，禁止宗教干预政治。但是，这种主张没有能够在伊拉克真正地实行下去。其实，也十分虚伪。首先，复兴社会党并不是一个民选政权。它是通过政治暴动方式取得政权的。这与通过发动宗教战争而取得政权不同。复兴社会党在暴动过程中欠下了不少血债，使得这个党不可能接受任何政治民主的诉求，也不可能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而只能实行世俗的专制统治。此外，复兴社会党党员中，逊尼派占大多数。这样，所谓复兴社会党反对宗教干预政治，在实际中就变成了反对什叶派穆斯林干预政治。事实上，他一直对什叶派穆斯林宗教院校、宗教出版物严加控制和检查，对什叶派穆斯林宗教人士的迫害也相当残酷，对逊尼派则秋毫无犯。这自然就激起了什叶派穆斯林对萨达姆政权的极大不满。
为了抗击复兴社会党的迫害，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很早就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力和宗教自由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一批什叶派穆斯林抵抗组织在伊拉克兴起，主张通过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复兴社会党的统治。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社会党则利用掌控的军政大权，对从事反政府活动的什叶派穆斯林进行了残酷镇压。1974年和1997年，伊当局曾两次派军警袭击和驱赶参加反政府示威游行的什叶派穆斯林，数百人被捕，许多人被判刑或处决。此后，又有不少什叶派穆斯林宗教领袖被萨达姆政权杀害。
以上原因导致了伊拉克国内宗教势力之间的长期不和。其实，世界范围内不同派别的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是不和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矛盾不可能指望在一个单独的伊斯兰国家内部得到解决。除非世界各国的伊斯兰教徒普遍性觉醒，回归理性，这个问题将继续存在下去。
 
（5）、政治性战争
 
所谓政治，是指集团利益的调整而言的。由于集团之间的某些利益（如经济的、军事的、思想的）得不到平衡，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就有可能爆发战争。古代的部落战争， 15世纪的英国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进行的红白玫瑰战争，中国20世纪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战争，都属于政治性的战争。
以上列举的政治性战争，具有内战性质。国际间政治性战争则带有显明的地缘特点。针对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起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这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象征着东西方冷战的正式开始。华约于1991年3月31日停止一切活动，1991年7月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正式宣布解散。华约解散以后，俄罗斯与北约的矛盾突显出来。但是，俄罗斯是一个国家，他不可能与一个军事集团直接对抗。为了与北约对抗，俄罗斯开始寻找国际盟友。科索沃战争中俄罗斯的表现，就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心态。
科索沃问题本属于欧洲事务。俄国是欧洲的大国，在历史上一直与塞尔维亚关系密切。19世纪的“泛斯拉夫运动”更是把塞尔维亚与俄罗斯两大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科索沃问题出来后，俄罗斯与北约双方都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有自己的打算。俄罗斯吵吵嚷嚷要求“解散北约”。很明显，解散北约以后，俄罗斯就成了欧洲的龙头老大了。它不仅可以称霸欧洲，而且可以称霸亚洲。可是，北约是北约人的北约，它不可能听从俄罗斯的安排，那么容易解散。站在我国立场上说，保持北约的存在，战略上可以牵制俄罗斯，防止俄罗斯东扩到我国北部边境，对中国的国际安全有利。可是，就在科索沃问题上，俄罗斯与北约集团国家闹矛盾的时候。我国国内舆论居然置我国的地缘政治于不顾，也跟着俄罗斯高喊“取消北约”甚至“打倒北约”的口号，结果使北约集团国家失去了对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信任。
科索沃曾是1389年塞族人英勇抗击奥托曼帝国的战争发源地。这场战争一直进行到1459年。以塞族首领斯米尔德雷夫（Smederevo）在贝尔格莱德附近被捕俘,塞尔维亚完全归顺奥托曼帝国而告结束。此外，科索沃也还是1878年阿尔巴尼亚同盟(League of Prizren)的诞生地。这个组织为后来阿尔巴尼亚建国奠定了基础。这个组织于1910～12年招募兵勇抗击奥托曼帝国。1912年，在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军队的协助下，奥托曼帝国的势力最终退出了巴尔干半岛。就在阿尔巴尼亚单独建国的时候，由于大国的干预，阿尔巴尼亚人被一分为三。除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国之外，另外一些阿尔巴尼亚族的后裔一部分划给了希腊，还有一部分划给了塞尔维亚（科索沃）。真正保留在阿尔巴尼亚国内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到总人口的一半。这自然是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不幸。
    有历史文献表明，阿尔巴尼亚人先于塞尔维亚人1500年在科索沃居住。但是,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期,奥托曼帝国则是塞、阿两族的共同敌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可以说是塞阿民族团结的历史典范。可是，身为总统的米洛舍维奇却一味地顺应塞族人反对阿族在科索沃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1987年，他公然取消了科索沃自治。之后，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向阿族人挑衅的言论。1989年，他在民族矛盾最为敏感的科索沃召开“纪念塞尔维亚抗击奥托曼帝国600周年大会”。他在会上向当地的阿尔巴尼亚人挑衅说：“科索沃是塞尔维亚文明的摇蓝。”“从现在起，没有人再敢打你们（指居住在科索沃的塞族人）了。”随后，米洛舍维奇还在科索沃举行针对阿族叛乱的军事演习。这些举动无异于火药桶上玩火。此后，米洛舍维奇又在科索沃取消阿尔巴尼亚语媒体，禁止学校用阿尔巴尼亚语上课。阿尔巴尼亚人自认为是“山鹰之子”，也是个不屈不挠的民族。面对米洛舍维奇的残酷统治和民族分裂政策，山鹰之子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宣布脱离塞尔维亚。1992年，一支由500人组成的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的的游击队武装在科索沃出现。这就是科索沃解放军的前身。他们的枪支是从阿尔巴尼亚得到的。1997年，这支武装发展到拥有正规军2000人（其中许多是从周边国家招募的雇佣军），游击武装10000人。1998年2月28日，科索沃解放军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反抗塞尔维亚人的统治。1999年的同一天，这支部队还举行了民族独立解放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塞阿两族的矛盾终于进入了激烈的战争状态。
    米洛舍维奇的所做所为，从一开始就在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遭到了同声谴责。这种谴责，在“拉察克村大屠杀事件”(1999年1月16日)之后的一周时间内，走向了高潮。
   巴尔干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由来已久，积怨很深，而且关系复杂。值得一提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对内政策，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孤立的对内政策。如果不是在巴尔干，而是在其他地方，这个问题可另当别论。阿尔巴尼亚族在历史上的不幸遭遇，使它与周边的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希腊和土耳其各国矛盾纠葛盘根错节。如果南联盟内部塞、阿两族的民族矛盾得不到控制，战火极有可能首先蔓延到这些国家。而且，只要希腊参战，土耳其与希腊之间关于爱琴海各岛屿的领土纠纷就有可能表面化。其次，匈牙利与塞尔维亚历史上的积怨较深，保加利亚曾是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的受害国。若战争继续升级，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参战的可能性极大。显然，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巴尔干。欧洲人当然更加不愿意。
为解决前南境内的民族问题，国际社会成立了一个处理机制，这就是由美、英、法、德、意、俄六国外长组成的“六国联络小组”。这个联络小组最辉煌的成果是促使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国领导人在1995年11月签定了代顿和平协议。可是，这个联络小组在调解米洛舍维奇的“内政”方面，却一直处在无能为力的尴尬境地。就连俄罗斯也曾一度“失去了耐心”，以致于1999年元月20日，俄罗斯也不得不发表了外交部声明，谴责米洛舍维奇与国际社会对抗的挑衅行径。
尽管俄罗斯梦想着由它来解决科索沃问题，但是，欧洲各国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俄罗斯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可以说，俄罗斯在欧洲地缘政治的角逐中已经彻底失去了霸主地位。
众所周知，俄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历史上，这个国家在插手亚洲事务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它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角逐还会爆发。1980年代，俄罗斯侵略阿富汗就是想插手亚洲事务。当然，目前能够在亚洲事务中说话的国家多起来了。日本、印度、中国都可能成为俄罗斯在亚洲事务中的竞争对手。美国与日本、东盟的特殊关系，使得俄国要插手东亚事务几乎不可能。反恐战争，又使美国获得了影响西亚的一个桥头堡。俄罗斯影响亚洲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来发挥它的作用了。尽管如此从全球地缘政治的格局来说，俄罗斯在亚洲的影响二十年内不会有太大的起色。如果日本继续崛起的话，20世纪初日俄争霸亚洲的那种格局可能再次出现。其导火线可能就是俄罗斯与日本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警惕。
目前，在国际政治集团或政治盟友之间都存在一些地缘政治色彩。亚洲的日本、东盟、中东的沙特、科威特、以色列是亲美的，欧洲的英国是美国最坚强的盟国。我们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有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口号，这些美国的盟国对我们这个口号是十分介意的。它们都有一种担心：你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不是你中国要来替代美国的“霸权”？这些担心，加上这些国家的媒体不负责任的渲染，就形成了“中国危胁论”。为此，中国政府多次在国际舞台上重申了自己永远不称霸，重申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重申了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而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了这些解释以后，这些国家对于我们“反对霸权主义”才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按照我的想法，“反对霸权主义”这个口号没有实际的意义，并且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可以考虑放弃这个口号。我们是一个大国，应该有点大国风范，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学会按国际公约和国际准则办事。这种空喊口号的“文革遗风”应该及早结束。
邓小平生前曾经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像美国那样去牵头打一场干涉性战争。我国了解外面的世界的历史不长。我国公民对一些世界冲突地区的历史的、宗教的、文化的、政治的背景和沿革，普遍缺乏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国舆论在国际冲突的道义干涉方面往往“说不到点子上”。
就目前而言，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有利，对俄罗斯不利。由于我国政府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立足于自身的发展，不谋求任何霸权，所以，我国政府所考虑的地缘政治是我们周边的安全问题。对国际上其它地区发生的事，我们只发表一些道义性的言论。
就与我国有关的周边国家的军事平衡来说，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平衡问题，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日本和俄国有可能重新爆发争夺亚洲霸权的问题。与我国国土安全有关的问题有，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西亚地区的东突厥斯坦问题和民族分裂主义问题，除此之外，就是台湾问题。对于与我国相关国家的军事平衡，我国的外交政策是，维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平衡和国际对话；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防止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对于国土安全，我国政府申明，反对分裂，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台湾问题属于我国的内政。对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尽一切可能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显然，目前两岸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军事格局，对双方都不利，怎样才能摆脱这样“两不利”的格局，两岸的人民都希望两岸的政治家共同发挥出更大的智慧来。
 
（6）、多边性战争　
 
一个国家面临多边压力，被迫与多个国家交战的战争，我们称为多边性战争。
当一个国家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这个国家如果寻求不到更多的盟友，来以多对多，这个国家的失败可以说是注定了的。法国的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菲特烈大帝，俄皇的亚历山大大帝，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裕仁天皇，中国的慈禧太后，都曾经发动过一个国家针对多个国家的战争。他们都失败了。一位古罗马军事家说，除非你能找到更多的盟国，你千万别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国家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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