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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22 19:48

奥巴马热该过去了。

各大媒体还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分析,我觉得只需要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奥巴马只是美国总统,而不是救世主。

类别:杂技 | 评论(4) | 浏览()
 
2009-01-20 16:39
重新理解延安文学

【作者】袁盛勇
【内容提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对“延安文学”的命名、延安文学的性质以及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延安文学”的命名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党的文学”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它既是一种文学观念,也是一种文学形态;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关键词】 延安文学/党的文学/复杂性/国家的文学

     主持人 李洁非 语:
     这数年中,延安文学或延安文艺的研究,不断有学人介入,呈示着方兴未艾之势,本期袁盛勇先生的论文,又是明证。
     袁先生的文章,如其标题“重新理解延安文学”所示,意在寻求对“延安文学”这现象的重新建构。以此为目的,它做了这样几件事:一、从发生学上确定“延安文学”这名称究竟怎么来的;二、分析“延安文学”在其自身历史和整个现当代文学发展史当中涵义的衍变;三、透视并强调“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的内在复杂性。其中,关于“延安文学”乃是由“民族主义文学”进而到“党的文学”、再进而到“国家的文学”的三阶段论,颇具新意,虽然从史学和理论的角度说都还需要详细地论证,但无疑有思考的价值。
     由这篇文章可以看见:一、延安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虽然距今久远,却偏偏是一个有待开发、开垦的新领域,存在诸多需要“重新理解”的地方;二、近年这项研究所以渐渐激活,也的确在于比之以往有了更多新的视野、新的思想角度和理论资源。在它们的烛照下,“延安文学”这曾经被普遍看成“单调”“乏味”的现象,忽然间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趣味。虽然我们不必赞同他的观点,但我们都能感到他提出的问题,是引人入胜的。
  


       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在中国与世界相呼应的激进政治文化思潮的裹挟下曾经创制了自己的文学形象,绘制了自己的文学地图。由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剧烈变迁的原因,也由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善于依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亦善于见风使舵的奴性品格的持久存在,左翼文学在研究者那里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价值性变迁,不是被捧之上天,就是被按之入地。尤其对延安文学的评价更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对左翼文学表现了一种较为浓厚的研究兴趣,也因之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发展之独异一脉的延安文学表现了这样那样的关注,人们在力图进入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中理解延安文学,力图借助这样或那样较为新潮的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去诠释延安文学,这些努力也曾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在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延安文学仍然是目前研究得最为薄弱的一片学术领地,在这方面,似乎只有文革文学研究可与之相比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重返延安文学场域,对延安文学做出一些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梳理,在重新勾勒延安文学总体面貌的同时,力求对延安文学有所全新的理解,并由此对现代中国左翼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总体性构成形成一种新的理解。
     一、“延安文学”的命名
     我想首先考论一下“延安文学”的命名。倘若从延安文学生产的体制化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本性来看,从它所隶属的革命大众文艺之一端来看,延安文学当然可以被置换为具有更大内涵和外延的延安文艺。“延安文艺”从字面上说当来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它是指称在延安召开的革命文艺工作座谈会,而非指称作为革命文艺本身的延安文艺。何其芳在谈到“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于文艺整风后应该开设的文学教育课程时曾说:“应有专课经常研究文艺现状,其内容应包括对于抗战当中大后方和目前延安及其他根据地的文艺作品,文艺问题,文艺活动的研究。”[1] 何其芳在此其实已经提到了延安的文艺,而这,正是“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即将呼之欲出的前奏。1946年8月23日, 全国文艺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以“延安文艺社”的名义刊出了一篇表明即将创办《延安文艺》杂志的文稿,号召延安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用大众作风,大众气派”来写“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生活,写人民的生产、政权和武装,写人民各种各样的斗争和创造。”并且解释说,“这刊物叫《延安文艺》,就是我们有决心要照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精神,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加倍的努力往前做去。”[2] 该刊最终虽没能出版,但它在此明确提出了“延安文艺”这一文艺性概念,而且从写什么和怎么写两方面凸现了延安文艺的意识形态本性,所以值得注意。有人说,延安文艺或延安文学这个名称的正式提出“应是1984年《延安文艺丛书》的出版以及这一年年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延安文艺研究》的创刊”,[3] 我认为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如上所述,“延安文艺”的名称应该说源起于延安时期。在延安文人眼里,延安文艺无疑是指发生在延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与文艺作品,显然,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延安文艺的理解日渐呈现出广义的色彩。1980年代中期,丁玲、贺敬之等老延安文人曾经率先对延安文艺进行了广义的理解。丁玲说,“延安文艺是抗战时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之下,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不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4] 贺敬之也提出了跟丁玲相类似的看法,而且还参照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阐述了构建“延安文艺学”的主张。在谈及延安文学史上的作家时,他跟丁玲一样都是把整个根据地和解放区的作家含括其中,并不局限于延安及陕甘宁边区。[5] 显然,这是一种广义的理解,延安文艺(文学)也就与沿用至今的解放区文艺(文学)这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当或平行了。众所周知,解放区文艺(文学)在文学研究史上源起于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是一个为学界普遍使用的概念。那么,丁玲、贺敬之等人为何又想以“延安文艺”这个概念去取代它呢?对此,原左联作家林焕平在1992年做了清楚说明。他认为,延安文学“从整体上说来,就是在延安思想指导下,表现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与战争的生活”的文学,所谓延安思想,就是指毛泽东思想。又说,“延安文学所体现的文艺观,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观,它突出地体现在毛主席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而且,由革命事业总体上说,“从红军到达陕北,建立陕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都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思想中心和指挥中心。”因此,他明确指出有必要把“解放区文学”更名为“延安文学”,在他看来,后者较前者更能准确体现延安时期此类文学的“政治思想性”,即此种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属性。[6] 应该说,林焕平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说延安文学较解放区文学更能体现其本身所内含的意识形态属性,更是显得准确而犀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赞同“延安文学”的广义说法。但是,如果我们真要把探究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作为延安文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的话,那么,由于论述对象的特别限定,自可在选用“延安文学”这个概念时偏重于对之作狭义的理解,即主要论述以延安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延安文学,或许唯有如此,涉及延安文学的某些根本性问题才会研究得更加清楚。
     我们把延安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一支重要流脉加以研究,自然应该在文学史意义上对其起止的上下限时间做一界定。一般而言,人们把延安文学的下限大体设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而不是划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在我看来,这是易于为大家所认可的。较有争议的是它的上限。有研究者把它的上限设定在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也有研究者把它设定在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937年1月,更有研究者由于认为此前的苏区文学是延安文学的先导和源头,所以甚至主张把它的上限设定在苏区文学时期。我认为,延安文学史形成的开端自有其富有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存在,这个事件乃是“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北保安的成立。因此,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设定在这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中共文艺史上的重要事件。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是由刚刚奔赴保安的左联作家丁玲等人与原苏区作家李伯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并且得到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充分肯定。它的成立表征着左联作家与苏区作家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汇合的开始,表征着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时空对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予以构建的开始,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极力称誉它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7] 自此之后,延安时期的文学发展才可以说终于走向了一个新的自觉阶段。因此,本文认为延安文学的上限应该主要设定在1936年11月,而下限自可设定在1949年7月。 此种文学既是指延安文人创作的文学,也是指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大众文艺运动,因为自文艺整风后,延安文学活动的开展在本质上与其说是一场文学运动,毋宁说是一场富有宣传鼓动性的政治文化运动来得更为恰切。整风之后的延安文艺在那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终于亘古未有地发挥了大众文艺的神奇力量,曾经默默出生又默默枯死的陕北农民在延安文艺运动的搅动下终于被发动、组织起来,因之也就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意识形态启蒙。在我看来,倘若人们真把那种狭义的延安文学理解透了,那么在意识形态本性上自可借此去理解广义的延安文学,而且,愈是接近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发展阶段,其情形更是如此。
     二、延安文学的性质
     延安文学是一种历史性存在物, 是一种经历了较大自我嬗变的文学形态, 以1942年夏季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为界,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期。1949年7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8] 这表明,延安文学所代表的方向最终被规定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当代文学”的新方向,延安文学也终于由党的文学或党派文学转换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显然,这里的延安文学并非是指前期延安文学,而是指文艺整风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后期延安文学。在当代文学的一元化过程中,成为其直接理论来源和文学资源的乃是后期延安文学,这在1950年代经历对丁玲、萧军等人的“再批判”之后表现得更其明显。
     我在这里想探讨的其实就是这个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如上所述,后期延安文学是在文艺整风的语境中逐渐型构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它的实践形态及其后所产生的文本内在地决定于它所依附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这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因而,探讨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在首先应该明了延安文学观念的性质。而从文学观念的发展嬗变来说,延安文学的历史无疑呈现了它的复杂性,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态的形成均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过程。我认为,在延安文学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贯穿其发展始终的重要因素,但它在前期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为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较为普泛的民族主义,这在延安文化界倡导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得以充分地表现出来,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一种较为开放的以民族——现代性为内涵的现代性形式。但发展至后期,民族主义由于阶级论观念的切入而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嬗变为阶级——民族主义,延安文学观念随之走向了“党的文学”阶段,延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也就由“民族形式”论争时期的民族——现代性转换为阶级——民族——现代性,进而言之为党的——民族——现代性。这个“党的文学”在我看来乃正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的性质。延安文学因之不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党派文学或党的文学。党的文学不仅凸现为一种文学观念,而且在事实上成为一种文学样态。① 人们以往总是依凭《讲话》中的字面含义把后期延安文学的发展方向称之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并因之把延安文学称之为“工农兵文学”,倘若单从题材着眼,这种命名或许还有几分真实性,但从其意识形态本性看,则此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延安文学之本真的,是不确切的。因为延安文学的本质是由文艺服从政治这一根本原则所决定,再后来“政治”实际转化为党的政策和个别领袖人物的指示,在此种状况下,工农兵怎能会有自己的话语呢?怎能会有自己的文学呢?关于这点,只要我们真正深入理解了整风期间所发生的文学事件、延安文学形成的历史及其意识形态化品格,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罗迈在延安指出:“共产党员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换句话说,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是立足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党的原则之上。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事变的面前,首先要求自己站稳立场,立场不对,就是根本不对,立场错了,就是根本错了。”[9] 这里至少贯彻了一个原则,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由此出发,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是党的利益的具体体现,都得隶属于党的总体利益,尽管它对外打着的是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的旗号。按照毛泽东的理论,无产阶级的利益跟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在理论上,毛泽东显然经过一番严密论证,有其合理性。但即使如此,在实际生活中,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中,却可能在言行或名实之间产生某种不可弥补的裂缝。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针对尚未取得政权的资产阶级说过如下一段话:“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 所谓“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其实正表征着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性力量,它反映了一种政治实用主义态度,因此,在话语形式和实在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裂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他们认为,“合理性、合法性、普遍性、永恒性、目的性和观念对实在的支配性,乃是意识形态作为‘虚假的意识’的最普遍的表现。”[11] 马、恩的上述表达无疑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它提醒人们在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碰到以意识形态话语面目出现的种种理论形态时,必须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的识见,并对之给予充分反思。但是,延安文学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物,我们首先必须在最大意义上承认其合理性,这是我们重新理解延安文学的一个重要基点,在此之上,才可给以必要的反思性观察。
     众所周知,文艺整风后,毛泽东在文化上想以党的文化观念来统摄整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必然地,也想以党的文学观来统摄整个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今天看来,站在一个民主的立场上,延安文学是完全可以发展为“党的文学”的,因为任何党派正如任何个人一样在一个真正民主的话语空间里都有发展自己文学与文化的权利,所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作为一个以求真为目的的研究者,我们都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我之所以认为以往那种说延安文学为“工农兵文学”的说法有其不够确切之处,那是因为它只触及到了延安文学的表象。当然,话要说回来,如果把“工农兵文学”的说法置放到一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它的提出也是自有其合理性的,至少触及到了延安文学赖以发展的修辞与题材等层面。但是,在当前我们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持续发展党的先进文化的新的历史时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延安文学中寻找一些可供构建党的文化的资源呢?为什么就不能坦率地指出“党的文学”就是后期延安文学的实质呢?在这问题上,我以为,作为一个在时刻关注着党的先进文化建设的研究者,完全没有必要在直面历史的时候遮遮掩掩,党的文学就是党的文学,它在历史上本就涵盖了所谓的“工农兵文学”。只要你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不仅在历史上保持了那种合理性,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那么,党的文学作为党的文化之一种,完全有必要加以重新提出和肯定。正是在这意义上,重新理解和探究延安文学的历史,不仅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很大的当代性价值。当然,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共和国成立后,党的文学已在事实上转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这种转换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诚如周扬在延安期间阐述毛泽东的“讲话”时所指出:“我们今天在根据地所实行的,基本上就是明天要在全国实行的。为今天的根据地,就正是为明天的中国。”[12] 因之,不仅延安文学本身成了一种必然如此发展的历史性存在物,而且延安文学在时代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自身的转换也成了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存在物。当然,延安文学由延安时期党的文学转换为新的民族—国家型文学后,也带来了一些毋庸讳言的矛盾性。如何对这些矛盾性问题进行富有学理性的探讨,也是值得学界予以认真思考的。
     三、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的复杂性
     我认为,在探究现代中国历史的时候,应该在力求重返历史场域的同时去想象和理解历史,只有理解了历史,才能合乎逻辑地建构历史。重新探究延安文学的历史,当然也应该在力求重返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场域的同时去想象和理解延安文学的历史,只有做到了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合乎逻辑地构建一部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延安文学史。
     而要真切地进入延安文学的历史场域,首先必须感受延安文学赖以成形的历史氛围。因此,有必要对延安时期的原初资料做一个较为细致的梳理性阅读。因为延安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观念等在总体上构成了延安文学得以形成的复合性语境或场域,所以我在此处所指原初资料既包括《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大众文艺》、《草叶》、《谷雨》等文学性刊物,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青年》、《解放》等一类的综合性刊物,还包括《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一类的报纸媒体;所言出版物那就更多了,除了以当时出版发行的文艺类书籍为主外,还应包括当时出版的各种军事、政治、文化类书籍。当然,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查阅原初资料时理应有所侧重,没必要对它们平均使用力量,否则,人们往往会陷入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我看来,只要你真正朴质地触及了跟延安文学形成与发展之历史相关的大量原初资料,你就会有所新的发现,新的感受。但是,因为延安文学赖以成形的历史中蕴含了不少晦暗不明的因素,所以,研究者要想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毫不遮掩地表达出来,那还需要一定的良知和勇气——这在当代中国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往往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对延安文学展开新的研究,并非一般学者所能胜任,在我看来,只有当你首先具备了一个批判性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胆识和勇气,你才有可能深切地把捉到延安文学的灵魂,并才有可能让它在历史的叙事中得以灿烂地敞开。
     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虽然在意识形态本性上呈现了一种日趋单一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党的文学观念和党的文学形态,但是,前后期之间发展与嬗变的历程是非常复杂的,党的文学观念在话语实践层面上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在我看来,延安文学史具有非常复杂的一面。新的延安文学研究应该以之作为起点,直面与重写延安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比如,延安文学在其资源的取舍和重新整合上显现了它的复杂性。延安文学的形成既跟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文艺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也跟30年代的左翼文学有着同样不可忽视的承继关系,不仅在其写作人员的构成上,而且在其艺术表现形态上,它都体现了这两方面传统的冲突和汇合,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亭子间的人”和“山顶上的人”的冲突和汇合。延安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五四”启蒙文学传统,这在前期延安文学——比如丁玲等人的小说和杂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人们以往对此表现了足够注意,但是对后期延安文学中的“五四”因素却表现了一种盲视和漠然的态度。其实,后期延安文学并没有完全斩断“五四”文学传统,因为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话语构建中,他对“五四”并非如蒋介石一样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而是采取了一种改造和转换的态度。正是在这转换中,“五四”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中表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发生了新的变异。正因为如此,延安文学发展至后期,它在跟“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上显现了更为隐蔽和复杂的一面,需要我们对之做更为细致的历史性清理。此外,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跟民间文艺形态也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性关联,对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的重视,其实贯穿了延安文学发展的始终。以上所言是从纵向来说的,倘若把考察的视野拓宽些,考虑到俄苏文学和世界范围内红色文学的影响,那么,延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面影就显得更为复杂了。
     又如,延安文学的复杂性表现在它的发展始终是与延安文人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在一定意义上,延安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正是延安文人不断被予以意识形态化形塑的历史。这在文学形态上其实是为“党的文学”所内在决定的,在话语形态上其实是为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不断膨胀所内在决定了的。站在党的立场上,这有其历史合理性。须知,《讲话》的产生确乎并非空穴来风,它在当时是有其明确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也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的,不承认这点,恐怕并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但是,在延安文人的思想整治和形塑中,其间本来存在的历史残酷性却在以往的延安文学史书写中被人轻易地遮蔽甚或抹杀了。其实,延安文学尤其是后期延安文学赖以形成的隐秘机制之一正在这里。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中共党史研究界在这方面倒是走到了延安文学研究界的前头,就连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比如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的上卷中——直面延安整风与抢救运动的姿态,也要比延安文学研究界来得更为真切和动人。在我看来,后期延安文学中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其实包括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态变迁史。在这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探讨显然是严重滞后了。毛泽东曾言:“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人员方面,“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13] 其中所谓旧艺人是指民间艺人。毛泽东在此说得非常明确具体,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不仅要改造和利用民间艺术,而且要改造和利用旧戏班和民间艺人。而在这个收编和改造过程中,民间艺人的真切感受和他们所能被利用的限度却被我们的研究界长久地忽略了。正因为如此,倘若人们在研究中能够真切地触摸和认知延安文人以及民间艺人所曾具有的灵魂震荡,深入探讨其所曾具有的独特心理机制,并且把延安文学中的某些审美形态的形成与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延安文学的历史就会更为复杂而丰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编号:2005037096);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课题(编号:N05WX02)。
     收稿日期:2006—02—04
     注释:
     ① 详见拙作:《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头条”。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20期摘录要点。文中提出的观点由于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延安文学的形态,也有助于为党的先进文化样态的构建提供历史和文学的资源,因而受到学界的较大认同。当然,也还可就此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 何其芳.论文学教育[N].解放日报,1942—10—16~17(第4版).
     [2] 延安文艺社.《延安文艺》需要什么稿子?[N].解放日报,1946—09—03(第4版).
     [3] 张器友.新时期的解放区文学研究[J].安徽大学学报,2002,(6).
     [4] 丁玲.研究延安文艺,继承延安文艺传统(代发刊词)[J].延安文艺研究·创刊号,1984(12).
     [5] 贺敬之.继承 发扬 革新 创造——答《延安文艺研究》主编问[J].光明日报,1984—12—28.
     [6] 林焕平.延安文学刍议[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3).
     [7] 毛主席讲演略词[N].红色中华,1936—11—30(第1版).
     [8]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A].周扬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513.
     [9] 罗迈.动机与立场[N].解放日报,1942—05—24(第4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
     [11]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43.
     [12] 周扬.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N].解放日报,1942—09—09(第4版).
     [13] 毛泽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原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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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9 19:21

一些人类学书目可供下载

以下人类学书籍可供下载(继续添加中):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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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辄馨的奉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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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丛书书目

2005-06-05

辄馨 发表于 2004-07-05

各位对人类学十分爱好的朋友经常为阅读与购买人类学书籍犯难,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市面上常见的几种人类学丛书。

一.华夏出版社“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五种)

1.《文化论》(马凌诺斯基)

2.《人文类型》(弗思)

3.《社会人类学方法》(布朗)

4.《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马凌诺斯基)

5.《努尔人》(普里查德)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1.《历史之岛》

2.《文化与实践理性》

3.《“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

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类学田野考察系列”

1.《礼物的流动》(阎云翔)

2.《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弗里德曼)

3.《林圮埔》(庄英章)

4.《礼物、人情与宴席》(杨美惠)

5.《帝国的隐喻》(王斯福)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格尔兹文化论丛”

1.《尼加拉》

2.《文化的解释》

3.《地方性知识》(上海人民出版社未出,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并出版)

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经验” 系列

1.《金翼》(林耀华)

2.《义序的宗族研究》(林耀华)

3.《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庄孔韶)

4.《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项飚)

5.《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黄树民)

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类学论丛”

1.《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纳日碧力格)

2.《中国人类学逸史》(顾定国)

3.《西方民族学史》(戴裔煊)

七.山东画报出版社“田野笔记”系列

另: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书系一直翻译近年新出国外学术著作,每期都有一两本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著作。但本贴主要介绍丛书,暂不罗列,至于分别出版,以及以往出版而书店已经难觅的书籍也暂不复赘。再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涂尔干文集”,以及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出宏大文集,涉及颇广而不专于人类学,容后再述。

如有遗漏,希望继续大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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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馨 发表于 2004-07-19

三联书店“学术前沿”书系人类学书目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马尔库斯 费彻尔)第一辑

《甜蜜的悲哀》(萨林斯)第二辑

《忧郁的热带》(列维·斯特劳斯)第三辑

《甜与权力》(西敏司)第四辑(未出)

另:人类学相关

《社会的构成》(安东尼·吉登斯)第一辑

《民族—国家与暴力》同上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同上

《东方学》(爱德华·萨义德)第一辑

《文化与帝国主义》同上

《知识分子论》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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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馨 发表于 2004-07-19

上海人民出版社"袖珍经典"人类学书目

《两性社会学: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之比较》(马林诺夫斯基)

《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马塞尔·莫斯)

《图腾制度》(列维·斯特劳斯)

《实用人类学》(康德)本书所谓"人类学"并非我们今天的人类学,近类于福柯屡屡提到的广义的人类学

《原始分类》(涂尔干 莫斯)

商务印书馆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人类学书目

《原始思维》(列维-布吕尔)

《古代法》(梅因)本书可作为古代法律民族志

《古代社会》两册(摩尔根)

《野性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

另:涂尔干等人偏重社会学书目略去

及:《普通语言学教程》(索迪南·德·.索绪尔)了解语言学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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辄馨 发表于 2004-07-19

重庆人民出版社再版"童恩正学术文集"

《人类与文化》(通论类)

《南方文明》

《古代的巴蜀》

三联书店"张光直作品系列"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中国青铜时代》

《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

《考古人类学随笔》

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文丛

《容观夐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龚佩华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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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杂技 | 评论(1) | 浏览()
 
2009-01-17 20:35

1 我们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可能永远收不回了!!!!!!
这样的六个问题
问题一,被占领土的历史渊源与现状如何??

世界上除了阿拉伯人有一块被犹太人占领的“被占领土”有些名气外,人们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山南坡还有一块中国的“被占领土”,这就是被印度占领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

早在公元7世纪, 门隅即属我国吐蕃地方政府的版图。13世纪,元朝统治了这个地区。17 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对门隅地区实行各种形式的有效管辖。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特别授予错那宗和达旺寺以管理门隅地区的实权,负责 制定法律、制度和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权为了加强对门隅的统治,在门隅的首府达旺,建立了名为“达旺细哲”的全区性行政委员会(由达旺“喇章”的代表一人、“聂仓”两人和“札仓”的代表组成)和“达旺住哲”的高一级非常设行政会议(由“达旺细哲”的组成人员加上错那宗两个宗本组成),负责处理重大的行政、宗教、边境事务。西藏地方政府每年派专人到门隅征收、征购大米,专管该区盐米等经贸活动。

进入上世纪中叶以后,印度人非法入侵了这里,并于1954年成立了隶属印度中央政府的“东北边境特区”,1987年印度议会批准正式成立阿鲁纳恰尔邦,分设11个行政区。如今此地全部在印度牢固的控制中。

阿鲁纳恰尔邦,首府伊塔娜噶,2001人口统计90余万人。用亚洲开发银行人士的话来说,这里乃是亚洲唯一待开发的处女地。用西方旅游界人士的话,这里是另一个类似亚马逊河上游那样的动植物天堂。中国农业部门通过比对卫星照片,现这里是中国版图上森林蓄积最丰富的地区。这里的水利资源极其丰富,印度政府已经规划在雅鲁藏布江和苏班西里河上建设装机2000千瓦以上的巨型水利枢纽 .

军事防务方面,负责此地防务的印度东部军区,辖5个军,240-300架战斗飞机,仅在阿鲁纳恰尔邦就部署了两个军五个山地步兵师,一个机械化师,作战实力远超边界对面的中国成都军区。

令人遗憾的是,根据国际法不咎既往,尊重现状,尊重实际管辖的原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把那条本来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视为国际边界线了,中国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夺回此地的可能。现在中国外交部人员一旦被人问起被占领土的问题,惟恐避之不及。

5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要思考,我们是失去这块被占领土?这既非是大清国的错 ,也不是国民政府的误,完全是毛时代昏庸的外交政策造成的。现代中国人正在吞下苦果。


问题二,1962年战争中,解放军是因为后勤原因才撤出西藏固有的领土吗?

不是因为后勤原因!!!按周恩来的解释,中国人是要显示正义。
解放军的后勤并无问题,起码不比当时的印军更困难,当时做好了作战叁个月以上的准备,而实际上只打了一星期。

另外,从道理上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会因为后勤问题,就放弃国土,如果害怕困难中国人甚至就不该在西藏驻军。

不克服困难就能赢得战争,天下没有那样便宜的事。

谁还有其它什么问题,下面可以继续发问,但是关于因为后勤问题就要放弃国土的弱智问题,请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网上还流传一个问题:解放军和印度作战时,后勤物资要靠人背马驮吗?我明白告诉大家,这也是误解,是典型的胡说八道.

1962年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只是在第一阶段作战时,由于东线公路未修通,在克节朗河部分作战地域需要动员当地人搬运物资,以及在第二阶段瓦弄战区部分地段需要人工搬运外。在战争的主要阶段,主要方向上,解放军均修通了公路,实现了机械化运输。甚至把重炮运到了达旺。

还有一些道听途说的人说什么“解放差点打到新德里”,我在这里顺便也解释一下:

西线解放军部队追歼印军前出到喀喇昆仑山口,兵临印军战略枢纽楚舒勒,这是解放军在西线前进最远的地方。与印度首都新德里直线距离350公里。
作者:59.38.32.*
  
2007-3-15 19:00   回复此发言

2 我们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可能永远收不回了!!!!!!

问题叁:1962年战争带来了中印边界的和平了吗?

答:坊间流传说毛泽东在1962年中印交战前曾经讲过“这一仗不打则已,打就要保证和平10年(也有说和平30年的)”。我不相信毛泽东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过这类话,他也就和阿Q一样自欺欺人了。

事实如下,1962年战争中,印军遭到重创,但是当中国军队撤军后印军既开始在东段继续向麦克马洪线挺进,到1963年开春后中印两军重新在麦线附近形成对峙。

印度占领麦线以南的争议领土,又完全不理睬中国提出的谈判要求,印军又重新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行动。据中国总参谋部统计,仅在1963年上半年,沿边境对峙的中印两军就互相提出抗议照会总数达到60余次。可见,战后的边境地区根本未实现和平,印军也未曾老实过。

印军的这种蚕食行为愈演愈烈,1965年当印巴发生战争时,毛泽东亲自决策要和印度打一仗,既策应同盟的巴基斯坦,又反击印度的蚕食。中国外交部向印度大使馆代办提出了正式的最后通牒,两国战争一触即发。可是,由于苏联介入印巴冲突,印巴两国在苏联的调停下,很快在塔什干实现停火,印军在中国和锡金边境上撤除部分工事,中印战争并未爆发,最后通牒几成一纸空文。

如果毛泽东认定中国打不过印度,他就不敢发什么最后通牒,这是明摆的事,傻子也能看明白。

1967年中印两军在中锡边境发生两场冲突,双方互有伤亡。按第叁者的评价来说,这两仗中印两军打成了平手。这是由于印军在1962年战后已得到更好的训练,而中国此时正陷入一踏糊涂的文革内乱之中,解放军的状况已大不如前。

由此可见,1962年战后中印边界地区的形势仍然是紧张的,印度并未改变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政策,也未停止对西段中国新疆的阿克塞钦提出领土要求,印度继续在全线对中国保持高压。

经此一战,中国既丢了领土,丢了人命,也未得到和平,所以如果是毛泽东再说什么争取“10年和平”和“30年和平”的话,就几乎形同放屁啦。

1985年在中印边界东段桑多洛河谷,由于解放军建设直升飞机的起降场,引起两军严重对峙。这次印军反应迅速,立刻出动部队和中方形成面对面,胸对胸的对抗。这次中国妥协了,起降场工程被迫停止。1987年由于印军在全线开展的“铜钉”大规模演习,中国军队被迫向西藏和新疆大举增兵,造成边界局势剧烈动荡,两军几乎开战。

综上所述,印度在1962年战后,继续占有双方争议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并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对于中国而言,1962年一战就如同中法陆战是一场胜而无利的战争。相比之下,印度却从战败中吸取教训,整军备武,终于在今日在中印边界全线形成压倒优势。

印度既不肯和中国谈判,中国有失去了归复领土的良机,该怎么办?不战不和,眼看国土沦丧又全无办法。只有期盼明天。而明天究竟会怎样?只有天知道。


问题四,1962年战争中中国军队之所以放弃国土不守是因为毛泽东害怕美国,苏联联合支援印度吗?

这个问题实在可笑,提问题的人也太小瞧毛泽东的胆儿了。

当时美国的战略对手是苏联(美苏两强正在古巴导弹危机的严重对峙中,双方查点爆发核大战),在亚洲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越南,绝不至于为一个印度搭上老本。

毛泽东在打内战时就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原则,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就明确跟美国叫号“你们要打多久,我们奉陪”,此时此刻轮到毛泽东来守卫自己的国土了,而且是如此巨大而富裕的国土,毛泽东倒开始怕这怕那了,就要脚底抹油撒腿就跑了。这怎么会符合毛泽东的性格?

中印战争是毛泽东一手指挥的,撤军的命令也是毛泽东下达的,虽然部队觉得意外,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执行了毛泽东这一命令。说毛泽东怕美苏支持印度,不仅找不到任何证据,你们也的确小瞧了一贯蛮霸痞气的毛泽东。

倒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撤军的决策作出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公开解释。他的解释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关于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十个问题》一文。想探讨问题者可以去瞧瞧这本书,总比你们在此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要强的多。
作者:59.38.32.*
  
2007-3-15 19:00   回复此发言

3 我们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可能永远收不回了!!!!!!

但是有些事情也怪不得你们,关于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从毛时代开始就是桌子底下进行的,,好像是多么了不起的机密,公众不了解情况。还真以为打了一仗后中印边界就太平了,真以为中国占了大便宜了。当今中国人再抱此心态,恐怕要成国际笑饼了!!!

有人指望靠谈判能把丢失的领土谈回来,这可能吗?不客气地说只有弱智才会相信这一点。

在毛泽东对敌斗争的哲学中,有一条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打谈结合”,放弃军事斗争,迷信谈判,不是所谓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本意。

在毛泽东的对敌斗争哲学中还有这么一条,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打碎坛坛罐罐,大踏步的进退,施行游击战法。

但是请各位注意,在喜马拉雅山上进行的是中印两个民族的领土争夺战,不是游而不击的土八路游击战。由于外交法律和国际规则限制,不允许你再大踏步的进退。你今天让出的土地,还想拿回来吗?收回去的拳头想再打出去,可能吗?


问题五,所谓麦克马洪线究竟是怎么回事?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是一条屁价值也没有的“屁线”,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

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对于印度人所干的这一切,中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始终保持沉默。印度虽然感到心虚,但是他也不挑明这一问题,在50年代初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次交涉磋商中,印度也不提出这一巨大的领土问题,双方似乎有默契,好像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甚至在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协议时也未谈及此问题。中国总理两次访印,印度总理一次访华,除了周恩来含含糊糊地提过一次两国的国界尚未划定以外,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人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这也构成国际交往史上一大奇观。

转自铁血 http://www.tiexue.net/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
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
作者:59.38.32.*
  
2007-3-15 19:00   回复此发言

4 我们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可能永远收不回了!!!!!!

印度和缅甸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尼赫鲁肯定会从缅人那里了解到中国对麦线的态度。再加上中国在与印度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对印军占领麦线的异议,因此尼赫鲁感觉到抓住了中国的把柄,在后来中国提出谈判东段麦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时,他坚决地给予拒绝。他说(大意)“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对此辩解说(大意)“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的异议,但是我们出版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

比较而言,尼赫鲁的说法更为符合外交惯例。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声明,抗议,外交照会,会谈等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地图只能是补充和非正式的方式,其作用和效力非常有限。当印军占领门隅-洛隅-下察隅近10年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使中国在领土交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吃了一个哑巴亏。

占了便宜的印度,野心得到鼓励,越发轻视中国,印度政府又继续对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城里的毛泽东感到被欺负的太狠,终于忍无可忍,打了一仗。在大军获胜的有利形势下,毛自我感觉已经充分教训了印度,因此又单方面把军队撤到麦线北面去了。这一撤意味着中国人将永远失去达旺,失去洛隅和下察隅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麦线从此将要发挥效力啦。

由此可见,5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失策,60年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占领在某种程度得到强化。中国在两次重要关口出现错误,可以说已经没有机会再夺回失地,甚至再进行交涉的理由都不再充足啦。

进入90年代后,麦线已经成为双方的实际控制线,1992年双方军队交换了实际控制地区地图,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双方首次对麦线的勘定和确认。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眼里,麦克马洪线早已经是一条国际边界线。

毛时代极左外交政策的失败,从麦克马洪线由“屁线”变成一条几乎无法撼动的边界线,从西藏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沦丧中,可见一斑。


问题六 阿克赛钦的约翰逊线及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现实主义”方案是怎么回事?

阿克赛钦是一块被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及阿里高原环绕的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从新疆到达西藏的重要孔道,元后准葛尔的大军及蒙古熬茶礼佛的行旅都是从此进藏,清时曾设立拓置局管辖,1951年西北解放军也是从阿克赛钦到达阿里的。

对于这样一块土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其属于中国,直到印度人抗议中国通过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以前,中国政府并不知道印度对这里有领土要求。
印度的依据是所谓约翰逊线。1860年英国测绘军官约翰逊曾作探险旅行,他从拉达克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此人把阿克赛钦视为无主地,因此将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标画进英印的属地,将中印分界线画在了昆仑山一侧。

对于这条约翰逊线,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大清国,历代中国政府包括新中国并不知道此事,更谈不上承认了。因此从这条线被炮制出来那天起,它就和麦可马洪线一样,是一条一文不值的“屁线”。

和东段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自1954年被印军占领不同,印军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段的阿克赛钦一步。1956年印军首次派巡逻队进入该地区,也被解放军逮捕并驱逐。中国人对阿克赛钦地区早已形成了实际控制,约翰逊线连一天也未曾派上用场。

在中印部队屡次发生冲突后,中国政府为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提出了一揽子外交解决的方案,在两国总理最后一次谈判中由周恩来向印度方面提出。

这个中国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中国认为边界问题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虽然中国受到损害很大,但这并非是印度人民的错,不应该由独立后的印度负责对于边界现状,中国政府准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它。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极其清楚的,中国虽然吃了亏,也不打算和印度人民算帐,准备去找英国人算帐。(这一观点极其荒唐和可笑!印度人民是英国侵略的直接受益者,中国不找印度算帐,倒要去找英国,这说得通吗?)
作者:59.38.32.*
  
2007-3-15 19:00   回复此发言

5 我们9.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很可能永远收不回了!!!!!!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是准备以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实际效力(确认印度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的占领)换取印度不再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这一巨大的让步,外交史上罕见。

但是尼赫鲁早在中印总理会见前,就从缅甸得到了消息:中国已经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中缅两国的西段边界,加上中国政府对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一向表现出的漠然态度,所以此时尼赫鲁对中国这一“现实主义态度”并不感兴趣了。他的要价更高了。尼赫鲁明确对周恩来表示,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是印度领土,而领土问题是不容谈判的,要谈就谈中国把阿克赛钦归还印度。

这样一来,毛周真是陷入了尴尬之中。毛泽东实在不想和印度多纠缠,也不想和印度打仗,毛始终认为“反美”是中国的重点任务,是“大局”。本以为让出东段就可以息事宁人,不干扰反美大局,没承想民族主义者尼赫鲁根本不领毛的情,不仅继续对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而且咄咄逼人的边界上舞刀弄枪,这次可是实实在在的冒犯了毛。

对于中国人而言,建国以来的对印外交及所谓“现实主义”方案已经全盘失败,用一句老话来形容毛泽东当时的处境十分形象,叫做“陪了夫人又折兵”。

1962年战争以后,印度把中国视为仇敌,在边境全线增加兵力,印军的战略简单说叫作“东顶西攻”,既在东段固守麦克马洪线,在西段谋求切断新藏公路夺取阿克赛钦。

印军在阿克赛钦的对面就部署了辖有叁个山地步兵师的第14军,在列城机场优先部署SU-30战斗轰炸机。从中国几万公里边防线看,由神仙湾到空喀山口这一段阿克赛钦边界实在全军最紧张的“热线”。

虽然这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新藏公路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通车,一些前沿哨卡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界山达板海拔高度更是达到6000米以上,完全是人类的生命禁区,但是这里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解放军守土有责,任何战略家也无权放弃这里的一寸“地盘”?

有人说什么“国家利益是动态的,不要学尼赫鲁只把目光孜孜于土地之上,要学以色列在西奈撤军”,我不客气地说,这完全是放屁,是对喀喇昆仑山上爬冰卧血守卫国土的战士的侮辱。

喀喇昆仑山上至今能还找到国民革命军守边士兵的尸体,他们是为了戍边而死,他们当之无愧地当代守边军人的先辈,值得后人景仰。不是对土地的孜孜以求,国民党士兵怎么跑到喀喇昆仑山的冰峰雪岭上的?国民党的士兵尚能如此,我们做不到?

以色列占领的西乃本来就是阿拉伯领土,以色列是用阿拉伯的土地来换取和平,毛泽东则是用中国版图内的国土换和平,如此“战略”这么英明,那么中国还有多少领土可供换取“和平”?我们要正视现实,不要隐瞒,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等别人羽翼丰满了,核保护伞越撑越大时又无可奈何了!!!!

http://tieba.baidu.com/f?kz=18141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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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7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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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6 03:48
汉字缺失让韩国陷入文化危机 当务之急:从汉字抓起 (阅177次)


     据东方早报记者顾维华2009年1月15日午间综合报道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的文字政策,今天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韩国不应将汉字视为外语;汉字应和韩文一起被视为‘国字’来实施教育。”——针对汉字缺失导致的巨大文化危机,韩国健在的历届国务总理日前联合签名建议韩国总统府敦促在韩国小学实施正规汉字教育,这一建议目前已提交青瓦台。

        
                                       一些韩国小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汉字书法


                            


                                            韩国历任总理的签名表


                                        韩国百年以上的古籍多以汉字书写


                                              《训民正音》


                                       韩国仁寺洞仍有一些汉字店匾
  汉字与韩国文化历史的联系几乎是天然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使用汉字达一千七八百年之久的韩国从1968年开始极力实施“去汉字化”,强行废除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最终导致韩国20到40岁的人几乎不懂汉字,这些人在韩国也被称为“表音字的一代”。韩国政府前几年开始修改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并确定恢复了中学、高中的汉字教育,但这一政策并未涉及小学。
  针对汉字缺失导致的韩国文化危机,韩国健在的历届国务总理21人中,日前有20人联合签名建议书敦促实施汉字教育,并被提交给韩国总统李明博。
  历届总理多以汉字签名
  该建议书中共有20位历任总理签了名,而韩国健在的历任总理共21名,唯一没有签名的是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顾问、目前卧病在床的刘彰顺(第15届韩国国务总理)——从某一意义而言,这份建议书代表了所有韩国健在总理的意见。
  早报记者昨天在韩国“全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网站看到,签名的包括较早的韩国国务总理金钟泌(第11届和第31届)、卢信永(第18届)、李贤宰(第20届)、卢在凤(第22届)、郑元植(第23届)以及高建(第30届、第35届)、李海瓒(第36届)、韩明淑(第37届)、韩德洙(第38届)。
  有意味的是,绝大多数总理均以汉字签名,包括卢信永、卢在凤、郑元植、高建、李汉东等,以实际行动体现对汉字的重视,这些总理所写的汉字签名都显示了一定的书法功底与汉文化修养,仅有李会昌、朴泰俊等以韩文签名。
  据说,韩国汉字教育推进总联合会理事长陈泰夏利用一年多时间东奔西走,终于说服了这些总理。而在卢武铉政府执政时期曾担任国务总理的李海瓒、韩明淑和韩悳洙也一同参与令陈泰夏“颇感意外”。《朝鲜日报》认为由此可见,和理念及政治立场无关,在韩国,所有人都深刻认识到了汉字教育问题的重要性。
  韩国离不开中国“汉字”
  无论从历史、地缘还是血缘上,朝鲜半岛与华夏民族都有着天然的联系——事实上,韩国与朝鲜人历史上也一直以“小中华”自居,并引以为豪。从汉代大量汉族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传入汉文化后,汉字就一直是朝鲜半岛的官方文字,直到19世纪末,“谚文”(韩文)还被看成是二流文字,而正规文书一定得用汉字书写。    
  1968年,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在公文中禁止使用汉字,强行废除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使用的汉字。直到前几年,韩国政府开始修改全面废除使用汉字的方针,2005年,韩国政府宣布: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全面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
  而此次由历届国务总理联合签名的这份建议书重点针对小学生汉字教育,这些对韩国文化历史忧心忡忡的历任总理反思说:“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专用韩文’的错误的文字政策,今天我们陷入了比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还要危急的文化危机。”
  他们认为,“由于不懂汉字,韩国年轻人对韩国各地图书馆的许多历史典籍根本无法阅读。”“韩文中70%以上的日常用语来自于汉语,不懂汉字根本无法真正了解这些韩文的意义所在。”“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小学正规教育过程中,应让学生分阶段学习汉字,不应将汉字视为外语,而应为了国语生活正常化,和韩文一起作为国字(国家的文字)进行教育。”
  近年来,随着中韩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韩国年轻人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比之以往,比例已有较大上升。一些韩国的大型企业如三星集团、现代重工等在招聘时对于新员工的汉语能力也有一定要求。但由于未能从基础抓起,韩国人学习汉字与汉语的能力与汉字文化圈其他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问题。

  记者观察
  文化的自信 离不开汉字
  顾维华
  鸦片战争以来,汉字在韩国的命运几乎是一波三折,几度浮沉。
  “汉字”始终是韩国的敏感话题,一段时期,汉字存废几乎成为韩国人爱不爱国的标志之一。汉字争议的背后,始终让人看到一种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躁动——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对待文化与历史的正常态度。
  道理很简单,一个民族的根之所系,正在其语言与文字:韩国的语言一直受到汉语的巨大影响,而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其官方文字就一直是汉字——李朝时期的世宗国王1446年创造了供朝鲜民众学习的谚文(后被称为韩文)。即使这样,汉字仍然是朝鲜半岛主流的书写工具。正如李朝时期的崔万里反对世宗推行谚文时所言:“自古九州之内,风土虽异,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朝鲜民族一直仰慕和追随汉文化,当然应完全使用汉字,则就等于背离了优秀的汉文化,无异于自甘堕落。朝鲜上层社会后将其鄙称为“谚文”,意即同“谚语”一样是民间文字。
  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国的惨败,1895年,李氏王朝进行了被称为“甲午更张”的改革,其官方文书从专门使用汉字过渡到汉字与谚文结合使用。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本将朝鲜半岛的大量谚文文字书籍没收烧毁,同时取消中学课程的韩文教学,强迫完全采用日本学校的课程。日本的压制激发起朝鲜半岛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一度备受冷落的“谚文”因此得到大力提倡和推广。在那个年代,使用“谚文”成了民族主义标志,被视为反日爱国的象征——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偏激的民族情绪也因此发酵,并走向极端。
  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后,一些表音字学者提出凡爱国者应全部使用表音字。1968年后,韩国总统朴正熙下令全面实行韩文专用,禁止在小学进行汉字教育,仅允许在初、高中教授900字左右的基础汉字。直到与中国交往后,韩国现行教育政策逐步对汉字的教育增加了一些规定,但汉字在初中也仅仅是选修科目,并非必修科目,这导致韩国学生中真正用心学习汉字的人很少,汉字在韩国逐渐走向边缘化。
  一个事实因之产生,由于汉字教育的缺失,年轻一代的韩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根知之并不多,因为真正领会韩国的文化传统,首要门槛便是汉字——韩国的历史典籍几乎均以汉字书写。记者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所看到的具有百年历史以上的文物,无论是精美的书法、绘画,还是瓷器、石碑……无一不是使用汉字。
  但曾经与韩国人日常生活水乳交融的很多汉字在韩国年轻的孩子眼里,已经无异于“天书”。事实上,不仅书写的汉字,从发音而言,在50万多个韩文单词中,70%都是汉字词,而在医学、哲学、法律等领域专门用语的95%来自汉字。如果不能准确理解汉字,想真正理解韩国语言同样是困难的。    
  中国的不少成语俗语在韩国经常被引用,如“三人行必有我师”、“卧薪尝胆”、“粉身碎骨”、“百闻不如一见”等,这样的成语若以拼音形式的韩文书写,理解十分困难,而若以汉字书写,很多人又根本不知何意。韩文的同音多字问题如果不以汉字加以辨识,也会造成极大的理解障碍。由于被称为“表音字一代”的韩国年轻人对于汉字文化圈存在着巨大隔膜——一些专家索性称韩国不懂汉字的一代已经患上了该懂的知识却不懂的“知识贫血症”……
  ——所有的这些,当然是一场巨大的文化危机!
  前不久韩国大型历史剧《渊盖苏文》的镜头中,毛泽东的书法作品《沁园春•雪》居然出现在隋炀帝龙椅背后的屏风上,这样一个巨大笑料的产生绝非偶然。
  在韩国,爱国与使用汉字之间当然不存在必然的等号。
  也正是在认识到这场巨大的文化危机,韩国20名健在的历任国务总理终于联合签名建议在小学推行汉字教育,如果这一建议真正被青瓦台采纳,可以认为是韩国人对于其文化真正“正本清源”的关键之举。
  也正如韩国一位学者所言,在韩国,不认识汉字并不是什么爱国的举动,更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韩国要树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还是从汉字抓起。

     【信息来源:东方早报记者 顾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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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2 20:22

书号实名申请制度启动,对规范图书制造是有益的,至少会转变人们对出版社只会倒卖买书号维持生计,对市场竞争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改变一些初步印象--倒卖书号的本质其实是:权力变现的过程,将权力当场了产权。但是实名制不是登记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加强了对书籍出版的控制,问题的关键是看谁拥有权力来审核这些书稿〔言论〕?谁有权力?再者,出版社仍然是中间过程,作者没有尚没有直接申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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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实名申请制度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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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意倒卖书号的行径有望被遏止。1月8日正式启动的书号实名申请制度,被中国高层视为解决此类顽疾的有力手段。“这将大大增加书稿审核的效率。”一位出版人士告诉记者。
  在中国,要出版一本书,就必须拥有一个书号。每年,新闻出版总署都会给每个出版社发放相应数量的书号,而民营出版公司尚没有资格获得书号。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民营出版公司如果要制作一本书,就必须花几万元向出版社购得书号之后,才能发行销售。于是曾有一段时间出版社倒卖书号成风,甚至有一些出版社就靠此过日子。

  “书号实名申请制度,说到底就是通过改变书号获得的方式,来遏制这种情况的发生。”资深出版人李孝国昨天告诉记者。据悉,书号实名申请实行的是“见稿给号”,过去新闻出版总署一次性拨给出版社书号的方式被彻底打破。也就是说,现在出版社手上也没有书号,他们必须拿着书稿去向有关部门申请,通过审查,才能拿到书号。

  “过去倒卖书号的出版社,大多是一卖了之,对书稿内容不闻不问,这导致图书质量的急剧下降。现在这种方式再也行不通了。”李孝国认为,如此一来,过去恶意倒卖书号的情况将被彻底扭转过来。

  事实上,倒卖书号一直被新闻出版总署明令禁止。相关人士表示,新政的推出,并不是要打击民营出版公司,而是要规范他们的出版行为。“民营出版公司还是可以通过国家出版社申请获得书号,只是民营公司和出版社不应该再是一种买卖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国家鼓励民营公司参与策划新书。”

  按照计划,2009年3月以后,全国579家图书出版单位将全部实现通过互联网进入书号实名申领。

  【来源:青年报   郦亮】

转自


http://www.poemlife.com/PoemNews/news.asp?vNewsId=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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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11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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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7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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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06 22:57

王格拉底这次发飙,深更半夜三点打电话。说和杜力喝酒。

还说,我很高兴。

我道高兴啥子。他说我作出决定了。不要了。所以很高兴。

原来她和刘丽安说了,他不要这个奖。

我说,恭喜你。

这个奖还不配发给你~~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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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

 刘丽安诗歌奖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奖,由美籍华人、电脑专家刘丽安女士于1996年设立,并以她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的设立,旨在鼓励当下最优秀的汉语诗人潜心于这项孤独的事业。刘丽安女士说:“很简单,我之所以来到你们面前,是因为我太爱好文学。而诗歌又是文学上的尖端……在那必然也必须的孤独里,一点惊讶和感动也挺管用的。”十多年来,已有多多、臧棣、蓝蓝等40多位中国诗人获得这个奖项。年逾七旬的刘丽安女士表示,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100个中国诗人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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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31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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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30 06:01

金刚经书影

不需要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

蝼冢

我的书房小,几千册书堆得到处都是。乱还不是最头疼的问题,最头疼的问题是进来者第一个问题就是谨慎的夹杂着怀疑似乎还有稍不好意思的口吻,问:“这些书你都读了吗?”

我曾一度哑口,失语,干脆回答,没。

这个回答,其实ta不满意,因为,既然你读不了这么多书,还要买这么多书,那不是装满门面么?但是ta又不好接着再问,尽管我的“没”回答得很友好,但过于简短,就好像有了几分杀气,让ta觉得我欲逐之而后快。Ta要多站在这一伙,就选择了沉默,或者煞有介事的这本拎出来看看,那本看看。

今天又有人问,她本人不读书,但是问得我心烦,就说:“你买的衣服难道都要穿到身上?”

她应道“哦”。

这回倒过来了。是她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衣服自然不能全部穿在身上,不同阶段也有不断的穿法,偏爱,大了小了,也时常出点走眼的事。买书看书也是一样,也有走眼的时候。也不是一天就堆成这样子的。有的衣服虽旧,穿着合身,多穿几次,春夏秋冬有不同的衣服,也看不同的书。也就是各门学科的要求不一样。有些衣服买回来是不想穿的,还有人家买的送的。有的值得珍惜,有的干脆扔了,但是扔毕竟是少数。

现在有了电子图书,但是电子图书不是万能的,制作粗糙的电子书,伤身体很厉害。我不排斥电子书,主要觉得读书的乐趣还是可以固定“书页的画面感”,读起来舒服,也随意。再有看电子书匆忙。总觉得落下了什么。吃不饱,便意未尽便出了厕所一般。

据说,李敖有一个好办法〔据他女儿说的〕,他把买来的书剪剪,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扔了。看李敖有话说,他喜欢拿证据,似乎有此癖好。不过,好多书还是完整的。李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拿出来一个单子,说自己写了九十几本书〔还是一百九十几本?忘了,九十几本是确凿的〕那种剪刀糨糊方式倒是很简便的。搬运也不大伤脑筋。但是真正的写作者不需要一辈子写这么多。我是这么想的。多,还不如精一点。现在,就记忆库而言,一个维基百科只怕十个脑壳也敌不过它了。

但是这些都是碎片信息,和一本完整的书是两个概念。我喜欢那些沉稳的作者,一生只写出一部或者几部作品来的人,或者像圣经这样集体写作的作品。也喜欢字典。现在的书市,唯有字典难以作假了。各种各样的字典都喜欢。过时的,缺页的,都无所谓。比较结实。

但是最可靠的还是人。人和书毕竟不是一回事。像博尔赫斯那样爱书的人却将书神化了。我想要做到的是,终有一天,我要抛弃所有的书。甚至也不写字了。这样才好。

书多了也不一定是累赘。看你心中是否有书。

〔1〕有:a。心中有书,那么现实之书就送人吧;b。爱书就没有累赘可言。

〔2〕没有:a,一个不看重书的人,如何来的累赘;b。也可以扔了。

所以书不是一重,而是四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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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9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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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印得很糙,却令人感到温馨。

该丛书有以下几本:


四川民刊《独立》(发星主编)推出了《世界现代诗大师六家长诗选集》、《周伦佑“文革”诗选》、《第三代女诗人长诗组诗选》、《90后诗人7家》“简朴系列诗丛”。

     一、《世界现代诗大师六家长诗选集》

     “伟大80年代”的国外优秀诗歌翻译盛况空前,至今在我书柜中放着的《国际诗坛》《国际现代诗坛》等依然散发光芒与热能。九十年代至今的出版界被经济利益所驱使,不再更多涉及诗歌这个“冷门”,而一代,甚至几代的阅读者会因为“断读”而奶缺“黄金之铜”。《独立》推出本诗册愿做一回唐诘诃德。因为这些曾使一代人疯狂的好东西应该让更多的人继续疯狂。本诗册所选译家为当代翻译界的权威翻译,曾引起极大反响。

     目      录

[智利]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林一安/蔡其矫译)
[墨西哥]帕斯《太阳石》(尹承东译)
[希腊]埃利蒂斯《英雄挽歌》(蔡其矫译)
[英]艾略特《荒原》(裘小龙译)
[法]兰波《地狱一季》(王道乾译)
[美]艾伦•金斯堡《嚎叫》(岛子/赵琼译)


     二、《周伦佑“文革”诗选》

     中国当代早期地下诗几大源头除了贵州、北京、上海外,就是四川。四川的地下诗运动最早构成是1963年11月在成都由陈墨等人编印民刊《野草》以及手书诗集《落叶集》等和1970年前后在大凉山西昌的周伦佐已开始的诗歌写作。本诗册正是那段特定时期的原创诗歌整理,虽然过去了近40年,至今读之依然惊心动魄,重重沉沉,而又昂然活血。这也是后来“伟大八十年代”《非非》横空出世前的历史积累基础,周伦佐、周亚琴的回忆文章,告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人文传奇、事件、历史。本诗册除诗外,收录许多作者当时的思想随笔、日记等珍贵资料,为阅读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历史读本。近40年后,终于单独印成文字留世,算是对诗歌先行者们的一种敬意。

     目        录

序言1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周伦佐
序言2 周伦佑“文革”诗稿的黑暗经历/周亚琴
自序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周伦佑
燃烧的荆棘(诗集选二十六首)
我守着一座冰山
清 泉
灰色的相思
冬夜随想
夜 歌
流 星
爱情故事
走自己的路
但是,这有什么要紧
自传(组诗选二)
命 运
风雪路
试 验
海龟的智慧
车夫鉴
带伤的驴
夜:比兴

一棵树的黑暗经历
青春的挽歌
民主死了,民主万岁
长在屋角的小草
废墟上的铁丝网
别了,妹妹
净 土
沟 通
发 现
后记 穿过荆棘火焰的记忆坡道/周伦佑
附录1 生命的呼吁(代序,1973)
附录2 思想笔记摘抄(1974-1977)
附录3 周伦佑“文革”时期创作年表

     三、《第三代女诗人长诗组诗选》

     “第三代”女诗人所建立的诗歌高度恐怕是以后任何时代女诗人无法超越的。就像我们今天回看“伟大80年代中国现代诗潮”一样,他们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的产物,无法复制与更改、虚设。而诗选五位女诗人中,有三人是出自大西南,这不是我个人的偏袒与狭窄,第三代女诗人的真正实力阵营是在大西南,除翟永明、唐亚萍、林珂外,还有海男、陈小繁、刘涛、李瑶、杨萍、小安、晓音、阿毛、钟音、华智、靳晓静、海灵、南岸、肖文翠、胡薇、娅南等一大批女诗人,是他们构成整个“八十年代大西南女诗人伟大奇观”。

     目        录

翟永明作品
女人(大型组诗)
唐亚平作品
黑色沙漠(组诗)
伊蕾作品
独身女人的卧室(组诗)
张烨作品
鬼男(长诗)
林珂作品
黑女人(组诗选三)

     四、《90后诗人7家》

     我为自己10年前在一篇文章中的预言道歉,当时碍于市场化大潮对诗歌的巨大浸蚀,我曾预言“80后”、“90后”不可能出现诗歌胜景,而现在薄薄的一册《90后诗人7家》又一次打红我的脸,谨向他们致以真诚的问候。
     年轻是一种资源,同时也预设可怕的“结局”,每一批代际诗人的大浪之后,需要沉潜、沉默、沉寂、沉稳,然后延续热血与年龄的久远,才能掀起新的层浪。说这些话,对这些青春少年似乎太早,但愿这7个90后诗人中有1人,在10年、20年后还在写诗、读诗,那就是诗歌的福了。

     目       录

苏笑嫣的诗
关于我为什么写诗(随笔)
作品
李唐的诗
关于写诗的晦涩隐喻(随笔)
作品
艾溅果的诗
向着明亮那方仰望(随笔)
作品
零落香的诗
随笔
作品
原筱菲的诗歌
我的年代,我的“90后”(随笔)
作品
荒鹿的诗
17岁的回归(随笔)
作品
高璨的诗
自然所赐予我的——诗(随笔)
作品

     以上四册诗丛是为写作者、研究者提供的资料型简朴小册子,如有读者需要,联系邮箱:faxin19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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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9 20:18

“诗歌与人”近日出版《新诗90年的序与跋》一书,该书“本着梳理、筛选、挖掘,本着为现代文学史拾遗补阙的想法去做”,精选了从胡适时期到当下的诗集序跋52篇,是一本难得的关于汉语新诗90年的记忆之书。该书由黄礼孩、陈陟云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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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新诗集》:
  吾们为什么要印新诗集?/新诗社001
《尝试集》:
  序/钱玄同003
  自序/胡 适010
《女神之再生》:
  书后/郭沫若019
《冬夜》:
  自序/俞平伯021
  序/朱自清023
《雪朝》:
  短序/郑振铎027
《蕙的风》:
  序/朱自清028
  序/胡 适030
  序/刘延陵035
  自序/汪静之036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
  弁言/北社同人037
《将来之花园》:
  卷头语/西 谛038
《辛夷集》:
  小引/郭沫若039
《雉的心》:
  序/叶圣淘040
《繁星》:
  自序/冰 心042
《草儿》:
  自序/康白情043
  序/俞平伯044
《流云小诗》:
  后记:我和诗/宗白华047
《新梦》:
  序/高语罕052
  自序/蒋光赤061
《忆》:
  跋/朱自清062
《夏天》:
  自序/朱湘064
《微雨》:
  导言/李金发065
《梦家存诗》:
  序/陈梦家066
《瓦釜集》:
  代自叙/刘 复069
《扬鞭集》:
  序/周作人071
《邮吻》:
  付印自记/刘大白073
《为幸福而歌》:
  弁言/李金发075
《翡冷翠的一夜》:
  序:给小曼的公开信/徐志摩076
《野草》:
  英文译本序/鲁 迅077
《食客与凶年》:
  自跋/李金发078
《寂寞的国》:
  自序/汪静之079
《瓶》:
  附记/郁达夫080
《红纱灯》:
  序/冯乃超081
《银铃》:
  自序/蓬 子082
《水晶座》:
  序一/赵景深084
  序二/汪静之087
  序三/叶绍钧089
  题记/钱君匋090
《寄诗魂》:
  序/曹保华091
《再造》:
  撕碎了旧梦再造自己/刘大白095
《过去的生命》:
  序/周作人097
《猛虎集》:
  序文/徐志摩098
《新月诗选》:
  序言/陈梦家101
《初期白话诗稿》:
  序/刘半农107
《旧梦》:
  付印自记/刘大白110
  序/周作人112
  序/陈望道114
《云游》:
  序/陆小曼116
《烙印》:
  序/闻一多118
《望舒草》:
  序/苏 汶120
《易士诗集》:
  自序/路易士126
  序/王绿堡127
《世纪的脸》:
  序语/于赓虞129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
  导言/朱自清133
《北平情歌》:
  自跋/林 庚139
《孩儿塔》:
  “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殷夫140
《孩儿塔》:
  白莽作《孩儿塔》序/鲁 迅141
《诗二十五首》:
  自序/邵洵美142
《流亡者之歌》:
  我的诗歌创作之回顾/穆木天147
《黑陋的角落里》:
  后记/蒲 风155
《呈在大风砂里奔走的冈卫们》:
  序/丁 玲156
  后记/田 间158
《北方》:
  序/艾 青159
《为祖国而歌》:
  题记/胡 风160
《十四行集》:
  序/冯 至161
《十年诗选》:
  序/臧克家163
《北望集》:
  序:北平诗/朱自清171
  跋/叶圣陶173
《我是初来的》:
  四年读诗小记•代序/胡 风174
《冬天,冬天》:
  前记/袁水拍178
《真实之歌》:
  序/冯雪峰181
《鸥外鸥集》:
  自序:感想/鸥外鸥183
《凤凰》:
  序/郭沫若185
《战前中国新诗选》:
  后记/孙 望189
《三盘鼓》:
  序/闻一多193
《献给乡村的诗》:
  序/艾青195
《三十前集》:
  自序/路易士196
《夜歌》:
  后记/何其芳198
《王贵与李香香》:
  序一/郭沫若202
  序二/陆定一204
《灵山歌》:
  序/冯雪峰205
《行知诗歌集》:
  校后记/郭沫若206
《沸腾的岁月》:
  后记/袁水拍207
《穆旦诗集》:
  附录:一个中国诗人/王佐良208
《大渡河支流》:
  序/冯雪峰215
《地层下》:
  序/臧克家219
《阿莱耶山》:
  后记/林林221
《手掌集》:
  后记/辛 笛222
《野火集》:
  序/郭沫若223
  前记/金 帆224
《我们开会》:
  序:介绍何达诗集:《我们开会》/朱自清226
《诗第一册》:
  后记/唐 祈231
《残夜集》:
  后记/黄 雨232
《新诗三十年》:
  导言/王   翊 康 镈233
《钢铁的手》:
  编者的话/编 者264
《边地短歌》:
  后记/公 刘265
《爱与歌》:
  后记/牛 汉266
《诗选(1953•9-1955•12)》:
  序言/袁水拍267
《中国新诗选(1919-1949)》:
  “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代序)/臧克家275
《回声续集》:
  后记/蔡其矫292
《百花齐放》:
  后记/郭沫若294
《月下集》:
  权当序言/郭小川295
《红旗歌谣》:
  编者的话/郭沫若 周扬299
《红柳集》:
  李瑛的诗———序《红柳集》/张光年301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选》:
  序/《红卫兵文艺》编辑部304
  后记/《红卫兵文艺》编辑部306
《小靳庄诗歌选》:
  后记/编者307
《祖国的早晨———北京工农兵诗选》:
  让诗歌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序言/李学鳌309
《少数民族诗歌选》:
  编者的话/中央民族学院312
《艾青诗选》:
  自序/朱自清314
《雕虫纪历》:
  自序/卞之琳326
《冯至诗选》:
  序/冯 至337
《白色花》:
  序/绿 原339
《九叶集》:
  序/袁可嘉345
《中国新文学大系》:
  序/艾 青355
《朦胧诗选》:
  历史将证明价值/谢 冕365
《中国当代实验诗选》:
  序/唐晓渡369
  跋/王家新373
《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
  前言一:历史将收割一切/徐敬亚374
  前言二:鸟瞰的晕眩/孟 浪377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
  中国现代诗编年史•序/万 夏380
  选编者序/潇 潇381
《在黎明的铜镜中》:
  序: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唐晓渡384
《苹果上的豹》:
  编选者序/崔卫平395
《命运之书》:
  有个诗人叫昌耀/邵燕祥400
  题《命运之书》/昌 耀402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
  纯洁诗歌/编 者404
《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
  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周伦佑407
《纪弦精品》:
  自序/纪 弦413
《海子诗全编》(1964-1989):
  海子生涯(代序一)/骆一禾417
  怀念(代序二)/西 川420
  编后记/西 川424
《从本土出发•香港青年诗人十五家》:
  序/黄灿然427
《牛汉诗选》:
  谈谈我这个人,以及我的诗(代自序)/牛 汉431
《岁月的遗照》:
  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程光炜434
《中国知青诗抄》:
  序:以青春作证/林 莽447
《九十年代台湾诗选》:
  世纪交替的诗之摆渡(代序)/沈 奇450
《诗探索金库•食指卷》:
  食指论/林 莽454
《1998中国新诗年鉴》:
  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代序)/于 坚465
《洛夫精品》:
  诗的传承与创新(代序)/洛 夫476
《郑敏诗集》:
  序/郑 敏480
《红卫兵诗选》:
  后记/刘福春489
《’70后诗人诗选》:
  一个时代的诗歌演义/黄礼孩491
《自由诗篇》
  序/林贤治499
《二十世纪台湾诗选》:
  序/流沙河502
  导论/奚 密504
《朦胧诗新编》:
  序/洪子诚532
《中间代诗全集》:
  序言:中间代!/安 琪546
  后记/叶匡政547
《澳门现代诗选》:
  序:流亡在归家之途/李观鼎550
 
编后记/黄礼孩563

写在新诗的边上(序)

黄礼孩


  序跋虽然只是一本诗集的前言后记,但它是一种文化的脉络,它所蕴藏的能量是巨大的。当我翻阅那些或泛黄或破旧或散发书卷气息,或还弥漫书香余韵的书籍,它隐藏着多少精神的光芒,它沉睡着多少诗歌的细节,尘封着多少诗歌的风云往事,深埋着大师们多少思想,还有多少那情那境下真实的瞬间……这近一个世纪的回望让我深深地惊叹,回味:这将是一本记忆之书。
  编这本书,我仿佛看到时光的倒流,也看到诗歌事件、人物在上演: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以诗歌为核心,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胡适率先提出“新文学八事”,对古典诗传统进行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此之前的黄遵宪、谭嗣同的诗界革命,和后来郭沫若《女神》的发表,把新诗推向时代的风口浪尖。这是五千年来一大变局,新文化运动彻底改了中国的未来。
  新诗萌芽的早期,在他们的序跋中,无论是陈述自己的见解,表白自己的看法,都有淋漓尽致的激情。新潮诗人为了谋求新诗的合法性,不断抗争。这个时期的自由诗派、格律派、象征派诗歌对新诗进行探索,诗歌走向新的旅程。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是现代诗逐渐臻于成熟和完善的时期,新诗在经历了模仿西方写作时期之后逐渐本土化,并在本土落地生根。七月诗派、西南联大诗群、上海诗人群等构成了一支合唱,引领诗歌新的时代。冯至、穆旦、艾青等人成为领唱的诗人。
  中国现代诗从1917年至1948年,其一直处于诞生、萌芽、成长、成熟,再探索的过程,但到新中国成立后,诗歌却进入停滞期。从1949至1978年,这是现代诗荒凉的年代,现代诗几乎毫无建树。这一时期,只有一个例外,就是现代诗在台湾保存了现代诗的火种。纪弦在台湾创办的《现代诗》,覃子豪、余光中等人的蓝星诗社,痖弦、洛夫、张默的创世纪诗社成为现代诗的三面旗帜。在大陆风雨如晦的日子,台湾现代诗像火光照亮了母语的面容。1979年后,在大陆现代诗终于迎来重生。民间诗刊和地下诗歌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而朦胧诗、第三代、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等登台,让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诗歌最活跃的年份。北岛、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海子等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诗人。世纪之交,诗歌更是呈现出繁异的现象,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论争引人瞩目,而各种选本的出现更是让诗人形成两派阵营。在这一背景下,多元写作的暗流在涌动。进入21世纪后,网络写作兴起,而70后诗人也走上诗歌的舞台。夹在第三代与70后之间的诗人也争相给自己命名“中间代”。给诗歌命名是这之前之后二十多年间最为繁盛的现象,各种诗歌概念和流派像浪潮一样一浪一浪卷过来,又如昙花一样消失。这三十年间究竟有多少诗歌概念,确实难以统计,虽然它们大都是无疾而终,但正是诗人们不懈的探索和追求,才有今日中国新诗的繁华。今天是中国诗歌最好的一个时期了。
  序跋记录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写出新诗产生的历史环境,形成的途径和条件及其演变过程。序跋中涉及的社会内容众多,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诗歌写作的目的,对诗歌写什么、怎么写也有很深的讨论。对诗歌流派、诗歌群体的形成也有表述。我们看到宏大的叙事,也看到诗人个案细微的分析;我们看到时光在诗歌身上的作用,也看到细节浮现出诗歌的面容。叶圣陶先生在《雉的心》序中谈到作序的体会:序文的责务,最重要的当然在替作者加一种说明,使作品的潜在的容易被忽视的精神很显著地展开于读者的心中。他又谈到:如能把作者的生平,如性情,境遇,乃至面貌、身材等等,同写生一般叙述下来作为序文,也就大有刊载于卷首的价值。序或跋无论是自己写的,还是请他人写的,都风格各异,都表达了对诗作者诗歌写作的评介和对新诗写作的认识、理解和思考。
  现在回头看民国时候的诗歌序跋,你会发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人,他们会受那个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有其局限性,但他们在新诗开创之初,那种对新事物拥抱的精神、探索的姿态一直延伸下来。朱自清说的“诗是跟着时代,又领着时代的”,像这样的诗歌观念无不闪烁着真知灼见。“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事实上,重读这些序跋,先辈诗人对诗歌的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世界与本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个人与群体的论争让我们看到现代诗歌艰难的改革。我想,今日通过序跋这两条路去重返诗歌的“出生地”,这是一次打破时光隔膜,重走诗歌旅途的过程,对于以往的诗歌价值重新认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诗的前世今生,更好地去发展现代诗。
  刘福春先生在他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一书中说到,自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出版的汉语新诗集、诗论集一共有一万七千八百余种。如此庞大的诗集选本,想把序、跋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忍疼割爱,选取1920年来在诗歌发展史上,一些重要选本的序跋。但是哪些选本重,哪些选本轻,也实在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在选稿上难于取舍,加上资料欠缺,也使得本书注定存在一些遗憾。由于时代久远,我们侧重于多选解放前出版的诗集选本的序或跋。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出版的诗集选本,诗学价值不是很大,但出于尊重历史,不使诗歌史屈从于想象,我们也把红卫兵诗选、工农兵诗选等等文革时期出版的诗集的序跋选入其中。改革开放后的诗歌发展成就有目共睹,诗歌出版物更是数目巨大,序跋的取舍就更难了,加上想到这之后的诗集较为容易寻找,所以在比例上选得少一些。
  如果说诗歌史是由细节构成,那么这些序跋中就隐藏着无数的细节,我们要在此重新恢复被遗忘的现代诗踪迹,就有必要回到细节中去,在细节中激活思想,在细节中呈现另一部真实的诗歌史。真实的细节永远活在民间,我们唯有通过细节才能穿透遮蔽,才能触摸到最初的诗歌的体温,才能找回历史的真相。一个民族,只有敢于正视自身,才能烛照自身的黑暗,才有更宽广的视野,才能朝着思想奔去。鲁迅在给“左联”重要诗人殷夫的《孩儿塔》的序中写到:“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诗是另一世界,鲁迅七十多年前的话语依旧鼓荡着强烈的诗歌探索的气氛,他的思想依然是东方之巅冲破层层阴霾的晨曦;他的速度依然是密林中光一样穿透的响箭……正是像殷夫,像鲁迅这样的大师夹带着思索和无畏的勇气,才打通了通往自由的道路,我们才可以去拥抱更瑰丽的梦想。鲁迅作为民族的文学大师,他其实在新诗出现之前,在“五四”之前十二年就写出了《摩罗诗力说》,他大力推介“摩罗”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斐等诗人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自由精神、独立思想让“五四”时期的新诗人获得了反抗精神,对他们发动新诗革命起了启蒙、号召的作用。
  从现代诗演变的角度来看,从研究角度来看,序跋必定给现代诗的发展提供经验,提供常识。序跋让我们穿越历史回到新诗的起点,开启诗歌新的未来。回顾是为了未来。诗歌先辈们最初对诗歌的理解,依然是我们的旗帜。就像蒋光赤在《新梦》自序中写到的:我以为诗人之伟大与否,以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这些诗歌精神在我看来就是我们永不更改的传统。唯有重视有价值的传统文化,我们的诗歌才有未来,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化追求。今天,我们编这个选本,面对五•四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面对前人的智慧、勇气,面对前人的变革精神,内心充满敬仰。我们要去珍视历史真实的记载,珍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要去延伸前人伟大的传统并借前人的成就为今天的诗歌映照出一些光亮来。回首九十年的诗歌之路,未曾不是一段由蛹化蝶的过程。
  编这个选本,我们更多的是本着梳理、筛选、挖掘,本着为现代文学史拾遗补阙的想法去做,这是一项非常琐碎、艰难的工作,好在对诗歌的热爱让我们不断跨越障碍。我们这个选本的序跋选稿是从1920年1月出版的《新诗集》开始的,从那时到今天,

我们得益于现代诗歌精神的滋润和感召,我们得以从新诗的边上走过,这是幸福的。

                                            2008.12.25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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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23 11:19

沉下来的才是核,浮起来的是尘土。

类别:杂技 | 评论(0) |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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