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Ｏ．１　沙漠的内心是潮湿的

→→ 何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沙漠看起来是荒凉的，但是就在干燥的沙子底下，
只要我们再挖得深一点，就能够发现潮湿的沙子

    有信仰的心灵是成熟的麦穗。没有信仰的心灵是干瘪的麦穗。成熟的麦穗谦卑而沉静。干瘪的麦穗轻浮且张狂。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提到，一个信教的小姑娘是这样感悟人生的：“我活在此时此刻，既不是为了献身给建设人间天堂的道德事业，也不是随无常的风把我这片落叶般的身子吹到哪一个恶心的地方，而是在挚爱、忍耐和温情中拥有我此时此地的生命”。生活是短暂的、痛苦的、没有目的的、容易疲倦的。人所想要的都是虚幻，无论是功名利禄，都只能给我们片刻的激动，而无法让我们体会到心灵的平静。生活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又让我们知道它们是没有意思的。信仰才是人生的籍慰。

    可是，我们如何得到信仰呢？美国一个神学家Edwards曾经说过，单单仰望上天，感受世间万物的秩序，就足以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中世纪的神学家阿奎那更是试图证明上帝之存在。他的证据是：第一，既然世界万物是运动的，那么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在哪里？第二，既然世界上的因果是互相联系的，那么最早的原因在哪里？第三，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偶然性，比如人类的存在就不是必然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垂怜，我们又为什么会存在？第四，我们所珍视的价值，如真善美如何会出现？如果不是一个本身就是真善美的上帝教诲了我们，我们又如何会产生这样高尚的观念？第五，世界万物，皆如被最伟大的巧匠设计出来的，一切都是如此精妙，这个自然秩序的来源如果不是出自上帝，又会是出自何处？或许，这些理由仍然说服不了你，你可能仍然认为有神的观念都是迷信。但是，我们又如何证明神是不存在的呢？如果我们不能证明神是不存在的，无神论岂不也是一种草率的迷信？

    更重要的是，信仰其实是不需要证明的。在理性终止的地方，才能够开始信仰。路德说过，信仰如同渡海，没有信心的人无法乘船渡海。你看到了船，但是你没有信心的话就不敢依靠将要乘坐的船，所以只能在原地。因此信仰不是知识。你有知识，你知道船，但是你没有信心，所以仍然无法行动。所以信仰是看不到深渊的底也敢纵身一跃。信仰不是争辩和考证，不是外表的仪式和行为，而是自己改变自己的道德，并用这种道德去过一种有信念的生活。

    为什么人们会去信？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归信之后才信，好比结婚之后才开始恋爱；有的人是经历了痛苦之后才信，好比经过患难所培养出来的感情；有的人是试过了其他的体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让他沉迷，所以大彻大悟，好比花花公子最后成了情种；有的是一听到就心悦诚服，好比一见钟情。为什么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圣经上讲，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撒种，有的种子落在路旁被飞鸟吃掉；有的落在石头上找不到土壤；有的落在荆棘丛中，即使长出来，也被荆棘扼杀了；有的落到了肥沃的土壤里面，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似乎是信仰的沙漠。我的一位朋友研究历史，他告诉我中国古代过早的发生了君权和神权的争斗，国王战胜了祭司，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出现能够和君王抗衡的宗教力量。最近半个世纪，政治的虚伪和残酷如同狂暴的北风，吹干了本来应该是温暖而滋润的人性。当整整一代人因为理想的破灭而变得或者暴戾无常、或者愤世嫉俗、或者猥琐卑俗之后，他们的孩子仍然会从自己的父辈那里继承扭曲的人性。我们怎么能够指望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生长出信仰的种子呢？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我们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因为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饥渴。我们都是信仰的饥民。和其他社会中的人们不一样，我们不是生来就降临在一个被宗教信仰包围的群体中。其他社会中的人们可能从出生就注定了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们的信仰要靠自己去寻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是更加自由的。我们可以没有束缚和禁忌，仅仅用你的心去倾听，寻找最能够打动自己的信仰。经历了朝圣的跋涉，得到信仰的快乐才会更加值得珍惜。沙漠看起来是荒凉的，但是就在干燥的沙子底下，只要我们再挖得深一点，就能够发现潮湿的沙子。这些沙子中的水分，足以滋养茁壮的植物。当然，这里开不出娇嫩的玫瑰、水灵的荷花，但是，这里会生长出朴素的、生命力顽强的沙柳。

ＮＯ２．天津的“卫”意识

→ → 蒋子龙
1941年8月出生，河北沧县人，中国作协第六届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在2006年11月第七届全国作代会上最新当选为全国作协第七届副主席。
1976年以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引起强烈社会反响。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再次引起社会轰动，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1980年的《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再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2年的《拜年》又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1980年的《开拓者》、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84年的《燕赵悲歌》连获三次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天津，数百年来却以北京的门户自居。
门户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传达室。
守传达室，自然就要忠于职守，安贫乐道。
身为传达室，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那么森严，那么高贵

    天津的城市性格，或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平实，自谦。

    城市的存在，是一种巨大的文化现象，诸如地理风貌，建筑特色，历史遗迹，文化景观，众生心态，市井沉浮，生产和交换，扬弃和诱惑，生机勃发的繁衍发展，博大恢宏的无穷蕴藉，构成了一个城市的强势生命。养育城市文化的则是人的心灵。人的心灵会不断地对城市加工翻新，心灵是印章，城市不过是印迹。当然，现代人的心灵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来自城市。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说，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由此可以说，作为名城的人是幸运的。所以现在许多名城的人，都不想辜负这种幸运，格外的自信和自豪。而天津，数百年来却以北京的门户自居。门户者，看门守户，即现在的传达室。守传达室，自然就要忠于职守，安贫乐道。身为传达室，也自然就不像门里边那么神秘，那么森严，那么高贵。因此，天津老是比北京差一块。马路比北京窄，楼房比北京矮，工资比北京低，连物价都不如北京涨得高、涨得快！北京人曾不无自得地传说，他们结婚喜欢顺着高速公路跑到天津来办，连吃带喝再加上来回的路费，还比在北京结婚便宜。这不知是恭维天津，还是挖苦天津？更闹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还是天津？一个很大的城市怎么会成了另一个很大的城市的“门户”呢？没有听说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把离它很近的纽约当成自己的门户。也未见日本的首都东京，把近在咫尺的横滨和横须贺视为自己的传达室。

    这就需要说说历史了。过去外省人上天津叫“下卫”。明明是“上”，偏偏称“下”，明明是城，偏说是“卫”。就像从关内去关外叫“闯关东”一样。而无论是哪里的人进北京，则一律叫做“上京”、“晋京”。这一“下”一“闯”一“上”，分量可就有了区别。天津建城在明代，称“卫”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后，封他的儿子朱棣为燕王，镇守北京，屯兵于海河两岸。朱棣要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向四周开辟村庄，从江南和中原迁来了大批移民……于是，大运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开始繁华起来，船舶集结，漕运发达，客商会聚，店铺林立。当时三差河口一带最热闹的地方叫“三汊口”和“小直沽”。当时三河下梢及海河两岸的沽很多，曾有72沽之称。按明朝弘治时期的户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的解释：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1400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争天下，认为小直沽并不小，是南北水陆交通要道，能大有可为，应取个好名字。

    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马屁，说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应将“小直沽”改为“天平”。老臣刘伯温反对，建议叫“天津”。他自然也有说辞：燕王千岁承圣上之命，吊民伐罪，顺乎天意，所以叫“天”；车驾又是在这里渡过河津，所以“天”字后面再加一个“津”。古时洛阳曾有过“天津桥”，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据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气派，也很典雅，燕王当即应允，并传谕地方，将三汊口、小直沽合并成为“天津”。朱棣称帝后，于永乐二年，设“天津卫”。修筑城墙，驻兵屯守。“卫”——即明朝驻地方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今日的警备区、军区一样。到1715年，即清雍正三年，撤消“卫”，改为“天津州”，隶属河间府管辖。1929年，又更名为“天津市”。

    由此可见，天津设“卫”不过311年，却让天津莫名其妙地骄傲或者说困惑了近600年。“卫”的意识，就是“门卫”意识。以把门的自居，难免不会缺少大城市意识。大城市意识不是狂傲、霸道，而是与承担的责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圣经》上说，神创造自然，人创造了城市。城市最集中地代表了人的欲望，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品质：激烈地竞争，疯狂地追逐，冒险的机会和偷懒的机会一样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一样大。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城市的个性，她应该体现本地人的意识和性格，天津的个性正是天津人的写照。

    你老说自己是首都的门户，别人也就真地把你当成传达室。像北京来了国外的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及世界级的音乐大师，甚至包括世界级的政客，如：尼克松、布什、卡特、撒切尔夫人、克林顿等等，路过天津就像经过北京的传达室一样，决不停留地昂头而过，直抵上海或广东、桂林等地。在天津人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可亲可爱的金日成、西哈努克，曾让天津认认真真地戒过严，好客的天津人推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满头雾水地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些事传达室能挡得住，比如小偷小摸、讨饭的、拣破烂的，以及阿猫阿狗者流。有些事传达室就挡不住，如“八国联军”进北京，天津非常仗义地想拼死守卫京城，但传达室毕竟是传达室，“八国联军”最后还是打进了北京，作孽一番之后又撤出了北京，反倒在天津建立了租借地，把北京的门户变成监视北京的岗楼，让天津尴尬了许多年，并给城市文化增加了一道半殖民地的色彩。

    于是，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商业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殖民主义文化，构成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天津文化特点。至今，老天津卫的人，还清楚记得当年八国列强是怎么切割天津市的……但天津人引以为骄傲的还是大沽船坞、大沽炮台。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是在天津建造的，北洋水师的铁甲舰也出自大沽船坞，天津人毕竟是有血性的，出过不少爱国义士，当然也出过混混儿……不管怎么折腾，天津这个重要的水旱码头还是渐渐地成了北方第一大商埠。只因离北京太近，对天津的城市意识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天津出演员，却只有在离开天津后才能大红大紫，如中国京剧界泰斗式的大腕余三胜（余叔岩的祖父）、杨小楼、程长庚等都是学戏在天津，却红在北京。过去在天津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做戏端推胡子生，余三胜后是长庚；在津演唱无遗憾，一到京都便得名。”今天活跃在北京的大腕也有不少天津人：郭德刚、冯巩、陈道明等等不下数十位。

    天津甚至连给自己的产品起名字都尽量往小里叫，往下层靠，带有强烈的平民色彩，甚或跟动物打成一片，如：狗不理包子、猫不闻饺子、猴不吃麻花，耳朵眼炸糕、飞鸽自行车……这也就成全了天津人的质朴，重实际不重外表，重肚子不重衣着。大连人过去说自己爱穷讲究，是“苞米擦子的肚子，纯毛料的裤子”。上海人过去说自己是，“不怕家里被火烧，就怕上街摔一跤”，因为所有家当都穿在身上了。而天津人是，“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即把家里仅有的一件可以换钱的东西送到当铺里去，也要混一肚子好杂碎。既然是“门卫”，累不累的挺熬时候，不能不先顾肚子。天津人爱吃，却又没有形成一种公认的菜系。天津叫得响的名牌食品，都是经济实惠的，吃进肚里格外搪时候，早晨填饱了可以到晚上不饿。

    其实，世界走到今天，任何门户的意义都是非常有限的。美、英轰炸伊拉克是从哪个门进去的？整个天空都是门。今日的天津似也用不着张口闭口地把“门户”挂在嘴边了，如今时兴下岗，天津这个“大门卫”也未必就是铁饭碗，或许现在是该考虑弄个第二职业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