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禅宗与中国画

老 可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禅宗，则始于南北朝。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突出人性自觉，实现了有佛教的自我内观向自然客观境界的转向，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绘画也以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逐步成为中国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后以南宗为盛。南禅对中国画的影响尤深。受禅宗影响，在美术史上中国画也便有了南北宗之谓。自盛唐始，禅风画韵相互交融，禅机画理交互渗透，产生了唐朝王维、宋朝苏轼、清朝石涛等为代表的大批以禅入画的水墨文人画大师，逐步改写了盛行历朝历代的金碧青绿山水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画自此便唱响了以黑白、水墨为语调的主旋律，由此也产生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虚静空灵”、“我师我心”、“师心自用”等禅画理念。

禅宗与中国画的思想理念情趣相一。

一、禅宗与中国画的法道守一——心道

中国画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人对现实生活的平常体验性和对环境的心灵感悟，主张师心自用。南朝宗炳就提出了“应目会心”理论。“应目”是指观察物象，“会心”则是画家感应于物象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亦即“物我两化”，情景交融，最后达到“万趣融其神思”。

中国画讲究意境。在意境的形成中，物象是基础。脱离了物象，情与意就无从抒发，心也即无所寄托，也就产生不了达意之境。因为在意境中其心其情均消融在物象之中，并由此得到生发。在意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情、是意，也即心神。所以画家笔下的精品力作往往能以一种洗炼含蓄的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其关键还是心境的真诚传达与回应。笔墨是中国画的根本。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是画家创造性表现客观物象的手段，它具有反映不同画家情感轨迹的特性。中国画以黑白为主色调，以笔墨为表现语言，其本身的根本性决定了其意象性的表现特点。这是因为融于画家笔下之境，绝非客观物象，而是心中之境。

中国画讲究传承。一是向古人学习，向传统要营养，与古人交心；二是师徒间手传心授。但从真正意义上讲，是用“心”来传承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艺术文化血脉。这要求画者，习古而不能泥古，以“我心为法”，变通妙理。正如石涛所言“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其中“一画”并非指一幅画，而是禅宗所指明心见性。由于一切法不离心法，心能生万法，“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法华经》语）。经中所致的“一”即为心。故石涛“一画之法”中的“一”指的是心。人若达到见性，即可达到一，其万法则在其中。要想达到心法之根本，则在于缘起，缘起性空，方可见性。人能见性，方得“一画之法”。此时之“一”，是随心所欲；此时之“法”，则是大智慧。石涛论画，画理禅机尽在其中。但始终强调对“心性”的关照。“见用于神，藏用于人，而世人不知所以”。其中之“见”，即佛理“见惑”见之。“神”是指人的精神。人的精神若受世间妄见所染，会产生五种见惑，即边见、身见、戒见、见取见、邪见。而人的本原之心却不见了。其原因主要是充满见惑的心在起作用，如此心态则难达空境，更无立一画之法可言。“藏”来源于佛经中“万法藏于一法”。“一”就石涛所言，是为心。而万法则藏于此心中。若有妄念则难见藏于心中的“一”。 “用于人”是指人的悟性，立“一画论”需要悟性，“一画之法，乃自我立”。其中“我”有大我、小我之别。大我是得悟之我，小我是偏见妄念之我，得大我者必得“心法”，即可见性，可立一画之法。石涛又语“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夫画从于心者也。”要想达到无法生有法之境，首先应立“心”。因为无心则无境，无境亦无心，心境相依，方可见地。只有认知“心即是一”这个道理，方可成为“从于心者”，才能做到“盖以无法生有法，乃至随心所欲”。禅宗，讲究提持心印，见性成佛。“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楞伽经》语）。故，禅宗也即心宗。禅宗认为，人是感受大千世界的主体，在修行中靠内在精神去驾驭纷杂的环境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着重强调主体精神的作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语）。人的修行可以顿悟。即心见性。禅宗提倡“随缘人生”。用真心感悟则“即心即佛”。由此可见，禅宗之所以对中国画有着至深的亲和力，其根本原因是法道相一。即还本归真，见心见性，自证自悟，畅扬心道。

二、禅宗与中国画的风气守一——虚静恬淡

禅宗以“二入”、“四行”学说及《楞伽经》作为习禅的根本理论。“二入”，一是理入，指禅法的理论，二是行入，指禅法的实践。“四行”，即为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禅宗以壁观法门为中心，教人安心。自达摩于南北朝时期东渡来中国传法立禅宗始，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代代相传，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至六祖惠能，提出了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之宗旨，强调安闲恬静，虚融淡泊。参禅者能超尘脱俗，以禅修德，以定求悟，达到空性而得到解脱；甚而在坐禅入定之中，忽然得悟而明其妙，心境升华，一变常人之理，独辟一片新境。再有禅僧大德的机锋转语及禅理的奥妙玄机，尤为中国画家尤其文人、士大夫画家所欣赏和推崇，禅悦之风盛行。谈禅为逸事，无禅不雅。禅学中超然独脱的境界，尤为中国画家受益至深。画家长期修禅的过程中达到的心照与觉悟，使人清净本心，无障无碍，顺其自然。虚静之气超然入画。画风自然趋向含蓄、寂静，并进而得到安宁、空灵的韵味。“静者心多妙”、“超然思不群”。由于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画家戏墨玩赏的心态渐盛，以疏简明快的笔墨，潇洒自如、随心所欲地去创作而含蓄玄妙，超逸静穆，禅味十足。这对中国水墨写意画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画家以画为禅，将绘画作为怡养性情的道场，其画境恬淡静气，格调高雅，则自在情理中。对于中国画，禅宗则改变了画家的创作思维，使人们对“色”、“空”有了非常深刻地认识，并形成了东方美学的一种流派，使中国画的发展不但重视形的表现，同时，更加注重虚静、恬淡等意境的表达。

三、禅宗与中国画的格调守一——自然空灵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彻底清”。从“诗画一律”观，读韦应物的诗句，可以看出，中国画家尤其文人画家崇尚淡泊。因为淡泊是脱去匠气、人间烟火气后的气息，是自然的或重新融入自然的生命形态，是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真正空灵高格的中国画境界，使画家超凡脱俗，迥然高蹈，并借此表现自己的宇宙情思和生命情调。正如清代张庚在《浦山论画》所言，“何谓发于意者？走笔运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疏密、多寡、浓淡、干润各得其当也。何谓发于无意者？当其凝神注想，流盼运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也。谓之为足，则实未足；谓之未足，则又无可增加。独行于笔情墨趣之外，盖天机之勃露也。”可知，中国画状写物象是自然生机与灵气的洋溢，是画家自然而然的情意表达，是画家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对物通神的灵感所得，是画家“有意”与“无意”的出神入化之境。

感应天地之间的苍茫状和人世间的诸多无奈，中国画家尤其文人画家的内心世界往往有着无尽的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现实的孤独，而是一种“超然孤独”。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高洁心性，则包蕴在这种孤独之中。由于孤独，所以内心世界一片静寒。因为静寒则驱除了尘世的一切喧嚣，将其带入幽远清澄的空灵世界之中。荡涤心间污垢，使心如冰壶一般清澈空明，此正为“澄怀观道”之境界。表现在中国画作品上则会产生因寒而幽、因幽而静、因静而空、因空而灵之境，这恰恰就是一种回归自然、宁静淡泊的心灵关照。正如苏东坡所言：“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禅宗强调“妙有性空”、“随缘素位”、“缘起性空”，因为禅理无所不在，要求参禅者舍相求真。真即大千自在。禅具有神妙空灵的内涵，并能直接彻见人的本性。禅宗追求禅定，对宇宙万物色相视之为空，以虚静之气为参禅者的立体之境，要求参禅者以平常心处世，扬弃一切分别相，归于本真。受禅定思想影响，中国画追求以墨代色，以简化繁，大朴自然而气韵灵动。“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即体现了禅宗思想对中国画追求自然、空灵、平淡、天真格调和趣味的影响。

纵观历史迹象，禅宗思想对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中国画也为禅宗的发扬广大提供了难得的“道场”。尚问当下何？禅者“无相”，画者“大相无形”。或禅，或画，或机，或理，或禅画，或画禅，“妙悟不在多言”（王维语）。也正如庄子所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是故至人无为，大至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2004年10月8日于北京中国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