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艺术家像陈丹青和张艺谋那样唠叨时，你知道他就不是艺术家了！他不做作品给我们看了。他要来政治来哲学来道德甚至来文化了，而这不是他们的强项！

艾未未比他们好得多，他强调一个人的艺术和政治行动的独特性，强调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应该开始的政治，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已到了必须开启一种新政治的关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欣赏他。

艺术家要来批判我们这个现实时必须向我们指出或献出一个他向往的世界，这个世界必然与我们的当前现实冲突，这冲突本身就是政治，艺术家不应该回避它，而应利用他，我甚至指望他们来导演它。我觉得艾未未就已快要到手这样的机会。我反对他的越来越像个持不同政见者，就是希望他认清艺术家的角色，更好地去利用他自己的历史命运和政治机会，去靠近布莱希特。

我指出的是艺术家常会掉进去的一个陷阱：去想象和捏造一个自己认为更美好的世界，想来暗暗替换现在的这一个现实，而未经可靠的论证。因为这论证是要地政治场域里政治地进行，是我们共同生活、生活到一起、在我们的共同体感性世界里来摸索和体会出来的，艺术家无法来包办这个。关于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共同生活才是更好的生活，这种工作应该交给我们的政治哲学去完成，由哲学教师来导演更可靠；说可靠，也就是说更注重这种论证的“共同性”：通过生活到一起来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地生活到一起，就象两个爱人的先结婚再谈恋爱：用爱来学习爱一样。它不是理论不是说教，决不是艺术品表现的对象不是艺术的真谛。

我们的政治哲学还很弱，而我们的艺术的政治意识也还很个人教条主义式。作为哲学教师，我预先就知道一个艺术家是不可能告诉我什么是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所以，我起始就会觉得这个艺术家的色彩和线条只是纯技术性的东西。当一个陈丹青这样的艺术家张嘴说他的画除了卖钱还能怎么怎么样政治、道德或文化时，我是连忙要捂住耳朵的！我在艾未未身上看到了一点点希望。

在我们到底要用政治去干什么，我们到底想要共同去得到一个什么东西来至少改变我们当前的现实这一点上，艺术家与哲学哲学教师是站在一起的。我们去期望一个新的世界，但它对我们仍是暧昧的；我们正处于排练阶段。我们有把握的，只是那种剧场性théâtralité，那种古希腊歌队包围下、全民眼光下的人民命运的反复塑造，像制陶。它正在形成，我们激动于它的还未能被说清。

握有写作，意味着有能力、有可能去分隔、去主导、去以高压手段控制般地渗透或传导：一句话，握有启动、主动出击的通道：写作或书写历史地讲就与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和（在欧洲国家）征服民主[用书写去压服人民民主]相关（IV， 984）。

生平常见到的艺术家对现实的批判，我一般能同意，但是当他们要向我指出他们想要的世界后，则总让我大倒胃口。

反对GD党集权专制，好的，请你说出一种新政治来让我期待。要生态、要保护我们的精神和身体和自然的生态圈，好的，请说出你将怎么着手。我相信你，我让你来当导演，我愿意被你排练，但请你准备好脚本、把人叫齐了。

我见到的每一个艺术家在这方面几乎都是呆鹅：想用另一个世界或另一种现实来替换这一个，临了，却自己也没闹明白自己要去搬来的那一世界和现实到底存在着没有，到底搬不搬得动。他们根本不该去尝试这么做的。

陈丹青，一个很小资的没有批判能力的艺术家（这样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称为艺术家，他可以去与布莱希特比么？）说了很多想很有格调的话，捧来捧去是捧出来一个鲁迅来，居然是认为我们没有吃透鲁迅，而不是因为陈自己的当不好艺术家而想来当理论家来替中产阶级说教，又说不出东西来，才造成我们的语塞。陈丹青手里和心里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因为更好，是可来替换我们身处的这一个的？说了那么多，还不如来排练我们。

艾未未的《中国人来了》，我认为从一个像我这样的懂当代欧洲政治哲学的人看去，是毫无新意的：巴利巴的〈有一种全球文化么？〉在1997年就在卡萨尔斯的DOKUMENTA12上讲过了，这个装置只是图解了它。我的意思是：政治哲学家讲的往往比艺术家讲的清楚；这个装置对这个主题的图解其实是不了了之的，但哲学家如要来讲这个问题，就得负起它的责来，得自圆其说。我的意思是：艾未未无法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因为他自己并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样一个作品只是图解了一种欧洲政治哲学研究溢入大众媒体圈后的言论立场而已。做起来，远不如政治哲学做起这个话题来来得轻松。他可以做得更多更轻松但更激烈：去导演我们的新政治。怎么导怎么排练？这是无法回答的，就因为它是导的；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也即在此，它的讨论的创造性必须达到像导演与演员之间讨论脚步本和演出时那样的激烈程度。

举这两个例子是说，艺术家的批判都是如陈丹青这样地半吊子的，哲学教师或理论家往往比他们负责任，往往肯负更多的重力。艺术家的政治，像陈丹青式激昂的政治言论，只是一种烟雾，往往是为了扮演和提升他们的艺术家的社会资格，来增加自己的言论权威。到底要反对什么，到底想将什么样的新政治引入我们这个旧的僵化的政治中，他们往往也是说不出的！

我们用来批判这一个世界和这一个现实的那一世界或那一理想，不是艺术家替我们梦想出来的，而是我们集体在政治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我们是不知道这样一些“平行而开放的未来”在哪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要等待新政治主体到场、出演，由他们的行动实现出来的。

那些像陈丹青这样的老三老四的艺术家往往是很可怕的，因为他要强加给我们的那个世界本身不是不好，而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说它好，没错，但对他是肉的东西，对我却是毒药，这中间就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我们会窒息于他的世界里的。这样的世界本来应该是在我们的共同的政治世界里斗争和冲突出来的，他却要白送我们一个，你说我们敢要么？

伟大艺术家是怎么做这一个事情的呢？他们是如何来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呢？

巴尔特认为，只有布莱希特和安东尼奥尼称得上真正的艺术家。批判只有布莱希特，凝视只有安东尼奥尼，这两个才是他心目中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们具备三种素质：睿智、批判与脆弱。

布莱希特是通过一种快乐的写作，来与一切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层的异化作斗争，只是要在现实里改变现[实，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叫到舞台上来，当场对质；阶级斗争的现实在他的舞台上作短暂中止，像艾未未号召我们的那样在七月一日罢网一天，人人作自我反思。安东尼奥尼的凝视，则是一种持久的注视，它使社会不安，使僵化的现实开裂，这是一种要造成社会-政治地震的注视。艺术家自身的脆弱，造成了艺术的身体成为社会政治的实验用兔这样一种后果，他要在他自身显示：一是社会和时代之变，二是他个人在这种社会和时代之变中的变。

当我说艾未未其实不知道到底想反对什么时，我是指：他并不有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或现实的版本在手上，可供我们的批判和反叛之用，他也没有明白社会中的政治代议的机制，他也没有理解他是站在那一利益方来斗争和反对的，不知道我也会反对他的反对的。也就是说，他的政治反对又走到那种“匹夫有责”的逻辑上去了！而我认为，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是再也不应该这样去搞政治了！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陋习，一个艺术家如果这样，那他就不好算是艺术家了。

还不如来一点点布莱希特、来一点儿安东尼奥尼，去做我们时代的新政治之导演，去为我们排练我们这个民族可能格外需要的新政治。

分割的人

拉辛：我身上有两个人。我们必须来容忍我们自已身上有两个以上的人？哲学上讲，你可能是一个唯物论者，伦理上讲，你却可以是被分割的：至于身体上，你是个享乐主义者，见到暴力，你又是个佛教徒了。你不喜欢信仰，但对某些宗教仪式很怀旧。你是一个由各种反应组成的假面舞者：你身上难道有什么东西是原初、原汁原味、第一位、头汤的么？

在你自己的无论怎么样的归类中，在你最想画的那幅画中：你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你一开始相信你是能找到这个位置的；但渐渐地，就像一个脱落的雕像或一个被腐蚀的凸面，你发现自己无法被归类了，不是因为你个性太多，而是因为你摸遍了那个幽灵的每一角落：你在你身上汇聚了那些你以为是很显著但已不再造成区别的特征。你发现你自己既是蛊惑于自己的欲望、又歇斯底里、又恐惧于周围，而且更变态了，或者说你在自己身上添加上了所有腐朽哲学：伊壁鸠鲁主义、eudemonisme， asianisme， le manicheisme， le pyrrhonisme （IV，717）。

迷惑我的陷阱：作品这个字是想象出来的：书写的偶然性被超越成为一种统一的神圣的作品。

矛盾是在写作与作品之间。我不停地玩着写作的游戏，就象是一种永恒的生产，一种无条件的散播，一种诱惑的能量，我布排到页面上的主体的合法的防卫都无法阻止它。但在我们这个商业社会，我们还是不得不去结成“作品”，“必须去建构，也就是，去结出商品的果实。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写作在每刻里都是完全是扁平的、庸俗的、因为要与别的写作竞争而违法。如何穿过那些要将我引向一种作品的集体意像的种种陷阱来写作？在我的写作劳动者的每一刻里，在我自失、被惊吓和受高压时，我只能重复萨特在《门后》的那一句话：让我们继续。

写作是一种让我总好歹能回到一个狭窄的空间的努力：越写，我越被关在篱笆里、被陷其中了，我在写作所必需的那一歇斯底里与个人想象域之间被撕扯着，挣扎其中，我原初选定的目标被这之后的社会交往诫训、格式化、纯化、庸俗化、符码化、改正和强加。一方面，我写作是想要别人欲望我，另一方面说，我写作是为了别人不来欲望我：我既歇斯底里又欲迷心窍。

同时，我越是想将自己导向作品，我反而越是降落到写作中，我越是接近于写作的那一无法被维持的深底；一片沙漠冒出来了；它自我生产，它致命，它破译，是一种（对他人对我自己的）同情之失去。只有在写作与作品的这一接触点上，那一艰难的真理才向我显现：我已不再是一个婴儿；说得更透一点：我这是发现了快感的禁欲（l’ ascese de la jouissance ） (IV, 710-711)?

快感，这不是与欲望相应的东西（来满足欲望），而是那一下子来攫住欲望或一步跳过欲望的东西，是使欲望出轨，使欲望分叉或派生出另外东西的东西（６８８）。

什么是一个作家影响了我？

那是我经他的允许来影响我自己！我说到了他，这就要求我从自己出发来思考他（或不去思考他）（je m‘influence moi-meme avec sa permission： ce que je dis de lui m’obige a le Penser de moi （ou a neｐａｓ　ｌｅ　ｐｅｎｓｅｒ）（IV，６８３）。

我的当前有什么权利来说我的过去？我的当前拦住了我的过去？我的当前将什么样的“恩典”亮相给了我？而其实只有过去的时光带给我恩典，或来自一种美好事业的恩典，而且是要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上它。

我写我自己的那些话，绝不 是最终的：我越“真诚”，我的话就越是可继续被阐释的。我说我自己的那些话不是正宗的、不是本真的。古代作者们却相信唯一一条法则：本真。在我们我们时代，我们是通过历史、意识形态和无意识来看我们自己的。我的关于我自己的的文本，是向许多个不同的未来开放的，我的这些写我自己的文本会脱节，没有一个可以来打理另一个。这只是众多文本里的一个，是一个系列里的最近出现的一个：是意义的终极，那是关于文本的文本（IV， 696）了。

这总事关一种写作计划：一种要在当前来展示的写作是什么样的呢？不是更好地来展示，而只是：一种黑格尔说的“还未想好怎么去用出来的诡计”（696）。

我的朋友们：都原创、都真，虽然各有其智性能量、写作上的天才，但他们都坚持说一种共同的、一般化的、非身体的语言，同时，他们的每一个又都是用自己的身体来说话的，但我做不到，恰恰是因为我没有与他们一样的身体，我的身体无法去应付一般性，而用语言就是使身体去一般化。

身体，这是一种不可归约的差异， la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irreductible，也是一切结构化的指导原则。如果我能用我的身体来说政治了，那我的语言结构就达到了一般化的地步（747）。这相当于说是能用我的政治来卖淫了。

男妓或妓女的吻：他或她硬是要将舌头伸进来，固执地要在你的嘴里打转。这就是Surdetrmination，一种压倒式的决定行为；因为，通过这一看上去不大符合他她的职业地位的色情做法，他或她得到了三种好处：展示其爱的科学，打捞其雄性或雌性的形象，同时尽量少地出让自己的身体，其中，通过这一主动出击，拒绝打开其身体内里。

这一主体不是像流行的看法所恼人地认为的那样，是复杂的，而是像傅立叶说的那样，是组成的（IV， 742）。

作品就是那一本关于一个将要到来的作品的元-书。普鲁斯特和傅立叶只写书的宣告（prospectus）。作品从来不是里程碑式的：它只是一种提议。作品于是像是剧场院里被重复着的东西，这种重复就像在Rivette的电影中，只是言语上的，无限，由评论、离题来割断。一句话，作品是分序列的：它是以程度来存在：它是一架停不下来的电梯（IV，746-747）。

王怡和朱大可我觉得是从甜蜜的基督教世界出发来抨击我们这个党国文化，将这帮黑社会般的党国的专制腐败蝗虫，看作基督教式爱的优美之绝对敌人。善和那一个可爱体面的世界就在手边，那种资产阶级世界的优雅，就在他们心里，可以直接引用。那批判起来就很容易。这种文化抵抗我觉得不彻底甚至是很矫情。用什么来反对什么是为了得到什么？他们的批判武器和他们的批判与反抗的目标，我都无法接受。国际共同体的那个被预设的人道主义道德政权，是不存在的。他们在批判前所假设的那一种世界，我认为必须无情地加以抹去的：不是它不好，是因为它不存在，他们却硬认为它存在还以为它优美。

艾未未表面上看是走到政治异议分子的道路上去了。那么，他必须向我们说清或至少让我们看出来他代表了哪路政治立场，反对的是那一种权力哪一种敌人。也要向我们说清他是不是在那一言论-立场-利益的议会分辩装置内来取立场的，也就是说，在那一言论-立场-利益光谱中，他自己到底算是哪一路立场。

我想，就是问艾未未自己，他也是最终说不清他反对的到底是什么的。他到底想反对、反抗什么？

我们常常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反对和反抗什么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我们的政治地形在最近十年里已大变。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也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眼光来重新去看它了。

这个共产党如果你还将它当共产党看，以为只要反对它的那种表里不一的意识形态，就算反对过了，你就大错特错了。它在当前实际上已成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或贪腐集团租借的外衣，你已无法将它当真，完全要看它被披在哪个人身上了。它的专制是某种黑厚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比如杭州飚车案里，那个杭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手遮盖整个杭州新闻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或权力装置的规定，而是他的权力出租出手时的险恶与无情，才那么激怒我们。我们只能生气中共杭州市委的不去追究这个宣传部长，但我们怎么可以要求这样一个黑厚的利益集团来主动处理其利益关联者呢？他们同是这个权力粪坑里的蛆，享受得正酣呢。只有清洗他们，通过透明的媒体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报道，通过议会式辩论与决断，来处理他们，虽然这都还不是解放政治，但也因此该先做起来。

我要问艾未未的是：你怎样与这样的一个利益-权力粪坑生气？生一次气两次气管用么？

我认为，他这样的生气和抗议还未到政治层面。

对付像上面说的杭州市委的这种权力贪渎（还得加上它的最近的不顾全面反对而执意推行网络实名制），最有效率的办法，就是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与那个党抗争争取媒体的言论自由。这两样都有自己的问题，有各种理由说不用去搞他们，很多中国精英认为不用搞它们了，但我认为在当前是急需搞，哪怕我们知道它们不好！

这个做了之后，才有得艾未未来玩！

是的，他可以是我们的新政治的导演，我们需要他这样的艺术家来给我们这个其实没有民主政治传统的民族做政治排练。我们倒用不着再请他去做我们的不同政治见者为我们殉道了。

什么是政治排练？那就是将一种还未被承认的主体引入政治，就像将一个陌生新演员推到观众面前一样。与那个治体秩序作斗争，来达到新的平等。将一种新的不可公度、公约的东西引入政治场域， 铭写下来，使原来的计数和分配失效，以此使人民达到新的自由（朗西埃《异议》，169）。

艾未未也许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权，是一个集权主义和后共识政治的双料强加；一种洋洋自得的如赵本山在春晚上的“日子真是越来越红火”式的精英自得腔调，正在成为这种后共识政治的主旋律。很快，这些精英会说，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也不怎么样，所以，还是我们这样的闷锅里的黑厚政治来得最实惠，就像中餐比西餐实惠一样。我们也因此应该使解放政治和议会政治双管齐下，既对账，也推翻。

艾未未好象也没有看到：并不存在政治的人道主义田园曲；任何政治讨论都是各方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他们所处的情形允许他们指望的那种客观性，去获得最大份额。而这常常不是在人民之间分份额，而是通过那个舆论政权，由言论导向来斩获，是硬出手，来搞定。在这样做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占有特权，他们通常很难说清自己的利益纠葛。艺术家在哪一方面是强的呢，是特别对社会政治有贡献的呢？

在《偶然性、反讽和团结》中，罗蒂分出了交往的日常场景和异常场景。在后一种场景里，说话人自己的动机和求诉条件也被存疑。这是一种诗性时刻，是在创造一种新语言，来让我们重新去描述那种新的共同经验，创造出新的隐喻。所以，照罗蒂的说法，我们总是会走到这两个方向上，并时时想将它们调和：诗性隐喻化和自由主义式共识化。艺术家是要向共同体提供独特的世界，它也同时打开了共同体内的那些异议和不满的世界。艾未未应该做的，是后者。

他应该向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语言新的隐喻，来诱导和排练我们身处共识秩序里时生出的异议和不满，使不论任何人，都能加入到这种对于现状和当前政治的不满和异议中来。艺术家的最大的政治任务，是帮我们排练那些无法参与到或被排斥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外的那些政治异议，使它们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来冲南社会自然养成的共识秩序。

我认为，他应该反对的，最应反对的，应该是这些党国蛀虫与上层中产阶级合谋串联的那个共识秩序，那种XX宝式的语重心长但决不姑容反对的专制政治之越来越被民心拥护的共识政治。它不是那么反动，但它是一种坏的无限，会将我们拖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喝就是吃。吃好酒，目标仍在营养。正餐上来前喝红酒， 请佐以面包。这是一种对位，一种妙合。红酒的最基本搭配应该是面包、奶酪加葡萄。文明开始于这种二合、搭配（duplexité）（IV， 673）。

大众传媒的谣言机器快过了大众舆论。这是一架解释机器。社会现象是其生产资料。它再生产：现象和解释都是现成的，只是象中药的配方一样临时重配一下。那个叫做国家的大家长由此而由说教和追认而获得权力及其合法性（朗西埃，《共识时代年录》，191-192）。

由此产生的这一个共识秩序，就是一种封建大家庭：打你一记马上又挠你一记，你是一个严肃的婴儿却被一个轻浮的妈妈照料。你愤怒不行，热爱也做不到。你最好也轻浮，跟着大众媒体的节奏。

这种节奏成为一种坏的历史，坏的无限，你冲不出去它，你才生气，而当你早餐桌上翻开报纸时也曾有过那么一丝儿秩序感。这一秩序感才是那罪魁祸首！

三十年代的纯朴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好莱坞传播下，成了这种日常生活秩序感，成了我们今天的倒楣命运的开始。

这个共识秩序！政治、政府和政权都在其中了，我们掉进它的漩涡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