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记忆

                       潘小松

我对波士顿的记忆也是淘书的经历唤起的。1990年秋天到1991年秋天我在与麻省理工学院隔查尔斯河相望的波士顿大学美国研究系当“访问学者”，较闲散自由，而我赁屋而居的贝肯街除了是轻轨的干线要道，还多的是传统的杂货店和旧书店。细想一下，那一年我居然多半是在旧书店里“泡”掉的。我租住的古老房屋有三百年的历史，如今除了如何用粘胶盒子灭蟑螂和那个40年代生产的笨重冰箱，记忆中只有傍晚必访的北邻BOSTON BOOKANNEX。这是离我最近的旧书店。常在店里看摊的小伙子叫林奇，荷兰裔美国人，喜欢出海打渔胜过卖旧书。我今天还能咂摸出麦当劳汉堡包的味道，要感谢林奇。他常拿麦当劳当晚饭，每饭后必说IT WAS A GOOD DINNER！林奇很能和来店里的人交流，有时甚至在店里的后书库泡妞。这些都是他夸口告诉我的。他喜欢海的题材的书籍，尤其是ROCKWELL KENT的插图。我至今看重肯特的插图，有一半是因为肯特让我想起林奇。1998年和1999年我有两次又在波士顿经月逗留，然而，并没有打听到林奇的下落，也许他毕业后真的出海打渔去了。

布鲁克兰巷的那个旧书店忘了名字。假如心情好而又遇上阴雨的天气，我会乘轻轨去那里。店面不大。守店的老头话也不多：JUST NO BUSINESS是他的牢骚口头禅。我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把两册插图本的《十日谈》让给了他。这是我记忆中唯一跟他过手的买卖。我时常从这里前往BRANDEIS大学，那里有间半地下室，几个老太太在屋子里卖旧书。不记得买过什么了。只是其中一个老太太让我吃自己烘焙的饼干的事情印象很深。波士顿学院很符合我的私立学校的想象，可惜我对那里的记忆只有绿色的草坪。

市里的旧书店我经常去“维克多·雨果”那家。所处的街道一时失忆，总之是有欧洲的风韵，街边多咖啡馆和画廊。店主永远在给书衣加塑料封皮。碰上礼拜五，附近的希腊馆子会排上长龙。玻璃橱窗内的人点着蜡烛晚餐，玻璃橱窗外的人拿里面的美人当风景看，这本身就很符合颓废派诗歌的城市意境了，何况酒的颜色很浓，不亚于唇和指甲乃至高跟鞋的颜色。相比之下，书的文字和插图都远没有现实原汁原味。我对雨果书店的记忆只在咖啡店和酒廊餐厅的裹夹中，可见人对书的依赖并不那样浓烈。

BRATTLE 书店离CHINA TOWN很近，离爱伦·坡巷也很近。店主当年40出头，学化学出身，店是父亲传给他的。柜台旁边有许多剪报。我由此知道老店主有全城“施书”的善举。想象一下，车到哪儿，免费的书就散到哪儿！小店主家客厅的厕所里都是满墙的书，如厕的人有闲心就有善本书可看。在书籍消费方面奢侈如我，还未曾经历这个。

乘红线轻轨到哈佛广场，这里也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历史遗迹太多，所以大部分呆过一阵子的人除了COOP，并不容易唤起书的记忆。我对这里念念不忘的是诗人朗费罗的故居。前后相隔七年的两个红叶秋天，我来到这里寻找诗人的行迹。然而，留在脑子里的只有黄色的墙和黑色的窗户，连WAYSIDE INN的影子也没有寻到。大概这就是诗吧，现实里没有，书里有。我是三个百年本子《朗费罗诗集》的拥有者，我很难解释这样的机缘凑巧。朗费罗的故居里也未必有这么整齐的三本诗集。三本诗集的铜板故居扉页是我最喜欢和熟悉的场景，比诗人的肖像还让人感觉亲切。

                    含着泪水的笑声

              ——为果戈理诞辰200周年而作

                        潘小松

                          一

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我这一代人的启蒙读物。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乃至高尔基在我辈的记忆里都不只是“外国作家”之类的标签这样简单。至少在我，许多浪漫的遐思和文学的想象、现实生活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身份的觉悟是通过阅读俄罗斯文学感知的。因此，十年前在潘家园的旧书摊或者在中国书店的各个门市部，只要看见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我总是不自觉地抽出摩挲，付钱买回家。有一阵子，俄语书籍竟至于廉价到比废纸略值些许。我竟然放肆到把百科全书之类的东西拉回家当砖头砌阳台,要不就把里面的铜板插图撕下来当画片看，把文字部分全当垃圾扔掉。理由是工具书太占地方。假如你有兴趣而又有体力，在我的书柜里能翻出数百张这样的“画片”，起码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东西。有一位当年住在同一个楼里的老图书馆员跟我说，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五十年以上的印刷品算是文物了。十年前，不知缘何，我们玩旧书的就这样对待俄文的“文物”。不过，我到底还是保留了许多俄文名著；果戈理的《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和《狄康卡近乡夜话》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今年是“俄语年”，恰又逢果戈理（1809-1852）诞辰2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2009年为“果戈理年”。坊间除了一本蓝英年先生翻译的《回忆果戈理》（2008年12月东方出版社），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纪念形式。我是偶然读了《博览群书》（2009年3月）上鲁迅博物馆孙郁先生的文章“果戈理之音”之后，才想着写点什么以为纪念。

《死魂灵》初版于1842年。出版单行本前，果戈理在历史学家、作家波戈金（1800-1875）教授家里寄食。他在朋友家里食俗是从来不交钱的。波戈金不在乎果戈里白吃白住，毕竟天才的作家给他家带来荣耀。关系好的时候，甚至把两个妹妹叫来小住也不妨事。果戈理此前在意大利，也是寄食有钱的朋友家里。南欧的阳光惯坏了他，夏天里也觉得俄罗斯冷。所以，他在波戈金家里占据着楼上光线最好的房间；从凌晨3：00到下午3：00都有日照。波戈金的儿子回忆道，自己经常充当果戈理的差役。然而，一件涉及《死魂灵》的事情使客人和主人的关系闹僵了。波氏想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优先发表《死魂灵》部分章节，果戈理就是不同意。两人开始不说话，有事就通过仆人沟通。果戈理终于离开。波戈金说自己卸掉了一个包袱。

果戈理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他经常焚烧手稿，这方面是出了名的。假如不是他自己把《死魂灵》第二部扔进壁炉里，我们今天看见的文本恐怕是另一个样子。“没有任何东西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透视一个作家的心灵了。”然而，为了发表作品，果戈理据说是乞乞科夫般不择手段的，有时侯是连伪慈善广告的手法都用的。

《死魂灵》的素材是作者生活的时代的普遍社会现象，就像他的喜剧作品《钦差大臣》的故事一样。然而，果戈理却说写这两个作品是受到普希金的启发。普希金自己也表示，在果戈理这样的“窥探”天才面前，有什么创作的想法是不能多说的。普希金对果戈理是抬举有加，后者年轻气盛时有忤逆，他并不介意。普希金决斗身亡后，果戈理深感普氏生前对自己的善意，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90后的青年读不读《死魂灵》？我很想知道在这一代人眼里《死魂灵》这样的所谓“世界文学名著”是个什么东西。在我这里，有两样东西让我看中《死魂灵》。一个是鲁迅先生晚年花了心力翻译《死魂灵》并张罗《死魂灵百图》的出版事宜。一个是我对果戈理的民间语言采风工作非常感兴趣。果戈理经常记录所见所闻，尤其是各种人的语言风格。他曾经想编一本俄罗斯语言大全。据说这方面的手稿保存至今。《死魂灵》的读者是有机会领教果戈理作品的语言魅力的。我在大学里学国两年俄语，现在差不多都就饭吃了。然而，我却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原文《死魂灵》，目的就是想享受一下英译本和中文本里领略不到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大餐。

《死魂灵》1842年初版时果戈理33岁，1846年再版时他37岁。不知是阅历的增加还是别的什么，第二版轮到他自己设计扉页。这个扉页内容的丰富是当得《死魂灵》导读的。“人人丛书”1996年英译本《死魂灵》的“前言”居然花了一页的篇幅描述果戈理的扉页设计。英译本的导读遗憾地表示《死魂灵》第一部是果戈理的绝响。1845年和1852年作者死前一个星期，有两个第二部的手稿被扔进壁炉里。个别篇章幸存于果戈理的遗物并于1855年发表，但读者等待的《死魂灵》续篇始终没有完成。有人将之归因于果戈理晚年思想的保守倾向。我们姑妄听之。反正文学史上未完成的杰作不止《死魂灵》一部。

果戈理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1835年就预言果戈理将写出“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他眼里，果戈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诗人。

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都给读者带来笑声。笑声背后是哀沉的社会现实。所以，有人说这是“含着泪水的笑声”。我最近才知道，这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

                     二

果戈理若地下有知，看到我用数叨所搜集《死魂灵》版本的方式来纪念他诞辰200周年，一定会笑出眼泪。我还真有几本印刷精美的《死魂灵》，其中194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的还是王子野先生的旧藏。这本书布面精装，32开；扉页有“王子野”印戳，另有手迹“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1952年4月2日”。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年版16开插图本《死魂灵》是我3年前在隆福寺中国书店买的，彼时价格已然是烫手的300元。要是在10年前的潘家园或者中国书店任何一个门市，30元可得。我还有一本1955年莫斯科版32开本《死魂灵》，里面的插图虽然没有上一本讲究，但灰色布封面上的乞乞科夫肖像却十分可人，有爱不释手的感觉。1996年“人人丛书”版英译本是买来读的，绛红色的布面也是喜欢摩挲把玩的理由。我印象里英文书只有“人人”提供作家年谱，读者受惠不浅，同时显示编者的用心。比如，我很快从这本《死魂灵》里的“果戈理年谱”中查到《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这两本乌克兰题材的果戈理小说集是分别于1831年和1835年发表的。

1831年夏天，一个年轻人走进圣彼得堡的一家印刷作坊，他惊奇地发现排字工人一边在干活一边在发笑。老板告诉他说：你送来发表的东西很有趣，工人们很喜欢。“东西”就是《近乡夜话》，此年轻人就是果戈理。果戈理跟普希金描述这件事时得意地说：“我是个符合普通人口味的作家。”〈〈近乡夜话〉〉是果戈理笔下勇敢美丽可爱的乌克兰青年男女的故事。当然，也有民间传说传奇，富有诗歌的韵味和幽默感。果戈理的〈〈近乡夜话〉〉很有浪漫色彩，但也不失乌克兰乡村生活的真实。我收藏的英译本是苏联“外语出版社”出版的，装帧设计民间工艺色彩很浓，题头文尾插图都漂亮。

〈〈密尔格拉得〉〉是〈〈近乡夜话〉〉的续集。第一部收〈〈旧时地主〉〉和〈〈塔拉斯·布尔巴〉〉；第二部收〈〈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苏联“外语出版社”英译本之外，我藏有1936年4月初版1953年3月九版孟十还翻译的中文本。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译文丛书”果戈理选集之一。17年里九版统共印了13000本。

我这里想着重提一下〈〈塔拉斯·布尔巴〉〉。这个故事果戈理后来改写过并且出了单行本。我在〈〈果戈理肖像、插图和文献〉〉（1959年莫斯科版巨册）里看到两幅彩色铜版画，印象极深，很有冲击力。简单地概括一下。乌克兰人和波兰人打仗。身为哥萨克的布尔巴的儿子安德列却因为自己的情人是个波兰姑娘而入敌人的阵营。塔拉斯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塔拉斯和安德列”是索克洛娃1861年画的；另一幅马上驰骋的“塔拉斯·布尔巴”是格拉希莫娃1952年画的。

1960年苏联科学院为纪念果戈理诞辰150周年（1809-1959）出版5卷本〈〈果戈理文集〉〉。这套兰色布面精装袖珍本书籍也很可人，可惜我只搜罗到其中四本。

果戈理的肖像我见过许多种。有时把两祯像放在一起看，你都不敢相信画上的人是同一个人。果戈理的作品无论单行本还是文集，扉页前总是有他的肖像，这肖像给书籍本身增色不少。

2001年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杨永德编著的〈〈鲁迅装帧系年〉〉。我在这本书的图录里看到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解放前的两个版本的书影封面。眼下找这两个本子大概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孙郁先生说，希望在鲁迅博物馆立一尊果戈理的塑像。我觉得那敢情好。毕竟，鲁迅先生是果戈理的中国知音，他最懂得“含着泪水的笑声”。

                  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潘小松

潘小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译有本雅明著《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等十来本书，写有随笔集《书梦依旧》。喜欢藏书。本职工作是美国文化研究。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nestpen

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是搜集旧书的行为。数九寒冬，严夏酷暑，甚至大年初一都没有阻挡过我去冷摊淘书。偶有收获，那高兴劲儿，只有同好能体会，不足为外人道。人笑我痴，“回也不改其乐”。

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不属于旧京“城南”或者“宣南”的范围，而我自己却认同两“南”，甚至自号“城南旧货”，理由是我经常在午后的斜阳里踏着芳草去小红庙东南侧一个叫“城南旧货市场”的地方去淘书。这两年冷摊上珍稀的书籍难得露脸，然到底有一些旧东西能让人回忆以往的岁月，比如〈〈欧阳海之歌〉〉之类。欧阳海的名字在我这一代人眼里足以构成符号了。这个符号所产生的联想比极欲的消费主义要离阳光近一些。

从我家往东走一站过了广安门，就是北京城的发源地。有人在辽代城墙的角楼立了文物保护的牌子，更有人在金代宫殿的遗址上立了碑。在我，南线阁和北线阁的地名就足够引起遐想了。20年前我初访此地，一段残垣伸手可触摸；如今车水马龙，“北漂”的年轻人在此租住民宅，并没有多少人怀旧。我却因为“燕角楼”和“南线阁”之类的拐音比“烟阁”含蓄，刻了两枚藏书章当自己的东西用。假如你在报刊上看见哪个书影盖有这样字样的章，那跟“小同文馆”一样是我的标识，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再往东走半站，北侧就是顾亭林祠堂所在的报国寺了，也是一个可以淘旧书的地方。前些年读张中行老先生的散文，知道这里明清时代旧书的盛况不亚于琉璃厂，是文人喜欢光顾的地方。手边没有鲁迅日记；如果查一下的话，我想不难找到他在这里的踪迹。我自己在这里买到过插图极为精美的外文书如纽约“花园城市”版的〈〈文学的故事〉〉，典型的上世纪20年代朴拙风格的本子。近些日子在这里买到一本洋皮装的〈〈古兰经〉〉索引残本，阿拉伯文的。买的时候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事后去附近牛街清真寺请教大阿訇才知道的。因此也就在傍晚人少的时分领略了清真寺里的参天古木。若不是因为书，我不会有兴致专门来这里看古院里的树木，也就不会联想到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里所描写的老北京回民居住区的场景。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假如还有兴致再往东走一站，在一条叫“半截”的胡同里望南步行少许，你可以找到“绍兴会馆”，当年鲁迅先生抄古碑的地方，就是“我的窗外有一株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所指。胡同的东北现在临大街，东北角残存着谭嗣同故居，过往的人如果不留意，是朗诵不出“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相照两昆仑”的诗句来的。大家留意的可能是拔地而起的玻璃房写字楼。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我不敢自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走出书房散步的时候，在下班和买菜的人群里孑孓独行，方向常常是一个，向南走是旧货市场，向东走是报国寺。薄暮甚至微雨细霜里，抱着破书望北往西返的那个痴人不是别个，依然故我。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最早在中文里使用标点符号的人

(本文刊于2009年5月《中国收藏》杂志)

      潘小松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颇费神。

你说是“新式标点”吧，“五四运动”都过去90年了，怎么个“新”？何况沿用至今的标点符号，若追溯起来，要回到公元6-10世纪希伯莱MASORAH的《圣经》经文传统。希伯莱是东是西？所以，连“西式标点”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呢！

我们姑且允许“五四”时期的人用“新式标点”的说法。陈望道先生是《修辞学发凡》的作者，实打实的语言学家。他老人家又是继陈独秀之后《新青年》的编者和最早翻译中文《共产党宣言》的人。2006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陈望道先生纪念集》。我把书翻到第357页，看到陈光磊的文章“陈望道先生对现代中国语言学的历史贡献”。第358页最后一段：“他很早就注意到中文的标点问题，是最早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的学者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发表《标点之革新》（《学艺》第三卷）到一九二二年发表《新式标点用法概略》（《作文法讲义》附录）等多篇文章，为中文书面语进行标点革新即使用新式标点从学理上和实用上都作了研究和说明，为新式标点的确立和推行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我不是语言学家，对标点的问题并不在行。不过，我关注的两样东西多少跟这个话题沾边。一，我对“五四”前后的出版物很有兴趣，并且也搜罗了一些旧东西，尤其是工具书类的东西。二，我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感兴趣，尤其是传教士们在华从事的语言文字出版工作。我本能地感觉到，要想找最早把标点符号引进中国的人，必须从传教士文献入手。传教士或者说教会出版的书籍，我这里最早的只有1877年河间府教堂印刷的《汉拉字典》和19、20世纪之交的多种双语词典（主要是法汉、汉法）。这些工具书偶在中文里用“西式”句读，但不足以说明“引进”的问题。心台小友和衣羊小友约稿，我心里发虚，不敢应承。然而，终于经不住好奇心的诱惑，一连几天在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读各个时期出版物的标点符号。我发现1949年以前的出版物居然在使用标点符号方面各行其政。有的用顿号代替逗号，有的用“西式”句号“.”代替“。”。更有意思的是，被人认为最早使用“西式标点”的学者之一严复，他自己的译作《原富》1930年“上海统一书店”再版时居然两册书一“，”到底，别的符号都不用。一“。”到底的书以前见到的不少如“林译小说”。我手头有“广学会”世纪交替之际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线装一函八册，正文是一“、”到底。民国初年“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学生必读言文对照高等论说精华》，其“编辑大意”里已然对“新式标点”有了详细说明。此书的正文标点很“规范”，甚至符合现在的标准。民国元年出版的《新字典》线装十册，给人的感觉像《康熙字典》，尤其在标点方面。为了给读者直观的印象，我这里将书影附上请诸君自己感受一下。1943年“时代精神社”印行章士钊著《逻辑指要》，其正文也是一“。”到底。1949年8月初版的《国音字典》，有黎锦熙1948年11月写的“序”。这篇序可以说是1949年以前文字工作的总结：开了几次会、有谁参加、经费几何等等都全了；然而，它只强调语音的南北统一，未涉标点符号，尽管《国音字典》的标点很规范。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8月版的《新华字典》的“附录”里找到“标点符号用法”（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我相信这是全国统一标点符号的开端。

我在书桌上摊开旧书开始往电脑里敲打这篇文字时仍然没有通知两位约稿的小友我打算谈一谈这个话题了。不过，我相信她们收到我的稿子以后会很开心。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我又有了新的阅读发现。我可以跟衣羊小友说“我找到证据了！”最早将“西式标点”应用于中文的是英国来华传教的马礼逊（1782-1834）。1815年在另一个传教士米怜协助下，马礼逊创办了世上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份刊物到1821年停刊共办了六年。除了传播宗教、世界历史、科学知识，这本月刊的编者首次把“西式标点”引进中文。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里说：“这较五四时期新式标点符号在中国的推广要早一百年。”我是在张西平著〈〈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14页）一书里惊喜地看到这一故实的。它是我不负稿约的力量源泉，也是我草此小文的原由。“西式”或者“新式”标点是传教士引进中国的这个提法恐怕并不无依据。

马礼逊翻译《圣经》的事迹和编撰第一部汉英词典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他的《五车韵府》也是很了不起的著作。不过，他最早把“西式标点”引进中文并且用在中文最早的期刊里，知道的人不会太多。

2009年3月29日午间于

宣南小同文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