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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1 22:44

弹指一瞬回说收藏

来源: 中国商报 2009-09-24 生活

  1978年我父亲从海军转业,全家从“福建前线”小岛三都岛回到上海。1978年,整个三都岛上只有原基地司令家里有一台九寸黑白电视,那是老百姓好奇心的焦点,以前只在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上看见人家有电视机。与此同时,小岛上的柴火店成堆卖楠木柯木供你煮饭炒菜,谁也没有把木制家具当一回事。我常听父亲说,买那么多木头家具干嘛?将来都用塑料家具。当时部队军人服务社来一批“的确良”衬衫,很时髦并且紧俏,谁也不会想到日后追求纯棉衣服。种花弄草那时还是“资产阶级情调”,收藏是没有人提的,搞不好是会跟“四旧”联系到一起。倒是家家有老照片。因为没有电话,家家都习惯写信,今天集邮的人收罗的“破烂”那时谁家都能找出点来,更别说猪石槽和鸡食碗之类的了。学农时在过去的地主大院里席地而睡,谁也不琢磨窗户棱子可以收藏,桌子凳子可以换钱,更不会去哪个角落找线装善本。岛上只有一个书店,书店里最古的书是姚雪垠写的《李自成》。

  1979年我在上海闵行四中高中,印象是在江边码头一个报亭,明确记得买了徐迟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封面是蓝色的,有托尔斯泰头像。这本杂志今天还在办。如果现在有人找这期杂志,其行为当得收藏二字。我当时还干了一件事:把父亲单位发给干部阅读的《农业学大寨》之类的书骑车几十公里到“上海书店”卖了四块钱。四块钱当时可以买一套浩然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在南京东路不懂交规让警察叔叔把自行车扣了也不觉麻烦。人之初对什么事都不缺乏动力,怠惰大抵是因为见多了以后的餍足。有人之初的劲头,什么收藏事业都能成。上海书店今天还在福州路,不知还能买到我当年卖的《农业学大寨》否,如今那是“红色收藏”品。

  1980年我考上山东大学外文系。留学生楼就在我们教学楼隔壁。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找成堆的外国邮票。然而,老教堂后面的院子是我们女同学的宿舍,男生称之为“修道院”。教堂本身成了工厂。大家对拿多余的饭票去换葵花籽吃更感兴趣,谁也没有想到粮票会成为收藏品。第一枚猴票在邮局的门口卖8毛,定价是8分。嫌贵,不买!三块多钱买一本“豪华”邮册,其动力来自对工业设计的塑料质感的膜拜,相当于现在去后海酒吧街买手工牛皮笔记本。济南的齐鲁书社偶尔也去去,不过为的是买“内部发行”的《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定价 5快左右,相当于今天花500;还只是影印的字迹不清楚的本子。

  1984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社科院。我们的办公大楼离东单近。那时的“委托店”一对红木箱有艺术品质的,40块,没买。老式机械照相机等同今天卖二手数码相机的,没有人跟收藏家“起哄”。内务部街西口的中国书店更是买外文书的天堂。刘师傅时常会给你一些惊喜而40 多元的月收入也可以玩书,也敢花一个月的薪水买同治版的《说文解字》四大函,带木板书夹的。那时倒是现在廉价的英文平装畅销小说昂贵。手里拿一册畅销外文书在女子那里有如男子手里有“大哥大”者。随后几年,大爷大妈开始订购集邮年册,收藏遂兴,至有物无不藏者:电视里宣传收藏钥匙链的;有一个小日本满胡同寻找“门墩子”;出国的人攒XO洋酒。我有个同事开始收集各国硬币。

  不记得1989年还用不用粮票。但是,那时人追求冰箱彩电更甚于古董是肯定的。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的档案据说是弄了两卡车当废纸卖换了三台电视。今天,一页李氏档案可以换一台电视。

  (潘小松)
 
2009-07-06 18:07

                     波士顿记忆

                       潘小松

我对波士顿的记忆也是淘书的经历唤起的。1990年秋天到1991年秋天我在与麻省理工学院隔查尔斯河相望的波士顿大学美国研究系当“访问学者”,较闲散自由,而我赁屋而居的贝肯街除了是轻轨的干线要道,还多的是传统的杂货店和旧书店。细想一下,那一年我居然多半是在旧书店里“泡”掉的。我租住的古老房屋有三百年的历史,如今除了如何用粘胶盒子灭蟑螂和那个40年代生产的笨重冰箱,记忆中只有傍晚必访的北邻BOSTON BOOKANNEX。这是离我最近的旧书店。常在店里看摊的小伙子叫林奇,荷兰裔美国人,喜欢出海打渔胜过卖旧书。我今天还能咂摸出麦当劳汉堡包的味道,要感谢林奇。他常拿麦当劳当晚饭,每饭后必说IT WAS A GOOD DINNER!林奇很能和来店里的人交流,有时甚至在店里的后书库泡妞。这些都是他夸口告诉我的。他喜欢海的题材的书籍,尤其是ROCKWELL KENT的插图。我至今看重肯特的插图,有一半是因为肯特让我想起林奇。1998年和1999年我有两次又在波士顿经月逗留,然而,并没有打听到林奇的下落,也许他毕业后真的出海打渔去了。

布鲁克兰巷的那个旧书店忘了名字。假如心情好而又遇上阴雨的天气,我会乘轻轨去那里。店面不大。守店的老头话也不多:JUST NO BUSINESS是他的牢骚口头禅。我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把两册插图本的《十日谈》让给了他。这是我记忆中唯一跟他过手的买卖。我时常从这里前往BRANDEIS大学,那里有间半地下室,几个老太太在屋子里卖旧书。不记得买过什么了。只是其中一个老太太让我吃自己烘焙的饼干的事情印象很深。波士顿学院很符合我的私立学校的想象,可惜我对那里的记忆只有绿色的草坪。

市里的旧书店我经常去“维克多·雨果”那家。所处的街道一时失忆,总之是有欧洲的风韵,街边多咖啡馆和画廊。店主永远在给书衣加塑料封皮。碰上礼拜五,附近的希腊馆子会排上长龙。玻璃橱窗内的人点着蜡烛晚餐,玻璃橱窗外的人拿里面的美人当风景看,这本身就很符合颓废派诗歌的城市意境了,何况酒的颜色很浓,不亚于唇和指甲乃至高跟鞋的颜色。相比之下,书的文字和插图都远没有现实原汁原味。我对雨果书店的记忆只在咖啡店和酒廊餐厅的裹夹中,可见人对书的依赖并不那样浓烈。

BRATTLE 书店离CHINA TOWN很近,离爱伦·坡巷也很近。店主当年40出头,学化学出身,店是父亲传给他的。柜台旁边有许多剪报。我由此知道老店主有全城“施书”的善举。想象一下,车到哪儿,免费的书就散到哪儿!小店主家客厅的厕所里都是满墙的书,如厕的人有闲心就有善本书可看。在书籍消费方面奢侈如我,还未曾经历这个。

乘红线轻轨到哈佛广场,这里也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历史遗迹太多,所以大部分呆过一阵子的人除了COOP,并不容易唤起书的记忆。我对这里念念不忘的是诗人朗费罗的故居。前后相隔七年的两个红叶秋天,我来到这里寻找诗人的行迹。然而,留在脑子里的只有黄色的墙和黑色的窗户,连WAYSIDE INN的影子也没有寻到。大概这就是诗吧,现实里没有,书里有。我是三个百年本子《朗费罗诗集》的拥有者,我很难解释这样的机缘凑巧。朗费罗的故居里也未必有这么整齐的三本诗集。三本诗集的铜板故居扉页是我最喜欢和熟悉的场景,比诗人的肖像还让人感觉亲切。

 
2009-06-29 17:37

                    含着泪水的笑声

              ——为果戈理诞辰200周年而作

                        潘小松

                         

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我这一代人的启蒙读物。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乃至高尔基在我辈的记忆里都不只是“外国作家”之类的标签这样简单。至少在我,许多浪漫的遐思和文学的想象、现实生活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身份的觉悟是通过阅读俄罗斯文学感知的。因此,十年前在潘家园的旧书摊或者在中国书店的各个门市部,只要看见俄罗斯经典作家的作品,我总是不自觉地抽出摩挲,付钱买回家。有一阵子,俄语书籍竟至于廉价到比废纸略值些许。我竟然放肆到把百科全书之类的东西拉回家当砖头砌阳台,要不就把里面的铜板插图撕下来当画片看,把文字部分全当垃圾扔掉。理由是工具书太占地方。假如你有兴趣而又有体力,在我的书柜里能翻出数百张这样的“画片”,起码都是半个世纪以上的东西。有一位当年住在同一个楼里的老图书馆员跟我说,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五十年以上的印刷品算是文物了。十年前,不知缘何,我们玩旧书的就这样对待俄文的“文物”。不过,我到底还是保留了许多俄文名著;果戈理的《死魂灵》、《密尔格拉得》和《狄康卡近乡夜话》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今年是“俄语年”,恰又逢果戈理(1809-1852)诞辰2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2009年为“果戈理年”。坊间除了一本蓝英年先生翻译的《回忆果戈理》(200812月东方出版社),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纪念形式。我是偶然读了《博览群书》(20093月)上鲁迅博物馆孙郁先生的文章“果戈理之音”之后,才想着写点什么以为纪念。

《死魂灵》初版于1842年。出版单行本前,果戈理在历史学家、作家波戈金(1800-1875)教授家里寄食。他在朋友家里食俗是从来不交钱的。波戈金不在乎果戈里白吃白住,毕竟天才的作家给他家带来荣耀。关系好的时候,甚至把两个妹妹叫来小住也不妨事。果戈理此前在意大利,也是寄食有钱的朋友家里。南欧的阳光惯坏了他,夏天里也觉得俄罗斯冷。所以,他在波戈金家里占据着楼上光线最好的房间;从凌晨300到下午300都有日照。波戈金的儿子回忆道,自己经常充当果戈理的差役。然而,一件涉及《死魂灵》的事情使客人和主人的关系闹僵了。波氏想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优先发表《死魂灵》部分章节,果戈理就是不同意。两人开始不说话,有事就通过仆人沟通。果戈理终于离开。波戈金说自己卸掉了一个包袱。

果戈理创作态度极其严肃。他经常焚烧手稿,这方面是出了名的。假如不是他自己把《死魂灵》第二部扔进壁炉里,我们今天看见的文本恐怕是另一个样子。“没有任何东西比勇敢地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透视一个作家的心灵了。”然而,为了发表作品,果戈理据说是乞乞科夫般不择手段的,有时侯是连伪慈善广告的手法都用的。

《死魂灵》的素材是作者生活的时代的普遍社会现象,就像他的喜剧作品《钦差大臣》的故事一样。然而,果戈理却说写这两个作品是受到普希金的启发。普希金自己也表示,在果戈理这样的“窥探”天才面前,有什么创作的想法是不能多说的。普希金对果戈理是抬举有加,后者年轻气盛时有忤逆,他并不介意。普希金决斗身亡后,果戈理深感普氏生前对自己的善意,怀念之情油然而生。

90后的青年读不读《死魂灵》?我很想知道在这一代人眼里《死魂灵》这样的所谓“世界文学名著”是个什么东西。在我这里,有两样东西让我看中《死魂灵》。一个是鲁迅先生晚年花了心力翻译《死魂灵》并张罗《死魂灵百图》的出版事宜。一个是我对果戈理的民间语言采风工作非常感兴趣。果戈理经常记录所见所闻,尤其是各种人的语言风格。他曾经想编一本俄罗斯语言大全。据说这方面的手稿保存至今。《死魂灵》的读者是有机会领教果戈理作品的语言魅力的。我在大学里学国两年俄语,现在差不多都就饭吃了。然而,我却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原文《死魂灵》,目的就是想享受一下英译本和中文本里领略不到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大餐。

《死魂灵》1842年初版时果戈理33岁,1846年再版时他37岁。不知是阅历的增加还是别的什么,第二版轮到他自己设计扉页。这个扉页内容的丰富是当得《死魂灵》导读的。“人人丛书”1996年英译本《死魂灵》的“前言”居然花了一页的篇幅描述果戈理的扉页设计。英译本的导读遗憾地表示《死魂灵》第一部是果戈理的绝响。1845年和1852年作者死前一个星期,有两个第二部的手稿被扔进壁炉里。个别篇章幸存于果戈理的遗物并于1855年发表,但读者等待的《死魂灵》续篇始终没有完成。有人将之归因于果戈理晚年思想的保守倾向。我们姑妄听之。反正文学史上未完成的杰作不止《死魂灵》一部。

果戈理时代最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1835年就预言果戈理将写出“真正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在他眼里,果戈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诗人。

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都给读者带来笑声。笑声背后是哀沉的社会现实。所以,有人说这是“含着泪水的笑声”。我最近才知道,这话是卢那察尔斯基说的。

                    

果戈理若地下有知,看到我用数叨所搜集《死魂灵》版本的方式来纪念他诞辰200周年,一定会笑出眼泪。我还真有几本印刷精美的《死魂灵》,其中194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的还是王子野先生的旧藏。这本书布面精装,32开;扉页有“王子野”印戳,另有手迹“纪念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195242”。莫斯科-列宁格勒1953年版16开插图本《死魂灵》是我3年前在隆福寺中国书店买的,彼时价格已然是烫手的300元。要是在10年前的潘家园或者中国书店任何一个门市,30元可得。我还有一本1955年莫斯科版32开本《死魂灵》,里面的插图虽然没有上一本讲究,但灰色布封面上的乞乞科夫肖像却十分可人,有爱不释手的感觉。1996年“人人丛书”版英译本是买来读的,绛红色的布面也是喜欢摩挲把玩的理由。我印象里英文书只有“人人”提供作家年谱,读者受惠不浅,同时显示编者的用心。比如,我很快从这本《死魂灵》里的“果戈理年谱”中查到《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得》这两本乌克兰题材的果戈理小说集是分别于1831年和1835年发表的。

1831年夏天,一个年轻人走进圣彼得堡的一家印刷作坊,他惊奇地发现排字工人一边在干活一边在发笑。老板告诉他说:你送来发表的东西很有趣,工人们很喜欢。“东西”就是《近乡夜话》,此年轻人就是果戈理。果戈理跟普希金描述这件事时得意地说:“我是个符合普通人口味的作家。”〈〈近乡夜话〉〉是果戈理笔下勇敢美丽可爱的乌克兰青年男女的故事。当然,也有民间传说传奇,富有诗歌的韵味和幽默感。果戈理的〈〈近乡夜话〉〉很有浪漫色彩,但也不失乌克兰乡村生活的真实。我收藏的英译本是苏联“外语出版社”出版的,装帧设计民间工艺色彩很浓,题头文尾插图都漂亮。

〈〈密尔格拉得〉〉是〈〈近乡夜话〉〉的续集。第一部收〈〈旧时地主〉〉和〈〈塔拉斯·布尔巴〉〉;第二部收〈〈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苏联“外语出版社”英译本之外,我藏有19364月初版19533月九版孟十还翻译的中文本。这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的“译文丛书”果戈理选集之一。17年里九版统共印了13000本。

我这里想着重提一下〈〈塔拉斯·布尔巴〉〉。这个故事果戈理后来改写过并且出了单行本。我在〈〈果戈理肖像、插图和文献〉〉(1959年莫斯科版巨册)里看到两幅彩色铜版画,印象极深,很有冲击力。简单地概括一下。乌克兰人和波兰人打仗。身为哥萨克的布尔巴的儿子安德列却因为自己的情人是个波兰姑娘而入敌人的阵营。塔拉斯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塔拉斯和安德列”是索克洛娃1861年画的;另一幅马上驰骋的“塔拉斯·布尔巴”是格拉希莫娃1952年画的。

1960年苏联科学院为纪念果戈理诞辰150周年(1809-1959)出版5卷本〈〈果戈理文集〉〉。这套兰色布面精装袖珍本书籍也很可人,可惜我只搜罗到其中四本。

果戈理的肖像我见过许多种。有时把两祯像放在一起看,你都不敢相信画上的人是同一个人。果戈理的作品无论单行本还是文集,扉页前总是有他的肖像,这肖像给书籍本身增色不少。

20019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杨永德编著的〈〈鲁迅装帧系年〉〉。我在这本书的图录里看到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解放前的两个版本的书影封面。眼下找这两个本子大概不是一件容易办的事情。孙郁先生说,希望在鲁迅博物馆立一尊果戈理的塑像。我觉得那敢情好。毕竟,鲁迅先生是果戈理的中国知音,他最懂得“含着泪水的笑声”。

 
2009-05-29 05:53
闲读小品文
作者:薛敏 日期:2009-3-6 13:36:30 来源:泰州日报 字体【
    当年上高中读 《陈涉世家》,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我自知是缺乏鸿鹄之志的。这表现在许多方面,即以读书而论,我喜欢小品文,喜欢小品文中洋溢着的散淡意味。
    小品文像风味小吃,像音乐小品,读来轻松散淡,能让人愉快地度过每一天。小品文也像小酒一杯,像小菜一碟,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读读小品文,让人以一颗宁静的心把小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小品文看多了,看上瘾了,竟觉得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诗意的散淡。
    有时候,面对春天的丝丝小雨,冬天的飘飘小雪,面对一朵小小的野花,一条清清溪流,就好像是面对一篇篇精致优雅的小品文。
    有时候在超市,在工艺品商店,看到福建、广东一带那种喝功夫茶的小茶盅,欣赏不已,那感觉就像是读一篇篇散文小品。走在泰州老街,走在泰州的桃园、柳园、梅园,也像是走在我喜欢的小品文的意境之中。
    小品文为人们提供了生活中许许多多的小细节,小情感,小哲理,小浪漫,就像小小的工艺品,小小的书法条幅,凝聚着智慧,凝聚着美,让人赏心悦目。
    读潘小松的 《书梦依旧》一书,其中收录两篇谈散文的文章,写得很潇洒,很自在,题目就极有韵味:一则题为 《闲着是看散文的时候》,另一则题为 《散文铺就的生活》。在商场,在官场,在情场,不少人急急匆匆,忙忙碌碌,很难有闲暇,即使想寻求闲暇,去泡吧,去泡澡,或者泡其它什么,也很难真正让自己的身心闲静下来。与其如此,不如偷闲看看小品文,享受一分小品文铺就的生活。
    历史是一条长河,普通人的人生就像是一条小溪。做一条快乐的小溪,一条纯净的小溪,一条有着游鱼细石的小溪。在生活中,我喜欢散文,夸大一点,推而广之来说,我喜欢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是智慧,是抚慰,是忘忧草,是含笑花,是人生的精神支柱、快乐源泉。
 
2009-05-04 18:49

                  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潘小松

潘小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译有本雅明著《莫斯科日记·柏林纪事》等十来本书,写有随笔集《书梦依旧》。喜欢藏书。本职工作是美国文化研究。博客网址:

http://blog.sina.com.cn/nestpen

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是搜集旧书的行为。数九寒冬,严夏酷暑,甚至大年初一都没有阻挡过我去冷摊淘书。偶有收获,那高兴劲儿,只有同好能体会,不足为外人道。人笑我痴,“回也不改其乐”。

我现在住的地方其实不属于旧京“城南”或者“宣南”的范围,而我自己却认同两“南”,甚至自号“城南旧货”,理由是我经常在午后的斜阳里踏着芳草去小红庙东南侧一个叫“城南旧货市场”的地方去淘书。这两年冷摊上珍稀的书籍难得露脸,然到底有一些旧东西能让人回忆以往的岁月,比如〈〈欧阳海之歌〉〉之类。欧阳海的名字在我这一代人眼里足以构成符号了。这个符号所产生的联想比极欲的消费主义要离阳光近一些。

从我家往东走一站过了广安门,就是北京城的发源地。有人在辽代城墙的角楼立了文物保护的牌子,更有人在金代宫殿的遗址上立了碑。在我,南线阁和北线阁的地名就足够引起遐想了。20年前我初访此地,一段残垣伸手可触摸;如今车水马龙,“北漂”的年轻人在此租住民宅,并没有多少人怀旧。我却因为“燕角楼”和“南线阁”之类的拐音比“烟阁”含蓄,刻了两枚藏书章当自己的东西用。假如你在报刊上看见哪个书影盖有这样字样的章,那跟“小同文馆”一样是我的标识,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再往东走半站,北侧就是顾亭林祠堂所在的报国寺了,也是一个可以淘旧书的地方。前些年读张中行老先生的散文,知道这里明清时代旧书的盛况不亚于琉璃厂,是文人喜欢光顾的地方。手边没有鲁迅日记;如果查一下的话,我想不难找到他在这里的踪迹。我自己在这里买到过插图极为精美的外文书如纽约“花园城市”版的〈〈文学的故事〉〉,典型的上世纪20年代朴拙风格的本子。近些日子在这里买到一本洋皮装的〈〈古兰经〉〉索引残本,阿拉伯文的。买的时候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事后去附近牛街清真寺请教大阿訇才知道的。因此也就在傍晚人少的时分领略了清真寺里的参天古木。若不是因为书,我不会有兴致专门来这里看古院里的树木,也就不会联想到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里所描写的老北京回民居住区的场景。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假如还有兴致再往东走一站,在一条叫“半截”的胡同里望南步行少许,你可以找到“绍兴会馆”,当年鲁迅先生抄古碑的地方,就是“我的窗外有一株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所指。胡同的东北现在临大街,东北角残存着谭嗣同故居,过往的人如果不留意,是朗诵不出“我自横刀向天笑,肝胆相照两昆仑”的诗句来的。大家留意的可能是拔地而起的玻璃房写字楼。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我不敢自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傍晚走出书房散步的时候,在下班和买菜的人群里孑孓独行,方向常常是一个,向南走是旧货市场,向东走是报国寺。薄暮甚至微雨细霜里,抱着破书望北往西返的那个痴人不是别个,依然故我。这是我生活里比较阳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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