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是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网络商在端口处做了文章.比如单位为了限制职工上聊天室,会封闭端口,有些网络商可能为限制流量,以减轻网络压力而限制UC登录端口.

这种情况下,你登录其他任何网页是没有问题的.唯独不能登录UC聊天室或登录聊天室界面.

有网商欺负客户不懂,便以你的电脑有病毒,网络拥挤等等解释糊弄你.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有病毒,你恢复了系统或查杀完病毒后应立即可以登录,拥挤会使你登录慢一些,也不会出现登陆一会就掉.

我所遇到过的封或限端口问题有两次了.均是网络商所为. 不信,你可以抱着你的主机,到别的网络下试试,一眼全可以看出是端口被限制了.

所以,当出现这样的问题后,直接找网络商解决.

          就目前而言,网络中,不少朋友,往往只摆问题,却不思考问题的根本原因,更不愿意思考如何脚踏实地的去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看起来言论汹汹,却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实在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当然,有些事令人愤慨,发发牢骚也在所难免.但一味如此,又于事何补呢?温总理的"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就是希望我们能更多地提出合理化建议,以使中央政府做好工作.

           不以民生为基础的言论是没有生命力的,不以法制为核心的倡导皆属于空谈. 所以,让我们理性起来,成熟起来,学会从民生问题入手,从法制的高度探索解决办法,为国分忧,为民解难.真正思考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对于国家,百姓都是有利的.

　　这是不行的，对持这种“观念”的干部，应当把他们撤换掉。什么启蒙，什么思想教育，都是没有用的。

　　这些官员，一说成绩多么大，就振振有词。2004年税收成绩很大呀，他们就把2.5万亿元拿出来挂在嘴边。一说要对人民实行社会保障，要拿出钱出来办教育，要对人民实行医疗保障，他们就三缄其口，或者闷声不吭。国家的财政收入，用在人民的各种“保障”上，其实才正是用对了地方。外国都是这样。但无论是医疗设施的建设上，在医院的运作维持上，人民的医疗费报销上，国家都没有宣布大幅度增加投入。

　　也可能有人会说，人们指望国家官员把医院办好，是不正确的，要让私人企业家来办，效益才会好。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熟悉的声音。但这声音是站在“医院经济效益”方面来考虑的，不是站在病人、及其背后的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

　　当然，我想，人们并不会是认为“国家”办事就一定能办好，人民应当没有这个奢望。因为人们已经知道，许多国家领导干部们智慧不足，只有捞钱的劲头十足，要把贪得的钱财转移国外，他们就很有办法。这是制度的产物。但是我想，如果国家能从2.5万亿元的财税收入中拿出一点点来，投向医疗，减轻人民的“重负”，而不是把从人民手中收来的税收大都用来“投资”，或者用来给那些贪官污吏贪污、及向国外转移钱财提供“物质基础”，那就应当谢天谢地了。

作风大转变    务实出成效

——县法律援助中心以民为本办实事纪实

5月4日刚上班，县法律援助中心突然进来两位手捧锦旗的一男一女，男的走路一瘸一拐，被女人扶着。只见他们走向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然后将写着“关爱弱势群体，共创和谐社会”的锦旗郑重地递到党组书记、局长丁德周同志手中，非常激动的说：谢谢！谢谢法律援助中心。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也让我们对以后的生活重燃希望！

原来，来人叫冯元，是四川省西充县的一农民，这些年来一直在盐亭从事装修业，2007年2月，他搭乘雇主的摩托车去购买原材料，路上与一轿车相撞，冯元受重伤，在华西医院治疗。出事后，雇方逃得无影无踪，轿车车主仅在支付了华西医院的一部份治疗费用后也不再过问。冯元一直在帮人做工，本身经济条件不好，妻子帮人打打小工，挣点小钱，维持生计，家中有一个64岁的老父亲和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家里经济条件本就不好。为了治伤，他们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钱，东拼西凑，勉强支付了医院的住院费用。在面临第三期手术时，所要的手术费用一万伍仟元却再也无法筹到。而两位肇事后，一个逃之夭夭，一位不闻不问，他们实在被逼无奈，只有来请求法律援助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面对求助，法律援助中心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立刻受理了他们的援助申请，并指派中心工作人员周茗鸢对此案进行援助。一是积极帮助经济窘迫的当事人起诉，二是协助当事人去做了伤残鉴定，三是走访了大量的知情人全面了解案情。同时，深入调查，取得了充足材料。以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赔偿金，经法院判定各项赔偿费用总计十余万元。判决生效后，小周又积极协助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现在当事人已拿大部份赔偿款共六万元。为求助者维护了合法权益。

法援工作人员雷厉风行、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是“三大主题”活动成效的真正体现。

          

假如中国也设个“斯黛拉奖” 沈 栖

自1994年始，美国民意团体设立了一个“斯黛拉奖”，每年颁奖给全美最离奇的民事赔偿案。届时，万众瞩目，其关注度并不亚于文学、科技之类的评奖。    这是一个以“麦当劳咖啡案”当事人命名的奖项。1992年2月，年望八秩的斯黛拉·莉柏克搭乘外孙驾驶的轿车，在麦当劳买了一杯热咖啡，车驶离餐馆后，斯黛拉把咖啡杯放在双膝之间，左手拿着奶粉袋和糖袋，右手试图打开杯盖，一不小心，整杯热咖啡泼在两腿之间，并流到了脚部，致使占全身6％的皮肤三度烫伤。斯黛拉一纸诉状将麦当劳告上法庭，法院判其胜诉。这场历时一年的民事赔偿案轰动全美乃至全球。    法院判决斯黛拉胜诉、麦当劳败诉，主要的理由有两点：一、麦当劳咖啡的温度高达82至86摄氏度（饮用时口感最佳），比同业整整高出了10至16摄氏度。全美快餐业各巨头都主动降低了咖啡的饮用温度，唯独麦当劳一家店欺客；二、麦当劳一方面出售“高温咖啡”，另方面又没在店堂内或咖啡杯上注明“高温热饮，小心烫伤”之类的警告，况且麦当劳使用的又是价廉简陋的一次性纸杯，很容易因意外失手导致咖啡泼洒，烫伤当事人。据此，法院依法支持原告诉求。经判决，麦当劳偿付斯黛拉20万美元“补偿性赔偿”，鉴于斯黛拉不慎失手，亦应对事故承担20％的责任，故麦当劳实际赔付16万美元。    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在判麦当劳偿付斯黛拉16万美元“补偿性赔偿”时，又判麦当劳偿付斯黛拉48万美元“惩罚性赔偿”。因为，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发现麦当劳犯有比热咖啡烫伤人更严重的侵权行为。    斯黛拉及其代理律师提出请求：由法院责令麦当劳必须公开内部秘密文件和统计数据，查明麦当劳在1982年至1992年10月期间共发生此类案件及其投诉、诉讼、和解的情况，以回答麦当劳咖啡烫伤人是个案还是惯例。结果查明10年期间共有此类案件700余起，平均每年偿付赔偿5万美元。    斯黛拉的律师分析：麦当劳每年售出大约10亿杯咖啡，10年来共售出100亿杯。700余起此类案件相比100亿杯咖啡，两者数字悬殊，即平均每1亿杯出现7起烫伤事故，事故率为0.0000007％，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10年间毕竟有700余位消费者因咖啡难以置信的高温而无故烫伤，对这700余位消费者来说，便是每人的100％伤害。更为令人切齿的是，麦当劳在10年间从未就“高温咖啡”与烫伤事故频发之间的关系咨询过相关专家，并予以防微杜渐，以绝后患。麦当劳对消费者权益如此冷漠无情，对消费者投诉如此置若罔闻，法院在认定事实基本恰当的基础上，判麦当劳偿付斯黛拉48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麦当劳上诉无效。    斯黛拉所获取的“惩罚性赔偿”比“补偿性赔偿”高出三倍。由“麦当劳咖啡案”而开启了赔偿先例的“惩罚性赔偿”，其目的并非局限于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而是以求用严厉惩罚，对肇事企业起到惩前毖后、杜绝后患的警悚作用，对同行起到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威慑作用。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捍卫法律的尊严和确实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才能最终形成井然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善待消费者的从业道德。全美一年一度的“斯黛拉奖”，其宗旨也许在于这一点。    反观中国商界，市场经济活跃了经济社会，但目前市场经济仍处于培育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体制不全、机制不强、制度不力的弊端。一些不法企业、贪婪之徒费尽心机，把利润置于公众利益之上，在产品质量和顾客服务方面玩奸耍滑，坑害消费者。虽说我们已与国际接轨，有了一个“3·15”，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在民事赔偿法规改革方面左顾右盼，举步维艰，例如《消法》仅规定“退一赔一”的所谓“惩罚性”条款，这种画地为牢的赔偿法规，既不能有效地补偿受害者的全部经济损失，也不能严惩不法分子的商业欺诈行为，更不能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构建和谐社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理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借鉴国外民事赔偿制度的成果和经验，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今年“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修改《消法》第49条“退一赔一”的规定，扩大民事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标准，中国法学界有识之士也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建立中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提出可行性意见。这是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过程中，杜绝假货、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的必备举措。    在中国也设一个“斯黛拉奖”，如何？

　　理由是：苏东坡被贬徐州时，带领百姓抗洪救灾；被贬杭州时，治理西湖；被贬惠州时，当地一时病毒蔓延，他立即推动种药修桥，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被贬海南，在人生最低谷，还不忘帮助百姓革除陋习，推广农业技术，招收学生培养人才。由于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苏东坡吃尽苦头，但无怨无悔、不计前嫌，两位巨人最后相逢一笑，泯却恩仇。跟这样的人做同胞，何等自豪！

没有现代公民意识

　　正当我得意之际，这位作家突然话锋一转：你们这一代大陆人只有现代消费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你们只知道埋怨体制，谴责黑心企业，可自己有具体的公民行动吗？鲁迅解剖别人时，更严格地解剖自己；胡适更是刚柔并济，既倡导民主自由，也跟蒋介石沟通交流。你们只知道摇头叹气，没有反省过自己。

　　我沉思良久：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也掌握了一些话语权，但与普通公民相比并不具备更高的公民素养，更不了解沟通的方法和意义，导致社会纠错机制坏死，公众与政府之间互相猜疑，甚至互相防备。

　　中国未来的改革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全靠政治手段，凡事政治化，将一切问题都推给体制，公众越来越不能宽恕执政者，而执政者不敢推动政治改革，双方最后水火不容，鱼死网破，导致国家陷入混乱。另一种选择是：执政者与公众适当妥协，互相体谅，比如先争取自由暂缓民主，先开放报禁不开党禁，以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循序渐进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通过毒奶事件，人们发现半官方的奶业协会形同虚设。当政府拿起“社会责任感”的大棒千篇一律禁止食品涨价却不提任何配套政策时，它也随声附和，对原料上涨和奶农的困境漠不关心，对行业内普遍弄虚作假的现象更是视而不见。尽管铁路、电信、电力、医疗等垄断行业招致天怨人怒，可垄断依旧铁板一块，民营化遥遥无期。半官方的消费者协会根本无法保障消费者权益。

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

　　知识分子是否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联合民间专业人士和民营企业，出面组建一些山寨版的行业协会和民间消费者协会？

理性中道的民间组织只会减轻政府负担，化解各种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厦门PX污染项目的成功停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与当地民众和政府积极沟通的结果。重庆市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后，市委书记薄熙来立即邀请司机代表对话，鼓励建立司机工会，对话现场全程电视直播。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从制度层面正视问题。过分的悲观，其实只是懒惰的借口。

　　笔者希望知识分子在批评政府时，也应学会与政府沟通合作。无论是推动铁路民营化、直选人大代表，还是废除高考招生户籍歧视制度，新一代知识分子都有极大的挥洒空间。公民行动是为了带动变革风潮，减轻政府负担，推动社会和谐，不是为了使社会走向分裂，更不是为了将执政者逼进墙角。

　　因此，知识分子也应设身处地为执政者着想。公民运动需要传播大爱，必须扬弃暴力、仇恨和敌意。急剧转型的中国需要沟通，更需要妥协和宽恕。民主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从一点一滴开始唤醒国人的公民意识。

　　中国不需要居高临下的救世主，但需要能伸能屈的苏东坡。二十一世纪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应停留在愤青和怨妇的层次，而应从先贤的经验中汲取爱与智慧，明哲保身或者愤世嫉俗都无济于事。

作者是文化企业主http://www.zaobao.com/yl/tx090128_502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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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UC聊天工具及免费申请号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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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偶然，一次闲逛，路遇一老者在田间采野菜．无意中聊起本人爱患口腔溃疡的问题，老者说：＂常挖些苦菜连着根，回去用七八十度热水烫一下，吃饭时，蘸着甜面酱当菜吃就可以治好＂．

因而，没事时就常去菜一些回来，按老者说法吃．后来，自己吃上了苦瓜，做法像做其他菜一样，花生油，酱油，三四条苦瓜切片（注意选择长的不太好的那种，一般较小，因为这一种，水分少．很青很大的那种不要），一到二两肉片（肥瘦均可），干炒，快起锅时，放入拍好的几瓣大蒜．些许精盐味精（注意不要放醋）．

吃了半年多之后（苦菜夏秋都有），竟再也没有患过口腔溃疡．现在已十几年了，没复发过．

前不久，本人曾写一篇 《刑不上高管”背离宪法原则》的博文，对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在全国经侦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内需保持社会稳定提出的“对企业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谬论进行了批驳。指出，这是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人治思想的现代版。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时隔不到一个月，郑少东这位想方设法对企业高管犯罪给予保护的公安部大人物却因受贿出事了。据《财经》杂志19日报道 ，2009年1月12日，中央纪委办案人员将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带走，以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对两人实施“双规”审查。19日腾讯网也挂出了《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疑涉黄光裕案被带走调查》的新闻。

　　在2008年12月23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经侦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郑少东大人讲话要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各级公安经侦部门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此后，广东省检察院步步紧跟，迅速出台了针对企业高管犯罪问题的“10条意见”，与郑少东大人的讲话如出一辙。这一蔑视法律的做法，不仅让百姓愤愤不平，也让法律界感到脸红。

　　做事要善始善终。忠言在郑少东出事前写了一篇，出事后自然也应写一篇才算有头有尾。之前，我写的《“刑不上高管”违背宪法原则》一文，重点批驳了郑少东大人刻意保护企业高管犯罪讲话的荒谬。而郑少东先生因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被双轨的事件本身，也就为他为什么要提出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执法政策，提供了最好的谜底和注脚。

　　有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当初郑少东那篇臭名昭著的讲话一发表，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你公安系统是干什么的?公安顾名思义就是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说白了就是猫，职责就是拿“耗子”。而郑大人却打着保障就业、维护稳定的旗号，为猫抓耗子设置了许多条条匡匡，变相地包庇纵容经济犯罪，尚若不是与犯罪分子同流合污，岂能如此冒天下之在不违，置法律尊严于不顾地为“耗子”说话?可见，此公早已是上了贼船，与腐败分子同坐一个板凳的人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亦能磨推鬼”。郑少东讲话的时候，正是检察机关查办黄光裕案的关键时期。郑少东拿了人家的巨额贿赂，自然要设法替人家消灾。不过现在看来，郑少东为人消灾的办法确实是机关算尽，登峰造极，把手中掌握的公权利用到了极致，甚至胆大包天地不惜以摧毁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为代价。可见，金钱的魅力如此之大，足能把一个人变成走狗，让一个官员丧尽天良。

　　郑少东的讲话和所作所为，不能不让我们担忧，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党和政府的代理人，正在企图通过理论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途径和形式对他们的腐败行为和不正当利益给予保护，他们已经撕去了伪善的面纱，变的越来越厚颜无耻和歇斯底里。广东省检察院针对高管犯罪问题出台的“十条意见”，与郑少东讲话一丘之貉。其背后是否有什么猫腻?没准检察院里的“猫”们也护卫着一窝窝的硕鼠呢?

　　让人欣慰的是，就在郑少东讲话后的第三天，胡锦1涛总1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1央政1治1局会议，听取中1央纪1律检1查委员会工作汇报，分析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形势，研究部署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强调，2009年要“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化治本抓源头工作”。

　　中央政治局反腐会议是对郑少东讲话的否定。人们相信党和政府不会对经济犯罪放任不管，更不会包庇迁就。 郑少东大人的落马，让人们看到了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是对经济犯罪分子以及为其提供保护伞的贪官污吏们的极大震慑。维护法律尊严，否定郑少东讲话，毫不留情地严厉打击和惩办一切违法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世界经理人博客http://blog.icxo.com)也才能够真正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